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2日，武漢百步亭社區的一小區大門口，保安對進出小區的人員進行登記測量體溫。圖/財新記者 丁剛
【財新網】（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我們社區的最後一名確診病人今天終於住進醫院，總算完成一項清零任務。”2月13日下午5點接到電話，武漢江漢區的社區書記王建軍長長地籲出了一口氣。
電話是社區一位患病的爹爹從醫院打來的，他和患病的老伴在武漢紅十字會醫院排了三天隊後，終於被分配住進頭一天剛剛啟用為定點醫院的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院區。2月11日，王建軍用街道的電瓶車把這對爹爹婆婆送入社區對應定點收新冠病人的紅會醫院，就一直揪心他們能否住上院。“我們只負責送到醫院，能否住上院還得靠他們自己排隊。”
王建軍所在社區有1780戶4000多人，確診新冠肺炎病人9人，去世1人。王建軍告訴財新記者，那名去世的71歲患者在紅會醫院留觀室等了十天，也沒有排上住院的號，病情越拖越嚴重去世了。其他八名確診的新冠病人如今總算都住進了醫院。
王建軍的朋友、礄口區的一位社區書記鄭玲，在2月11日完成確診病人全部收治入院的“應收盡收”任務。
鄭玲所在社區2000餘戶，有確診新冠肺炎患者17人，最後一名送走入院的確診病患是一位82歲的老人。老人的核酸檢測陽性，病情雖不算嚴重，但年歲大了生活不能自理。按照規定，確診的重症病人應當送入定點醫院收治，輕症病人應當送入方艙醫院收治。等他們把爹爹拉到方艙醫院，卻被拒收，才知道方艙醫院只接受65歲以下的確診病人。而定點醫院床位有限，優先給重症病患，社區把這位爹爹連續兩天拉到醫院排隊，等不到床位，只能坐在椅子上，老人身體熬不住，只好又拉回來在家等候，區長親自打電話協調都聯繫不到床位。到2月11日中午，社區終於等到通知，將他安排到10多公里外的亞心總醫院。
2月9日，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在武漢市督導疫情防控工作時要求，錨定“清零”目標，做到應收盡收，確保所有確診患者和疑似患者都得到集中收治。當天，武漢發起“應收盡收”的“清零”總攻。
2月10日上午，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重點工作調度會，要求堅決落實“應收盡收，不漏一人”工作要求，確保確診病人100%集中救治，疑似病人100%集中收治，發熱病人100%留觀，密切接觸者100%隔離。
王建軍和鄭玲告訴財新記者，街道給社區下的死命令是優先確保確診病人必須100%救治，絕不能留在家裡，“一旦督導組發現有確診病人沒有收治，就會問責”。他們為此殫精竭慮，多方奔走，終於勉強完成任務。
王建軍舒緩了一口氣，又開始擔心5名疑似病人的安置。他的社區有6名疑似病患，2月12日有1名病情加重的疑似病人家屬通過各種方式引起社會關注，住進了隔離點，其他5人還在家隔離。“隔離點的床位也要排隊。”
在江岸區的百步亭，李棟所在的社區也趕在2月11日24點前完成了“應收盡收”的任務。“瘋狂幹了幾個通宵，感覺腿已經不是自己的腿了。”當天晚上，李棟洗了十幾天來的第一個熱水澡。
然而，到了2月12日一大早，社區裡又發現了新的病人。
“新增了兩個，一個隱瞞的，一個是前幾天在同濟醫院做了CT，符合磨玻璃樣病變的影像學特徵。”李棟說，後者身患尿毒症，要做透析，不能進隔離點。“不收這種有基礎疾病需要治療的，所以我現在在想辦法給他安排住院。”李棟說。
2月13日上午，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雙雙換人的消息公佈，上海市市長應勇接替蔣超良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接替馬國強擔任武漢市委書記。
忙著填表和打電話的王建軍對兩位地方大員的下課根本沒時間去感慨。
到下午，手機發來湖北省衛健委最新的疫情通報：2月12日0時-24時，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含臨床診斷病例13332例)，其中武漢市13436例。全省新增病亡242例（含臨床診斷病例135例），其中武漢市216例。李棟終於停了下來，愣了愣神。
“意料之中的數字，我們不知道全局，但我們基層幹部私下交流各社區的情況，也都能估計的八九不離十。”真正讓李棟愣神的是，按照國家衛生健康委2月5日印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針對湖北省重新定義了疑似病例，又增加了一個臨床診斷病例分類，“差不多相當於把我們過去大部分的發熱病人變成了疑似，疑似變成了臨床診斷。如果對臨床診斷病人都等同於確診病人進行收治，就又要送病人找床位了……這疫情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1月23日封城：管委會停擺中的百步亭
回想起1月18日在百步亭社區黨群服務中心舉行的萬家宴，那人頭攢動的一幕不過才是20多天的場景，李棟還是覺得恍若隔世，“彷彿是隔了20多年，這20多天實在是發生了太多物是人非的事情”。
1月18日是農曆小年，百步亭社區按計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萬家宴”，社區4萬多戶家庭準備了13986道菜品，擺滿了黨群活動中心主會場和另外9個分會場。從2000年開始，百步亭的萬家宴已經連續舉辦了20年，成為當地的一個特色風俗活動，甚至還入選過吉尼斯世界紀錄。
百步亭分為安居苑、百合苑、花園現代城等9個居委會，10餘個小區，入住13萬人。李棟從2011年開始就在這裡工作，每年萬家宴前後是他最忙碌的時候。今年在社區管委會的安排下，工作人員和志願者一起，在3天前就要開會商議宴會流程和當年的亮點，佈置會場、登記居民準備了哪些菜品。1月18日早上5點多，李棟帶著志願者，按之前的登記到各家各戶接收菜品，然後送至會場。根據武漢媒體報道，今年的萬家宴非常成功，“熱鬧程度超過以往任何一屆”。
