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損益殊途，質文異政。或尚權以經緯，或敦道以鎮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違。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語》曰：“士見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古語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呂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奸臣賊子，自古及今，未嘗不有。百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一人，是為比肩。而舉以為戒，是猶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
(是曰)孔子曰：“惡訐惡以為直。”
(非曰)管子曰：“惡隱惡以為仁者。”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臼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系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宏也。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也。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
(是曰)《越絕書》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
(非曰)《漢書》曰：“大行不細謹，大禮不讓辭。”
(是曰)黃石公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
(非曰)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後王業隨之。”
(是曰)《傳》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語》曰：“禮義之不僭，何恤於人言？”
(非曰)《語》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眾羽溺舟，群輕折軸。”
(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聖人智周萬物。”
(非曰)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載形，聖職教化。”
(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
(非曰)孔子曰：“晉重耳之有霸心也，生於曹衛；越句踐之有霸心也，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覆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
(是曰)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現，故以鏡觀面；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非曰)老子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是曰)唐且曰：“專諸懷錐刀而天下皆謂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稱美。”
(非曰)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緆，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玄緆，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
(是曰)項梁曰：“先起者制服於人，後起者受制於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非曰)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又曰：“始禍者死。”《語》曰：“不為禍始，不為福先。”
(是曰)慎子曰：“夫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及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物，而勢位足以屈賢矣。”
(非曰)賈子曰：“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耳，而民必勝之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父也，已滅之後，民亦罵之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
(是曰)漢景帝時，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人，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非曰)黃生曰：“冠雖蔽，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是曰)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明賞則人不足，人不足則怨長。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惡。”
(非曰)文子曰：“罰無度則戮而無威，賞無度則費而無恩。”故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家昏亂。”
(非曰)秦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遠思慮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是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非曰)曹子建曰：“舍罪責功者，明君之主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氣之類，皆願得申其志，是以明君賢臣，屈己申人。”
(是曰)《傳》曰：“人心不同，其猶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蘭芷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有六英之發，眾人所樂，而墨子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非曰)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是曰)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非曰)古語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是曰)《語》曰：“忠無不報。”
(非曰)《左傳》曰：“亂代則讒勝直。”
(是曰)韓子曰：“凡人之大體，取捨同則相是，取捨異則相非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貴相害，同利相忌。”
(是曰)韓子曰：“釋法術而以心理，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以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矣。”
(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
(是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應敵。《左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非曰)《左傳》曰：“士蒍謂晉候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仇焉；無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傳》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人。夫備預，有未至而設之(修國備也。預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若救火、療疾，量資幣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人未有患，輕而重之，離人匱財，是以召災也。)。周固瀛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人以佐災，無乃不可乎！’”
(是曰)《左傳》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非曰)晉楚遇於鄢。範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而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是曰)《三略》曰：“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恩施而附於下。”
(非曰)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裝黃金千鎰往視之。其長男固請，乃使行。楚殺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是長與我俱，見苦為生之難，故重其財。如少弟生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其財所從來，固輕棄之。今長者果殺其弟，事理然也，無足悲。”
(是曰)《語》曰：“祿薄者不可與入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慎子曰：“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
(非曰)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而杖插，為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將軍東有液邑之奉，西有蕢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後果然。
(是曰)《語》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非曰)《語》曰：“交接廣而信衰於友，爵祿厚而忠衰於君。”
(是曰)《春秋後語》曰：“楚春申君使孫子為宰。客有說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賢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
(非曰)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賢人也，君何為辭之？”春申君又曰：“善。”復使人請孫子。
(是曰)韓宣王謂摎留曰：“吾兩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闞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力寡者，又藉於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主命；或外為勢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又曰：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文子為衍說魏王曰：“不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固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之道。牛馬俱死而不成其功，則王之國傷矣。願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鼎釜乎其間，釁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是曰)陳登為呂布說曹公曰：“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肉，不飽則噬人。”
(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人用，飽則揚去。”
(是曰)劉備來奔曹公，曹公以之為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曹公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召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己而害之，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迴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稱：郭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志而甚得眾心，關侯、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
(是曰)《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婚，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矣。倉吾嬈(音奴鳥反。)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讓之讓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為是乎？”《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書》雲：“事弗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
