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堂復原圖
中國自古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但中國古代的教育並不單純是教育而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又與官吏的選拔制度有關。無論是兩漢時期的察舉制，還是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都是以教育為基礎的。同時，教育又是以為統治者培養統治工具為目的的。而教育與仕進的結合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
一、學在王官——中國古代教育的起源
教育究竟起源於什麼時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事情，生物學家告訴我們在高等動物中都存在著生活經驗的教授現象，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教育。至於人類社會，在文字發明之前人們就已經知道通過口耳相傳來傳遞生產生活的一些經驗。作為農耕文明，我們的先民更是看重經驗的傳授。只不過在原始社會里還沒有專職的教師而已。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漸開始有一些人專門從事文化工作。一般認為最早的文化人都是一些溝通神人的巫師。他們不僅需要知道自然山川的知識，需要記憶祖先的名號和功業，還需要掌握各種祭祀、占卜的技藝。而這些都需要經過專門的培訓才能掌握。他們可以被看成專職教師的雛形。在甲骨文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甲骨就是初學者練習時而刻畫的習作。
《尚書》書影
在儒家的經典裡，虛構了虞夏商周的教育制度。《尚書·舜典》中就說到舜讓契做司徒，其職責之一是“敬敷五教”，並強調要“在寬”。而後來孟子也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夏商的具體情況很難去說了，真正的學校教育很可能是起源於西周的。
關於西周的學校，典籍中的記載也是模糊而又混亂的。根據《禮記·王制》篇的記載，天子所設立的最高學校稱為辟雍，諸侯所立的最高學校稱泮宮。至於辟雍的具體規制，則語焉不詳。而且根據儒家經典的記載，周人也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學校體系，甚至連鄉黨都有學校和專職的教師。雖然儒家關於西周教育制度的描述有託古的成分在，但西周已經有了專職的教師和專門的學校則是可以肯定的事。
不過，西周的學校只招收貴族學生。貴族壟斷了受教育的權力，當時是一個“學在王官”的時期。西周是典型的宗法社會，層層貴族領主不僅壟斷了一切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也壟斷了文化權利。貴族學校裡教授的內容為“六藝”。對於“六藝”的具體內容，有不同的說法。一為禮、樂、射、御、書、數，一為詩、書、禮、易、樂、春秋。其實這兩者並不矛盾。貴族學校的培養目標就是未來的貴族領主，其學習內容自然要包括未來政治生活中所需的各種基本技能。貴族政治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各種禮儀活動，而在禮儀活動中都是需要奏樂的。詩歌和音樂有這密切的關係，宴會賦詩是貴族們的基本技能。貴族政治都是不分文武的，他們平時擔任國君和卿大夫處理內政，一旦出現戰爭，他們又是領軍作戰的將領。當時主要的戰爭方式是車戰，所以射箭和御車也是他們的基本技能。書寫和算術則是基本的文化知識。占卜在先民生活中也佔有者重要的地位，對占卜權的壟斷，也是貴族行使政治權利的一個重要途徑。所以需要學習點《周易》。而祖先的輝煌業績也是他們需要掌握的。於是《尚書》和《詩經》也成為了重要的教學內容。
周公制禮作樂
由於西周的貴族政治是政教合一的制度，所以學校裡的教師也都是官師合一。本身各級行政官員都負有教化民眾的責任。對貴族子弟進行軍事訓練的都是由軍事長官“師”來擔任的，所以郭齊家就認為：“教師的名稱，實起源於軍官。”[1]而負責音樂教育的則是樂官，負責一般文化知識教育和歷史文化知識教育的則是史官。
不僅思想文化的教育是如此，就連工商技能的傳授也是如此。西周時期的手工業都是直接為貴族服務的，當時所執行的是“工商食官”制度。手工業技能的傳授也是在政府的控制下進行的。
二、私學的興起
在《論語·季氏》篇中曾記載了孔子的這樣一段話：“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其實這段話反應了春秋時期政權下移的事實，“禮樂征伐”之權逐漸從天子手中流落到諸侯、卿大夫手中，最後甚至出現了“陪臣執國命”的情況。政權下移，逐漸打破了層層分封的宗法制度。貴族們也逐漸失去了他們所壟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伴隨著政權的下移，也出現了學術的下移，史稱“王官失守”。在學術下移的過程中出現了私人辦學的情況。比較著名的私學創辦者有孔子、鄧析、少正卯等人。以孔子為例，在他所辦的私學中，既有貴族學生，也有出身平民的學生。自此平民獲得了受教育的權力。
進入戰國以後官僚政治取代了貴族政治。爭雄的各國轉變為中央集權的地域國家，對具有實際行政能力的官僚有著很大的需求，為了滿足這一需求以及在爭雄中佔據人才優勢，養士之風盛行。但對於士人的培養，各國政府無暇顧及。剛剛出現的專制集權政體對於教育權尚未進行有效的控制。於是就刺激了私學的大量出現。
舊有禮樂傳統隨著宗法制度的解體而失去權威，舊傳統的崩解必然導致思想的解放，於是人們紛紛為未來構建自己的藍圖，表現為諸子百家的爭鳴。爭鳴中的諸子都把教育看成擴大自己學派影響的一個有效途徑。同時，創辦私學也是他們一個重要的生活來源。一些人的私學規模還很大，比如孟子就“後車數十乘”。就連發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感嘆的莊子也收有眾多門徒，在《莊子》中留下了大量他們師徒對話的記錄。他們往往結成一個個的學術團體遊走於各國之間，成為各國統治者爭相拉攏的對象。比如齊國就設立了稷下學宮來專門優養士人。[2]