彼時他們並不知曉，就是從1月18日開始，一種名叫新冠肺炎的烈性傳染病在人際爆發式增長：1月17日新增確診病例17例；1月18日新增59例確診，死亡1例；1月19日新增病例77例。
李棟回憶：“當時出現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說的是不人傳人，但它還是個肺炎啊。所以我們很多工作人員都曾建議過取消舉辦萬家宴，但領導沒有采納，理由是不想讓居民失望。”
1月19日，武漢媒體紛紛報道萬家宴成功舉辦，《楚天都市報》還放在頭版大幅圖片報道的顯著位置。“市裡面和區裡面都對萬家宴的成功舉辦表示滿意和肯定。”李棟說。
第二天晚間，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在電視上明確表示，武漢新冠肺炎“肯定有人傳人”，已經有14名醫護人員被感染。
“我們當時就傻了，然後管委會就和大家說，不允許接受採訪，讓大家靜觀其變。”李棟說。彼時，武漢各大醫院的發熱門診已經排起了長隊，氣氛異常緊張。財新記者1月20日在武漢協和醫院看到，不僅是發熱門診，輸液室的隊伍也排到門外，醫護人員均身著防護服進行登記、問診、輸液等工作。發熱門診張貼的一張告示顯示，因就診患者較多，等候時間或為3-4個小時。
1月23日凌晨2點，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了“交通封城”的第一號通告。
“那一天就全亂了，居民的電話像雪片一樣打來，區裡面則要求我們一天之內敲開每一戶的房門，將《告居民書》發給他們。”李棟說，“我們10個人當天就把轄區內3800戶居民都走了一遍。當時沒有任何防護，連口罩都沒有。”
從李棟的角度看，百步亭社區管委會從那一刻起就處於“停擺”狀態。“發完告知書後，領導就開始安排我們排班，但管委會一直沒有明確的指令。”直到1月25日大年初一，李棟拿到了百步亭管委會下發的唯一一份通知：要求各居委會必須保證春節期間早八點到晚八點全員上班。此後，李棟再無接到過管委會的任何公開指示和文件，其工作安排都是和社區領導單線聯繫。
與此同時，武漢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前一日發佈的第七號通告也送到了李棟手上，這份公告旨在解決發熱門診等候時間長、床位安排不及時等問題，宣佈全面實行發熱市民分級分類就醫。公告給社區安排了兩項工作：
第一，全員排查發熱病人。由全市各社區負責，全面排查所服務轄區發熱病人（含已就醫和未就醫市民），並送社區醫療中心對病情進行篩選、分類。對於需要到發熱門診的病人，各區統一安排車輛送達指定發熱門診就診，指定發熱門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病人；對於不需要到發熱門診就診的病人，由各社區落實在家居家觀察，社區負責做好市民居家觀察服務工作。
第二，分類安排發熱病人。已確定或高度疑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由市衛健委負責，安排車輛送至指定治療點治療；疑似的發熱病人，留在發熱門診留滯觀察；發熱情況較輕，還不能確定為疑似的病人，由各區負責接回指定地點隔離觀察；確定不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由各區負責送回家中居家觀察。
這意味著，像李棟這樣沒有醫療經驗的社區工作者站到了抗疫第一線。
此後，李棟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對網格內的居民進行排查、登記、送醫和溝通床位。“我們每天都要進行填表登記，按自己的經驗對有‘問題’的居民進行分類，主要是發燒的、CT檢查為疑似的、還有確診的，還有重症和輕症的情況，統計的情況報到區衛健委，然後第二天把前一天的名單再全部聯繫一遍，瞭解有沒有變化。”
李棟坦承，在2月7日前，他所在的網格大多數排查登記工作都是居民自行用電話或手機微鄰告知自己發燒或有咳嗽等症狀，社區工作人員再送他們去醫院做CT和核酸檢測。另一部分是居民自行就醫檢查後，醫院發現其屬於疑似或確診，然後通知社區，社區再安排人排查他的密切接觸者，並進行居家隔離。
“其實上門排查也是在做的，但效率很低，我們每天有太多的事要做，肯定是先去解決已經出現的問題，有時間了再去做上門排查。”李棟說，“每天光填表和上報，就花費了我們近一半的精力。”
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送醫，對李棟來說，這也是最困難的工作之一。第七號通告要求各社區分類安排發熱病人，已確定或高度疑似的新冠肺炎病人，由市衛健委負責，安排車輛送至指定治療點治療；疑似的發熱病人，留在發熱門診留觀；發熱情況較輕，還不能確定為疑似的病人，由各區負責接回指定地點隔離觀察。但不管是去看病、送到指定治療點還是接回指定地點隔離觀察，不管是市衛健委負責安排的車輛還是各區自己接送，交通工具都成了社區工作者面臨的第一個攔路虎。
根據1月25日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的第九號通告，自1月26日0時始，除經許可的保供運輸車、免費交通車、公務用車外，中心城區區域實行機動車禁行管理。而此前一天發佈的第八號通告顯示，為解決居家市民出行不便等問題，全市緊急徵招6000臺出租車，分配給中心城區，由社區居委會統一調度使用，供社區內生活不方便的居民提供上門送菜、送藥、送餐服務。這意味著市民確有通行需求的，只能通過各社區配備的應急車輛保障需求。李棟表示，每個居委會都分到了幾輛出租車，但是需求太大，不是每個居民的需求都能及時滿足，而且這些車都規定不能用來運送病人。
八號和九號兩份通告並未明確運送病人就醫需要使用什麼車輛，只是在1月24日武漢市落實分級分類篩查工作視頻調度會中提及，要求各區立即確定隔離觀察地點和運送病人專門車輛，發現疑似病人，及時轉送發熱門診就診，確診後立即送指定醫療點治療，不得延誤。但這個“專門車輛”是什麼車輛，該找誰，究竟是七號通告裡的由市衛健委負責安排還是市裡調度會說的由各區確定，上面一直沒有說法。