(非曰)趙武露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悅。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禮者所以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毆越之人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犬戎之國也。故禮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謀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謀可以便其禮，不法其故。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離教，況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邇之服，賢聖莫能同。窮鄉多異俗，曲學多殊辯。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變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實，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非曰)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是曰)李尋曰：“夫以喜怒賞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設上農夫欲令冬田，雖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於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非曰)太公謂武王曰：“天無益於兵勝，而眾將所拘者九，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而幸於天，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於時，敵人怯弱不敢擊而信龜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決勝敗。故明將不法。”司馬遷曰：“陰陽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曄曰：“陰陽之道，其弊也巫。”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其懷邪，智益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愛己也。莫知愛己者，不足愛也。故桓子曰：“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手；釣巨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不擇人哉？故曰：夫犬之為猛，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為其主慮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
(是曰)《語》曰：“巧詐不如拙誠。”
(非曰)晉惠帝為太子，和嶠諫武帝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從，後惠帝果敗。
(是曰)《左傳》曰：“孔子嘆子產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而不為功。慎辭也哉！’”《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非曰)漢文帝登虎圈，美嗇夫口辯，拜為上林令。張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覆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之間，不可不審。”帝乃止。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
(非曰)揚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以諷帝。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類俳優，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
(是曰)《淮南子》曰：“東海之魚名鰈(音士盍反。與床榻字同。)，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鶼(音兼)，比翼而飛。夫鳥獸魚鰈，猶知假力，而況萬乘之主乎？獨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豈不痛哉？”
(非曰)狐卷子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況君之慾治，亦須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是曰)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
(非曰)孔子厄於陳蔡，子路慍，見曰：“昔聞諸夫子，積善者，天報以福。今夫子積義懷仁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耶？則伯夷、叔齊為不餓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耶？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耶？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耶？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
(是曰)神農形悴，唐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幹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翟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人之害。
(非曰)李斯以書對秦二世雲：“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堯舜然，故謂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謂之‘桎’者，不亦宜乎？”
(是曰)《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魏文侯受藝於子夏，敬段幹木，過其廬，未嘗不式。於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國人稱仁，上下和洽，未可圖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譽於諸侯。
(非曰)韓子曰：“夫馬似鹿，此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處士不為人用，鹿類也。所以太公至齊而斬華士，孔子為司寇而誅少正卯。”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可攻也。其君好見巖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賢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尊巖穴之士，則戰士怠；上尊學者，則農夫惰。農夫惰則國貧，戰士怠則兵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滅中山。
(是曰)《漢書》曰：陳平雲：“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亡，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玄孫坐酎金失候。
(非曰)後漢范曄論耿弇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崇也？”
(是曰)《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非曰)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鄙諺曰：‘厲人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病，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走出，逾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廟梁，宿昔而死。’夫厲雖腫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
(是曰)《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
(非曰)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蹠也。為之鬥斛以量之，則並與鬥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教之，則並與仁義以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故逐於大道，揭諸侯，竊仁義，並鬥斛、權衡、符璽之利，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蹠。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是曰)《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非曰)《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眨王；蹠蹺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非虛言也。今拘學成，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代，豈若卑論儕俗，與代沉浮而取榮名哉？”
(是曰)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
(非曰)《語》曰：“時不與善，己獨由之。”故曰：非妖則妄。
(是曰)龐統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於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正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則聲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代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誌》曰：“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伐一而並失。由此觀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是故，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藺相如以回車取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鬥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是曰)《孝經》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
(非曰)酈生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陳蕃雲：“大丈夫當掃天下，誰能掃一室？”
(是曰)公孫弘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後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
(非曰)《淮南子》曰：“夫審於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合之禮，修鄉曲之俗，是猶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是曰)商鞅謂趙良曰：“子之觀我理秦，孰與五羖大夫賢乎？”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飯牛。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今君之見秦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
(非曰)《史記》曰：“藺相如因宦者繆賢見趙王。”又曰：“鄒衍作《談天論》，其語宏大不經，然王公大人尊禮之。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持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輔湯以王；百里奚飯牛，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鄒衍其言雖不軌，亦將有牛鼎之意乎？
(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陳留蔡伯喈以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宜先仲舉而後元禮。
(非曰)姚信雲：“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徵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庭諍，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若犯上為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當勝於吳、鄧乎？”
(是曰)《史記》曰：“韓子稱：‘儒者以文亂法，而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季次，孔子弟子，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議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飯牛，仲尼厄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代，不同日而論矣。曷足小哉！”
(非曰)《漢書》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越職有誅，侵官有罰。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固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彰名天下。扼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郭解、劇孟之徒，馳鶩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陷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惡，齊之以禮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微，竊殺生之權，其罪也，不容於誅矣！”
(是曰)《屍子》曰：“人臣者，以進賢為功；人主者，以用賢為功也。”《史記》曰：“鮑叔舉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蘇建常責大將軍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觀古今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為將如此。
(議曰：此一是一非，皆經史自相違者。)
班固雲：“昔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諸家之術，蜂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火水相滅，亦能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事雖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
解釋翻譯
廢除和增加是變革法令制度的兩種不同的方法，而仁義和禮樂是推行政治統治的兩種不同的方針。有的人崇尚用權力謀略來治理國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來安定百姓。因此，前代眾多思想家、史學家和典籍中留下的方方面面的理論觀念，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出一正一反的論述。如何來說明這一現象呢？下面就試以正反對照的方法來一一列舉之。
[正方：]《詩經·大雅》說：“既能明瞭善惡，又能辨別是非，才能確保安全。”《周易》說：“天地之間最偉大的德行就是愛惜生命。”
[反方：]《論語》說：“有教養的人遇到危險應當捨身赴難，見義勇為。”