在諸子所辦的私學中，所教授的內容首先是諸子自己的學說。比如孟子的仁政學說、荀子的禮治思想等等。同時，作為諸子共同思想資源的禮樂文明也是一個重要的教學內容。王官之學中培養貴族的課程，如今也成為私學中的重要內容。[3]比如顛沛流離中的孔子曾在宋國的一個大樹之下與隨行的學生一起演習禮儀，主張“非儒”的墨子也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歷史典籍，就連主張禁止遊學的韓非子也可以從其著作中看出他對傳統禮樂文明的掌握。從歷史的經驗中獲得基本的行政技能，是學生日後謀生的重要手段。
私學之中的教學也是靈活多樣的。還以孔子為例，教學形式而言，在孔子的私學中既有正式的課堂教學，更多的是隨時隨地對學生進行教育。就教學方法而言，既有老師講授為主的教學，也有啟發式教學。他們還能廣泛使用譬喻式教學，所以先秦諸子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比如揠苗助長、守株待兔、邯鄲學步、掩耳盜鈴等等。諸子的私學也非常注重實踐教學。比如孔子就主張“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在師生關係方面，總體看比較自由，不同學派間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墨家的師徒關係最為嚴格，老師具有很高的尊嚴。儒家的師生關係相對活潑，弟子敢於就敏感問題向老師發問。學生也具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所以不斷出現學派的分化和演變。比如荀子就培養出了兩個著名的法家學生韓非和李斯。在各學派的爭鳴中，學生也往往遊走於不同的私學之間。比如少正卯開辦私學後就導致孔子的私學“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一些人往往不止向一個人學習，孔子本人就是“學無常師”，墨子、孟子、莊子、荀子等大師也都很難考證出明確的師承關係。
秦始皇畫像
三、秦漢時期的官師再度合一
隨著秦始皇的統一，士人的歡歌戛然而止。士人一時還不能適應從激昂處士到皇朝順民的轉變，他們還把秦始皇當成了秦王政，於是就有了淳于越在秦始皇面前的慷慨陳辭。雖說淳于越的出發點是為了秦王朝的長治久安，但顯然秦始皇並不領情。這使得統治者認識到了控制思想輿論的重要性，於是就有了著名的《焚書令》。在其結尾處提出“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這就是要把教育權收歸到政府手中。不過顯然秦始皇的暴力手段並沒有取得他所期望的效果，“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西漢王朝建立後，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其指導思想也是主張無為的黃老之學。在無為政策的主導下，政府放棄了對教育的干涉。而且當時的國力也無力顧及對教育的投入。在這樣一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中，諸子學說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尤其是儒學。儒學由於有著重視教育的傳統，所以漢初的私學中，儒學成為最大的一個流派，並不斷向黃老之學發起挑戰。
漢武帝畫像
到漢武帝即位以後，儒家逐漸獲得了皇帝的青睞。統治者意識到對意識形態進行控制的必要性。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對於這樣一個建議，漢武帝只說了一個字：“可。”這就是大家常說的“罷黜百家”。而僅僅如此尚不足以保證儒家之術的獨尊，董仲舒還向漢武帝提出興建太學的主張，不過漢武帝並沒有立即採納。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再次向漢武帝提出：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郡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史記·儒林列傳》）
漢武帝批准了這一建議，“獨尊儒術”的過程到此才得以完成。[4]
漢武帝此舉目的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樣，都是試圖對思想文化進行控制。秦始皇靠暴力禁止沒有實現的目的，在漢武帝這裡靠利益誘導實現了。漢武帝對儒家經典的表彰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從此後讀儒家的經典通過考試就可以做官。所以，漢武帝此舉可以被看成是科舉制度的濫觴。漢武帝通過考試，不僅實現了對官僚隊伍的補充，而且實現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貫徹了皇帝的意志。此後的兩千年中，朝廷的考試成為教育的指揮棒。
太學在設立之初，僅有五十名學生。後來太學的規模不斷擴大，漢昭帝時擴展到一百人，漢宣帝時擴展到二百人，漢元帝時擴展到一千人，到王莽的時代擴展到近萬人。東漢桓帝時甚至發展到三萬餘人。
