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堂复原图
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中国古代的教育并不单纯是教育而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官吏的选拔制度有关。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察举制，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是以教育为基础的。同时，教育又是以为统治者培养统治工具为目的的。而教育与仕进的结合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一、学在王官——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
教育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事情，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在高等动物中都存在着生活经验的教授现象，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教育。至于人类社会，在文字发明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通过口耳相传来传递生产生活的一些经验。作为农耕文明，我们的先民更是看重经验的传授。只不过在原始社会里还没有专职的教师而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开始有一些人专门从事文化工作。一般认为最早的文化人都是一些沟通神人的巫师。他们不仅需要知道自然山川的知识，需要记忆祖先的名号和功业，还需要掌握各种祭祀、占卜的技艺。而这些都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掌握。他们可以被看成专职教师的雏形。在甲骨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甲骨就是初学者练习时而刻画的习作。
《尚书》书影
在儒家的经典里，虚构了虞夏商周的教育制度。《尚书·舜典》中就说到舜让契做司徒，其职责之一是“敬敷五教”，并强调要“在宽”。而后来孟子也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夏商的具体情况很难去说了，真正的学校教育很可能是起源于西周的。
关于西周的学校，典籍中的记载也是模糊而又混乱的。根据《礼记·王制》篇的记载，天子所设立的最高学校称为辟雍，诸侯所立的最高学校称泮宫。至于辟雍的具体规制，则语焉不详。而且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周人也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学校体系，甚至连乡党都有学校和专职的教师。虽然儒家关于西周教育制度的描述有托古的成分在，但西周已经有了专职的教师和专门的学校则是可以肯定的事。
不过，西周的学校只招收贵族学生。贵族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力，当时是一个“学在王官”的时期。西周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层层贵族领主不仅垄断了一切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也垄断了文化权利。贵族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为“六艺”。对于“六艺”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说法。一为礼、乐、射、御、书、数，一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贵族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未来的贵族领主，其学习内容自然要包括未来政治生活中所需的各种基本技能。贵族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种礼仪活动，而在礼仪活动中都是需要奏乐的。诗歌和音乐有这密切的关系，宴会赋诗是贵族们的基本技能。贵族政治都是不分文武的，他们平时担任国君和卿大夫处理内政，一旦出现战争，他们又是领军作战的将领。当时主要的战争方式是车战，所以射箭和御车也是他们的基本技能。书写和算术则是基本的文化知识。占卜在先民生活中也占有者重要的地位，对占卜权的垄断，也是贵族行使政治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需要学习点《周易》。而祖先的辉煌业绩也是他们需要掌握的。于是《尚书》和《诗经》也成为了重要的教学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
由于西周的贵族政治是政教合一的制度，所以学校里的教师也都是官师合一。本身各级行政官员都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对贵族子弟进行军事训练的都是由军事长官“师”来担任的，所以郭齐家就认为：“教师的名称，实起源于军官。”[1]而负责音乐教育的则是乐官，负责一般文化知识教育和历史文化知识教育的则是史官。
不仅思想文化的教育是如此，就连工商技能的传授也是如此。西周时期的手工业都是直接为贵族服务的，当时所执行的是“工商食官”制度。手工业技能的传授也是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
二、私学的兴起
在《论语·季氏》篇中曾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其实这段话反应了春秋时期政权下移的事实，“礼乐征伐”之权逐渐从天子手中流落到诸侯、卿大夫手中，最后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情况。政权下移，逐渐打破了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度。贵族们也逐渐失去了他们所垄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伴随着政权的下移，也出现了学术的下移，史称“王官失守”。在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出现了私人办学的情况。比较著名的私学创办者有孔子、邓析、少正卯等人。以孔子为例，在他所办的私学中，既有贵族学生，也有出身平民的学生。自此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力。
