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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冬天給我們每個人上了重要的一課：疾病從來不只是科學的問題。認識疾病，認識疾病背後的醫學、社會、人，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也只有建立起這樣的認知，管理自己與疾病的關係，才能獲得健康的自由。
牛津大學醫學史博士吳易叡在香港大學教授多年的《人文疾病課》剛剛在看理想上線。在這門課裡，他從醫學、歷史、社會、政治、生物的角度，講述我們應該如何與疾病共處。
下文是這門課的第一節課：為什麼“公民性”對戰勝瘟疫至關重要。課程由Matters團隊製作，推薦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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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從2019年12月爆發至今，疫情還未到達拐點，全世界都開始鬧“口罩荒”。一連好幾天，包含香港、臺灣、新加坡都有人發放消息說，衛生紙等民生物資就要短缺了，造成大批民眾瘋狂搶購。“恐慌”的感染力和流竄速度，幾乎比病毒還要強大和迅速。
人類並不乏對抗傳染病疫情的歷史，但為什麼面對這次的新冠病毒，我們還是手足無措？
除了對這個新的病原體我們知之甚少以外，和這隻病毒交纏互動的，是一個正在快速變動的社會，而我們對這個社會，仍然一知半解。
不完善的“都市化”成為瘟疫爆發的溫床
黑死病蔓延時的“鳥嘴醫生”
大規模的疫情，為何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地發生？
首先，人類旅行的範圍變大了，能夠去到更遠、人跡更罕至的地方。第二，人的生活方式變了，從現代早期開始，不同程度的都市化，讓人的居住環境便得擁擠。
伴隨著居住條件複雜化的，便是人與人更頻繁的往來，還有更親密的距離。這三個因素是造成近現代大規模傳染病爆發的主要原因。
舉例而言，歷史學家普遍相信14世紀的黑死病，是由中國雲南，經過絲綢之路傳入歐洲的。人們在絲綢之路上共享某些基礎建設，幣值交換、貨物流通都非常方便。但這個經濟共同體也不幸同時打造了細菌的共同市場，而成為疾病的共同體。
在中國，這些黑死病的細菌並沒有造成大規模的疫情。而當時的歐洲正在經歷都市化，而都市化之後，居住的環境順勢成為細菌的溫床。
但都市化本身並不一定是罪魁禍首。一個常被忽略的概念是發展的“不平等”： 都市要是規劃完善，有穢物清運的機制，淨水和汙染水源分開，就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襲。相反，許多傳染病爆發的地點，是龍蛇雜處的貧民窟，以及人流難以管理的移動人口集散地。
殖民加速了傳染病疫情的擴散
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之後，很快傳入了世界各地，成為全球衛生的議題。“全球衛生”(global health)在全球治理上算是一個新穎的詞彙，但它卻有很長的歷史根源。
在人類遷徙的過程當中，經常發現自己在航程中得病或死亡的概率非常高。比如歐洲人航行到新世界，和當地人或他們不熟悉的物種相互接觸後，便產生了疾病。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從新大陸把梅毒帶回了歐洲，便是最經典的例子。
這些病原體在他們遠航目的地，其實是沒有發生疫情的，那是因為他們接觸的對象原本就是病原體的自然宿主，宿主和病原體是和平相處的。但他們卻往往在返航的船上，或是回到自己的出發地之後，開始一一病倒。
18世紀當英國成為海上霸權的時候，他們也同時發現自己身體非常脆弱，容易患上結核病、肺炎、麻疹、流行性感冒或是天花。除了在船上配備醫療團隊，他們開始知道要喝乾淨的水，進行飲食調控，設計規律的生活作息。