太學裡的教師為五經博士。五經博士始設於漢武帝建元五年，每個博士教授一門課程。到西漢末年由於學術的分化，五經博士共有十四個員額。建武三年太學還沒恢復之前，劉秀就先恢復了五經博士的設置。五經博士從身份上說是政府官員，他們的級別為比六百石，相對於一般的縣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王官之學裡官師合一傳統的恢復。起初他們還經常參與國家重大決策的討論，發揮著顧問的作用。後來隨著太學發展逐漸步入正軌，五經博士議政的情況越來越少，逐漸轉化為專職的教師了。為了保證教學質量，東漢為博士官的選拔制定了嚴格的標準，還要經過考試，並且有年齡的限制，必須是年滿五十方可任職。所以當時的博士多是碩學宿儒，甚至於是大師級的人物，比如《尚書》學者伏恭、桓榮，《禮》經學者曹褒等人。博士還享有很高的地位，尊師重教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而且太學師生關係十分融洽，老師除了傳授知識以外還經常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給學生以指導和關照。所以東漢師生之間感人場面一再出現。比如：“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
太學遺址示意圖
在太學裡所傳授的課程為儒家的經典，《詩》、《書》、《禮》、《易》、《春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後，儒家的經典取得了絕對尊崇的地位，成為意識形態的核心。太學更被看成是儒家的禁臠，其它學派絕對不能染指。由於太學是國家候補文官的培養基地，所以如果某派經典得以在太學傳授，必然會帶來巨大的利益。因而儒家內部也為博取一個太學博士而紛爭不已。在中國經學史上綿延兩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就是由此而引發的。不少學者為了能夠在太學裡謀取利益而曲解經典，比如賈逵為了迎合皇帝而曲解《左傳》。更有甚者，有人為了作弊而私下裡更改國家圖書館裡的藏書以強就自己的學說和觀點。為了解決太學裡的紛爭，在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下令當代名儒蔡邕、馬日磾等正定五經文字，並由蔡邕以八分隸書書寫刊刻於碑以相參檢。據記載碑高一丈許，廣四尺，共四十六枚。《後漢書·儒林傳》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記載：“碑立太學門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欄樟，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碑落成之時，“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經學之盛，於斯為美。宋蘇軾曾讚譽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蘇東坡文集·南安軍學記》）把當時生氣勃勃的盎然景象表達得淋漓盡致。
太學的授課方式也比較靈活。太學裡有三萬名學生，而教師只有十四人，所以很多課程都採取了“都授”，或“都講”的方式。也就是上大課，最多可達千人。不過這樣的授課方式顯然很難收到什麼實質的效果。有的學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採取轉相傳授的辦法。也就是由老師向高才弟子直接講授，然後高才弟子再向初學者講授。這樣可以有效保證教學的質量。有時太學師生之間也會熱烈的討論。
太學作為最早設立的官辦大學對漢代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首先，自從太學開設以來通經入仕成為可能，一些平民子弟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仕途。這不僅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條改變命運的途徑，而且也保證了統治階層的不斷更新，始終能把被統治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吸納到其中，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從而鞏固其統治。其次，太學裡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也促進了儒家倫理的普及。太學生入學的目的多為將來能入仕，但在對儒家經典的學習過程中不知不覺就接受了儒家的倫理觀念。他們往往就成了儒家倫理的直接實踐者。他們在學成回鄉以後，往往也自覺承擔起傳播儒家倫理的任務，促進了儒家倫理的普及。兩漢社會中孝子廉吏不斷湧現並非出於偶然。再次，太學作為最高官辦學府，它對民間教育和地方教育發揮了引領的作用。太學的教學模式成為民間教育和地方教育的楷模。由於民間教育和地方教育也以通經入仕為目標，這就決定了太學的考試發揮了風向標的作用，把民間教育和地方教育納入到政府的有效管理範圍內。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兩漢時期政府所創辦的學校還包括了各地方郡縣學校，甚至鄉里也有學校。而這些學校無論教學還是考試，都在效仿太學。
太學在漢代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學不僅向政府輸送了候補文官，而且還通過輿論而直接影響到政治的走向。很多人由太學步入仕途，甚至官居極品。比如司徒魯恭、司徒李合就出身太學。他們入仕後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儒家的政治理念。而且太學生本身也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往往直接參與到政治鬥爭當中去，成為各方政治勢力爭相拉攏的對象。比如身為太后父親的竇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太學生們揮斥方遒、激昂文字，不畏豪強，敢於抗爭。不論是外戚當政，還是宦官專權，太學生都與之展開了激烈的抗爭。在後來的黨錮事件中遭到了腐朽勢力的瘋狂鎮壓，熹平元年被捕的太學學生多達千餘人。雖說他們的抗爭並沒有能夠挽回東漢王朝滅亡的命運，但他們畢竟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第一頁！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學校教育