进入战国以后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争雄的各国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地域国家，对具有实际行政能力的官僚有着很大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以及在争雄中占据人才优势，养士之风盛行。但对于士人的培养，各国政府无暇顾及。刚刚出现的专制集权政体对于教育权尚未进行有效的控制。于是就刺激了私学的大量出现。
旧有礼乐传统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而失去权威，旧传统的崩解必然导致思想的解放，于是人们纷纷为未来构建自己的蓝图，表现为诸子百家的争鸣。争鸣中的诸子都把教育看成扩大自己学派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创办私学也是他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一些人的私学规模还很大，比如孟子就“后车数十乘”。就连发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感叹的庄子也收有众多门徒，在《庄子》中留下了大量他们师徒对话的记录。他们往往结成一个个的学术团体游走于各国之间，成为各国统治者争相拉拢的对象。比如齐国就设立了稷下学宫来专门优养士人。[2]
在诸子所办的私学中，所教授的内容首先是诸子自己的学说。比如孟子的仁政学说、荀子的礼治思想等等。同时，作为诸子共同思想资源的礼乐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王官之学中培养贵族的课程，如今也成为私学中的重要内容。[3]比如颠沛流离中的孔子曾在宋国的一个大树之下与随行的学生一起演习礼仪，主张“非儒”的墨子也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历史典籍，就连主张禁止游学的韩非子也可以从其著作中看出他对传统礼乐文明的掌握。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基本的行政技能，是学生日后谋生的重要手段。
私学之中的教学也是灵活多样的。还以孔子为例，教学形式而言，在孔子的私学中既有正式的课堂教学，更多的是随时随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就教学方法而言，既有老师讲授为主的教学，也有启发式教学。他们还能广泛使用譬喻式教学，所以先秦诸子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比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邯郸学步、掩耳盗铃等等。诸子的私学也非常注重实践教学。比如孔子就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在师生关系方面，总体看比较自由，不同学派间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墨家的师徒关系最为严格，老师具有很高的尊严。儒家的师生关系相对活泼，弟子敢于就敏感问题向老师发问。学生也具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所以不断出现学派的分化和演变。比如荀子就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法家学生韩非和李斯。在各学派的争鸣中，学生也往往游走于不同的私学之间。比如少正卯开办私学后就导致孔子的私学“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一些人往往不止向一个人学习，孔子本人就是“学无常师”，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大师也都很难考证出明确的师承关系。
秦始皇画像
三、秦汉时期的官师再度合一
随着秦始皇的统一，士人的欢歌戛然而止。士人一时还不能适应从激昂处士到皇朝顺民的转变，他们还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政，于是就有了淳于越在秦始皇面前的慷慨陈辞。虽说淳于越的出发点是为了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显然秦始皇并不领情。这使得统治者认识到了控制思想舆论的重要性，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焚书令》。在其结尾处提出“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这就是要把教育权收归到政府手中。不过显然秦始皇的暴力手段并没有取得他所期望的效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西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其指导思想也是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在无为政策的主导下，政府放弃了对教育的干涉。而且当时的国力也无力顾及对教育的投入。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诸子学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尤其是儒学。儒学由于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汉初的私学中，儒学成为最大的一个流派，并不断向黄老之学发起挑战。
汉武帝画像
到汉武帝即位以后，儒家逐渐获得了皇帝的青睐。统治者意识到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必要性。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对于这样一个建议，汉武帝只说了一个字：“可。”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罢黜百家”。而仅仅如此尚不足以保证儒家之术的独尊，董仲舒还向汉武帝提出兴建太学的主张，不过汉武帝并没有立即采纳。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再次向汉武帝提出：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郡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史记·儒林列传》）
汉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独尊儒术”的过程到此才得以完成。[4]