又說：“君子只有勇於犧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沒有因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說：“如果現實生活使人困惑，就應看看古人；如果想預知未來，就應讀讀歷史。”古語說：“與死去的人患同樣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與滅亡的國家執行同樣的政治路線，是不可不亡國的。”
[反方：]《呂氏春秋》說：“見有人因吃東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東西，荒謬呀；見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謬呀；見有人因戰敗而亡國，就取消天下所有的軍隊，荒謬呀。”三國時魏國的名臣杜恕說：“奸臣賊子，從古到今，不是說沒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個，就認為是接踵而來；千里遇上一個人，就認為是並肩同行，並以此作為舉薦人材的戒條，這就如同因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東西一樣，噎死的人雖然不多，但是餓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說：“敢憎恨那些揭發別人陰私的人，才是正直無私的人。”
[反方：]管子說：“敢憎恨那些隱瞞別人惡行的人，才是有仁愛之心的人。”三國時魏國的大臣曹羲說：“世人所說的替別人掩蓋惡行、宏揚善舉，是君子最高的行為準則；保護、宣傳共同的愛好，是朋友之間最深摯的情誼。
這種說法，不過是市井俗人的胡說罷了。其目的在於把愛憎相同的人互相詆譭對方當作有共同語言。所以這類集中起來的街談巷議根本就不是誠實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讀書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據隻言片語來下結論，因此善惡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亂往往是這樣造成的。朋友之間不分是非，什麼事都一味的隨聲附和，這樣一來，失敗的種子就必定會從中萌發。
當然，對任何事情，不管是發表看法，還是評論得失，都要以求實的精神為準則，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責。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態度作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隨聲附和當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達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則一致，並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靈相通，並不在乎言語的一致。
[正方：]《越絕書》說“賣弄姿色的女子不貞潔，誇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漢書》說：“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節，行大禮的人無須小心謙讓。”
[正方：]黃石公說：“土地貪圖得太多，種不過來就會荒蕪。追求仁德廣施於天下，國家才會強大。保護好自己擁有的東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貪圖別人有的東西，就會發生殘暴的行為。殘暴的政治統治，雖然能成功一時，但終究會失敗。”
[反方：]戰國時秦國大將司馬錯說：“要想使國家富強，必須擴充領土；要想軍隊強大，必須使人民富有；要想稱王統治天下，必須推行德政。這三個條件具備了，才能成就王業。”
[正方：]《左傳》說：“只要心裡純潔無邪，又何必擔憂沒有歸宿呢？”
《論語》說：“只要禮義上不出差錯，又何必害怕別人說三道四呢？”
[反方：]古語說：“誹謗不實之詞太多了，金子也會被熔化。誣諂不實之詞太多了，能把人的骨頭磨垮。羽毛數量多了，也能把船壓沉。輕的東西多了，同樣能把車軸壓斷。”
[正方：]孔子說：“一般的讀書人，不象器皿一樣，什麼東西都能裝下；也只不過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專長。而聖人運用智慧卻可以應付萬事萬物。”
[反方：]列子說：“天地不是萬能的，聖人也不是無所不知，世間的萬事萬物也不是什麼問題都能解決。所以天的職能是普育眾生，地的職能是承載萬物，聖人的職責是教育民眾。”
[正方：]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
[反方：]同時孔子又說：“晉國公子重耳有稱霸的雄心，是在曹國和衛國流亡時遇到不公正的禮遇和汙辱後才萌發的；越國國王勾踐有稱霸的雄心，是在會稽（今浙江紹興）被吳王夫差打敗後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憂患的人，說明他沒志氣。身在困厄中反而得過且過、苟且偷安的人，說明他心胸不廣。”
[正方：]韓非子說：“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於是發明了鏡子；智慧達到懷疑自己的認識是否正確的時候，才會用真理來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說：“善於藉助別人的聽覺來聽、別人的視覺來看才是真正的聰明，能自己戰勝自己才是真正的強大。”
[正方：]戰國時魏人唐且說：“吳國的刺客專諸懷裡藏著錐刀刺殺吳王僚，天下的人都讚許他勇敢；越國的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的人仍然稱讚西施漂亮。”
[反方：]慎子說：“毛嬙、西施，是天下最美麗的女子，假如讓她們穿上獸皮做的衣服，人們見了也會嚇得跑開；假如讓她們換上好看的細麻布衣服，過路的人都會停下來欣賞。由此看來，美麗則是好衣服襯托的結果。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會姿色大減。”
[正方：]秦末的將領項梁說：“先下手的制服別人，後下手的被別人制服。”兵書上說：“先下手的人有奪取人心的優勢。”
[反方：]周朝史官史佚曾經說：“不要首先去闖禍，否則必死無疑。”
古語說：“不要做帶頭闖禍的人，也不要做帶頭享福的人。”
[正方：]慎子說：“賢能的人屈從於缺德少才之輩，是因為權力太小。
缺德少才者能甘心服從於有德才的人，是因為後者的地位尊貴。唐堯是一介平民的時候，連他的鄰居都指使不動，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由此看來，賢德不能服人，而權勢卻能使賢人屈從。”
[反方：]西漢政論家賈誼說：“從古到今，與老百姓結仇的帝王，他的滅亡遲早會到來，而老百姓必定會勝利。儘管商紂自稱天王，夏桀自稱天父，滅亡之後，老百姓照樣罵。由此看來，權勢不是最讓人尊崇的，頭銜也不是最光榮的條件。”
[正方：]從前轅固與黃生曾在漢景帝劉啟面前爭論。黃生說：“成湯和武王是通過殺害夏桀和商紂得到王位的。”轅固說：“不對。桀紂荒淫無道，才使民心歸順了湯武。湯武順應民心而討伐桀紂，老百姓反戈而擊，紛紛投入湯武的懷抱，湯武受臣民擁戴，不得已而為王，這難道不是受天命而稱王又是什麼呢？”
[反方：]黃生說：“再破舊的帽子也是戴在頭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腳下。為什麼呢？因為萬事萬物都有個上下之分。桀紂雖無道，但畢竟是國君，湯武雖英明，畢竟是臣子。國君有過失，做臣子的不去勸諫糾正使之尊榮，反而趁機討伐並取而代之，這不是謀殺又是什麼？”
[正方：]姜太公說：“懲罰嚴明，就會使人畏懼，畏懼就會發生變故；獎賞分明，就會誘發人的貪心，貪心得不到滿足就會怨恨。所以賢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讓人看出他喜好什麼，厭惡什麼。”
[反方：]文子說：“懲罰沒有尺度，殺人再多也沒有震懾作用；獎賞沒有分寸，花費再多也不領情。”所以諸葛亮說：“用法律樹立威嚴，執法嚴明，人們就會知恩圖報；用爵位鼓勵有功勞的人，區分級別，人們才會感到榮耀。”
[正方：]文子說：“人民對待統治者的教化，不是跟著他的號令跑，而是上行下效。所以人君好勇，國就逞強鬥狠，社會就多災多難；人君好色、國人就yín亂腐化。”
[反方：]秦王說：“我聽說楚國的刀劍銳利無比，但歌舞音樂卻很差勁。
這說明楚國的兵士英勇，君臣的圖謀久遠。用長遠的謀略來駕御英勇的兵士，我擔心楚國是在打我們秦國的主意呀。”
[正方：]墨子說：“國君即使很賢明，也不喜歡沒有建立功勳的大臣；父親即使很慈祥，也不喜歡沒用的兒子。”
[反方：]曹植說：“寬恕有罪的人，嚴格要求有功的人，才是賢明的君主；可憐愚笨的兒子，也喜歡聰明的兒子，才是仁慈的父親。”《三略》說：
“胸懷大志的人，都希望能有一展宏圖的機會，因此，明君和賢臣都能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為他們創造發展的機會。”
[正方：]《左傳》說：“人心之不同，有如人的面孔。”曹植說：“人各有所好。象蘭芒蓀蕙的芳香，人人都喜歡，可是海邊的漁夫，偏偏愛聞魚腥味；《咸池》、《六英》這樣的樂曲，人人都愛聽，然而墨子卻否定它們。
怎麼能夠讓天下人都喜好相同的東西呢？”
[反方：]古語說：“將心比心，人們就會融洽無間。”孔子說：“恕是什麼意思呢？恕就是自己所不喜歡的東西，不要強加於人。”
[正方：]管子說：“物資豐富，人民才知道講究文明；豐衣足食，人民才懂得榮譽和廉恥。”
[反方：]古語說：“人一旦成了權貴之後，雖然事先並不想驕傲，但驕傲會不請自到；人一旦發財之後，雖然事先並不想奢侈，但奢侈會不請自到。”
[正方：]古語說：“忠誠沒有不得到酬報的。”
[反方：]《左傳》說：“生逢亂世，讒言誹謗、邪惡奸詐就會壓到忠誠正直。”
[正方：]韓非子說：“人大體說來，凡是取捨相同，觀點一致，就能互相認可；取捨不同，觀點矛盾，就往往互相排斥。”《周易》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向潮溼的窪處流，火向乾燥的東西跑，雲跟著龍湧動，風伴著虎咆哮。”
[反方：]可是《周易》又說：“二個女子生活在一起，志向也不會相同。”
古語說：“一個窩容不下兩個雄性動物，一眼泉水容不下兩條蛟龍。”又說：
“人之常情往往是相同才相妒。”所以說：“兩個人同樣美就會相互嫉妒，同樣尊貴就會彼此謀害，同樣得利就會相互忌恨。”
[正方：]韓非子說：“讓眾人各依自己的主觀想法去解釋法術，即使堯舜再世也不可能讓全國的看法統一；捨棄圓規和直尺，忘記標準的度量，即使奚仲這樣有名的工匠也造不出一個車輪。可是如果讓一個只有中等才具的國君墨守法規治國，讓拙笨的工匠用圓規和直尺造車輪，都會萬無一失地成功。”
[反方：]《淮南子》說：“箭頭之所以能射往遠處並穿透堅硬的目標，是因為它藉助了弓弩的力量，但是它之所以能夠射中目標並使之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人的心念。獎善罰惡，這是政令的職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貫徹執行的根本原因，在於人的精誠。所以，弓弩雖然強大有力，沒有人的參與，也不可能單獨射中目標；政令雖然嚴明，沒有人的參與，也不可能自行生效。”杜恕說：“世上有犯上作亂的人，但沒有雜亂無序的法律。
假如法律單靠某一個人就能貫徹執行，那麼唐堯和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和契，商王和周王也不需要伊尹和呂尚的輔佐了。”
[正方：]事先沒有充分準備，就不可能應付突發事件；軍隊不預先武裝起來，不可以應戰。《左傳》說：“上古時代好的政府，都善於防患於未然。”
[反方：]《左傳》說：“晉國大夫士■對晉侯說：‘我聽說沒有喪事而悲傷，憂愁一定隨著到來；沒有兵患而築城，國內一旦有動亂，內敵必然據此頑抗。’”《春秋外傳》（即《國語》）記載：“周景王打算鑄造錢幣。
單穆公說：‘不可以。在古代，天災降臨時，政府才根據災情增加貨幣發行量，權衡輕重，用以救災。儲備貨幣，有時是在災禍還未出現就鑄造好了儲備起來（增加貨幣儲備，預防不測，是為做到居安思危）；有時是等到災禍已經發生，然後根據需求量鑄造，投入救災（如救火、防治疾病等，就是這樣）。不能把這兩種情況下的貨幣鑄造混為一談（二者有先有後，不能混淆）。
可以預先儲備卻不去做，這就叫懈怠；可以事後進行籌備而提前做了的，這叫招災（意思是說在民眾還沒有遭受災害時，就把救災工作放在第一位，會使民眾產生離心力，從而引起國家資財的匱乏，因此帶來雙重的災難）。周本來是弱國，老天降災沒有窮盡，現在又要使老百姓離心離德來加重災禍，恐怕不行吧？’”
[正方：]《左傳》引用了古人這樣一句話：“一旦放過了敵人，就會造成數代人的禍患。”
[反方：]晉軍和楚軍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範文子不想作戰，便說：“我們的先君急於作戰，是有原因的。秦、狄、齊、楚都很強大，不全力拼搏，子孫將會被削弱。現在齊、秦和狄這三個強敵已經降服，我們的敵人只剩下楚國了。只有聖人才能做到既無內患又無外患。我們不是聖人，外部一安定，內部必然要產生隱患（太高傲，太強硬，必然會有禍患發生）。
我們何不放走楚國，把它作為轉移內部矛盾的外患呢？”
[正方：]《三略》說：“不要讓仁義的人管理資財，因為他會過多向老百姓施捨，從而收買人心。”
[反方：]范蠡次子殺了人，被囚禁在楚國。范蠡本想讓小兒子帶上一千鎰黃金去楚國營救二子，可是長子堅決要去救他弟弟，范蠡只好答應。長子到了楚國後，不但沒有救出他弟弟，反而連金子都沒有花出去。最後楚國還是把他弟弟給處決了。范蠡說：“我事先就知道他會坑害二子的，因為他與我一起經歷過生活的磨難，太看重錢財了，捨不得花。我所以想讓小兒子去，是因為他一生下來就見我如此富有，乘好車，駕駿馬，馳騁捕獵，好不威風，怎麼會知道錢財是從哪裡來的呢？他要是去了楚國，一定仗義疏財，流水花錢，救出他哥哥的。如今大兒子事情沒辦成，弟弟果然給殺了，人情事理就是這樣，也不值得為之悲傷。”
[正方：]《論語》說：“不能讓薪水少的人去發生暴亂的地方辦事，也不能讓賞賜不厚的去完成艱鉅的任務。”慎子說：“古代帝王不起用不肯接受俸祿的人，對於俸祿不優厚的人，也不用他處理艱難繁雜事務。”
[反方：]田單將攻打狄人，去拜見魯仲子。仲子說：“將軍這次去攻打狄人是不可能勝利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從前將軍在即墨，坐下編筐，站起剷土，以身作則，帶動士兵，所以才打敗了燕國。而現在將軍東有掖邑的封地，西有賦稅供你玩樂，黃金腰帶橫掛，高車大馬馳騁在淄澠之間，只想享受人生的歡樂，卻沒有拼死的決心。所以說你不會取勝。”後來果如其言。
[正方：]古語說：“貧賤之交不能忘，糟糖之妻不下堂。”
[反方：]古語又說：“一個人交往太廣泛，對朋友的信用就會逐斷喪失；拿的薪水太優厚，對國君的忠誠就會逐漸衰退。”
[正方：]《春秋後語》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楚國的春申君讓孫子當邑宰。
他的門客中有人勸他說：“成湯以毫為根據地，周武王以鎬為根據地，方圓都沒有超過一百里，可是後來都得了天下。孫子是個很賢明的人，你把方圓一百里地方給他管理，我私下為你擔心，你這樣做很危險啊！”春申君說：
“說得對。”於是派人辭退了孫子。孫子離開楚國去了趙國，趙王任命他為上卿。
[反方：]過了不久，另一個門客卻對春申君說：“從前，伊尹離開夏國去殷商任職，結果殷有天下而夏滅亡；管仲離魯去齊，結果魯國因此衰弱而齊國稱霸。可見賢明的人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的國君在國際上就受尊重，那個國家也因此而光榮。孫子這樣賢明的人，你為什麼要辭退他呢？”春申君又說：“說得對。”於是又派人把孫子請了回來。
[正方：]韓宣王問摎留：“我想同時重用公仲和公叔，你說可以嗎？”
摎留回答說：“不可以。從前晉國由於同時重用六卿，因而導致國家分裂；齊簡公同時重用田成子和闞止，結果自己被殺；魏王同時重用犀首和張儀，西河外的領土全部喪失。現在你要是同時重用了這兩人，那麼兩人之中，勢力大的必然會在國內培植私黨；勢力小的必定要藉助敵國的勢力來支持他。
許多大臣，有的會在內樹立黨羽，以國王的名義號令臣民；有的則會與別的國傢俬下結交，以便分裂國土。這樣一來，你的國家就危險了。”
摎留還對他說：“公孫衍當魏國大將的時候，和宰相田儒關係不好。季文子替公孫衍高魏王說情：‘大王你沒見過把牛和馬套在一起拉車的情形嗎？
牛和馬同駕一車就連百步也走不了。現在大王把任公孫衍為大將，本應放手使用他，可你偏要聽從宰相田儒的計策，這就和用牛駕轅用馬拉車的道理一樣。牛和馬都累死了，事情也辦不成。這樣使用人才，國家就會遭受損失。
希望大王明察。”