經歷了東漢末年的空前戰亂以後，學校教育也遭受沉重打擊。曹魏建國後，魏文帝黃初五年（公元224年）在洛陽恢復了太學，但無論是規模還是質量都無法與東漢時期的太學相提並論。《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引魚豢《魏略》：“太和、青龍中……太學諸生以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學習，冬去春來，歲歲如此。”
曹魏太學裡依然是以儒家經典為教學基本內容，不過對經典的解說已經不再是漢代的官方標準——今文經學，也不同於漢代民間流行的古文經學。首先是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所開創的鄭學為太學諸人所信從，後來隨著司馬氏的興起王肅所開創的王學也向鄭學發起了挑戰。在司馬氏勢力的支持下，曹魏末年王學奪取了鄭學在太學裡的講席。魏齊王芳正始二年（241年），用籀文、篆文、隸書刻的石經，只刻了《尚書》、《左傳》莊公中期以前，史稱三體石經、魏石經、正始石經等。原立於魏都洛陽南郊太學講堂。經馬衡考證魏石經一共刻了24塊。該石經後來毀於戰亂，現在殘存2500多字。
西晉建立後，大體繼承了曹魏的學校制度。重大變化之處在於咸寧四年（公元278年）設立了國子學，後來更是規定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國子學學習，太學則成為六品以下官員和平民子弟求學的場所。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與九品中正制下逐漸產生的門閥政治相適應的。[5]不過國子學在開設之初其影響尚不能與太學相比。西晉太學裡所講授的依然是王肅的學說，不過玄學的影響越來越大，太學昔日的輝煌已經不可複製。近代以來出土了《三臨辟雍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關於西晉太學史料的匱乏，從中可以看出太學所招收的學生甚至包括了來自西域的留學生。
晉室南渡以後，學校教育進一步衰落。太學博士的員額僅剩下了九人。由於失去了皇權的支持，王肅之學在太學裡迅速失勢，鄭學捲土重來，所立九名博士被鄭學佔據了六席，後來晉元帝接受太常荀崧建議所增設的三名博士更全部是鄭學。
東晉是典型的門閥政治的時代，門閥貴族子弟的教育一般都是在家族內部進行，對太學沒有太大的依賴。自然對太學也無太高熱情，太學招生員額不斷縮小，教師水平也不斷下降。太學在整個國家教育體系的作用不斷降低。貴族內部的子弟教育則相對較為靈活，所講授內容也不完全是儒家經典。玄學、文學藝術等等往往成為家族私學裡傳授的重要內容。
與東晉相對應的北方十六國，雖說有些統治者也曾關注過教育，個別時期學校教育的發展還比較興盛，但總體看由於戰亂頻仍，學校教育往往旋興旋廢。比如前秦苻堅在王猛的輔佐下一度統一北方，史載：“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晉書·苻堅載記》）而且苻堅本人“博學多才藝……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同上）。但隨著前秦的崩潰，這一切都成為曇花一現而已。
進入南朝以後，學校教育衰落的情況還在繼續。南朝政府對於興辦學校並沒有太多的熱情，而且學校興辦的時間也往往很短暫。國家遇到變故，首先被廢止的就是學校。《南史·儒林傳序》中說：“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具文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分遣博士弟子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燕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盜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而且隨著佛道二教的衝擊，儒學在教育中的地位也在不斷下降。同時隨著文學自覺的完成和史學的獨立，在國家教育文學和史學的地位也不斷上升。宋文帝元嘉年間曾開設儒、玄、文、史四學以專門教授。
相對於官辦學校的衰落，私學在南朝得到一定的發展。一方面門閥貴族家學得以延續，在家族私學中不僅傳授儒學、玄學、文學藝術，而且為適應門閥貴族的特點，禮學和譜牒之學也受到特殊的重視。另一方面受佛教講經方式的影響，私學中也流行講座的教學方式。一些私學的規模還一度發展得比較大。同時在南朝，一些專科學校也開始出現，比如醫學、律學等等。還出現了著名的童蒙讀物，如《千字文》。
相對於南朝，北朝統治者對興辦學校有著很高的熱情。這與他們急於接受中原地區先進文明的需要有著密切的關係。《魏書·儒林傳》：“始建都邑（389）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北魏遷都洛陽以後，不僅重新恢復了太學，還有國子學、四門小學、皇親之學等等。各地方的學校制度也較漢代有了很大的完善。獻文帝時規定，大郡設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設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設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設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北朝私學也很發達，《北史·儒林傳》記載：“明平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小者數百。”
