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尹海月 龔阿媛
俞關榮大半輩子在救人。
2010年，他創建武漢市長江救援志願隊，帶領這個隊伍挽救了700多個人的生命。他說，“我不可能看到一條生命在我面前消失。”
他熟悉長江，他知道哪裡的堤岸坡度超過30度，哪裡的青苔最厚最滑，哪裡的臺階下面被江水掏空。他把黃鶴樓碼頭回流50米的“三角區”，稱為武漢水域最危險的地方，2014年，他和同伴在這裡救了24條生命。
他曾描述，年輕的他第一次救人時，“那個人按著你的肩膀往水下按”，那種恐怖的眼神他怎麼也忘不掉，那是一種“求生的本能”。
他可以在水下憋3分20秒。可2月6日上午9時30分，他沒有憋過那口氣。71歲的俞關榮因患肺炎去世，死前未被確診為新冠肺炎。
在生命最後的日子，他給朋友留言：“一個多餘的字，一個多餘的動作都能讓人喘個不停”。
妻子王天蓉說：“他救了一輩子人，最後自己需要人救的時候，連親人都沒有辦法。”
1
生病前幾天，俞關榮去成都參加救援培訓。臨走前，他跟隊員郝振海說，有關救援隊的後續發展，自己有很多想法，回來再跟大家交流。沒想到，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
在圈子裡，大個子俞關榮是有名的健美先生，他跑馬拉松，橫渡長江，家裡的啞鈴太太提都提不起來，不打麻將不喝酒，沒有一根白髮，大家說他“最少得活到90歲”。
起初，沒有人將他與新冠肺炎聯繫起來。
妻子王天蓉記得1月11日那天，俞關榮出去跟老同學聚會，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後說有點冷，“一會就開始流鼻涕”。她給不怎麼吃藥的丈夫吃了兩天感冒藥，“多喝點開水”。
1月13日，星期一他就去上班了。
1月16日，王天蓉發現，俞關榮不僅感冒沒有好轉，咳嗽了，還有點喘，身上關節也有點疼，“像是沒精打采”。一量體溫，發燒到38.4攝氏度。
1月17日一早，他們去協和醫院，掛了普通門診，還拍了片子，醫生告訴他們，俞關榮的肺部有感染，要打針，“連著3天，打3支頭孢”。
然而，打針後，俞關榮的身體沒有一點好轉的跡象。王天蓉後來後悔不已，當時，她讓丈夫找醫生換成進口藥打，但俞關榮不肯，說“買點維C銀翹片，煮點紅糖水在家裡喝”。
“當時我們在協和看病，提都沒提，什麼發熱門診，什麼新冠狀肺炎，根本都沒有往上面想。” 王天蓉說。
俞關榮生病的這幾日，也是武漢疫情通報的空白期。1月12日至1月17日，武漢衛健委稱，無新增病例。1月19日，武漢通報一夜新增136名患者，不過新聞說：傳染性不強，疫情可防可控。
直到1月22日，王天蓉發現丈夫的病情開始加重，高燒到39攝氏度，去協和醫院再次看病時，丈夫坐在板凳上，頭倚牆，“咂著嘴巴喘氣”。但這次，醫生讓她馬上到發熱門診看病。
醫生讓俞關榮去打兩天針。23日，武漢市封城，市內沒有地鐵與公交車，她只好和俞關榮騎共享單車去看病。王天蓉看見喘氣的老伴將單車騎得左右搖擺，像扭麻花一樣。
第二天是除夕，女兒送他們到紅十字會醫院。王天蓉說，醫院人挨人，連坐的位置都很難找。他燒到39.8攝氏度，不想講話，坐在一個不會吹到風的地方，頭靠著牆。那天下中雨，王天蓉打著傘站到外面，隊伍很長，半天動一個，跟前面人貼著，人都急死了。上午10點多鐘去的，打完針到凌晨4點多鐘才回家。