[反方：]傅玄說：“天和地最神妙了，但是不能通過同樣的規律生育萬物；聖人是最英明的，但也不能用同一種方法去管理普天下的百姓。所以殊途同歸是大自然的普遍規律；因地制宜是聖人治理天下的共同原則。只要懂得這一道理，即使有互不相容甚至彼此相害的事物，也不防礙從大局上統籌治理。比如說吧，水與火在本質是互滅的，可是善用水和火的人，把炊具放在水與火之間，用火來煮水做飯，使水與火各盡其用，這樣做，還怕水火互相傷害嗎？天底下的事物當中水和火是最奇妙的東西，只要善於運用它們，根本用不著擔心它們會互相危害，用不著憂慮它們不能各盡其用。”《周易》說：“天高地卑，形象不同，可是它們化育萬物的功能是相同的；男女的體質不同，可是彼此的情志可以溝通；萬事萬物的形體、性質各各不同，可它們恰恰是以異相從的。”
[正方：]漢末，廣陵太守陳登為呂布遊說曹操：“大將呂布如同一頭老虎，需要天大給它吃飽肉，哪一天吃不飽就要吃人了。”
[反方：]曹操說：“並不象你所說的那樣。以養老鷹為例來說吧，餓了才能為人所用，吃飽了便會振翅高飛。”
[正方：]三國時劉備來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劉備為豫州牧。有人對曹操說：“劉備胸懷大志，現在不早點兒除掉他，必為後患。”曹操就此事向謀臣郭嘉請教。郭嘉說：”有道理。不過話說回來，你現在起兵的目的，是為百姓剷除殘暴的邪惡勢力，以真誠和信譽來號召天下豪傑幫助你建功立業，如果殺了劉備，就怕把所有想來投奔你人才都嚇跑了。現在劉備已有英雄之名，因為走投無路才來投靠你，假如在這種情況下謀害他，就要背上謀害賢能的罪名，那麼有智謀有才能的人就會懷疑自己找錯了對象，就會掉頭去重新選擇主人，到那時你和誰去平定天下呢？因害怕一人成為後患而除掉他，結果使普天下的人才都失望，值此安危之際，你不能不考慮其利弊得失。”
曹操說：“講得好！”
[反方：]傅玄在講到這段歷史掌故時，內容卻與此正好相反。他說郭嘉對曹操說：“劉備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關羽和張飛兩位大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且都甘願為他盡忠效命。依我看，劉備的謀略不可測度。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代之患。’應當儘快把他殺了。”可是曹操當時正在招攬天下英雄，一心想讓天下人相信他是最講信義的，所以沒有聽郭嘉的話。
[正方：]《孔子家語》記載說：有一次子路問孔子：“如果拋棄古人的倫理道德，只憑我自己的意願，隨心所欲地去行動，可以嗎？”孔子說：“不可以。從前東方沒有教化的人仰慕華夏的禮儀制度，有的女子成了寡婦之後，為她暗中招個夫婿，但是終身不讓改嫁。不改嫁是不改嫁了，可是這種做法並不符合貞節的真正含義。倉吾這個地方有位叫嬈的人娶了個妻子十分美麗，就把妻子讓給了他哥哥。讓是讓了，可是這種做法並不是出於禮義的謙讓。現在你想拋開古人的倫理規範，只按你自己的心願做事，焉知你不是想把自己錯誤的當作正確的推行呢？”
古語說：“改變古人的禮義，攪亂代代相傳的常規，不是死就是亡。”
《尚書》說：“行事不師法古人，而想使國家能世代相傳，從來沒有聽說過。”
[反方：]趙武靈王想改穿胡人服飾，他叔父公子成對此很不高興。趙王說：“衣服穿戴，是為了生活方便，有利於國家；禮儀法規，是為了辦事方便。聖人入鄉隨俗，隨遇而安，因地制宜，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禮儀法規，所以才會給人民帶來利益，使國家富裕強大。剪髮文身，衣襟向左開，這是越國一帶人民的風俗；染黑牙齒，在額頭上塗梁花紋，用河豚的皮粗劣地縫製帽子，這是吳國一帶人民的風俗。所以說禮儀服飾雖然不同，但為方便的目的卻是一樣的。地方不一樣，使用的東西自然也兩樣，事情在變化，禮尚自然也要變化。因此聖人只追求能使國家便利的總體策略，而絕不會在貫徹使用時固定不變；只追求怎樣使其禮儀法規執行起來更方便，絕不會食古不化。老師可以是同一個人，但學生可以來自生活風俗習慣各不相同的地方。
中原地區的國家尚且可以禮儀制度相同，而文化習俗不同，更何況是生活在崇山峻嶺中的人民呢？所以捨棄還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強求；遠近服飾的差異，聖賢也不能統一。窮鄉僻壤的民情風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學說大多不同凡響，雄辯譎異。現在叔父所談的是一般的習俗，我所說的，是想造成一種新的習俗。叔父討厭改變服裝的樣式，可是卻忘了有利於辦事效果這一事實。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趙武靈王的一席話說服了公了成，於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正方：]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
[反方：]孟子說：“天的法則是遵循它就會成就大事，改變就會脆弱消亡。所謂遵循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情志。”
[正方：]李尋說：“假如只憑一時高興還是惱怒，而不是根據形勢來獎賞或是懲罰，即使有堯舜的智慧和仁愛，也不能使天下和平安寧。談論歷史，必須是對現實有所裨益，才算得上善於論古；談論天道，必須是對人事有所啟迪，才算得上是懂天意。假如一個高明的農夫突發奇想，要在嚴冬季節耕種田地，即使他光著膀子精耕，汗流滿面地播種，也不會長出莊稼。這倒不是沒有用心，而是違背了節令。”《周易》說：“該停止的時候就停止，該行動的時候就行動，一靜一動都不失時機，前途才會光明。”《尚書》上說：
“只因為我們崇敬天道，所以上天才賜予我們時間。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陰陽的變化，遵守四季節氣，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順應它，因此祥和之氣馬上就能到來，這就象用鼓槌敲鼓，擊之即應一樣。”
[反方：]姜太公對武王說：“上天對戰爭勝負不會有什麼決定性的影響，戰爭勝利的因素，將領所起的作用佔九成。軍法、號令執行不下去，反而隨意殺戮無辜；不以厚德待人。而是一味依賴陰陽術數；不根據敵軍實力強弱，而是寄希望於天命；不靠智謀取勝，而是依據天象決定行動；不是鼓舞士氣，而是希望上天賜福；不瞭解地形卻埋怨天時不利；敵軍畏怯，卻不敢英勇進擊，而是觀看龜策占卜是兇是吉；士卒不勇敢不採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於埋伏不巧妙因而讓敵人輕易溜掉，凡是種種，都是導致失敗的原因。
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見，聽不到，是不能決定勝敗的，所以英明的將領從不師法。”司馬遷說：“陰陽家容易使人束手束腳，瞻前顧後，多所忌諱。”
范曄說：“陰陽法術的弊端是裝神弄鬼。”
[正方：]西漢人翼奉說：“治國之道的要害在於瞭解下屬的邪正。人若誠實正派，即使有點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術不正，越聰明反而越會壞事。”
[反方：]凡是人主沒有不愛自己的。那些不瞭解自己的人，不值得愛。
所以桓玄說：“捕猛獸的事，不能讓美人去幹；釣大魚的事，不能讓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們，而是他們能力有限不能勝任。何況是一國之君，哪能不擇人而用呢？拿猛犬來說吧，其所以厲害，是因為它，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一有非常情況便狂吠不已。它對主人的服務，可以說自覺到極點了吧？
然而能不能說這樣就很好了呢？從前宋國有家賣酒的，酒放酸了也賣不出去，什麼原因呢？原來是因為他家養的狗太厲害的緣故。那隻狗只知道愛它的主人，卻不知為主人考慮顧客因怕它不也來賣酒，酒放酸賣不出去會使主人生活困難的問題。這是因為狗的智力有限。所以說，做國王的不能用低能的人。”
[正方：]古語說：“做人乖巧狡詐不如笨拙誠實。”
[反方：]晉惠帝被立為太子時，中書令和嶠向晉武帝進諫說：“皇太子雖然仁信純樸，但現在世道險惡，他不具備君王的素質，恐怕將來無法應付險惡的局面，繼承不了陛下的基業。”晉武帝不聽，後來晉惠帝果然使國家走上了毀滅的道路。
[正方：]《左傳》有載：孔子曾讚歎子產說：“語言是用來表達思想的，可是隻有講究文彩才能充分表述他的想法。話都說不好，誰能夠知曉他的思想呢？說話而沒有文彩，就不會傳播到遙遠的地方。晉國能作為霸主，使鄭國能主動到晉國去議事，要不是子產能言善辯，文采蜚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講好話，可得認真對待啊！”《論語》上說：“熟讀《詩經》三百篇，讓他主持政事，不能勝任；派他出使各國，又不能使用漂亮的言詞對答。讀詩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反方：]漢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對管理虎圈的人的口才很賞識，要提拔他為負責上林苑的長官，張釋之上前說：“陛下認為絳候周勃這人如何？”文帝說：“是位長者。”又問：“東陽候張相如如何？”文帝又說：
“也是位長者。”張釋之說：“這兩位長者說話，經常張口結舌，結結巴巴，哪象這位一張口就喋喋不休，能說會道呢？陛下知道，秦朝所任的刀筆吏，爭相比賽看誰辦事更快捷、對人更苛刻，然而他們的弊病，就是隻有空頭文章而沒有真誠地同情人的心腸。因此做國君的就很難聽到自己的過失。這種壞風氣一直延續到了秦二世，氯個國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陛下僅僅因這個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齒靈利就破格提撥，為臣恐怕天下會從此追隨這種風氣，爭逞口舌之能，而沒有實際行動。況且下邊受上邊的影響，會比陽光和聲音傳播得還要快，陛下的這種舉動，不可不慎重考慮啊！”於是文帝取消了他的打算。
[正方：]太史公說：“《春秋》的筆法，是從史實中推論出它所隱含的意義，而《周易》是要以隱晦幽微的神秘中來推求明顯可見的人事表現，《詩·大雅》所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司馬相如雖然文彩浮華、鋪排誇張，然而他的目標還是想歸結到節約儉樸上來，這與《詩經》的諷諫用意有什麼不同呢？”
[反方：]揚雄認為，賦的作用就是用於諷諫。賦一定要按類鋪排，用最華麗的辭藻，採用宏大富麗的形式，使人不能再往上增加什麼內容。可是，雖然它的目的在於正面引導，規勸諷諫，然而看完之後，人們卻把它的主題都忘了。從前漢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馬相如就獻上《大人賦》來諷諫皇帝。
漢武帝讀罷，反而飄飄然仰慕神仙的慾望更強烈了。由此看來，賦這種文學形式根本起不到規勸的作用。賦很象是滑稽劇，會被正確的法度淘汰。賢人君子的言論，才是詩賦的正統。
[正方：]《淮南子》說：“東海有一種魚叫鰈，總是雙雙並排而遊；北方有一種獸叫婁，總是輪流地一個捕食，一個在旁守候；南方有一種鳥叫鶼，永遠比翼雙飛。連這些鳥獸魚類，都知道互相扶助，更何況萬乘之主呢？假如萬乘之主不懂得藉助天下英雄豪傑的力量，並與他們同心協力來治理天下，這豈不令人痛心？”
[反方：]狐卷子說：“父親再沒有比堯更賢明的了，然而他的兒子丹未卻被流放；兄長再沒有比周公賢明的了，然而他的兩個弟弟管和蔡卻被殺戮；臣子再沒有比成湯和武王更賢明的了，然而夏桀和紂王卻遭到他們的討伐。
何況當皇帝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須從身邊的人開始推行他的統治路線，這樣一來，哪個又是能靠得住的呢？”
[正方：]孔子說：“別擔心自己沒有地位，就怕自己品行不端正，立不起來。”
[反方：]孔子被困在陳國和蔡國，子路很不高興，去見孔子說：“從前老是聽先生說，為人只要多做好事，上天一定會用幸福來報答你。仁義道德的事先生已經做了好久了，影響深遠，天下聞名，今天為什麼會落到如此境地呢？”孔子回答說：“子路，這你就不明白了。來，讓我來告訴你。你以為仁義的人都必定會有人相信嗎？如果真是這樣，伯夷和叔齊就不會餓死在首陽山了；你以為智慧的人就部會被任用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王子比干就不會被紂王剖心驗證了；你認為忠實的人都會得到回報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夏桀的忠臣關龍逢就不會被斬首了；你以為是忠告就一定會有人聽嗎？如果真是這樣，伍子胥就不會被吳王殺害了。因此說，賢者能不能遇到施展抱負的機會，是個時間問題；賢明不賢明，是個人的才能問題。學識淵博又有深謀遠慮的君子，因沒有機遇而被終生埋沒的太多了，何止我孔丘一人呢？”
[正方：]神農面容憔悴，唐堯瘦弱不堪，虞舜皮膚黝黑，禹手足磨出老繭，背鼎的伊尹輔佐成湯得了天下，屠牛的呂望輔佐武王打了江山，墨翟為了實現自己理想四處奔走，家裡的煙囪都不冒煙，而孔子連席子都坐不暖。
他們這些人，如此心力交瘁，都不是為了貪圖俸祿權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為天下蒼生消滅禍害。
[反方：]李斯上書給秦二世說：“申不害說過：‘擁有天下而不肆意橫行，這叫做以天下為“桎梏”。’象唐堯和虞舜那樣，就是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了。如果別人為你犧牲，那麼你就會顯得尊貴而別人顯得低賤；相反就是你賤而人貴。這種情況，自古皆然。唐堯和大禹為天下犧牲自己，因此說他們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這種觀點不是很中肯嗎？”
[ 正方：]《論語》說：“推舉被遺忘的人才，天下百姓就心悅歸服了。”
魏文候曾受教於孔子的學生子夏，因為很尊敬孔子的另一個學生段幹木，當他坐車路過段幹木的住所時，沒有一次不下車扶著車把走的。秦國想討伐魏國時，有人說：“魏國君主很賢明，大家都稱讚他的仁義，上下級的關係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國的主意。”秦王於是取消了這個主意，魏文候因此而在各國諸候中變得很有名氣。
[反方：]韓非子說：“馬的形體如果長得象鹿，那這馬就會價值千金。
如今有千金之馬，而無值一金之鹿，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馬能被人使用，而鹿卻不能。如果隱居的高士不能被君王使用，他們就象鹿一樣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齊國，就把那些誇誇其談，只會講漂亮話的讀書人給斬了；孔子當司冠時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殺了少正卯。
趙武靈王讓李疵去中山國偵察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來報告說：“可以打，中山國的君王喜歡召見住在巖洞中的隱士和平民。”趙武靈王說：“照你所說，中山君是位賢君，怎麼可以攻打呢？”李疵說：“不然。君主尊敬隱士，戰士就會減少；君主尊崇學者，農夫就會懶惰。農夫懶惰，國家就貧困；戰士少了，軍隊力量就削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國還等什麼呢？”
趙武靈王說：“好。”於是就把中山國給滅了。
[正方：]《漢書》記載陳平說：“我有許多陰險的權謀都是道家禁止使用的，這些謀略恐怕在我這一世就要被廢棄埋沒了。算了吧，如果在我這一生永遠沒有出頭的機會，那是因為我所使用的謀略有損陰德啊。”後來他的玄孫因為上貢的金子不合皇室宗廟祭祀的要求而被除去了候位。
[反方：]後漢的范曄在說到耿弇時說：“耿弇三代為將，所用的謀略都很陰損，道家所忌，可是耿氏家族卻歷代以功績卓著而善始善終。帶兵打仗，都是要以暴易暴、以殺制殺的呀！他怎麼就能世世代代獨獨受此尊榮呢？”
[正方：]《周易》說：“人類最崇高的事業，沒有比富貴更偉大的了。”
又說：“聖人最大的法寶就是權位。”
[反方：]孫子上書給春申君說：“民諺有言：‘得了癩疥病的人都可憐做國王的人。’這話雖然說得很不恭敬，但是自古流傳的這句諺語卻沒有一點虛偽和荒謬的意思，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啊！這句民諺是專指那些被人殺害的亡國之君而言的。作為一國之君，年輕歷淺，卻要恃才自傲，到處炫耀，又沒有心術和辦法識別奸人，這時大臣就會專擅大權圖謀私利，怕的是遭受殺身之禍。為此他們或則殺長立幼，或則廢嫡立不義。《春秋》曾就此勸誡道：‘楚王子圉要到鄭國訪問，還沒走出國境，聽說楚王病了，於是返回去問候病情，乘機用帽子上的帶子把楚王勒死，自立為楚國國王。齊國崔杼的妻子很美，齊莊公與她私通，崔杼就率領他的部下攻打齊莊公，莊公翻牆逃跑時讓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殺死，擁立莊公的弟弟為王。李兌在趙國當政，把靈王圍在沙丘宮，百日後被活活餓死。淖齒在齊國當政，將齊閔王抽了筋，懸掛在廟樑上，過了一宿就死了。患癩疥的人雖然得的是皮膚病，還不至於象前代或近代這些人一樣用帽帶勒死、箭矢穿股、抽筋、餓死的辦法殘害國君。而那些被殘殺的君王，心裡所承受的壓力與勞苦，身體所遭受的摧殘，要比癩病患者所受的痛苦厲害多了。由此看來，說癩病患者可憐做國王的人，是有道理的。”