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以及後來北齊與北周的對峙時代裡，學校教育再度衰落。《北史·儒林傳》載：“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員數十耳。”北周的經學較北齊要好得多。北周初明帝宇文毓時就很重視經學的發展。《北史·儒林傳》載當時：“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特別到了周武帝宇文邕時更加重視經學重用儒生。《北史·儒林傳》稱北周武帝“徵沈重於南荊……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向慕，文教遠覃”。當時天下學生、大儒雖然比不上魏晉，然風俗之變，亦“近代之美也”。
五、隋唐時期的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度的出現
隋代存在的時間雖然短暫，但隋代在各方面都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教育領域內也是如此。隋朝在中國歷史上最早設立了專門的教育行政機構——國子寺，設置祭酒來管理天下的學校教育。國子寺下設立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和算學。前三所學校主要進行儒家經典的教育，設博士、助教各五人。後兩所學校屬於專門學校培養專門人才，設博士、助教各二人。後來隋煬帝把國子寺改為國子監，職能依然如舊。此後這一機構一直為後來的各王朝所沿襲。而且隋朝在政府各職能部門中也設有專門學校。這些都是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從門閥貴族手中奪取教育控制權的一個表現。
隋煬帝畫像
同時，為了從門閥貴族手中奪取人事權，隋代廢止了九品中正制，開設了科舉。在隋文帝的時候朝廷經常以各種名目要求地方上舉薦人才，這就是科舉的雛形。到隋煬帝的時候正式設立了進士、明經、秀才等科來取士。不過在隋代最重要的是秀才科，整個隋朝也只有十幾個人中了秀才。隋朝的科舉是由吏部來負責的。但是隋代科舉剛開始創立，還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各科的人才仍然需要官員的推薦，考試的程序還很不完備，考試的時間和內容還很不固定，等等問題，需要到唐代才進一步完善。但是隋代所開創的科舉制度，它的影響還是十分深遠的。從此後科舉成為平民入仕的主要渠道，儘管它有各種缺陷，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科舉無疑是最公平的一種方式。1864年，狄更斯主編的《英文週刊》刊登了《中國的競爭考試》一文，文中說：“科舉這個教育機器幾乎是從不間斷地實施其功能：它是惟一沒有被動播過基礎的制度，是在權威一再崩潰和顛覆中唯一能維持全面而廣泛的影響的制度，當其它帝國統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並被踐踏為塵土時，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卻是神聖的惟一避難所。”在專制社會中，科舉考試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和廣泛性，使一部分處於社會中底層而瞭解社會實際的優秀人物取得參預政治、管理國家的權力”。
唐朝繼承了隋朝所開創的科舉制度，並且不斷地加以完善。為了配合科舉制度，還建立了完善的學校制度。
唐朝的學校培養的主要是官僚預備隊伍。按照培養目標的不同，唐代的學校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國子監所屬的六所國家學校和門下省所屬的弘文館、東宮附設的崇文館兩所貴族子弟學校。國子監下所設為：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律學、算學。其中前二者所招收的為官員的子弟，四門學招收的為平民子弟，學習的內容為儒家的經典和子史等內容。弘文館和崇文館的學習內容也是這些，不過考試要簡單的多。另一類是專門的職業學校，比如醫學、天文學、曆法學、獸醫學等。相應的各地方也都有學校的建制，一是以學習儒家經典為內容的州學，一是以培養醫學人才為主要目標的醫藥學校，醫科學校各州也都有定額。貞觀三年唐太宗下令在各州設醫藥博士培養醫學學生，簡稱醫生。既然有了學校，就要確定教授的內容。為了解決由於南北朝長期分裂而導致的南學與北學的紛爭，在唐初就曾命令顏師古校對了五經的文字，專門寫了《五經文字》一書。後來又讓孔穎達等人寫了《五經正義》來統一對經學的解釋。
中央和地方的學校學生畢業經考試合格後就會被推薦去參加科舉考試。唐朝的科舉考試是每年舉行一次，所以叫常科。常科的名目有很多，一般依據應舉的人的條件和考試的內容分為秀才、進士、明經、明法等科。秀才是為了選拔特殊的高級人才，明經要求至少對兩部經典十分熟悉，進士則著重考試應舉者的實際工作能力，明法則要求應試者對法律非常熟悉。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根據身份不同又有劃分，由中央的學校畢業的被稱為生徒，由州縣的學校畢業的則被稱為鄉貢。最初科舉考試是由朝廷的吏部來負責，後來在開元年間改為禮部主持。皇帝還會不定期舉辦各種名目的考試，稱為制舉。這類的考試名目繁多，見於記載的有一百多種。
唐長安城