王天蓉說，自己懷疑老伴可能就是在那段時間感染的。1月26日，她陪著俞關榮去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拍CT，醫生告訴他們，俞關榮“雙肺感染很嚴重”，當時，俞關榮已沒有了上樓梯的力氣。郝振海給他打電話時，俞關榮直言“太難受了”，每兩分鐘就要喝一口水，將口腔裡的黏痰壓下去，“否則呼吸不暢通”。
27日，他已經不能自己穿襪子和褲子，喘得厲害，平時5分鐘的路，走了半個小時，“腳都抬不上車了”。
王天蓉曾多次向醫院、社區求助，希望能將俞關榮安排住院，都沒有結果。1月29日，在朋友幫助下，俞關榮終於住進武漢市第六醫院，王天蓉鬆了口氣，說“心裡的鐵坨掉地上了”，她跑了3條街給老伴買了面吃，但沒想到，那是自己見他的最後一面。
2
2月6日，俞關榮去世的消息很快在救援圈傳開。得知消息，64歲的張建民哭了一上午。
張建民是長江救援隊的第二任隊長。他說，老俞從不發脾氣，講義氣，總是笑眯眯的，“大家都很喜歡他”。
2010年，俞關榮在網上召集大家成立一支救援隊，“相互傳授一些救人經驗。”張建民回憶，當時有100多人加入了救援隊，俞關榮以全票當選隊長。
據武漢市水上公安局統計，2010年以前，武漢市平均每年都會發生100多起溺亡事故。2010年到2013年，這個數字下降到每年60起左右，2014年，溺亡事故減少到了20多起。
張建民說，以前大家都是憑藉一腔熱情救人，“沒有掌握科學的救援方法”。
俞關榮想找到一套救援體系。54歲的郝振海是長江救援隊培訓部的負責人。俞關榮帶他一起去北京參加應急救援課程，去紅十字會做志願者，學習急救知識，“我們學完後，再去教別人”。
俞關榮說：“一個救援隊單在長江裡救人還是不全面，應該把培訓搞上去，兩條腿一起走。”培訓的第一節課就是心肺復甦。
3
心肺復甦一直是他心裡最深處的“疙瘩”。
2005年，俞關榮的兒子在上班時搬電扇，意外觸電身亡，死時只有23歲。“這件事對他的打擊非常大。”王天蓉記得，俞關榮呆呆坐在沙發上，3天不吃不喝，任由眼淚和鼻涕流。
很長一段時間，他坐公交車時哭，下雨時哭，半夜時哭，他總想，如果有人給心臟驟停的兒子做心肺復甦，兒子可能就不會死了。
他一個人去登珠峰，他說，那裡的山離天最近，爬到頂峰，就能跟兒子離得更近一些。
在珠峰大本營，俞關榮發現優秀的登山者都提前做好了各種應急預案，他們看起來最不怕死，其實他們最尊重生命，他們會用一切辦法“活下去”。
“登山改變了他。”王天蓉說。他感覺 “還有很多事要做。”
長江救援隊的隊友成了俞關榮的第一批學生。
隊員們救過人，也眼睜睜看過生命在自己手中離去。2002年，他們救過1個溺水的大學生，撈上岸後，郝振海眼看著學生的臉色從青到黑，十幾分鍾後，他的鼻子、嘴巴開始流血，等急救醫生趕到，一摸頸動脈，已沒有生命跡象。醫生問他，給做心肺復甦了嗎？
“不會做，不敢做！”郝振海說，那時他只會撥打120。
後來，大家開始培訓急救課程。郝振海培訓很緊張，生怕講錯，俞關榮鼓勵他，你只管講，講錯了我給你糾正，你要是不講，永遠也上不了臺。後來，郝振海每年都講個幾百場，“徒弟教徒弟。”
他們不再只是溼著腳在江邊了，他們去學校進社區，教居民如何防火防觸電，教老人如何預防心血管疾病，應對出血與燙傷。
在俞關榮看來，每挽救一個生命，都是在挽救一個家庭。他的目標是“讓城市因溺水而死亡的家庭悲劇減到最少”。