[正方：]《周易》上說：“能夠為人民準備必需的物資，設置完備的器械謀求天下福利的，沒有比聖人更偉大的了。”
[反方：]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什麼時候也不會停止。雖然讓聖人治是天下受到普遍的推崇，其實是給盜蹠這種大盜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發明了鬥斛以便稱量，結果連鬥帶升一起都被偷了；發明了稱錘和稱杆以便稱量，結果連錘帶杆都給偷了；發明兵符和玉璽以便讓人守信用，結果兵符和玉璽一起都給偷了；為教育民眾創造出仁義禮制，結果仁義也被竊取走了。怎麼知道是這樣呢？盜竊簾鉤的人被殺，而竊取國家的人卻成了諸候。只要是做了諸候，仁義道德也就有了，這還不是仁義和賢明和智慧一起都被盜竊了嗎？
所以人人爭著做大盜，爭著當諸候，紛紛去盜竊仁義，以及鬥斛、稱以及符璽這些實際的利益。為此，雖然有高官厚祿的誘惑，有刀鉞斧鋸的危脅，仍舊阻止不了這些竊國大盜。導致這種無法制止的後果，實在是聖人的過失呀！
所以老子說：‘國家最厲害的武器是不能讓人看見的。’真正的聖賢是天下最厲害的武器，是不能把他暴露給天下人的。”
[正方：]《論語》說：“君子再窮也能堅持節操，小人一受窮就會無所不為了。”
[反方：]《易》上說：“窮則思變，變革才能通達，通達就能保持長久。
因此天會自動保佑他們，他們就吉祥而無往不利。”太史公說：“邊鄙之人有句俗語說：‘怎樣來知曉仁義呢？對自己有利就是有德。’因此，伯夷反對周王伐紂，餓死在首陽山，但文王、武王並不因此而被貶低；蹠、0 暴戾無道，但盜徒們對他們卻大唱讚歌。由此看來，‘竊鉤者誅，竊國者候’，‘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並不是一句空話。現在有的人死抱住他的學問不放，固守著自己的小仁小義，長期獨立於世外，落後於時代，哪如與世沉浮，順應時代的變化，求取功名富貴實惠呢？”
[正方：]東漢時的東平王劉蒼說：“成就善業是最快樂的事。”
[反方：]古語說：“時代不讓人做好事，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吧。”因此說：不成為妖孽，就會變得狂妄。
[正方：]三國時的龐統喜歡談論人倫道德，善於品鑑人物，但他所稱許的人，多數都名聲超過才能。當時的人對此很奇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當今天下大亂，正道衰微，善人少惡人多。我想振興風俗，宏揚道義，如果不大力稱讚他們，那麼人的名聲就不會引起人們羨慕了。人們再不企慕名聲，為善的人就更少了。如今我提拔十人，只有五個夠格的，還能得到一半，他們受人尊重，使之名聲遠揚，世代傳頌，使有志向的人能自己勉勵自己，不也是件好事嗎？”
[反方：]《人物誌》中說：“有才德的人知道吃虧受損實際上是有好處的，所以有一份功勞卻可以得到二份的美譽；見識淺薄的小人不知道自己佔了便宜實際上是一種損失，所以自誇其功，結果功勞和名譽一起損失了。由此看來，不自誇有功的，實際上是真正的誇功；不爭名奪利的，實際上是名利雙收；對敵方有所讓步的，其實是戰勝了對方。正是由於這個道理，春秋時的郤至善於抬舉別人，實際上壓倒了別人，名望顯得更高；王叔愛爭高低，結果被迫出逃他國；藺相如用引車迴避的辦法戰勝了廉頗；寇恂因為不和賈復爭鬥，得到了比賈復賢明的美譽。物極必反，這就是君子常說的‘道’。”
[正方：]《孝經》上說：“居家過日子，能治理得井井有條，那麼這個人的治家之道同樣可以用到為官之道上。”
[反方：]漢高祖的參謀酈食其落魄時，都不能養家餬口。東漢名臣陳蕃說：“大丈夫應當掃除天下，怎能只留心收拾屋子這些瑣事呢？”
[正方：]西漢大臣公孫弘說：“身體力行近於仁，勤學好問近於智，能知廉恥近於勇。明白這三條原則，就懂得怎樣修身自律了。知道如何修身自律，就會知道怎樣管理別人。大底下還沒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別人的人。這是百世不易的真理。”
[反方：]《淮南子》說：“能把毫釐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對天下形勢的瞭解；對小事一點也不放過的人，對於大事就會感到困惑不解。
如果現在有人胸懷平九州、救危國的大志，不讓他去成就大事，反而拿類似三從四德的禮儀來要求他，讓他學習遵守民情風俗，這就好比拿斧頭割汗毛。
用寶刀伐樹木一樣不近情理。”
[正方：]商鞅問趙良：“你看我治理秦國，與百里奚相比誰賢明？”趙良回答道：“百里奚是來自荊楚的普通百姓，他聽說秦繆公賢明，就發願去拜見，但去秦國又沒有路費，於是把自己出賣給秦國的客人當奴隸，穿著破衣爛衫給人家喂牛。秦繆公知道後，把這個喂牛的人提拔起來，官拜左相，位尊身顯，秦國人都不敢仰視他。現在你被秦王任用，是通過秦王的侍從景監，不是因為你有名聲才被重用的呀。”
[反方：]《史記》說：“藺相如是由於有宦官繆賢的推薦才被趙王起用的。”又說：“鄒衍作了一篇《談天論》的文章，誇大其辭，荒誕不經，然而王人大人們照樣尊重他。鄒衍一到魏都大梁（今開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賓主之禮款待他；到了燕國，燕昭王親自打掃道路歡迎他。孔丘受困於陳、蔡，面帶飢色；孟軻受困於齊、梁，那種可憐巴巴的情景怎能和鄒衍相比呢？衛靈公向孔子請教兵法，孔子一言不發就離去了；魏惠王準備攻打趙國，想聽聽孟子的意見，孟子卻建議他讓出一片土地給趙國。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圓榫眼——格格不入啊！”
還有另一種說法：“伊尹善長烹調，扛著鼎去拜見商湯，後來終於輸佐商湯一統天下。百里奚給人喂牛，秦繆公起用他後，成就了霸業。可見要幹一件事，就得先把原來事收起來，然後把原來的道理用之於偉大的事業上來，這樣才會成就大事。鄒衍的學說雖然不正統，但也隱含著施展報負的深意呀！”
[正方：]東漢時的陳蕃性格高傲剛烈，具有帝王之臣的節操；李元禮忠誠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蔡邕認為陳蕃敢於冒犯龍顏，李元禮對待下屬平易近人。冒上最難，善於待下較易，因此陳蕃應當排名在先，李元禮排名在後。
[反方：]晉人姚信說：“皋陶戒告虞舜，這是冒犯國君的表現；虞舜善於總理百官，這是平易待下的效用。所以漢丞相陳平對王陵說：‘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諫，據理力爭，我比不上你；至於說到鞏固劉氏政權，你就比不上我了。’如果認為敢於犯上最高，那麼王陵當然要高於張良、陳平，劉秀的直臣朱雲也要勝過吳漢和鄧禹了。這樣說合適嗎？”
[正方：]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說：“韓非子認為讀書人以舞文弄墨來敗亂法度，俠士以武力挾持而觸犯禁令。這兩種人都受到韓非子的批評，可是有學識的人卻常常稱讚他們。那些以權術來謀取宰相、卿大夫的人，輔佐他們那個時代的君王，他們的事蹟都已記載在史書裡，當然沒什麼好說的了。至於象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堅決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讚賞他）
和原憲，本是窮人家的子弟，勤奮讀書，胸懷超凡脫俗的德行，不肯與世沉浮，當時的人也譏笑他們。當代的遊俠之士，其行為雖然與傳統的法治觀念相牴觸，然而他們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應別人就說一不二，寧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難中的正人君子，辦了好事決不自吹自擂。這些行俠仗義的人，確實也有值得讚美的地方啊！再說，人生在世，危難困苦、走投無路的情況說不定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就連許多賢人都免不了，如從前舜的父親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時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裡；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湯的陪臣，是個廚師，揹著做飯的鼎，借向成湯講烹飪技術時才受到賞識；傅學是個在傅巖這個地方打土牆的奴隸；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釣魚聊度時光；管仲曾被齊桓公囚禁；百里奚經給人家餵過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陳、蔡兩國捱過餓。這些人都是讀書人所稱道的有道德、有修養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這樣的苦難，更何況中等之材而又處在這種末世呢？他們所遇到的災難真是一言難盡啊！身處這種亂世，作為一介平民的遊俠，自己給自己立下濟世救人、一諾千金的行為準則，行俠仗義的英名傳頌四方。所以，每當善良正直的人們走投無路的時候，就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而他們也不惜為之捨身赴難，這不是和人們所稱頌的聖賢豪傑一樣嗎？即便是鄉間村俚的普通俠義之士，同季次、原憲這樣的賢德之士比較起來，就其對當今社會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語的。所以俠義之士在信義和功德方面的意義，怎麼可以輕視呢！”
[反方：]班因在《漢書》中卻反對司馬遷的這一看法，他說：“天子和諸候建立國家，從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級差別。因此，人們才馴順地忠心敬上，基層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說：‘天子統治有道，天下太平，那麼國家的政權就不會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職，守法聽令，以盡其職責，越權被誅，侵犯受罰。這樣才會上下和順，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時，禮樂制度和征伐叛逆的決策權落在了諸候手裡。齊桓公、晉文公之後，大夫掌握了國家大權，臣僚替天子發號施令。這種衰敗的情況到了戰國時代，又是合縱，又是連橫，諸侯各國競相用強權和武力征伐稱霸。於是各國的公子——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都藉著王公的勢力，收羅遊俠，使雞鳴狗盜之類的事屢屢發生，老百姓不得安寧，而他們卻受到了各國君主的禮遇。趙國的丞相虞卿拋棄國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難之交魏齊；信陵君魏無忌竊取虎符假傳國王的命令，讓朱亥用錐殺死了將軍晉鄙，奪取軍權，去為平原君趙勝解救被包圍的趙國。他們就是用這種欺上瞞下的方式得到諸候的器重，因此而揚名天下。
人們在慷慨激昂地談論起大俠來的時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推崇為首領。這樣一來，就形成了背棄國家、結黨營私的局面，而忠守職責，為國效力的大義就被破壞了。等到漢代統一天下後，實行無為寬鬆的國策；這種不良風氣沒有得到徹底糾正。魏其候竇嬰和武安候田蚡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競爭誰家的死士更強；郭解、劇孟之類，在街頭巷尾橫衝直闖，騷擾民眾，他們的勢力可以達到郡縣城鄉，公侯王子對他們都得卑躬屈膝。
許多老百姓把他們當作大英雄，對他們羨慕不已。這些人即便是身犯國法，鐺鋃入獄，還自以為能揚名後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類的勇士，死而無悔。曾子說：‘國王喪失治理天下的總則，那麼人民就會長時間的妻離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國上當政，向全國人民講清好壞的標準，然後用禮法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人們哪裡會知道國家禁止的是什麼，從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確看法是：對於象堯、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國是五霸的罪人，以此類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國的罪人。何況象郭解這一類遊俠，以一個卑微的匹夫，竊取了生殺大權，他們的罪過，縱然是殺頭都太客氣了！”
[正方：]《屍子》說：“人臣以推薦賢者為有功；人主以任用賢者為有功。”《史記）說：“鮑叔牙舉薦管仲；天下人很少讚美管仲，而是稱讚鮑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蘇建經常責備大將軍衛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賢士大夫都不稱頌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將那樣招攬、選拔德才兼備的人。”大將軍衛青抱歉地說：“自從魏其候、武安候大宴賓客，招賢納士以後，天子曾對此非常憤怒。親近士大夫，招攬賢士，罷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權力；做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賢納士呢？”衛青做為漢武帝的大將軍，終生都是這麼做的。
[以上所列舉的一正一反的命題，都是從經史典籍中摘錄出來的自相矛盾的立論。]
班固說：“從前王道衰微，諸候各國竟相鞏固自己的政權，由於當時各國的君主好惡不同，因而使諸子百家的學說蜂擁而起。他們各執己見，大力宣揚自己的理論觀點，並且到處遊說，爭取讓諸候採納。他們的學說雖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與火的關係一樣，相滅而又相生。仁和義，敬與和，雖然相反，然而它們卻都相輔相成。”
《周易》說：“天下人們的目標是一致的，而達到共同目標的途徑卻有各種各樣；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們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卻是千差萬別的。”《周易》所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時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為而事益廢。故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
(秦孝公用衛鞅。鞅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疑之。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勞而功成；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贄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修禮無邪。”衛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變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時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雖有磁基，不如逢時；雖有智能，不如逢代。”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眾，立約盟，以信義矯代，謂之伯。