居民就醫需求大增，有發熱的，有疑似要複查的，有確診送醫的，等不來上級明確說法的李棟和社區工作人員只好與當地派出所商量，將一部分警車改裝為“送醫專用車”。
“病人先去社區醫療服務中心分篩、開證明，然後我們送他們去醫院拍CT，如果結果不好，就要等做核酸試劑盒，但早先試劑盒很少，有的病人要去好幾次才能做上。運氣好的，我們有車能送，運氣不好的，就要自己走兩三個小時去醫院。”李棟說。
當然，最難的還是床位。李棟回憶，有的人確診了，有的人核酸檢測結果未出但症狀很重，還有的是其他基礎疾病需要住院，所有人都會找來社區。“我每天都要給各個醫院打電話問有沒有床位，我們居委會領導也盡力在找，到處求人，但收效甚微，病人對此很不理解，經常電話裡就罵我們。”
除此之外，李棟還要負責給所轄社區網格內行動不便老人以及居家隔離的居民送菜，以及回應居民的各種問題，天天焦頭爛額。“每天要接上百個電話，都是要求安排住院、送菜、要求消毒以及諮詢各種問題的，說到嗓子冒火。”李棟說。
在這個過程中，李棟認為，停擺的管委會讓事情雪上加霜。“別的社區上面是街道，屬於政府系統，他們協調資源能力更強，我們百步亭比較特殊，社區上面是管委會，屬於企業管理，管委會一停擺，最後各個居委會各自為戰，能拿到的資源當然就很少了。”
公開資料顯示，百步亭社區屬於武漢市江岸區，佔地4平方公里，曾被評為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範社區、全國文化先進社區，是榮獲首屆"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的唯一社區。上世紀90年代，百步亭在全國首開先河，將房地產的開發建設、政府對社區的職能管理和社區的物業服務三者合一，統一由開發商湖北省工商聯副主席茅永紅的百步亭集團及其設立的百步亭管委會來進行管理，成為全國第一個不設街道辦事處的社區。
1月23日-2月1日：殘酷的自然選擇
但事實上，屬於政府系統管理的社區也沒有好太多。
回顧1月23日至今的社區工作，王建軍和鄭玲均認為，從1月23日封城至2月1日的10天內，社區對新冠病人、疑似病人的救助很有限。“上級部門沒有提供實質幫助，社區又沒有醫院資源，社區能做的主要工作是填表登記發熱人員名單、向街道彙報，第二天更新情況再向街道彙報，週而復始，街道很少有反饋信息。”王建軍對財新記者說，“我們對新冠病人看病無能為力，病人只能自己想辦法度過難關。家裡有病人的都快逼瘋了，看病沒車，醫院不收，在家還會感染給家屬。”
王建軍告訴財新記者，他的社區分到6臺出租車，但這些出租車僅供用來給非發熱的困難群眾提供送菜、送藥等服務，發熱病人看病用車需要向街道另行申請。而且街道的專用運送發熱病人的車要統一協調，經常延誤時間，且只管送去醫院，不管接送回來。“我的社區有一名老人看病到凌晨二點多，身體實在太虛，要求街道的車接回去。我向街道領導說明情況，街道領導回覆說，我們沒有義務接病人回家。”王建軍最後用自己的私家車接老人回家。
王建軍曾幫助一名重症病人打救助電話，按照江漢區公佈的求助電話打過去，登記發熱病人要用車，結果等到下午，同一個任務從上面返回到社區，還是王建軍接的電話，要社區想辦法解決發熱病人出行的問題。“我幫病人打的求助電話，又返回來要我幫助病人解決。我要是能解決，為何還要去打求助電話。”王建軍很無奈。
類似讓王建軍哭笑不得的事情還有不少。大年初一，社區有個病人難受得快撐不住了，求王建軍幫他解決去醫院的用車，王建軍一再請示街道，專用車久久不來，王建軍最後自己開車帶病人去定點醫院看病。門診裡三層外三層被病人擠得水洩不通。病人排了五個多小時隊，只領到一些常規藥，醫院拒絕收病人入院。
王建軍找到醫院接待處，接待處護士說醫院沒有床位了，你不滿就打投訴電話和12345熱線吧。王建軍打了投訴電話，接待處的電話響了，該護士接了電話，說沒有床位。王建軍又撥12345熱線，熱線依然把電話轉到醫院接待處，還是那名護士接聽電話，說沒有床位。“這不是在調戲人嗎。”王建軍很不解，“病人看病實在太難了，我們也太難了，無法解決的任務都壓在社區。”
大年初一，鄭玲也遭遇了同樣的難處，1月25日晚上10點，社區一位82歲的疑似患者高燒去世，死者家屬打電話要求社區處理遺體。疑似病患死亡，必須要經過深度消殺，殯儀館才同意搬運遺體。鄭玲當天晚上不停打電話給防疫部門、疾控中心、社區衛生院，電話要麼佔線，要麼接通後說向上面反映，然後沒了消息。
1月26日早上，患者家屬情緒激動，聲稱再不處理就要把遺體抬到社區服務中心。鄭玲又打了一上午電話給民政局、衛生局等各個部門反覆溝通，到中午12點，社區衛生院才來給遺體消毒，然後殯儀館來車拉走遺體。
死者家屬認為社區處理太慢，打了投訴電話。“我們沒有任何權力，也不知道要找哪些部門，給各部門打電話得到的回覆一頭霧水。”鄭玲覺得有點委屈，“社區工作者和居民直接接觸，居民只會把氣撒在我們頭上”。
在1月27日國家衛健委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重點談到了社區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正處於關鍵時期，必須充分發揮基層社區包括農村社區的動員能力，實行地毯式追蹤網格化管理，將防控措施落實到戶、到人，群防群控，穩防穩控”。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多次強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實分級分類篩查的會議也都強調，要強化社區網格化防控措施，加強入戶排查和流動人員登記，做好發熱人員排查、診斷。
國家衛建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1月28日接受採訪時指出，早發現、早隔離是應對傳染病疫情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兩條，而社區醫療和疾控工作，事關“內防擴散”的及早隔離，與疑似病患及早發現送醫救治的大局。但財新記者在武漢多個社區調查瞭解到，社區工作站防護物資普遍緊缺，工作人員超負荷工作。
“政府說了居民有困難找社區，但社區缺少物資，缺少人手，我們也很無奈。”鄭玲告訴財新記者。