汉武帝此举目的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都是试图对思想文化进行控制。秦始皇靠暴力禁止没有实现的目的，在汉武帝这里靠利益诱导实现了。汉武帝对儒家经典的表彰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从此后读儒家的经典通过考试就可以做官。所以，汉武帝此举可以被看成是科举制度的滥觞。汉武帝通过考试，不仅实现了对官僚队伍的补充，而且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贯彻了皇帝的意志。此后的两千年中，朝廷的考试成为教育的指挥棒。
太学在设立之初，仅有五十名学生。后来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汉昭帝时扩展到一百人，汉宣帝时扩展到二百人，汉元帝时扩展到一千人，到王莽的时代扩展到近万人。东汉桓帝时甚至发展到三万余人。
太学里的教师为五经博士。五经博士始设于汉武帝建元五年，每个博士教授一门课程。到西汉末年由于学术的分化，五经博士共有十四个员额。建武三年太学还没恢复之前，刘秀就先恢复了五经博士的设置。五经博士从身份上说是政府官员，他们的级别为比六百石，相对于一般的县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王官之学里官师合一传统的恢复。起初他们还经常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讨论，发挥着顾问的作用。后来随着太学发展逐渐步入正轨，五经博士议政的情况越来越少，逐渐转化为专职的教师了。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东汉为博士官的选拔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还要经过考试，并且有年龄的限制，必须是年满五十方可任职。所以当时的博士多是硕学宿儒，甚至于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尚书》学者伏恭、桓荣，《礼》经学者曹褒等人。博士还享有很高的地位，尊师重教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且太学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老师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经常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给学生以指导和关照。所以东汉师生之间感人场面一再出现。比如：“戴封……年十五诣太学，师事鄮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
太学遗址示意图
在太学里所传授的课程为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后，儒家的经典取得了绝对尊崇的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太学更被看成是儒家的禁脔，其它学派绝对不能染指。由于太学是国家候补文官的培养基地，所以如果某派经典得以在太学传授，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因而儒家内部也为博取一个太学博士而纷争不已。在中国经学史上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就是由此而引发的。不少学者为了能够在太学里谋取利益而曲解经典，比如贾逵为了迎合皇帝而曲解《左传》。更有甚者，有人为了作弊而私下里更改国家图书馆里的藏书以强就自己的学说和观点。为了解决太学里的纷争，在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下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并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据记载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后汉书·儒林传》章怀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碑立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碑落成之时，“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苏东坡文集·南安军学记》）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太学的授课方式也比较灵活。太学里有三万名学生，而教师只有十四人，所以很多课程都采取了“都授”，或“都讲”的方式。也就是上大课，最多可达千人。不过这样的授课方式显然很难收到什么实质的效果。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取转相传授的办法。也就是由老师向高才弟子直接讲授，然后高才弟子再向初学者讲授。这样可以有效保证教学的质量。有时太学师生之间也会热烈的讨论。
太学作为最早设立的官办大学对汉代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首先，自从太学开设以来通经入仕成为可能，一些平民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仕途。这不仅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而且也保证了统治阶层的不断更新，始终能把被统治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其中，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从而巩固其统治。其次，太学里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也促进了儒家伦理的普及。太学生入学的目的多为将来能入仕，但在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儒家的伦理观念。他们往往就成了儒家伦理的直接实践者。他们在学成回乡以后，往往也自觉承担起传播儒家伦理的任务，促进了儒家伦理的普及。两汉社会中孝子廉吏不断涌现并非出于偶然。再次，太学作为最高官办学府，它对民间教育和地方教育发挥了引领的作用。太学的教学模式成为民间教育和地方教育的楷模。由于民间教育和地方教育也以通经入仕为目标，这就决定了太学的考试发挥了风向标的作用，把民间教育和地方教育纳入到政府的有效管理范围内。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两汉时期政府所创办的学校还包括了各地方郡县学校，甚至乡里也有学校。而这些学校无论教学还是考试，都在效仿太学。