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議曰：夫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漢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為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無飢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無貪慾之求，下無奢淫之人，藉稅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祿而已，不與人爭利焉。是以產業均而貧富不能相懸也。”)
然後教以禮儀。
(故明王審己正統，慎乃在位。宮室輿服，不逾禮制，九女正序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制井田以齊之，設諸侯以牧之，使饒不溢侈，少不匱乏，然後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讓之容，是以和氣四塞，禍亂不生，此聖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穀，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
(王者，父天母地，調和陰陽，順四時而理五行，養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為言，往也。蓋言其惠澤優遊，善養潤天下，天下歸往之，故曰王也。)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為人除難興利，以富國強兵，或承衰亂之後，或興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時施宜，以從便善之計，而務在於立功也。)此霸者之術。
(王道純而任德，霸道駁而任法。此優劣之差也。)
《道德經》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謂其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故曰：“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即無不勝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也。)故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
由是觀之，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昭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遠。故智不足以為理，勇不足以為強，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呂氏春秋》曰：“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也。”)
夫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來。待目而昭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理難矣。
(《文子》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也。)
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
(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此黃老之術也。
(《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調終而改調。故法制禮樂者，理之具也，非所以為理也。”
昔曹參相齊，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及代蕭何為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治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觀之，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弊也。《經》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也。太史公曰：“參為漢相，清靜寡欲，言合道意。然百姓離秦之酷擾，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議曰：黃老之風，蓋帝道也。)
孔子閒居，謂曾參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徵。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徵也，還師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問‘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敬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亮，上親賢則下擇交，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屬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時考之，進賢，退不肖。(然則賢良者悅，不肖者懼矣。)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四海之內，無刑人矣。
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其於信也，如四時；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
(議曰：昔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霸王，舉大事，則必從其本矣。夫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緩其刑，舉事以時，則人安矣。”此謂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謂‘三至’？”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理；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和。”何則？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謂之“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徵，必以道之所廢，誅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徵，猶時雨之降，至則悅矣。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故揚雄曰：“六經之理，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此孔氏之術也。(議曰：孔氏之訓，務德行義，蓋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宮室，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溼，邊足以圉風寒。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不以為觀樂也。故天下之人，財用可得而足也。當今之王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兇飢，振孤寡，故國貧而難理也。為宮室不可不節。(議曰：此節宮室者也。)
古之人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暖，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聖人作，誨婦人，以為人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足以為輕暖；夏則絺綌，足以為輕清；謹此則止，非以榮耳目，觀愚人也。是以其人用儉約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為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由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此為觀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國無亂，不可得也。為衣服不可不節。”(議曰：此節衣服者也。)
此墨翟之術也。(議曰：墨家之議，去奢節用，蓋強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受賞者雖富，望多無窮；受罰者雖富，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鉤策為過人之智也，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為，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賣兔滿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則貧盜不敢取。故堯舜聖人之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屍子》曰：“夫使眾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審名分則群臣之不審者有罪矣。”)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願愨，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慾，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慾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其本，臣操其末。為人君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網，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無所逃矣。”
(議曰：韓子曰：“人主者，非目若離朱乃為明也，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身居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
孫卿曰：“明職分，序事業，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則厚德者進，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無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聞，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此操契以責名者也。”
《屍子》曰：“明君之立，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朝，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理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此萬物無所逃也。”)
動者搖，靜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議曰：《屍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穀者，后稷也；聽訟折衷者，皋陶也；舜無為也，而為天下父母。”此則名自名也。
太公謂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與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靜矣。”此則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
《屍子》曰：“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孰進之；有大過者，必問其孰任之，而行罰賞焉。且以觀賢不肖也，明分則不弊，正名則不虛。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賢不肖，忠不忠，以道觀之，猶白黑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議曰：夫暗主以非賢為賢，不忠為忠，非法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書曰：“韓子稱‘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夫輕罪且督，而況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商君之法，皆令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連於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芬華。務於耕戰。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韓之術也。
(桓範曰：“夫商鞅、申、韓之徒，貴尚譎詐，務行苛刻。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有可取焉。逮至漢興，有寧成、郅都之輩，仿商、韓之治，專以殺伐殘暴為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然其抑強族，撫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於晚代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趨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辯，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復是申、韓、寧、郅之罪人也。”)
由是觀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黃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異也，雖經緯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濟群生，皆有以矣。今議者或引長代之法，詰救弊之言(議曰：救弊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風，譏霸者之政，不論時變，而務以飾說。故是非之論，紛然作矣。言偽而辯，順非而澤，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解釋翻譯