在所有的各科中比較重要的是明經和進士，明經的考試形式主要是所謂的貼黃，朝廷根據經典字數的多少把經典分為大經、中經、小經，然後由考生根據自己的特長來選擇一兩部經典來進行考試，考試的時候把經典中的某一部分用黃紙貼住，讓考生在黃紙上默寫。明經科每年的的名額也不過是百人左右。當時的人們並不重視明經，因為這只是考試人的記憶能力。進士科的考試除文章外，重要的還有詩賦，每年的名額只有三十人。這種考試則需要應試者有很高的才氣。所以人們很重視進士科。根據《唐摭言》卷一記載：“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當時有所謂的“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進士考試的第一名被人稱為狀頭，後來改稱為狀元，中狀元被稱為躍龍門。當然，唐朝的科舉還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首先，考試不是匿名的。所以很多人都在考試之前到處走門路來擴大自己的影響。比如白居易“弱冠，名未振，觀光上國。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虐之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及覽詩卷至‘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嘆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唐才子傳》卷四）其次，通過了科舉考試並不意味著就可以做官，還需要通過吏部的考試才能入仕。比如韓愈就在中進士後三應吏部試而不第。很多人不得已只能到地方別人的幕府中去任職。
科舉考試中式後，會有許多相關的活動。比如將考中的人的姓名寫在大雁塔的牆壁上，稱為題名會。還要在曲江亭舉行宴會，叫曲江會。還有一種活動叫“杏園宴”，主要內容是探花。所謂的探花就是在同一榜進士中選出兩位年少貌美的，也就是新科進士的選美活動，被選中者被稱為兩街探花使，又叫探花郎，然後讓他騎著馬遍遊長安城內的名園，摘取名花。如果被別人先折到最先開放的牡丹、芍藥等花朵，這兩個人就要受罰。參與其中的新科進士們風光無比，正如孟郊在詩中所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六、宋元時期的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度的不斷完善
宋代是一個文化勃興的時代。北宋王朝建立後就十分重視學校教育，先後曾進行過三次比較大規模的學制改革。第一次是慶曆年間由范仲淹主持的改革，其核心內容是推廣著名學者胡瑗所開創的“蘇湖教法”以及對科舉考試內容的調整。第二次是王安石變法時期的“熙寧興學”，其核心內容是開創了太學的“三舍法”，即在太學設外舍、內舍、上舍，初入太學者為外舍生，經過一定時間的學習和考試逐漸升入內舍和上舍。他們科舉考試中享受一定的優待。同時王安石還對太學教學和科舉考試的內容都進行了一定的調整。為了給變法制造輿論，規定太學裡的教學必須以他所主編的《三經新義》為標準，而科舉進士科的考試則不再考試詩賦等等而注重考試經義和策論等內容。第三次改革是宋徽宗崇寧年間蔡京所主持的改革，建立了縣學、州學、太學相聯繫的學制系統。在宋代還設立專門的地方教育機構——提舉學事司。這一措施也為後世的王朝所繼承。
北宋大批的官員來源主要是科舉。唐朝就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科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貴族所操縱。北宋科舉向文人更廣泛地開放。宋太祖時期取士還是比較嚴的，961年錄取進士11人，963、964年錄取進士都是八人。但宋太宗即位以後，一年所錄取的人數就已經達到了數百人。甚至多次考試不中的人，皇帝也可以給予特別的恩惠而允許做官。而且制度進一步完善，992年，將進士分為五等，一二三等賜進士及第，四五賜進士出身。景德四年（1007年），頒佈《考試進士新格》，完全以考試的成績定錄取和等級的標準。到宋仁宗的時候，又改為一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四五等賜同進士出身。後來為了解決國家官員數量不斷增加的難題，所以就規定科舉考試三年一次，每次進士錄取三百人的定額。其它的科目人數不能超過進士。進士出身的官員成了官員的主流。有人考證唐朝通過科舉登科的人有為6603人，而兩宋則是45640人。考試的制度比唐朝也更加的公平。
王安石與司馬光
宋代教育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是書院的興起。書院起源於唐末，形成於五代而大盛於宋。書院本為修書和讀書的所在，後來逐漸演變為教育機構。其性質相當於民辦高等學府。北宋以後，書院逐漸興盛。北宋著名的書院有所謂四大書院：嵩陽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進入南宋以後，書院更加發達。江西、浙江、湖南等地更是書院林立。書院的主持人一般稱為山長、洞主、院長等，各書院一般都有比較嚴格的規章制度。最著名的有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該學規指出書院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時還規定了為學、修身、處事、接物的一些重要原則。該學規對後世的書院影響很大。
宋代的書院不僅是教育機構，往往還是學術的中心，經常有不同學術觀點的大師進行會講。不同學派的學者可以在書院中自由地交鋒。比如朱熹和陸九淵就曾經有過鵝湖之會。這些都是在官學中所不可能出現的。書院十分注重學生的自主學習，注重對學生人格的培養。書院的教育不像官學那樣帶有著十分明確的功利性。書院與科舉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學生進入書院學習多是出於提升自身學養的目的。書院中的師生關係也很自由融洽。教師都很注重“身教”，注重人格的感染力。書院中的教學方法也很靈活，師生之間可以就很多問題展開自由地討論。這一點在保留到今天的很多宋人語錄中得到驗證。
理學家們也非常注重對兒童的教育，所以宋代的蒙學也較前代有了很大的進步。程頤、朱熹等理學大家都非常注重對兒童的訓蒙。宋代蒙學教材也大量湧現，一些大師級的人物也都有蒙學著作傳世。比如朱熹就有《訓蒙詩》一書。宋代出現的很多蒙學教材往往被後世奉為經典。比如據傳為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所著的《三字經》，全書以三字為句，配合一定的韻律，讀起來朗朗上口，很適合兒童進行學習。全書總共三百多句，後世有所增加，今傳本共1140字。該書很好的實現了兒童識字、歷史知識與倫理道德的有機結合。還有不知編著者的《百家姓》。它們和《千字文》一起構成了後世訓蒙的基本教材。