太学在汉代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学不仅向政府输送了候补文官，而且还通过舆论而直接影响到政治的走向。很多人由太学步入仕途，甚至官居极品。比如司徒鲁恭、司徒李合就出身太学。他们入仕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儒家的政治理念。而且太学生本身也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往往直接参与到政治斗争当中去，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比如身为太后父亲的窦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太学生们挥斥方遒、激昂文字，不畏豪强，敢于抗争。不论是外戚当政，还是宦官专权，太学生都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在后来的党锢事件中遭到了腐朽势力的疯狂镇压，熹平元年被捕的太学学生多达千余人。虽说他们的抗争并没有能够挽回东汉王朝灭亡的命运，但他们毕竟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第一页！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经历了东汉末年的空前战乱以后，学校教育也遭受沉重打击。曹魏建国后，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在洛阳恢复了太学，但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无法与东汉时期的太学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鱼豢《魏略》：“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以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学习，冬去春来，岁岁如此。”
曹魏太学里依然是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基本内容，不过对经典的解说已经不再是汉代的官方标准——今文经学，也不同于汉代民间流行的古文经学。首先是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所开创的郑学为太学诸人所信从，后来随着司马氏的兴起王肃所开创的王学也向郑学发起了挑战。在司马氏势力的支持下，曹魏末年王学夺取了郑学在太学里的讲席。魏齐王芳正始二年（241年），用籀文、篆文、隶书刻的石经，只刻了《尚书》、《左传》庄公中期以前，史称三体石经、魏石经、正始石经等。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经马衡考证魏石经一共刻了24块。该石经后来毁于战乱，现在残存2500多字。
西晋建立后，大体继承了曹魏的学校制度。重大变化之处在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设立了国子学，后来更是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国子学学习，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官员和平民子弟求学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与九品中正制下逐渐产生的门阀政治相适应的。[5]不过国子学在开设之初其影响尚不能与太学相比。西晋太学里所讲授的依然是王肃的学说，不过玄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太学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可复制。近代以来出土了《三临辟雍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西晋太学史料的匮乏，从中可以看出太学所招收的学生甚至包括了来自西域的留学生。
晋室南渡以后，学校教育进一步衰落。太学博士的员额仅剩下了九人。由于失去了皇权的支持，王肃之学在太学里迅速失势，郑学卷土重来，所立九名博士被郑学占据了六席，后来晋元帝接受太常荀崧建议所增设的三名博士更全部是郑学。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的时代，门阀贵族子弟的教育一般都是在家族内部进行，对太学没有太大的依赖。自然对太学也无太高热情，太学招生员额不断缩小，教师水平也不断下降。太学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作用不断降低。贵族内部的子弟教育则相对较为灵活，所讲授内容也不完全是儒家经典。玄学、文学艺术等等往往成为家族私学里传授的重要内容。
与东晋相对应的北方十六国，虽说有些统治者也曾关注过教育，个别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还比较兴盛，但总体看由于战乱频仍，学校教育往往旋兴旋废。比如前秦苻坚在王猛的辅佐下一度统一北方，史载：“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晋书·苻坚载记》）而且苻坚本人“博学多才艺……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同上）。但随着前秦的崩溃，这一切都成为昙花一现而已。
进入南朝以后，学校教育衰落的情况还在继续。南朝政府对于兴办学校并没有太多的热情，而且学校兴办的时间也往往很短暂。国家遇到变故，首先被废止的就是学校。《南史·儒林传序》中说：“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具文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分遣博士弟子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燕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衣冠殄瘁，盗贼未宁，敦奖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后，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而且随着佛道二教的冲击，儒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同时随着文学自觉的完成和史学的独立，在国家教育文学和史学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宋文帝元嘉年间曾开设儒、玄、文、史四学以专门教授。
相对于官办学校的衰落，私学在南朝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方面门阀贵族家学得以延续，在家族私学中不仅传授儒学、玄学、文学艺术，而且为适应门阀贵族的特点，礼学和谱牒之学也受到特殊的重视。另一方面受佛教讲经方式的影响，私学中也流行讲座的教学方式。一些私学的规模还一度发展得比较大。同时在南朝，一些专科学校也开始出现，比如医学、律学等等。还出现了著名的童蒙读物，如《千字文》。