從前先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立政治制度，根據當時的任務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符合，國家才能治理好，事業才會有成績。形勢和任務變了，制度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使制度與時代、任務與政策脫節，這樣一來，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也是勞而無功，徒增混亂。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因時變法，只求實效。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衛鞅說：“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且有高於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行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只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眾人共謀。因此聖人只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效法舊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孝公說：“很好！”甘龍說：“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適。”衛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於舊世俗，學者拘泥於舊見聞。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聰明的人能製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於舊法。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杜摯說：“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衛鞅說：“治世不是隻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紂不革新禮教而亡國。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孝公說：“鞅說得很好！”於是決定了變法。]
由此可見，象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否則只能被時代淘汰。[孟子說：“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范蠡說：“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論語》說：
“聖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只等待時機的到來。”]
怎麼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確的呢？桓範說：“三皇（神農、女媧、伏羲）
時代的特徵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義教導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服別的國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候協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討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動戰爭，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說：“三皇最可貴的是在於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治。大道淡薄後，統治者只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後，就只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治者就只能動用間諜偵探了。”建立統治一個國家，所採取的政治策略差別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傳於今，只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討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秦漢兩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們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來討論。]
王道的統治，是先剷除禍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讓人民豐衣足食。
[《論語》說：“五畝大小的宅第，種上桑樹，養上蠶，一個女子養蠶，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數口之家耕種百畝之田，就不會捱餓了。飼養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層的官吏不貪求，下層的民眾不奢侈，苛捐雜稅少，徭役也不繁重，當官的只不過是拿薪水罷了，不要去與老百姓爭奪利益。這樣一來，各行各業收入均衡，貧富也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經濟狀況得到保證後，就應該進行文明禮貌。倫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國王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堅持了正確的政治路線，謹慎地鞏固統治地位。宮室輿服不超過規定，三宮六院主內，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統籌農事，讓諸候來協助管理民眾，豐收時不驕奢，欠收時也不感到匱乏，然後設立學校推行教育，為人民大眾做出謙恭禮讓的榜樣，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處，禍亂不生，這就是三王治理國民的辦法。]
然後建立法規、刑罰來樹立國威，讓人民群眾分清善惡，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時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後又讓后稷去播種百穀，讓契分管教化，讓皋陶製訂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見，最偉大的盛世，是通過多種因素，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從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樂平和的景象，這就是王者的治國藝術。
[王的職責是以天為父，以地為母，調和陰陽，順應四季的變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長，教養百姓，哺育眾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萬民嚮往。總而言之，做為一國之王，他的恩澤浩蕩，惠養四方，天下人民爭相投向他的懷抱，因此才稱之為王。]
成就偉大霸業的國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權力在霸主一人手裡，政策法令由專門的機構制定，賞罰、法令嚴明，百官各司其職，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為人民除害謀利以富國強兵，或者是在一個朝代衰亡之後，興兵討伐叛亂。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的話，也要遵循法度，宣傳文教，根據情況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時制宜，從方便、有利出發，目的主要是為了建立功勳，成就霸業。]這就是霸主的治國之術。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會用仁德來統治，而霸道則駁雜無序且以法治為主。這就是二者優劣和差別之所在。]
《道德經》說：“我無為，人民就會自我教育。”《文子》上說：“所謂無為，並不是就叫他不來，推他不走，什麼事也不做，整天坐著不動。無為就是指按規律辦事，藉助一定的條件去奪取成功，也就是說，一切都要順其自然。”[所以說，既有才智，又善於向人請教就是聖明；既勇敢，又善於向人請教就是優勝。能發揮大家的聰明才智，什麼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眾的力量就沒有不可戰勝的困難。因此聖人辦事，無不發揮各方面的優勢，並善於合理利用它們。]商湯和周武王雖是聖主，卻不能和越人一起乘遊艇，泛江湖；伊尹是賢相，卻不能和胡人一道騎野馬馳騁；孔、墨雖然都是博學的通人，卻不能象山裡人那樣鑽山入林。
由此可見，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觀四海，胸懷天下，不掌握真理，僅憑自己有限的本領，就打不破時空的侷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窮盡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無敵於天下。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然而，作為國家的領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對天下形勢瞭如指掌，其奧妙就在於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別人的優勢變成自己的優勢。[《呂氏春秋》說：“大沒有固定的形狀，然而有了它萬物才能生成，偉大的聖人不是事事都親自動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員各盡其能，發揮作用。這就叫沒有教導的教導，沒有說出來的聖旨。”]
天下萬物都自覺嚮往冬天的太陽，夏天的陰涼，並沒有什麼人讓它們這樣做啊！可是在精誠的感召下，萬物都不叫自來。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號令的指揮，它們才這樣做，這在道理上很難講得通。
[文子說：“剛滿三個月的嬰兒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親對嬰兒還是要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憂慮之情溢於言表，這是因為至情使然。”所以說語言的作用是不足稱道的，語言後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讚美的。文子還說：“不說話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愛，不發怒就威嚴，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愛，說話才能讓人相信，發怒才能讓人感到威嚴，這是內心真實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愛，說話也不能讓人相信，發怒也不能讓人害怕，這是由於裝樣子要人看的緣故。”]
皋陶雖然是個啞巴，但他作為大禹的最高法官時，天下沒有酷刑；師曠是個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後，晉國沒有亂政。
[莊子說：“天地有偉大的美德，四季有嚴格的界線，萬物有各自的規律，但它們都不說話。聖人無力，更高的聖人寂然不動，他們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規律啊！”]
象這樣不言語就發出了命令，不觀望就無所不見，就是聖人所要師法的。
這就是黃老治國之術的理論根源。
[文子說：“聖人所師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動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個音調，這是永遠不能改變的，遵循‘道’做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調，一曲終了必須改變調韻一樣。所以說法度和禮樂，都是治國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體。”
從前曹參在齊國當丞相的時候，他就是運用黃老清靜無為的治國之術，使齊國安定繁榮。等到代替蕭何當漢相，要離開齊國時，囑咐接任他的齊國宰相說：“我要把齊國的司法大權託附給你，希望你謹慎從事，不要過於頻繁地去騷擾犯人。”那位接任的齊相說：“治理國家的事難道沒有比這些再大的了嗎？”曹參說：“不能這麼講。刑律、監獄這類法治工作，幾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過分頻繁地騷擾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處容身呢？假如他們真的走投元路，社會的問題只會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來，秦國的法律過於嚴酷，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奮起反抗。漢武帝刑法森嚴，因此製造了許多冤案。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經》說：“我無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寧靜，人民就自覺自願的走正道。”曹參想用黃老之道作為他治國的根本，而不動用其它舉措來干擾根本大法。太史公說，“曹參作為漢朝的宰相，清靜寡欲，為政合乎黃老之道。當老百姓終於擺脫離了秦國的殘暴統治後，曹參給了他們修養生息的機會。做到了無為而，所以人民大眾才都稱讚他的美德。”
黃老的無為而治，實際上就是五帝的治國之道。]
孔子閒居，對曾參說：“從前，英明的帝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內政得以鞏固，有備無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對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對千里之外的敵軍都有衝擊力量；一旦率軍出擊，必將心定理得地凱旋而歸。”
曾子問：“先生，什麼是‘七教’啊？”
孔子說：“‘七教’是指執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點：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會對老人更加孝順；二是尊重年長的人，臣民才會對年長的人更加敬愛；三是樂善好施，臣民才會光明磊落；四是親近賢人，全國人民才會選擇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沒有隱瞞；六是厭惡貪婪，民眾才會恥於爭名奪利；七是提倡謙讓，臣民才會有節操。”[七教是執政的根本原則。教育路線明確，根本路線才能走上正道。執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還有什麼事不能糾正呢？]
從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須劃分土地給諸候，讓他們分別有所歸屬，分別治理。然後讓有關主管部門按月檢查，按時考核，推存賢德之人；辭退掉不良之輩[這樣做，能人就會高興，不良之輩就會感到畏懼]；同情撫卹鰥寡；撫養孤兒；救濟貧窮；獎勉孝順父母、敬重兄長的行為；選拔人才——
這七項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內就不會有犯法的人了，君王愛臣民如同腹心，臣民愛君王才會象幼兒愛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樣準確無誤，人民之守信才會如同寒署一樣靈驗，所以君王能視遠若近，並非是事物就在近處，而是因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動就顯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親近，這就是明君防禦可以對‘千里之外的敵軍具有衝擊力量’的原因。