俞關榮還倡導器材優先的救援理念。他說，貿然下水救人很容易遭遇危險，他提倡救人時要學會用竹竿、救生圈、拋繩包等器材，緊急時，一個塑料水壺、一塊泡沫、一隻排球，甚至一根手指粗的樹枝都能發揮作用。
在他看來，只有保護好自己的生命，才能救人。僅2014年一年，他自己就救過52個落水者。
2014年5月起，長江救援隊推出值守制度，在8個值守點，定時定點值守。如今，兩江四岸有20個常規值守點。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任劍濤曾評價長江救援隊，超越了個人英雄主義，把個人救助深化為具有現代感的組織化行為。
俞關榮還將目光投向了國外。2012年，周漢明接到世界冰泳協會邀請，去白令海峽參加接力賽。周漢明起初不想去，俞關榮勸他，比賽中，國外的游泳者會採取一些應急的救援措施，“你跟他們接觸，就能看得到，學得到。”
“他走早了，他如果還有10年……”周漢明說。
4
俞關榮住院後，兩位老人都度過了人生中最漫長的9天。直到俞關榮死去，王天蓉也沒能見他一眼。她只能在電話裡聽著老伴的聲音越來越微弱。
住院第3天，俞關榮給老伴打電話，口氣很艱難，他說，我離不開呼吸機，又站不起來，手也沒勁，因為醫護太忙，我的尿盆和便盆她們都來不及倒，你能不能進來幫幫我？
“我一聽他說話的口氣，我都急死了。騎著車子就往醫院趕。”但護士不讓家屬進入病房，她只能買兩個臉盆，遞進去，讓老伴代替便盆使用。
俞關榮死後，王天蓉發現，遞進去的臉盆和毛巾都乾淨如新，連抽紙巾都沒動過。
這讓王天蓉感到痛苦，他那麼愛乾淨的一個人。每天要洗頭、洗澡，上班前，還要用水將頭髮打順再走。吃水果，洗乾淨後還要放到鹽水裡浸泡。
臨走前兩天，他電話裡說，快去給他買成人紙尿褲。70歲的王天蓉哭著去超市找紙尿褲。她說，沒用過這個東西，不知道長什麼樣。她提著紙尿褲，央求護士讓自己進病房，再次被拒絕。
說到這些，她不停地哭起來，在電話裡對記者說：“我覺得他心理上受的煎熬，比那個病可能還要難受。”
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王天蓉也不知道，丈夫是否真的死於新冠肺炎。她曾電話叮囑俞關榮，讓他請醫院做核酸檢測，俞關榮說，醫生告訴他不需要做，肯定是。
2月4日，俞關榮電話交代遺願，聲音很慢很弱，老伴都不太聽得清楚。他叮囑王天蓉，要好好保重自己，自己臨走也不要搶救，不要切喉管切氣管，把骨灰灑在龍王廟外的江水裡。
那裡位於漢江與長江交匯處，生前，他常常在這裡游泳，也在這裡挽救了很多生命。
王天蓉說，俞關榮喜歡唱歌、唱戲，京劇、越劇、黃梅戲，他都會唱。他還會跳舞，會拉手風琴、二胡。
郝振海說，“只要哪裡有災難，他扛著包就走。”2015年，“東方之星”沉沒，俞關榮一大早聯繫隊員，趕去救人。2016年，湖北多地暴發洪水，俞關榮開著私家車，帶著衝鋒舟，幫忙去轉移災民。郝振海至今記得，他兩腳站在水中，揹著災民上岸的場面。
“他這一生挽救了很多生命。”周漢明說，但老俞總說救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俞關榮的微博名為“大磉”。 有朋友曾問他網名的來由，他解釋，“磉”是柱子底下石礅和墊腳石，寓意為中流砥柱，堅固、四平八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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