鄭玲管轄的社區組織相當嚴密，社區23名工作人員，登記住戶2000餘戶，劃分為8個網格，每個網格員管200多戶。鄭玲介紹說，網格員對自己管理的戶數情況基本瞭如指掌，組建微信群，發佈通知，幫助居民辦理低保、養老等等，社區工作一直有條不紊。1月23日武漢封城，公共交通停止，1月26日，市內交通禁行，居民基本都呆在家裡。社區作為基層組織，應對的事務變得極為龐雜。
孤寡老人家裡生活物資供應不上，工作人員要負責幫老人買水、買菜；一名尿毒症患者要去醫院透析，社區要安排車……街道給社區配備了四輛出租車，用來困難群眾的緊急情況。“這些都還不難，最頭疼的是如何處置發熱和疑似新冠病患。”街道要求社區工作人員要挨家挨戶上門登記排查發熱患者的情況，早晚兩次彙報居民發熱情況。然而，沒有護目鏡，沒有防護服，社區工作者僅戴一個口罩就入戶排查。
統計結果顯示，鄭玲的社區裡有17名發熱疑似病患，死亡兩人。“社區工作人員沒有經過專業知識培訓，大家心裡恐慌。”兩名社區工作者出現發燒現象後，鄭玲不敢再讓工作人員入戶排查，改為每天電話瞭解相關情況。
同樣物資短缺和超負荷工作的還有社區衛生院。1月24日，武漢市抗疫指揮部七號通告稱，為解決發熱病人篩選、分類和救治，社區收集發熱病人信息後，報社區衛生院對病人進行篩選分類，初篩後不需要前往發熱門診的，社區落實在家觀察，需要前往發熱門診就診的，重症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聯繫醫療救治組送達發熱門診。
基層社區衛生院要對居民進行發熱初篩，基層醫生要直面疑似患者，但他們的醫療物資同樣緊缺。1月27日，財新記者走訪江岸區寶豐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門診看到兩名醫護人員僅戴著口罩，沒有護目鏡和防護衣。
該衛生服務中心醫生楊慶紅說，整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60名工作人員，只有一套防護服，用紫外線照射反覆使用，誰接診疑似病患誰穿。醫生頭戴的一次性帽子是反覆使用，庫存的口罩也馬上要用完了。楊慶紅說，1月27日他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出診，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疑似重症患者，轉診去了發熱門診。
“維護社區穩定是我們的職責，無怨無悔，但我們也是普通的社區工作者，沒有經驗，沒有資源，裸奔著衝鋒在第一線。”鄭玲說。
“事後來看，1月22日到2月1日這個階段，政府把更多精力都放在診治的應對上了，增加發熱門診、徵收醫院擴大病床數。然而由於試劑盒不足，大量病人無法獲得及時的核酸檢測確診，只能讓他們回到家中自己隔離，可是對這些疑似病人在家究竟該怎樣隔離，進行怎樣的醫學管理，政府對病人和承擔第一線任務的社區沒有進行過培訓，更缺乏應有的支持。”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波對財新記者分析，不管是出於僥倖心理，還是輕信了一些專家所謂“輕症可以自愈、建議居家隔離”的說法，在2月1日之前的第一階段，那些只能迴歸家庭的大量疑似病人幾乎處於撒手不管的狀態。
事實上，早期對疑似病例疏於管理的駝鳥政策，造成了多重問題：
其一，患者得不到及時診斷，無法及早治療阻斷病程，導致快速發展成重症、危重症，顯著提高了致死率；其二，大部分疑似病人無法入院隔離，只能在家等待床位，家庭性傳染和社區性傳染等聚集性傳播持續，形成規模更為可怕的新增病例；其三，疑似病人發展到重症、危重症後，會出現呼吸衰竭等無法自抑的症狀，必須到醫院進行醫學處置，不得不來回於居住地和多家醫院排隊掛號、輸液以及等待核酸試劑盒檢測和入院，導致更多交叉感染。
這其中，第二和第三點使武漢交通封城令的效果大打折扣，徒增疑似病人及其家屬及時就醫的難度。財新記者多次看到，已經舉步蹣跚的老人相互攙扶著徒步慢慢走去醫院，或者家屬推著自行車帶父母往返求醫，在冬日陰雨的武漢街頭，其情其景令人終生難忘。
患者無法就醫，從輕症拖延成了重症再到危重症，高燒不退、呼吸衰竭進而病死家中，甚至一家多人患病幾至滅門的慘劇，僅財新記者在前線所知，就不是一例兩例。
一個可資參考的公開數據是，截至2月3日24時，國家衛健委收到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確診病例20438例，累計死亡病例425例。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3522例，其中武漢市6384例；累計死亡414例，其中武漢市313例。以此計算，中國內地31個省份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病死率是2.1%，湖北確診病例病死率為3.1%，武漢則高達4.9%。如果去掉湖北，其他省份確診病例的病死率是0.16%，也就是說武漢確診病例病死率是湖北之外全國總體水平的30倍。
“可以說，在某個時間段，武漢在家隔離的疑似病人和他們的家屬，經歷了一個自然選擇的殘酷過程。”陳波說。
一邊是病痛難忍、苦苦掙扎的恐慌病人，一邊是陷入困境、舉目無援的基層社區，而上級部門遲遲不採取實質措施。“我做了十幾年社區工作，第一次感到了困惑”，王建軍說。
2月2日-2月8日：推進集中隔離
終於，2月2日，王建軍感覺到氣氛有點變化，政府的聲音加強了。
2與1日，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區指揮部，在2月2日12點前，完成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的集中收治和隔離工作。通知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對疑似患者須實行集中隔離，重症患者必須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入院隔離的，須改造酒店作為臨時隔離區集中隔離，為有效防止家庭聚集性傳染，不得居家隔離；對無法明確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發熱患者，參照疑似患者集中隔離觀察，與疑似患者分開隔離，防止交叉感染；因一些病毒攜帶者，自己不發病但仍具有傳染性，一些病例在尚無症狀的潛伏期就已具有傳染性，因此對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也須實行集中隔離觀察。