相对于南朝，北朝统治者对兴办学校有着很高的热情。这与他们急于接受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魏书·儒林传》：“始建都邑（389）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不仅重新恢复了太学，还有国子学、四门小学、皇亲之学等等。各地方的学校制度也较汉代有了很大的完善。献文帝时规定，大郡设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北朝私学也很发达，《北史·儒林传》记载：“明平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小者数百。”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及后来北齐与北周的对峙时代里，学校教育再度衰落。《北史·儒林传》载：“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员数十耳。”北周的经学较北齐要好得多。北周初明帝宇文毓时就很重视经学的发展。《北史·儒林传》载当时：“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特别到了周武帝宇文邕时更加重视经学重用儒生。《北史·儒林传》称北周武帝“征沈重于南荆……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安生以殊礼，是以天下向慕，文教远覃”。当时天下学生、大儒虽然比不上魏晋，然风俗之变，亦“近代之美也”。
五、隋唐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出现
隋代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隋代在各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教育领域内也是如此。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了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寺，设置祭酒来管理天下的学校教育。国子寺下设立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和算学。前三所学校主要进行儒家经典的教育，设博士、助教各五人。后两所学校属于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设博士、助教各二人。后来隋炀帝把国子寺改为国子监，职能依然如旧。此后这一机构一直为后来的各王朝所沿袭。而且隋朝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中也设有专门学校。这些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从门阀贵族手中夺取教育控制权的一个表现。
隋炀帝画像
同时，为了从门阀贵族手中夺取人事权，隋代废止了九品中正制，开设了科举。在隋文帝的时候朝廷经常以各种名目要求地方上举荐人才，这就是科举的雏形。到隋炀帝的时候正式设立了进士、明经、秀才等科来取士。不过在隋代最重要的是秀才科，整个隋朝也只有十几个人中了秀才。隋朝的科举是由吏部来负责的。但是隋代科举刚开始创立，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科的人才仍然需要官员的推荐，考试的程序还很不完备，考试的时间和内容还很不固定，等等问题，需要到唐代才进一步完善。但是隋代所开创的科举制度，它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从此后科举成为平民入仕的主要渠道，尽管它有各种缺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无疑是最公平的一种方式。1864年，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刊登了《中国的竞争考试》一文，文中说：“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惟一没有被动播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它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惟一避难所。”在专制社会中，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和广泛性，使一部分处于社会中底层而了解社会实际的优秀人物取得参预政治、管理国家的权力”。
唐朝继承了隋朝所开创的科举制度，并且不断地加以完善。为了配合科举制度，还建立了完善的学校制度。
唐朝的学校培养的主要是官僚预备队伍。按照培养目标的不同，唐代的学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子监所属的六所国家学校和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东宫附设的崇文馆两所贵族子弟学校。国子监下所设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其中前二者所招收的为官员的子弟，四门学招收的为平民子弟，学习的内容为儒家的经典和子史等内容。弘文馆和崇文馆的学习内容也是这些，不过考试要简单的多。另一类是专门的职业学校，比如医学、天文学、历法学、兽医学等。相应的各地方也都有学校的建制，一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州学，一是以培养医学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医药学校，医科学校各州也都有定额。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在各州设医药博士培养医学学生，简称医生。既然有了学校，就要确定教授的内容。为了解决由于南北朝长期分裂而导致的南学与北学的纷争，在唐初就曾命令颜师古校对了五经的文字，专门写了《五经文字》一书。后来又让孔颖达等人写了《五经正义》来统一对经学的解释。
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学生毕业经考试合格后就会被推荐去参加科举考试。唐朝的科举考试是每年举行一次，所以叫常科。常科的名目有很多，一般依据应举的人的条件和考试的内容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科。秀才是为了选拔特殊的高级人才，明经要求至少对两部经典十分熟悉，进士则着重考试应举者的实际工作能力，明法则要求应试者对法律非常熟悉。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根据身份不同又有划分，由中央的学校毕业的被称为生徒，由州县的学校毕业的则被称为乡贡。最初科举考试是由朝廷的吏部来负责，后来在开元年间改为礼部主持。皇帝还会不定期举办各种名目的考试，称为制举。这类的考试名目繁多，见于记载的有一百多种。