在許多殖民地，許多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醫學知識也應運而生。比如英國人居住在中國通商口岸各地，會選擇高海拔的地方居住，因為他們相信這是讓他們身體不致變質，神經不致衰弱的做法。他們對當地的食材充滿戒心，對烹調方式也斤斤計較。他們甚至相信要用英國學校裡的體能教育訓練自己的下一代，比如組織划艇隊，好讓他們的孩子百毒不侵。
然而殖民地的開發，卻也加速傳染病疫情的擴散，這是殖民者始料未及的。1842年英軍才剛從香港上岸，便觀察到了當地難以控制的熱病。
那時的細菌學不發達，人們只能以水土不服來理解，等著疫情自動消失。但1894年，香港已經是一個非常具有規模的人貨聚集地。1894年爆發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一般也被認為由雲南傳出，經過廣東，然後此地擴散開來。
香港爆發鼠疫之後，很快地再度向外蔓延，造成了全球第三次鼠疫的大規模感染。它爆發的地點，正是港英政府規劃給華人居住的太平山區。
此地人口密集，一間屋子裡經常可以住三到四個家庭。而且人畜共生，穢物與食物同存，也沒有清潔的水源。
香港1894年鼠疫時期，疫情爆發區域的防疫工作
當時的細菌學說已經相對成熟，因此衍伸出了許多科學上和公共衛生的對應作法，到今天還是深深影響著當地人。
首先，香港華人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公園。這是港英政府清拆太平山區華人屋宇所換得的。現時綠意盎然的卜公花園，在法律上已經永久不可作為住宅用途。
第二，疫情促成了不同細菌學者到香港來進行科研競爭，其中有包含科霍(Robert Koch)學派，德日系的北里柴三郎，還有巴斯德(Louis Pasteur)學派，屬法國、越南系的亞歷山大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最後是由耶爾森從屍體裡的淋巴腺分離出病菌。
第三，便是西醫從此在香港獲得主導地位。事實上在抗生素尚未合成之前，中西醫對於細菌引起的傳染病治療效果其實差不了多少。但地方危機，永遠是帝國主義工具的擁有者，見縫插針的難得關頭。港英政府處心積慮地想要對華人的東華醫院進行改革，讓它變成一個西醫的醫院，這時終於逮到了機會。
隔離和檢疫是應對疫情的重要方式
鼠疫期間，用新建的玻璃廠隔離病患
香港鼠疫爆發時，還有兩種公共衛生的實作方式：隔離和檢疫。它們衍伸出的社會議題到今天依然歷久不衰。
100多年前，港英政府的衛生警察會上門把屍體搬走，或是把發燒的病人強行帶到醫院隔離。在香港西環的外港還有一艘壯觀的醫院船，叫做海之家(Hygieia)。當時華人不信任殖民政府，坊間充斥著流言，說被帶到船上的人就會被英國人抓去做人體實驗，或者是眼睛會被挖出來，當成做相機的鏡頭等等。
這種強制的做法就算放到現在，還是會讓人心生抗拒。
檢疫的歷史其實和隔離差不多。中世紀黑死病肆虐歐洲，停泊在威尼斯港外的船舶都必須檢疫四十天後，船員才可下船。而國際間的檢疫標準則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制定。
1834年法國提議舉辦國際會議，之後遭受重重阻力，一直到1851年才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當時世界各國想要通過檢疫方法，防止海運傳播疾病，但屢屢提出反對的卻都是有龐大利益的航海貿易國，像是和印度往來頻繁的英國。
帝國主義作祟，歐洲列強總認為疾病的來源在神秘的東方。二十世紀初，這些國際會議的討論總是圍繞著如何防範東亞的鼠疫。一直以來，他們也害怕伊斯蘭教徒透過年度的麥加朝聖傳染霍亂。
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會議才透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成立而常態化、制度化。在聯合國周邊組織的架構中，每個現代國家擔任一個會員，地位平等。當然也有些權力大小的問題，但這就另當別論了。
大規模疫情之下，什麼才叫“善治”？
說到底，碰到大規模疫情爆發的時候，人應該怎麼自處？
隔離會帶來恐慌，檢疫會帶來歧視，其實是人之常情。