2月2日中午，武漢市和湖北省相繼宣佈，徵收部分酒店、招待所等民用設施，對疑似病人進行集中隔離，不得再進行居家隔離。武漢市走上“應收盡收”的正確軌道。
事實上，早在1月下旬，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即多次要求湖北省全力加強醫療救治，強化醫療資源配置，落實落細保障措施，加大聯防聯控工作力度，建立重症、輕症、疑似病例和留院觀察分類處置機制，切實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重心下沉、嚴防死守，堅決阻斷疫情傳播途徑。1月29日頒佈的《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暫行辦法》，也明確按照“集中病例、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的原則，建立完善醫療救治運行機制，對確診病人、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觸者按規定採取集中救治、隔離治療、醫學觀察、分類管理等醫療措施，確保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應檢盡檢。
應該說，湖北省和武漢市為此進行了多方準備。2月2日凌晨，空軍出動8架運輸機，從瀋陽、蘭州、廣州、南京起飛，空運795名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和58噸物資，這是繼汶川、玉樹抗震救災之後，空軍參與非戰爭軍事行動同時出動大型運輸機數量最多的一次，駐鄂部隊也組織運力支援隊，開始承擔武漢市民生活物資配送供應任務；同日上午，被視為病床希望的武漢“小湯山”火神山新冠肺炎專科醫院舉行交接儀式；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召開會議，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疫情防控，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組織做好醫用防護服、N95口罩、醫用護目鏡、負壓救護車等重點物資生產企業復工復產和調度安排工作的緊急通知；武漢市對醫療機構安保進行再部署，對全市46家定點醫院和61家發熱門診實施24小時值守；各區縣街道統一發熱救助電話號碼，實現就醫需求即時受理、快速處置……
2月2日上午，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召開會議，強調集中隔離所有疑似病例，各鄉鎮（街道）都要建立村（社區）疫情搜索專班，地毯式搜索疑似病例，對所有疑似病例先隔離再檢測、再診療，嚴防交叉感染，堅決防止疑似患者成為新的傳染源，堅決防止輕症患者因得不到及時診治而轉成重症，堅決切斷病毒的社區傳播渠道。
“終於決定對不能入院的確診病人和疑似病患採取隔離措施，阻斷傳染源。可惜晚了11天。”王建軍說。
陳波教授向財新記者透露，早在1月25日，他和數名學者就曾向武漢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議，儘快開放民用設施作為隔離點，從源頭阻斷傳染。“疫情爆發呈指數級往上走，即使把定點醫院和火神山、雷神山都加上，床位也是遠遠不夠。要阻止疫情蔓延，必須阻斷傳染源。”
陳波等人的建議沒有得到及時採納。後來他向一些政府的朋友瞭解得知，市裡開會時也討論過徵收民用建築和大型設施作為隔離點的問題，之所以沒有及時進行，原因是他們有顧慮，“一是醫務人員和醫療資源不夠，即便從大年夜就開始從外地調醫務人員，但是我們可以從現在一些外地醫務人員寫的文章看到，他們來的時候，武漢的醫療系統已經瀕臨崩潰了，防護設備也嚴重不足，一些二級定點醫院甚至是裸奔型的，這樣的情況，你就算把病人隔離了也無濟於事，因為你前端沒人醫護，後端也沒有後勤；第二是1月下旬政府認為的主要矛盾是沒有試劑盒，就醫難、確診難，很多人是積壓在診斷過程中，而不是積壓在隔離過程當中；第三是他們擔心賓館和大型體育館、會展中心的通風系統會造成大規模交叉感染。”
2月2日晚間，財新記者在武漢市紅會醫院、武漢市七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病區看到，相關加快確診流程、提升隔離收治能力的措施確實開始顯效，曾經擁擠著疑似患者、發熱病人及家屬的醫院已經得到有效紓解。
當晚11點，毗鄰新冠肺炎早期主要疫源地華南海鮮市場的紅會醫院，發熱門診大廳內只有十來名病人在打點滴，門診入口處設置路障，有工作人員把守，病人家屬不允許入內陪護，病人也不能隨意進出。和前日白天超過200名疑似病患擠滿門診大廳的場景相比，秩序已經井然。
紅會醫院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財新記者，“四類人員”集中隔離和收治的政策從2月2日中午開始實行，由社區和醫院聯動。紅會醫院工作人員手中有一本名單，名單由社區衛生服務站初篩登記後報給定點醫院，在名單上的確診患者和疑似患者才能進紅會醫院看病。然後紅會醫院醫生對病人進行分診，確診的病人和重症疑似病患收治入院，中度和輕度疑似患者集中到政府徵用的賓館進行隔離，配備醫護人員看護。
據統計，到2月1日，紅會醫院共計接收134例確診病人和203例疑似病患。該工作人員透露，由於賓館尚未改造完成，少部分輕症疑患尚未收入賓館需在家隔離的，暫由社區人員領回，社區負責接送往返醫院和監督在家醫學觀察，避免與外界接觸。財新記者此前探訪該院時曾看到，由於護士、護工嚴重缺乏，僅佩戴醫用一次性口罩的疑似患者家屬陪護和自由出入送飯的現象相當普遍，但此次工作人員透露，原則上已不再允許家屬陪護和探視。