唐长安城
在所有的各科中比较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明经的考试形式主要是所谓的贴黄，朝廷根据经典字数的多少把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小经，然后由考生根据自己的特长来选择一两部经典来进行考试，考试的时候把经典中的某一部分用黄纸贴住，让考生在黄纸上默写。明经科每年的的名额也不过是百人左右。当时的人们并不重视明经，因为这只是考试人的记忆能力。进士科的考试除文章外，重要的还有诗赋，每年的名额只有三十人。这种考试则需要应试者有很高的才气。所以人们很重视进士科。根据《唐摭言》卷一记载：“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当时有所谓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进士考试的第一名被人称为状头，后来改称为状元，中状元被称为跃龙门。当然，唐朝的科举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首先，考试不是匿名的。所以很多人都在考试之前到处走门路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比如白居易“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虐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唐才子传》卷四）其次，通过了科举考试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做官，还需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入仕。比如韩愈就在中进士后三应吏部试而不第。很多人不得已只能到地方别人的幕府中去任职。
科举考试中式后，会有许多相关的活动。比如将考中的人的姓名写在大雁塔的墙壁上，称为题名会。还要在曲江亭举行宴会，叫曲江会。还有一种活动叫“杏园宴”，主要内容是探花。所谓的探花就是在同一榜进士中选出两位年少貌美的，也就是新科进士的选美活动，被选中者被称为两街探花使，又叫探花郎，然后让他骑着马遍游长安城内的名园，摘取名花。如果被别人先折到最先开放的牡丹、芍药等花朵，这两个人就要受罚。参与其中的新科进士们风光无比，正如孟郊在诗中所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六、宋元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
宋代是一个文化勃兴的时代。北宋王朝建立后就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先后曾进行过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学制改革。第一次是庆历年间由范仲淹主持的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推广著名学者胡瑗所开创的“苏湖教法”以及对科举考试内容的调整。第二次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熙宁兴学”，其核心内容是开创了太学的“三舍法”，即在太学设外舍、内舍、上舍，初入太学者为外舍生，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和考试逐渐升入内舍和上舍。他们科举考试中享受一定的优待。同时王安石还对太学教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为了给变法制造舆论，规定太学里的教学必须以他所主编的《三经新义》为标准，而科举进士科的考试则不再考试诗赋等等而注重考试经义和策论等内容。第三次改革是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所主持的改革，建立了县学、州学、太学相联系的学制系统。在宋代还设立专门的地方教育机构——提举学事司。这一措施也为后世的王朝所继承。
北宋大批的官员来源主要是科举。唐朝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科举，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贵族所操纵。北宋科举向文人更广泛地开放。宋太祖时期取士还是比较严的，961年录取进士11人，963、964年录取进士都是八人。但宋太宗即位以后，一年所录取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数百人。甚至多次考试不中的人，皇帝也可以给予特别的恩惠而允许做官。而且制度进一步完善，992年，将进士分为五等，一二三等赐进士及第，四五赐进士出身。景德四年（1007年），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完全以考试的成绩定录取和等级的标准。到宋仁宗的时候，又改为一二等赐进士及第，三等赐进士出身，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后来为了解决国家官员数量不断增加的难题，所以就规定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进士录取三百人的定额。其它的科目人数不能超过进士。进士出身的官员成了官员的主流。有人考证唐朝通过科举登科的人有为6603人，而两宋则是45640人。考试的制度比唐朝也更加的公平。
王安石与司马光
宋代教育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书院的兴起。书院起源于唐末，形成于五代而大盛于宋。书院本为修书和读书的所在，后来逐渐演变为教育机构。其性质相当于民办高等学府。北宋以后，书院逐渐兴盛。北宋著名的书院有所谓四大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进入南宋以后，书院更加发达。江西、浙江、湖南等地更是书院林立。书院的主持人一般称为山长、洞主、院长等，各书院一般都有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最著名的有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该学规指出书院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还规定了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的一些重要原则。该学规对后世的书院影响很大。