進入元代以後，大體繼承了宋代的學校制度，設立了從中央到地方路、府、州、縣之學。元朝中央設有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國子學教授儒家經典，蒙古國子學則注重培養蒙古族人才，回回國子學則是專門教授波斯語，回回國子學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地方上，元朝的創新則是在鼓勵社學的普及。對於書院，元朝政府在扶持、保護的同時，加強了監督。就教學內容而言，元代書院基本以理學家的著作為主，同時也有個別書院傳授儒學以外的其它內容。
七、明清時期的學校教育與科舉的僵化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治國人才的培養，建國前即在應天府創辦國子學。洪武二年（1369）又詔天下府、州、縣廣設學校，並選其學生優秀者入國子學。洪武十五年（1382），更國子學名為國子監。國子監長官為祭酒，以下有司業、博士、助教等教官。其學生通稱監生，其中品官勳戚子弟為官生，地方保舉的民間俊秀及府州縣學校生員為民生。洪武初年官生數量較多，後來民生佔了壓倒多數。洪武二十六年（1393）監生總人數達到8124名。國子監的教學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洪武時還包括《大明律》、《大誥》等法律文書，以及西漢劉向《說苑》等雜書。監生待遇較優，生活費用官給，又時有賞賜，歲久探親亦賜路費。監中分為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教學內容、難度逐次加深。升入率性堂後，每季度都有經義、策、論、判語、詔誥表章等考試，一門考試文理俱優即予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一年中積至八分為及格，即可出身任官。才學超異者，可奏請皇帝破格授職，不受積分之限。監生坐堂到一定期限，又有被分撥到朝廷各機構實習“吏事”者，稱歷事監生，實習期滿無大過，亦得補官。洪武時期監生任官者甚多，有的出職即超擢佈政、按察使，史稱“其時佈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府、州、縣學之制，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1人，為教官之長。普通教官稱訓導，府4人，州3人，縣2人。生員人數，起初規定為府學40，州學30，縣學20，皆官給廩膳，稱為廩生。以後數目又有增加，稱為增生和附生。他們專治一經，不能直接做官，必須參加科舉考試，或是經“歲貢”入國子監，才可能有做官的機會。此外，還有在民間鄉村設立的社學，為宗室子弟開設的宗學，為武官子弟開設的武學，等等。幾乎做到“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故史謂“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至於書院，明初的統治者既不提倡也不阻止。所以明初的書院相對衰落。明中葉以後，書院講學之風逐漸恢復。一時之間大江南北書院林立。書院的自由講學在一定程度上對統治者的思想專制構成威脅。所以，伴隨著書院的興盛，明政府也開始對書院進行限制和打擊。先後四次遭到統治者的禁燬。明朝書院中最為知名的是東林書院。東林書院本為宋人楊時講學之所，後來廢棄。明末顧憲林等人恢復了東林書院。他們不僅建立了完備的制度，而且在讀書之餘還關心時事。這一點體現在顧憲林所題的一副對聯上：“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諸人雖說後來遭到閹黨的打擊，但隨著閹黨的倒臺，東林書院又得到恢復。
明朝科舉始於洪武三年（1370），因取士效果不盡理想，洪武六年一度停罷，至洪武十五年（1382）始重新開設。洪武十七年，命禮部定科舉程序，頒行各省，其後遂為定製。按規定，士子必須先在州縣通過預備考試，獲得府、州、縣學的生員資格（亦稱秀才）之後，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種使官辦學校與科舉密切結合的做法為明朝首創。正式考試三年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內容包括四書義、經義、論、判、詔（或詔、表）、經史時務策等多項科目，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書義、經義，即從四書五經原文中擇句命題，敷衍成文。作文時必須根據朱程理學的註疏，模仿古人的語氣進行發揮，而且要遵循固定的格式。每逢子、卯、午、酉年在各省舉行鄉試，中試者為舉人。舉人可直接赴吏部授官，也可繼續參加會試。會試於鄉試次年在京師舉行，由禮部主持，中試者隨即參加由皇帝舉行的殿試，重新排定名次，分三甲發榜，統稱進士。第一甲稱進士及第，只有三人，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若干人，稱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稱同進士出身。進士大部分直接授官，二甲、三甲中的一部分人經考選再入翰林院學習深造三年，然後授職，稱為庶吉士。洪武二十年（1387），還開設了武舉，用以選拔軍事人才。
明代的疆域
明初三途用人，學校、薦舉為盛，相比之下科舉的地位不算重要。以後則科舉獨尊，薦舉漸成虛文，學校在選官方面的地位也日益下降，主要成為為科舉儲才之所。由科舉出身者，又以進士為重，舉人為輕。由於科舉發達，對其考試標準化的要求不斷提高，四書義、經義的寫 作格式日益嚴格，形成“八股文”。它由一些規定的段落組成，其主體為四段對偶排比文字、八個部分，故有“八股”之稱。直到清末為止，八股文一直是讀書人用以博取功名的敲門磚，在社會上有極大影響。另外，洪武三十年（1397）發生“南北榜案”，因是年會試錄取者皆為南方人，明太祖疑其間有弊，殺主考官，重試結果全取北方人。後來明朝科舉會試遂分南、北兩榜分別錄取。