“疑似病人隔離終於邁出重要的有實質意義的一步，我們快繃斷的時候，終於鬆了一口氣。”一名疑似患者家屬對財新記者說。
此外，2月1日晚上10點，記者在位於武昌區的武漢市七醫院看到，該院免費開放了370個病毒核酸檢測名額，現場有三四十人在排隊等候進行檢測。而在同樣臨近華南海鮮市場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病區，原本擁擠的發熱門診和輸液室也稀疏起來，沒有看到排隊人群，有十多名患者在輸液或接受血檢。
2月2日晚間，武漢市衛健委發佈通告稱，擬再新增兩批醫療機構為定點醫院，增加床位2183張，五批定點醫院總計將提供超過1.2萬張床位。2月3日晚，武漢市連夜建了三所“方艙醫院”，分別是洪山體育館（800張床位）、武漢客廳（2000張床位）、武漢國際會展中心（1000張床位），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患者。截至2月5日，武漢市改造完成和正在改造的“方艙醫院”已經達到13處，預計可提供萬餘張床位。
在社區工作者們看來，病人看病難的情況逐漸好轉。財新記者統計此前追蹤的10名新冠病患和疑似病患，有6人在此期間被醫院接收。王建軍社區的8名確診新冠病患也有4名在此期間住進醫院，鄭玲的17名確診病人有12人在此期間住進醫院。不過王建軍告訴財新記者，街道給病人提供的是就診單，並不是指定住院單，病人拿著就診單前往指定醫院排隊看病，能否接收入院還是由醫院說了算。這四名住進院的病人都是在排了兩三天長隊後才住進去的。
然而，隨著核酸檢測名額增大，確診病人數量激增，新增床位趕不上新增確診人數變化，依然有大量確診病患不能住院。
2月8日元宵節，家住在漢陽區四新街道觀瀾社區的李麗娜敲鑼求助救母，引來大量人圍觀。“母親快要撐不下去了，就在這關鍵的一兩天。為了給母親求床位，我不要臉了，只希望母親能活命。”李麗娜對財新記者說。
據李麗娜介紹，1月29日，她58歲的母親趙巧英出現發燒症狀，並有呼吸侷促和輕微咳嗽。2月1日，李麗娜陪母親去家附近的武漢市中醫院檢查，發燒接近39度，CT影像學顯示雙肺感染，有磨玻璃狀陰影，氧飽和度92%。根據當時的國家衛健委第四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具有發熱和CT胸片顯示雙肺多發磨玻璃影這兩項臨床表現，即為疑似病例；靜息狀態下，指氧飽和度≤93%，為重症病人。
2月1日，趙巧英被列入疑似患者，但一直在等待核酸檢測。一開始她在武漢市中醫院做常規治療，打消炎針加激素治療，連續打了四天後，病情稍有好轉，2月5日停了激素針，病情立即加重，發燒接近40度，呼吸困難。2月5日，李麗娜再次帶母親到武漢市中醫院做CT複查，顯示雙肺感染面積擴大，呈白肺狀。
李麗娜曾經在醫療系統工作過，認識不少醫生朋友，她把手機裡所有的熟人朋友打遍了，被告知床位太緊張了，沒有確診就沒辦法住院，即使確診了也很難住上院。李麗娜向社區求助，社區工作人員每天給李麗娜的反饋都是一樣的。“已經登記上報街道了，正在排隊。”
2月5日，李麗娜陪著母親做了核酸檢測，2月8日下午接到電話告知，“介於陰性和陽性之間，為了準確，請明天再來採樣重新檢查。”
李麗娜情緒失控，敲鑼求救。
2月9日中午，觀瀾社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財新記者，他們每日都登記社區發熱病人的情況往街道報，等候上級的通知。“我們也很著急，想讓病人儘早住上院，但這不由我們決定，我們只能往上反映情況。”四新街道一位工作人員則對財新記者表示：“趙巧英的情況我們已經向衛健委報了危重，但是得等核酸檢測確診。我們也跟120聯繫了，馬上會把趙巧英和她女兒一起送到隔離酒店。但是我們只有上報的權力，無法保證一定能住上定點醫院。”
財新網等媒體報道後，李麗娜在2月9日下午終於接到了漢陽一家醫院的電話，可以給趙巧英提供一張床位。李麗娜面對的難題是找一輛120救護車把趙巧英送到漢陽醫院，因為趙巧英病重不能離開氧氣瓶。李麗娜向社區救助，社區向街道反映，街道說區裡會安排120，讓她等著。等到傍晚，李麗娜還是沒見到區裡調配的120救護車，她最終借了一個氧氣包，用私家車把母親送進醫院。
王建軍告訴財新記者，2月2日後，應收盡收的口號喊得很響，一天勝過一天，上級領導不停轉發各種指揮部消息，但在實際對接工作中仍存在不少形式主義。王建軍幫社區一個危重的疑似病人打120，撥了無數遍，好不容易打通，120說個人不能撥打救護車，必須要有住院名額才能送，要由各區統計派遣。王建軍彙報給街道，街道再彙報給區裡，讓等消息。救護車遲遲未到，最後王建軍又是開私家車把病人送進醫院。
填表登記確診病患和疑似病患名單也是讓王建軍頭疼的事情。“一天要上報好幾遍名單，而且不同部門要求的格式不一樣。”王建軍所在的社區總共10多名工作人員，其中有4個人專門負責填報工作。“好像填進表裡，這些病患的問題就都得到解決似的。”王建軍很反感這種重複填報表，“與其填表，不如多花些精力在解決病人住院問題上。”財新記者採訪的大多社區工作人員均對反覆填表不滿。
李棟所在的百步亭社區也迎來了曙光。“江岸區派的下沉幹部來了，我們居委會來了10個人，有區稅務局、區環保局過來的。”這些下沉幹部到崗後，社區居委會人員的工作逐漸有了方向，但工作量也隨之繁重，他們每天需要填20多個表格，由於居民病情變化，有時一個表格要更新七八次。
從2月2日開始，李棟的重要工作變成了將小區內的病人和密接者轉到隔離點。“當時市裡面規定有截止時間，我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只能一股腦的把確診的、疑似的、重症的、輕症的，先轉出小區，醫院沒床位的，就都拉到隔離酒店，整個社區一天就拉了幾十人。但很多病人進去後向我們反饋，裡面沒有空調，沒有醫護人員治療，被子很薄，晚上太冷，於是第二天我們又給他們送被子等生活用品。”