宋代的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往往还是学术的中心，经常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大师进行会讲。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在书院中自由地交锋。比如朱熹和陆九渊就曾经有过鹅湖之会。这些都是在官学中所不可能出现的。书院十分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书院的教育不像官学那样带有着十分明确的功利性。书院与科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学生进入书院学习多是出于提升自身学养的目的。书院中的师生关系也很自由融洽。教师都很注重“身教”，注重人格的感染力。书院中的教学方法也很灵活，师生之间可以就很多问题展开自由地讨论。这一点在保留到今天的很多宋人语录中得到验证。
理学家们也非常注重对儿童的教育，所以宋代的蒙学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家都非常注重对儿童的训蒙。宋代蒙学教材也大量涌现，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也都有蒙学著作传世。比如朱熹就有《训蒙诗》一书。宋代出现的很多蒙学教材往往被后世奉为经典。比如据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所著的《三字经》，全书以三字为句，配合一定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儿童进行学习。全书总共三百多句，后世有所增加，今传本共1140字。该书很好的实现了儿童识字、历史知识与伦理道德的有机结合。还有不知编著者的《百家姓》。它们和《千字文》一起构成了后世训蒙的基本教材。
进入元代以后，大体继承了宋代的学校制度，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路、府、州、县之学。元朝中央设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国子学教授儒家经典，蒙古国子学则注重培养蒙古族人才，回回国子学则是专门教授波斯语，回回国子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地方上，元朝的创新则是在鼓励社学的普及。对于书院，元朝政府在扶持、保护的同时，加强了监督。就教学内容而言，元代书院基本以理学家的著作为主，同时也有个别书院传授儒学以外的其它内容。
七、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的僵化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治国人才的培养，建国前即在应天府创办国子学。洪武二年（1369）又诏天下府、州、县广设学校，并选其学生优秀者入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更国子学名为国子监。国子监长官为祭酒，以下有司业、博士、助教等教官。其学生通称监生，其中品官勋戚子弟为官生，地方保举的民间俊秀及府州县学校生员为民生。洪武初年官生数量较多，后来民生占了压倒多数。洪武二十六年（1393）监生总人数达到8124名。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洪武时还包括《大明律》、《大诰》等法律文书，以及西汉刘向《说苑》等杂书。监生待遇较优，生活费用官给，又时有赏赐，岁久探亲亦赐路费。监中分为正义、崇志、广业、修道、诚心、率性六堂，教学内容、难度逐次加深。升入率性堂后，每季度都有经义、策、论、判语、诏诰表章等考试，一门考试文理俱优即予一分，理优文劣者半分。一年中积至八分为及格，即可出身任官。才学超异者，可奏请皇帝破格授职，不受积分之限。监生坐堂到一定期限，又有被分拨到朝廷各机构实习“吏事”者，称历事监生，实习期满无大过，亦得补官。洪武时期监生任官者甚多，有的出职即超擢布政、按察使，史称“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府、州、县学之制，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1人，为教官之长。普通教官称训导，府4人，州3人，县2人。生员人数，起初规定为府学40，州学30，县学20，皆官给廪膳，称为廪生。以后数目又有增加，称为增生和附生。他们专治一经，不能直接做官，必须参加科举考试，或是经“岁贡”入国子监，才可能有做官的机会。此外，还有在民间乡村设立的社学，为宗室子弟开设的宗学，为武官子弟开设的武学，等等。几乎做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故史谓“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至于书院，明初的统治者既不提倡也不阻止。所以明初的书院相对衰落。明中叶以后，书院讲学之风逐渐恢复。一时之间大江南北书院林立。书院的自由讲学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的思想专制构成威胁。所以，伴随着书院的兴盛，明政府也开始对书院进行限制和打击。先后四次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明朝书院中最为知名的是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本为宋人杨时讲学之所，后来废弃。明末顾宪林等人恢复了东林书院。他们不仅建立了完备的制度，而且在读书之余还关心时事。这一点体现在顾宪林所题的一副对联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诸人虽说后来遭到阉党的打击，但随着阉党的倒台，东林书院又得到恢复。
明朝科举始于洪武三年（1370），因取士效果不尽理想，洪武六年一度停罢，至洪武十五年（1382）始重新开设。洪武十七年，命礼部定科举程序，颁行各省，其后遂为定制。按规定，士子必须先在州县通过预备考试，获得府、州、县学的生员资格（亦称秀才）之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种使官办学校与科举密切结合的做法为明朝首创。正式考试三年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内容包括四书义、经义、论、判、诏（或诏、表）、经史时务策等多项科目，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书义、经义，即从四书五经原文中择句命题，敷衍成文。作文时必须根据朱程理学的注疏，模仿古人的语气进行发挥，而且要遵循固定的格式。每逢子、卯、午、酉年在各省举行乡试，中试者为举人。举人可直接赴吏部授官，也可继续参加会试。会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中试者随即参加由皇帝举行的殿试，重新排定名次，分三甲发榜，统称进士。第一甲称进士及第，只有三人，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同进士出身。进士大部分直接授官，二甲、三甲中的一部分人经考选再入翰林院学习深造三年，然后授职，称为庶吉士。洪武二十年（1387），还开设了武举，用以选拔军事人才。
