昨(12)日湖北武漢市《長江日報》刊發署名評論員文章，題為《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文章一出，立刻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關注度甚至超過疫情本身。
我看了網絡上很多網友對這個稿子的冷嘲熱諷，他們已經說過的就不重複了，這裡僅僅想談一下，“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到底什麼意思。
我沒讀過原文，看的是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09.11-1969.08.06)《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重慶出版社，1993)，因此，也就更難以去請教他本人，這話到底該做何理解。
但既然是作為寫字為生的人，總知道些常識。
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納粹德國時期建立的勞動營和滅絕營之一，素有"死亡工廠"之稱，其遺址位於波蘭南方的小城奧斯威辛，距波蘭首都華沙300多公里。大約有110萬人在這一集中營被殺害，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1947年7月2日，波蘭國會立法將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闢為殉難者紀念館;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
知道了這個，我們再來弄明白，“詩”是什麼?或者直接發問“如果不寫詩，我們該寫什麼?”
如果把人類的語言分成兩個大類，無疑就分為“感性的語言”與“理性的語言”。
而詩，無疑居於“感性的語言”的巔峰。
與之相對，居於“理性的語言”的巔峰的，無疑是哲學的思辨與法律(控訴、辯護、判決)語言。
而哲學家寫文章，有的寫成純理性的思辨語言，比如馬可奧勒留、斯賓諾莎、康德，你讀《沉思錄》、《倫理學》、《實踐理性批判》，讀起來特別燒腦，讀不到詩性的享受;而另外有些哲學家，寫的卻很感性，比如蒙田、加繆、薩特等，他們大量作品就是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散文詩等。
西奧多·阿多諾，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年很可能寫了很多詩性的也就是感性的作品，但在深入瞭解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他“切身感受”到，從此不想再寫詩。因此說，寫詩是野蠻的。
不寫詩，那麼，寫什麼呢?
顯然，那就只能寫哲學的思辨文章，或者法律語言的審判文章(文書)。從而對這種罪惡、人道主義災難到底是怎麼產生的，進行全方位的、深入地剖析與反思。
因為，哲學家都會面臨一個兩難問題：如果單純用形象思維的語言去揭示哲理，固然容易讓普羅大眾明白，但一旦時過境遷、情勢變易，人們反而更加不能理解了，比如中國古典哲學《易經》就是這個情形;而如果用理性的語言的寫作，往往在世時很難被認可。
因此，自從阿多諾瞭解愛思維辛集中營之後，他寫文章就轉向理性思辨、批判方面的文章寫作，他後來成為社會批判理論的理論奠基者。
弄清楚這個以後，如果說，日本捐贈中國的救災物品外包裝上寫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以為是“詩”，即感性語言的巔峰，而不被《長江日報》所討喜，那麼請問，“武漢加油”這句話，也是一種感性語言呢吧，而不是哲學思辨、法律控訴審判的理性語言吧!
如果，《長江日報》否定詩，是出於對武漢疫情的深刻反思、對失職失責官員顢頇庸懦於前、進退失據於後的控訴，無疑是受世人嘉許的，可惜，它不是。
這種以一種狹隘的民粹主義，對國際友人的愛心橫挑鼻子豎挑眼，對於長遠的國家形象和近期的抗疫救災，都是極為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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