區裡安排的隔離點很快滿了，醫院床位也沒著落，李棟轄區內有將近10個人還是無法運出，然後他們又接到了新的一輪病人轉運任務。2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通知，各定點收治醫院從即日起，原則上只能收治確診的重症病例和危重症病例，以及疑似的危重症病例，對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患者，新就診的由定點收治醫院暫時留觀並及時通知區指揮部，安排送往社區隔離點或方艙醫院收治；已經收治的醫院要及時辦理出院手續，通知所在區指揮部送往社區隔離點或方艙醫院。
“2月6日晚上開始，我們就根據新的規定要求轉移病人，將原本送到醫院的輕症病人接回來開證明，再送到方艙醫院，隔離點內的輕症確診病人也逐步轉去方艙。”但李棟認為，方艙醫院的開啟並沒有完全緩解矛盾，“當時最主要的矛盾還是核酸檢測每天要等號，很多還要檢查兩次，很多疑似病人遲遲沒有辦法確診，就無法送去方艙，只能繼續積壓在隔離點和小區家裡。”
李棟認為，基層社區工作人員面臨的一大難點就是政策出臺頻率過快，導致大家“疲於奔命”。“方艙轉移還沒完成，就馬上要求逐戶進行量體溫，然後又要求‘應收盡收’，到2月9日晚上必須全部排查完畢。”
“當時我們幾個居委會一起討論了這個情況，核酸試劑盒肯定來不了那麼多，不確診，人就無法送去方艙和火神山，應收盡收就完成不了。於是，商量下來就是先停止送人去做核酸檢測，集中精力馬上新開隔離點，先將人收攏起來，再等核酸試劑盒到位後一起檢測。當時不止百步亭，很多街道都是這麼操作的，本來每個區有幾個定點酒店，後來每個街道都自己開了隔離點。”李棟說。
隔離的好處是最大程度減少了家庭和社區聚集性傳染，控制住了傳染源，但並沒有解決病人可能的病情惡化。從財新記者在前線多個社區隔離點的採訪情況看，隔離點雖然配有醫護人員，但基本沒有對症治療，只是每天統一測量體溫，發一些抗病毒口服液和中藥製劑，一些隔離點甚至缺水斷電。
“武漢分類處置的四種人是確診病人、疑似病人、發熱、確診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在2月12日將臨床診斷病例數據歸入確診病例之前，大量肺部CT影像符合新冠肺炎的病人由於沒有完成核酸檢測，只能作為疑似患者院外隔離，無法入院治療。”一個志願者團隊負責人說，“這類情況佔我們收到的病例數的50%左右。”
他的團隊有近2000人，每天的工作是從各渠道收集核實未收治重症病人信息，每天彙總信息後，他們篩選出來滿足四個條件（在家隔離未得到治療、全家得病、親人去世且家中有孩子、發燒10天CT確認）的近千例情況嚴重的病人，統計發現，在不具備醫療條件的醫院外進行隔離未被救治的人群中，死亡率差不多在5.6%左右，“其中2月10日回訪的223名患者中，死亡率高達5.83%”。
2月9日-2月13日： 確診“清零”任務
隔離任務基本完成後，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的“應收盡收”成了新的總攻目標。2月9日那天，王建軍感覺到上級的態度有了大轉變：不再是病人抓住社區和街道求助，而是街道反覆電話催社區儘快把所有確診病人“清零”入院。
“上級要求我們把這當做頭號任務完成，不完成就要問責。”王建軍從未感覺到此前街道領導對“清零”確診病人有如此大的興趣，“早、中、晚我都要接到上級電話，不停催問確診病患安排進展到哪一步了。”
王建軍後來分析，“應該是陳書記發力了”。他所說的陳一新，是曾任武漢市委書記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
最早在2月7月晚23時許，有官方背景的公號“陶然筆記”突然發佈消息稱，從有關渠道獲悉，中央政法委委員、秘書長陳一新將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將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人員很快就會就位，時間不等人。”
這則消息後來得到證實。武漢市網信辦官微“武漢發佈”披露的一篇文章寫到，陳一新2月8日在武漢各區區委書記、區長組成的微信工作群裡發言：“大家好，我是陳一新。黨中央決定：我擔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又能與你們一同戰鬥了！”
臨危受命的陳一新時隔兩年後重返武漢，擔負著不一樣的使命。他2月8日趕赴武漢後馬不停蹄，立即開展調研，考慮到疫情緊急，他在微信群中與各區縣負責人見面，表示武漢“應收盡收”攻堅戰的衝鋒號已經吹響，要求大家思想認識要深化、目標要求要明確、責任機制要健全、保障舉措要到位。
“‘應收盡收，刻不容緩’，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明確要求，是一道不折不扣要執行到位的命令。”陳一新強調，對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發熱患者、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實行分類收治和隔離留觀管理，是減存量、控增量、防變量的管用之舉，其中“應收盡收”是最緊迫、最要緊的硬任務，是中央指導組部署的重大攻堅任務，是一條底線，是一個軍令狀，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要求建立三項制度：一是一小時通報制度，各區每隔一小時要向省市指揮部報告一次進展情況，碰到什麼新問題、新難題，都要及時如實彙報；二是領導幹部下沉包乾、靠前指揮機制，市級幹部要下沉到區裡，區級幹部要下沉到街道，包乾負責，與基層幹部並肩作戰；三是建立激勵問責機制，要以結果論英雄，把完成“應收盡收”任務作為考察干部完成急難險重任務能力的重要依據，作為評價幹部政治覺悟和素質的重要依據，作為幹部表彰表揚、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要動真格不手軟，視情依紀依規嚴肅問責。
2月9日，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在武漢市督導疫情防控工作時也表示，錨定“清零”目標，做到應收盡收，確保所有確診患者和疑似患者都得到集中收治，確保所有在家未收治患者人數清零。當天，武漢落實“四類人員”分類集中管理措施，發起“應收盡收”總攻。