清朝入關以後，各項制度基本繼承明朝。在學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清代國子監學生通稱為監生。因資格不同，又可以分為監生和貢生。貢生又分六種：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和例貢。其中前五種被人看成正途，例貢為捐納入監。監生也分四種：恩監、萌監、優監、例監。例監也是依靠捐納。國子監所傳授儒家經典均以程朱理學的解釋為準。國子監內部實行分齋教學的制度。清朝統治者對國子監管理十分嚴格，政府制定有二十八條監規，全體師生必須嚴格遵守。
清政府還專門為宗室子弟開設了“覺羅學”，為八旗子弟開設了“八旗官學”等學校。清朝政府與俄羅斯交涉很多，為了培養專門的人才，清政府還開設有專門的俄語學校。
康熙皇帝畫像
清代政府對地方學校的優待不如明朝，對生員的管理也較明朝更為嚴苛。清政府先後頒佈有：《訓士臥碑文》和《聖訓十六條》，嚴禁生員干涉民間實際事務，剝奪了他們出版結社的自由。清政府在各省設提督學政，學政任期三年，任內職責有主持童子試以及對生員進行考核等等。
至於書院，清初經歷了戰亂以後，書院也陷入凋敝。康熙年間，書院才逐漸復甦。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下令提倡書院，要求各地督撫在省會創辦書院並給予經費的保障。同時，清政府也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清代書院已經逐漸趨於官學化，書院的學習內容也以八股文章為主，書院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民辦書院的影響力雖有所下降，但民辦書院也出現了很多值得肯定的變化。比如顏元在漳南書院，十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開設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四齋，課餘還有各種體育活動。清代漢學家在其創辦的書院中也能儘量減少科舉的色彩，不課八股。比如阮元所創辦的“詁經精舍”、“學海堂”，堪稱典範。清末，在張之洞的建議下，清政府下令將各省書院改為學堂，書院正式推出歷史舞臺。
清代的科舉也基本沿襲明制。也是首先需要通過童子試成為官學的生員，才能具備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科舉考試分為三級，分別是各省組織的鄉試，禮部組織的會試和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清代的科舉相對於明朝更加僵化，八股文始終是考試的重點。這樣的考試並不能真正選拔人才，清代很多大學者都是屢售不第。比如吳敬梓、蒲松齡等人都是蹭蹬科場。而且考試中也是弊端叢生，吳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就曾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和批判。
在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文化的強勢衝擊。傳統的教育和科舉的弊端越發顯現，它已經不能適應當時的世界。民間新式學堂不斷創建，政府中有識之士也呼籲對教育和科舉進行改革。庚子之亂後，清政府迫於內外壓力不得不進行變革，1905年科舉被正式廢止。清政府也設立了學部，頒佈了新的學制。傳統教育和科舉終於走到了盡頭。
【擴展閱讀書目】
《中國古代教育史》 毛禮銳 瞿菊農 邵鶴亭 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中國教育史》 陳青之 嶽麓書社2010
《中國教育史》 陳東原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中國教育管理史》 黃仁賢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中國書院史》 鄧洪波 東方出版中心2004
《中國科舉史》 劉海峰 李兵 東方出版中心2004
《中華文化通志：學校志》 袁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中國古代學校》 郭齊家 商務印書館1998
[1] 《中國古代學校》，27頁，商務印書館1998年。當然，對此不可過於拘泥，西周時期還沒有很詳細的分工。尤其是高級貴族更是如此。貴族子弟的軍事才能訓練由長期負責軍事的貴族來進行是很合理的一個推測。
[2] 有人認為稷下學宮是齊國的官辦學校，其實稷下學宮充其量是一個官辦的研究機構。它並不承擔培養學生的任務。學宮中諸人的教育活動只是他們的私人行為。
[3] 《漢書·藝文志》提出了“諸子出於王官說”，近代以來引起了諸多爭論。暫且不論班固對於諸子出於某官的具體論斷，諸子與西周宗法制度下的王官之學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則是可以肯定的。由於歷史的原因，昔日的王官之學往往成為諸子效仿的對象，王官之書也成為諸子立論的重要依據。
[4] 關於這一問題，可參看先師朱維錚先生《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收《中國經學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 如同前人所指出的，“公卿之子不養於太學”，從漢代開始，太學裡的學生就基本以平民為主。貴族子弟的教育一般都在家族內部進行。
閱讀更多 野叟雜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