明代的疆域
明初三途用人，学校、荐举为盛，相比之下科举的地位不算重要。以后则科举独尊，荐举渐成虚文，学校在选官方面的地位也日益下降，主要成为为科举储才之所。由科举出身者，又以进士为重，举人为轻。由于科举发达，对其考试标准化的要求不断提高，四书义、经义的写 作格式日益严格，形成“八股文”。它由一些规定的段落组成，其主体为四段对偶排比文字、八个部分，故有“八股”之称。直到清末为止，八股文一直是读书人用以博取功名的敲门砖，在社会上有极大影响。另外，洪武三十年（1397）发生“南北榜案”，因是年会试录取者皆为南方人，明太祖疑其间有弊，杀主考官，重试结果全取北方人。后来明朝科举会试遂分南、北两榜分别录取。
清朝入关以后，各项制度基本继承明朝。在学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清代国子监学生通称为监生。因资格不同，又可以分为监生和贡生。贡生又分六种：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和例贡。其中前五种被人看成正途，例贡为捐纳入监。监生也分四种：恩监、萌监、优监、例监。例监也是依靠捐纳。国子监所传授儒家经典均以程朱理学的解释为准。国子监内部实行分斋教学的制度。清朝统治者对国子监管理十分严格，政府制定有二十八条监规，全体师生必须严格遵守。
清政府还专门为宗室子弟开设了“觉罗学”，为八旗子弟开设了“八旗官学”等学校。清朝政府与俄罗斯交涉很多，为了培养专门的人才，清政府还开设有专门的俄语学校。
康熙皇帝画像
清代政府对地方学校的优待不如明朝，对生员的管理也较明朝更为严苛。清政府先后颁布有：《训士卧碑文》和《圣训十六条》，严禁生员干涉民间实际事务，剥夺了他们出版结社的自由。清政府在各省设提督学政，学政任期三年，任内职责有主持童子试以及对生员进行考核等等。
至于书院，清初经历了战乱以后，书院也陷入凋敝。康熙年间，书院才逐渐复苏。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下令提倡书院，要求各地督抚在省会创办书院并给予经费的保障。同时，清政府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清代书院已经逐渐趋于官学化，书院的学习内容也以八股文章为主，书院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民办书院的影响力虽有所下降，但民办书院也出现了很多值得肯定的变化。比如颜元在漳南书院，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开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斋，课余还有各种体育活动。清代汉学家在其创办的书院中也能尽量减少科举的色彩，不课八股。比如阮元所创办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堪称典范。清末，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政府下令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书院正式推出历史舞台。
清代的科举也基本沿袭明制。也是首先需要通过童子试成为官学的生员，才能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各省组织的乡试，礼部组织的会试和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清代的科举相对于明朝更加僵化，八股文始终是考试的重点。这样的考试并不能真正选拔人才，清代很多大学者都是屡售不第。比如吴敬梓、蒲松龄等人都是蹭蹬科场。而且考试中也是弊端丛生，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就曾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传统的教育和科举的弊端越发显现，它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世界。民间新式学堂不断创建，政府中有识之士也呼吁对教育和科举进行改革。庚子之乱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进行变革，1905年科举被正式废止。清政府也设立了学部，颁布了新的学制。传统教育和科举终于走到了尽头。
【扩展阅读书目】
《中国古代教育史》 毛礼锐 瞿菊农 邵鹤亭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中国教育史》 陈青之 岳麓书社2010
《中国教育史》 陈东原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中国教育管理史》 黄仁贤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书院史》 邓洪波 东方出版中心2004
《中国科举史》 刘海峰 李兵 东方出版中心2004
《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 袁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古代学校》 郭齐家 商务印书馆1998
[1] 《中国古代学校》，2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当然，对此不可过于拘泥，西周时期还没有很详细的分工。尤其是高级贵族更是如此。贵族子弟的军事才能训练由长期负责军事的贵族来进行是很合理的一个推测。
[2] 有人认为稷下学宫是齐国的官办学校，其实稷下学宫充其量是一个官办的研究机构。它并不承担培养学生的任务。学宫中诸人的教育活动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
[3] 《汉书·艺文志》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近代以来引起了诸多争论。暂且不论班固对于诸子出于某官的具体论断，诸子与西周宗法制度下的王官之学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昔日的王官之学往往成为诸子效仿的对象，王官之书也成为诸子立论的重要依据。
[4]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先师朱维铮先生《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一文，收《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如同前人所指出的，“公卿之子不养于太学”，从汉代开始，太学里的学生就基本以平民为主。贵族子弟的教育一般都在家族内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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