2月10日上午，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重點工作調度會，要求堅決“落實應收盡收，不漏一人”工作要求，確保確診病人100%集中救治，疑似病人100%集中收治，發熱病人100%留觀，密切接觸者100%隔離。
層層任務壓下來，王建軍告訴財新記者，街道給社區下的死命令是優先確保確診病人必須100%救治，絕不能留在家裡，“一旦督導組發現有確診病人沒有收治，就會問責”。他為此殫精竭慮，多方奔走，終於把確診的8名病人都送進醫院。
但是困難還是不少。王建軍送走的最後兩名確診病人是一對71歲的老夫妻，他們的兒子有精神病，2月11日，王建軍和社區民警用街道的電瓶車把他們送到醫院，老兩口進醫院拿的是街道開出的就診單，最後是否住院要由醫院說了算。老兩口在醫院排了一天隊，2月12日，打電話給王建軍，說排隊身體吃不消了，想回家歇歇。王建軍勸住了，“可千萬別回來，要不下一次還要重新排隊。堅持住。”
王建軍有點內疚地告訴財新記者，“只要把爹爹婆婆送進醫院，不在家待著，就算完成任務。”
社區書記鄭玲亦表達了自己的擔憂。鄭玲最後送走的一名確診患者是一位82歲的老人，老人病情不算嚴重，但老人眼睛高度近視，幾乎看不見東西，離開人生活幾乎不能自理。老人和家人住在一起，家境不錯，兒子帶他去協和醫院門診看病，病情逐漸控制。
按照要求，老人必須送入定點醫院或者方艙醫院治療，不能在家治療，但方艙醫院只收65歲以下沒有基礎病的病人，老人不符合進方艙醫院的條件，定點醫院則床位有限，不能接收輕症患者，老人就“卡”在中間。社區又急於想甩出這塊“燙手的山芋”，達到清零的目標。
2月9日，社區民警陪著老人去醫院做檢查，醫生說老人是輕症患者，建議去酒店隔離。社區民警說，街道的任務是老人必須住院。醫生說重症患者還住不上床位，給老人開了一個證明，可以在隔離酒店或者家裡隔離。
但到了下午，街道通知社區，再次要求務必把老人送到醫院。老人下午四點到醫院，醫院說沒有接到通知老人可以入院，讓老人排隊。82歲的老人排到晚上11點多，身體實在撐不住，叫兒子接回家。
2月10日，街道又通知社區帶老人去醫院排隊，依然是沒有床位，家屬再次將老人接回家。在醫院來回跑了兩趟，老人體力損耗很大，家屬也很憤怒，指責社區和醫院把老人當皮球一樣踢來踢去。
2月11日，區裡終於幫老人在10多公里外的亞心總醫院找到一張床位。
63歲的重症確診患者任善友不怎麼走運，直到2月13日，他仍呆在隔離酒店等待醫院床位。據任善友的女兒任林潔介紹，任善友自2月8日發燒，一度高燒到39度，2月10日在湖北省中醫院拍CT，做核酸檢測。2月11日，住進社區指定的隔離酒店，隔離點沒有醫生對症看護，僅有醫護人員量體溫和發中藥試劑。任林潔說，任善友在隔離點病情惡化，高燒不退，呼吸困難，嘔吐，吃不下東西，人非常虛弱。2月12日，任善友的核酸檢測結果出來呈陽性。任林潔跟社區反映，希望能儘快聯繫醫院住院。社區回覆，已經上報，等著排隊。
2月12日夜晚，任林潔自己也開始發燒，2月13日凌晨3點到湖北省中醫院拍CT，影像學呈現磨玻璃狀影。早上5點從醫院出來，任林潔不敢回家，因為家中還有三歲的女兒。她在家門口的街道上站到早晨8點，給社區打電話要求住進隔離點。社區說隔離點人滿了，讓她等一等。任林潔的丈夫在網上發微博求助，2月13日下午，任林潔終於住進隔離酒店，但父親的病情惡化，急需醫生治療，仍在等著社區協調。
據湖北省衛健委2月13日公佈的2月12日疫情數字，把臨床診斷病例算上，武漢單日增加了13436例確診病例。如何安排這13436名過去被列為疑似、如今按要求與確診病人等同集中收治的病人，做到每日清零，又是擺在社區面前的一座大山。此前王建軍社區的6名疑似病人都在這個臨床診斷病例名單中。除了一位病人在確診後2月13日住進方艙醫院，其他五名病人還在隔離點等著醫院床位。
“這些新歸入確診的病人又要進行新一輪安排入院，工作遠未結束。”王建軍告訴財新記者，“我們累一點就算了，希望能真正從病人角度出發，不要再折騰他們了。”
李棟說，他們大概也有十幾名臨床診斷病例在集中隔離點，這兩天已經先把裡面的重症病人轉去醫院了，剩餘的人還需要排隊等床位。“現在每天都給我們居委會幾個床位，比之前速度快了不少。”他說。
2月12日，陳一新在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碰頭會上，圍繞打好武漢保衛戰專題研究病床籌集問題，強調要“病床等人”不能“病人等床”，確保“應收盡收”、“每日清零”。他提醒道，“武漢感染者底數還沒有完全摸清，蔓延擴散的規模也沒有較為精準的估計預測。據有關方面推算，武漢潛在被感染的基數可能還比較大。我們寧可把風險估計得更大一點，把問題困難估計得更多一點，不斷增強戰略謀劃超前性，提高工作安排預見性，跟進實施有力有效舉措，努力打好疫情防控主動戰。”
陳一新表示，做到應收盡收，關鍵要籌足病床，要實行長統籌、短安排，統籌好1個月的床位數，滾動安排好每3天1萬張病床，做到每日應收盡收“清零”；調配更多的醫療資源，加強方艙醫院、隔離點的醫護力量，使確診輕症患者、疑似患者得到及時有效治療；大力推動社區防控，要發揮基層網格力量，推動防控力量向社區下沉，使社區成為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和健康的社會細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湖北和武漢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決勝之地，要採取更大的力度、更果斷的措施，堅決把疫情擴散蔓延勢頭遏制住。要堅持一個階段突出幾項重點，環環緊扣、步步為營、久久為功，以重點突破帶動全局發展。”陳一新說。
王建軍、鄭玲、李棟為化名。實習記者黃雨馨、王顏玉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文在財新網發表時原標題為：武漢長鏡頭：從居家隔離到“全面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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