事實上，抗疫就好像打總體戰一樣，在全民皆兵的概念下，似乎服從才是上策。因為平常我們掛在嘴邊的，當代醫療裡面說的病患自主權、醫病的對等關係，現在加入了一個制高點的考量，也就是公眾利益。
在公眾利益主導之下，身為公民所應該負起的義務，往往大於原應享有的權利。人遵守大數原則時，所有的做法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優先，個人的權益某種程度上會被犧牲。
此外，自主權會被剝奪。公民本來擁有的移動自由、集會自由在這個時候會被限制，比如封鎖交通。有時甚至隱私權也會被侵犯，比如受檢疫者的地址門牌號碼會被公佈。
一個“自覺”的公民出現症狀時，知道必須戴上口罩，防止病原透過飛沫傳染給他人；懂得聽命接受隔離檢疫的要求，也明白交代旅遊史的道理。一般人就算沒有症狀，也應該知道如何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減少聚會，降低非必要醫療資源的利用度。用社會學的講法，這些行為奠基於“公民性”。
當然，儘管義務大於權利很重要，但對應的明理政府也不可或缺。
主政者必須深知如何有效地達到公眾服務的目的，同時犧牲個人權益到最細微的地步，這就叫“善治”。
一個懂得善治的政府，往往以民眾利益作為決策依據，並且有一個清楚的問責機制；它的決策透明，受到媒體和言論自由的支撐；它還尊重專業技術的人員，善用管道諮詢醫療專業。
自動自發的公民性和體恤民情的善治政府，都是必須經過長時間培養的。
回到歷史來看，當香港發生鼠疫的時候，一個沒有辦法去體恤民情的政府，再如何祭出鐵腕都藥石罔效。港英政府在第一時間就下令封港，結果便是三分之二的華人逃回廣東。但是過了三、四十年之後就不同了，人們逐漸獲得和疾病相關的知識，習慣公共衛生的實作方式。
拿天花為例：這是華南地區幾世紀以來都搞不定的傳染病。英國細菌學家William Hunter在20世紀初時表示，如果香港人學不會打疫苗，天花就絕對控制不住。
因此，透過政府的宣傳、街坊組織的配合，甚至動用慈善機構，逐漸讓香港人熟悉公共衛生的操作方式，明白維持健康的權利和義務。
但是過了30年，天花還是沒有辦法有效地控制，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人口流離得更厲害，許多難民逃到香港，造成天花再度猖獗。但此時控制住疫情的方式，便是阻斷香港和廣州之間的交通往來。
然而為什麼此時的“封關”比十九世紀末鼠疫時期有效？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和人們逐漸習得的醫療順從性有些許關係。
在危機中，更要思索體制如何健全
才能避免下一次的危機
回過頭看這一次的疫情。雖然世界衛生組織終於宣佈了全球衛生緊急狀態(PHEIC)，但這真的有用嗎？
事實上，面對每次突如其來的疫情，都是和前所未見的巨獸打交道。
緊急狀態的宣佈，目的是能夠啟動以過去經驗為基礎的標準做法，但這無法回應每次疫情爆發時，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政治、經濟結構，和人在其中會做出的相應舉動。
醫護人員是否訓練精良？民生物資在封城之後是否能持續供應？是否有足夠而透明的指導信息讓人們自主隔離、進行健康管理？
疫情還在發展。到目前為止，專家們甚至還無法確切掌握病毒的傳播方式和症狀表現。
面對未知，我們如今看到的是疫情帶來的人群歧視，傷害的嚴重性可能都超過了病毒本身的威脅。而在後真相與後事實社會之中，我們往往只會相信自己的經驗和偏頗的信息來源。此時，專家變得無用武之地。
疫情終會得到控制，但我們所經歷的集體創傷，可能也會遠超過身家性命的受損。
恐慌時期造成的人群對立、官僚和技術人員之間破裂的信任關係，可能會讓這個社會永遠處於準備不周的狀態。
此時不如讓我們冷靜下來回顧歷史，重新思索社會的體制應該如何健全，才不致下次未知來臨之時，依舊臨淵結網，高喊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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