[從前管子對齊桓公說：“你想稱霸，成就大業，那就必須從根本上做起。
齊國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擔心捱餓，也怕賦稅太重，死亡和刑法過於嚴酷，人們非常擔心國家動不動舉辦各種活動而勞民傷財。你要減輕賦稅，放寬刑律，只在必要的時候舉辦活動，只有這樣才會人心安定。這就是從根本上成就霸業的意思。”]
曾子又問：“什麼是‘二至’呢？”
孔子說：“至禮而不廉讓，則天下大治；至賞而不浪費，則士人喜悅；至樂而無聲息，則舉國相和。”為什麼這樣說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對全國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實。然後才把權力和地位授予他們，使他們受到世人的尊敬，這就叫“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祿使天下的士人富有，這就叫“至賞不費而士人悅”。這樣一來，光榮的美譽就因此而得以宏揚，這就叫“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因此說，所謂天下最偉大的仁者，就是能夠用天下人民至親至愛的情感團結全國人民的人；所謂天下最偉大的英明，就是能夠起用全國最有德才的人。]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仁者的最高原則是愛人，智者的最高原則是知賢，執政者的最高原則就是善於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這三項工作，那麼舉國上下都會服從指揮命令，人人奮勇向前。這就是“對千里之外的敵軍具有衝擊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發動征討，是因為天道要廢棄昏君，借他之手鏟除之，變更其政權，但對其滅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剝奪其家產。]所以明君的征討就好象及時雨，在哪裡降落，無不受到歡迎。這就叫心安理得地凱旋而歸。所以楊雄說：“六經的道理，貴在社會尚未動亂就及時加以治理；軍隊還沒有出動就已經取得了勝利。”
這就是儒家的治國之術。[孔子追求仁義道德，所推崇的實際上是三王的治國之道。]
墨子說：“古人還不知道建造宮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巖洞居處，到了三王的時代才開始建造宮室。其辦法是選擇高地以避潮溼雨水，選擇邊地抵禦風寒，牆高只要能夠無礙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簡陋，不足以觀賞。因此，那時人民都感到財用充足。現在的王侯，所造的宮室就大不相同了。他們向老百姓橫徵暴斂來建造宮室臺榭，是為了看起來宏偉壯觀，用各種顏色刻鏤彩畫，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結果財用匱乏。難以抵禦凶年饑荒，無法賑濟孤寡貧民。同家的貧困到了難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宮室不能不講求節約。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時候披獸皮，掛草葉，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掛的輕便卻清爽。三王覺得這樣不中意。於是就教婦女製作衣裳。冬天用絲製成棉衣，既輕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紗衣，既輕又涼爽——僅此而已。
那時穿衣不是為了使自己美麗，讓他人觀看。所以，當時人們生活節儉，易於管理。當時的帝王生活很簡樸，很容易奉養。現在國王的服飾可就不同了，他們對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製作華美飄逸的服裝，用黃金鑄制帶鉤，用美玉製作玉佩。他們穿衣服不是為了身體的需要，更是為了美觀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們變得越來越淫逸邪僻，越來越無法管理。國君奢侈腐化，不聽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來統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國家不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說，製作衣服也不可不節儉。”
這就是墨家的治國之術。[墨家的學說，主要是提倡勤儉節約，反對奢侈浪費，以便從根本上使國家富強。]
商鞅說：“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說：“統治者捨棄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來治理天下，結果受賞的人雖然感到很得當，但其慾望是無窮無盡的；受罰的既使也感到很得當，但總是希望無休止的減輕自己的罪行。國君如果捨棄法律，只憑自己的主觀揣度來量刑，怨恨就會萌生。因此，分馬的人採用抽籤的辦法，分田的人採用抓鬮的辦法，這並不是說抽籤、抓鬮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為這樣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國要用法制而不能靠個人的主觀意願。這樣，人們就不會產生怨恨，舉國上下就會和睦相處。”]一隻兔子在前面跑，後面可能有一百個人追逐，不是一隻兔子可分為百份，而是這隻兔子屬於誰的名分還沒有確定，因而誰都可以據為己有。賣兔子的滿街都是，盜賊不敢去拿，那是因為這些兔子屬於誰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堯、舜、禹、湯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窮的盜賊也不敢去拿。聖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實際上就是在定名分。[屍子說：“發動民眾，聖旨已下還遲遲不見行動，如果是分地，動作則非常迅速。為什麼呢？因為無可推脫。由言語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樣，不能不分清職責權限，國君如果和大臣分擔同樣的職權，那麼大臣們就有推脫罪責的機會了，就象用墨斗劃線，校正彎曲的本頭，木頭無法投機取巧一樣，一考查名分，大臣們如有失職而又想隱瞞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確定以後就是騙子也會變得貞潔守信，就是大盜也會變得誠實不欺，他們自覺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說：“名分定，萬物不爭；職責明，私慾不行。
人不爭，不是因為無心爭，而是因為名分已定，所以爭也是白用心；私慾不行，並不是沒有欲求，而是職責已明，所以有慾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慾人人都有，能使人無私無慾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制止私心私慾的方法得當。”]
申不害說：“君如身，臣如手，君設置根本，臣操持常務。作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來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實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網，聖人之符。張網持符，天卜萬物就無可逃遁了。[韓非子說：“人主的眼睛不象離朱那樣明亮，耳朵不象師曠那樣敏銳，如果不借別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聽，只等自己耳目聰明後才去觀察、聆聽，那麼看到聽到的東西就太有限了。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矇蔽欺騙的辦法啊！明君是讓整個天下為自己去聽去看的人，他雖身處深宮，卻能明察四海，舉國上下既不能隱瞞他，也不能欺騙他，這是什麼原因呢？只因為隱瞞之罪重，舉報之賞厚。”
荀子說：“職責明確，事業有序，材盡其用，官盡其能，天下就沒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這樣，品德好的人就會更加上進，廉潔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加上善於傾聽各方面的意見，那麼就會事事清楚，無所遺漏。一個國家的領袖之所以能夠做到不看而能看見，不聽而能聽見，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動而能使事業成功，巋然不動而能使天下順從他的意志，就是因為牢牢抓住了名分這個法寶。”
屍子說：“明君要想確保自己的權勢，就應當形象端莊，心境空靈，目視九州而不煩，眼觀紅塵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職權瞭然於心，與人言談對應得體。如果能達到這種境界，那麼他就能端立於朝堂之上，縱然有所隱瞞遺漏，疏遠忽略，也一定不會太多。明君無須使用耳目或間諜去偵察刺探，也不勉強去聽去看。有物則觀，有聲則聽，事至則應，身邊的事情不讓輕易溜過，遠處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處理。賢明的人才不讓流失，微賤的人就會對他畢恭畢敬。這就是萬事萬物都不能逃脫他的控制之奧秘。”]
讓該動的去運動，讓該靜的去安靜，各負其責，事有歸著。整個國家就會顯得井然有序。
[屍子說：”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種五穀的是后稷；掌管刑罰的是皋陶。
舜雖然沒去具體辦什麼事情，然而他卻是全國臣民的父母。”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對周文王說：“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與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天下才會太平安定。”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來糾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現象，並實事求是地確定名分。
[尹文子說：“因為賢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們；因為愚昧的人沒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們。用與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擔心天下大亂呢？”
屍子說：“上朝議事，國君聽了朝臣們的啟奏後，使每個人各負其責，分工理事。發現有特別好的大臣，一定要問清是準舉薦的；有重大過失的，一定要問清是誰任用的。然後決定賞罰，並用這種辦法來考察優劣，使該負其責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會徒有其名。優秀的就會受到尊重，失職的就會受到蔑視。好與壞，忠與奸，用這一辦法來鑑別，就猶如白和黑一樣分明瞭。”]
從前堯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的，因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來處理政務，然而因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亂。
因此，聖人對名的正與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賢為賢，以不忠為忠，以非法為法，就是因為名分不正。]
李斯在給秦二世的書中說：“韓非先生認為：‘慈愛的母親養出敗家的兒子，而嚴勵的主人沒有強悍的奴僕，’原因在哪裡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實行嚴厲的懲罰。商鞅變法，對在路上隨便倒垃圾的都處以刑罰。隨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卻是重罰。輕罪且要嚴懲，更何況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現在如果不致力於設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學慈母嬌慣敗家子的做法，這就太不理解聖賢的理論了。”[商鞅規定以伍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犯法，九家舉告，不告發者連坐有罪。同時明確尊卑、爵位、等級，貴族所擁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軍功的感到榮耀，無軍功的雖富有也沒有光彩。注重農事、戰事，這就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商鞅、申不害和韓非子的治國之術有如上述。
[桓範說：“商、申、韓這些人，看重人的狡詐智謀，因而推行法制特別苛刻。廢除禮義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統治天下，不師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國普遍的傷風敗俗。因此說，他們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們使人君尊貴，臣子卑下，富國強兵，信守法度，堅持法制，在這些方面還是可取的。
到了漢朝，又有寧成、郅都之類的酷吏，效仿商、韓，專門以殘暴的殺戳、懲罰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趨勢赴炎，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肆無忌憚地幹盡了敗壞朝綱、禍害百姓的事情，這又是商、韓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強望族，撫慰孤獨貧弱，自身清正廉潔，使各級官吏出於畏懼奉公守法、一心為公方面，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到了後來世人所謂的能人，就都是一些執法犯法，仰仗權勢，不為老百姓辦事，只想徇私舞弊，臨到處理日常事務的時候，又敷衍了事，翫忽職守，做官不必擔心受遣責處罰，根本不體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這就又是申、韓、寧、郅的罪人了。”]
綜上所述，治國之法多種多樣，有王霸、黃老、孔墨、申商之術，他們之間不但有區別，而巨理論根源也不一樣，糾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電不同，然而他們都有振興國家、普濟眾生的願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較悠久的制度，非難今人撥亂反正的改革觀念[所謂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誠，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禮樂]；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禮樂之風，譏諷成就霸業的政治措施，不顧時代的變遷，而用所謂不變之法、不易之理來為自己的學說辨護。因此，對變革贊同與反對的意見，紛紛出籠。措詞虛偽，還要詭辨，附會荒謬的觀點，彷彿也能自圓其說。凡此種種，都是歷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頭腦的人要起來制止這種做法。
閱讀更多 國學文化鑑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