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作者|寧鏡誠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喬家大院

現如今如果提起“商幫”,首先映入我們腦海的大多是以阿里馬雲和網易丁磊為代表的浙商、以騰訊馬化騰為首的粵商,還有擁有福耀集團、安踏集團和諸多知名企業的閩商。

他們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和鄉誼做紐帶,互相幫扶,終成氣候。

如果你看過《喬家大院》,勢必會對以喬致庸為代表的晉商留下深刻的印象。明清時代的晉商憑藉經營鹽、鐵、茶葉以及絲綢起家,最後又藉助票號壟斷了當時全國的金融業,一時風頭無兩。

山西商人那會兒多有錢?

用明朝嘉靖年間第一鬼才嚴世藩(奸臣嚴嵩之子)的話說:

“晉商富甲海內,資產百萬以上者天下共十七家,皇親國戚佔十二,徽商佔其二,晉商佔其三。”

皇親國戚咱們拋開不談,五家最有錢的家族裡面,晉商佔三家,你說他們多有錢?

到了晚清光緒年間,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保持在九千萬兩白銀左右,而人稱“草原第一商號”的大盛魁,

資產約為清朝歲入的一半,這還只是晉商中的一個商號,說他們“富可敵國”,一點都不過分。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但是,我們如果細數當今比較知名的晉商,那麼也只有百度的李彥宏和融創的孫宏斌可以撐一撐門面,和鼎盛時期晉商的整體實力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那麼,既然在明清時期打下那麼雄厚的底子,為何擁有500年曆史的晉商,其影響力不復往日了呢?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還要從晉商發家開始談起。

01

晉商是如何在明朝時期崛起的

如果從三家分晉的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算起,山西因為本身地勢偏高,山谷縱橫且有險可守,所以其軍事價值和戰略地位一直為歷朝歷代所看重。

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豐富的礦產資源,再有山西人強大的經商能力作為加持,到了元代,山西的太原、平陽(臨汾)和大同三城已經發展成了國際性的大都市。

《馬可·波羅遊記》中,曾經用“壯麗城堡”等詞彙來形容當時的山西臨晉,也正是從元代開始,晉商開始逐漸邁向歷史的舞臺。

自打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當權者一直對退居漠北的蒙古政權十分忌憚,所以他們又東起鴨綠江、西坻嘉峪關,在綿亙萬里的北部邊防線上相繼設立了遼東、宣府、薊州、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九個邊防重鎮,並駐紮了約80萬軍隊把守。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這麼一來,這80多萬人的糧食問題就很讓朝廷頭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朝廷出臺了一個政策,他們鼓勵內地的商賈販運糧食去邊關,作為報酬,官方發放給這些商賈鹽引,也就是食鹽運銷許可證。

我們都知道,食鹽在古代一直是官方壟斷,是搶手貨也是老百姓的必需品,拿上這個許可證無疑就離發家致富不遠了。

<strong>這個政策也就是後來我們熟知的開中制。

山西因為距離邊關很近,而且商人多吃苦耐勞且講究誠信,很快就藉助開中制的東風實現了原始積累。

如果說這會兒和晉商競爭的還有徽商等其他商幫,到了明朝中期,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口遷徙活動之一的“走西口”,竟無意將晉商的實力提高了一大截。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走西口”其實就是逃荒,山西北部因為土地貧瘠,到了明朝中後期更是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惡劣,所以很多晉北人不得不前往塞外的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

他們來到蒙古後,發現當地人雖物質資源匱乏但卻擁有大量毛皮,這一商機很快被山西人抓住,一大批商號藉此迅速崛起。

此後,以畜牧為主的蒙古牧民不僅成為茶葉、絲綢、傢俱等其他日用品的穩定需求者,而且當地生產的毛皮和牛羊肉亦成為中國北方地區的暢銷款。

<strong>“走西口”本是逃荒,卻無心插柳,將晉商的業務規模又提升了許多。在此筆者多提一句,山西人向來講究落葉歸根,如果不是萬不得已,是絕對不會背井離鄉,去外地發展。

“走西口”雖然獲得意外之喜,但確是被迫的,山西人骨子裡還是比較保守的,缺了那股子主動向外闖蕩的勁頭,這一點也間接導致了晉商最後的沒落。

02

晉商其實是中國金融業的鼻祖

時間很快來到清代,和徽商把精力放在海上貿易相比,晉商則更偏向於在內陸開闢一條新商路。

他們以晉、冀兩省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到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再通往彼得堡、莫斯科和歐洲大陸。

這麼一條商路硬生生被晉商趟了出來,併成為其再次崛起的“生命線”。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我們從這條商路就可以看出,晉商在北亞的主要客戶有兩家一一蒙古和俄羅斯。

因為清政府與俄羅斯的關係緊張,兩國互市一直處於半禁止狀態,俄國人對中國的茶葉與布匹需求量很大,因而晉商在起初佔盡優勢。

據說,旅蒙晉商中實力最雄厚的大盛魁,在業務繁榮時期可以用50兩一錠的元寶鋪一條從庫倫到北京的路,而與之齊名的晉商元盛德,他家用於運貨的駱駝數量首尾相連,能在這條路上排兩行。

<strong>晉商的實力日漸雄厚,商業的發達也衍生出了金融業的萌芽一一票號。

我們需要明晰的是,無論是進行匯兌的票號還是放款的賬局,最初都是從旅蒙貿易中逐步分離,才在關鍵的歷史節點演變成獨立開展的業務。

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由晉商首創的票號山西日升昌正式設立。值得一提的是,日升昌原來不過是一家顏料作坊,作坊的大掌櫃雷履泰起初只是偶爾做些匯兌,貸款之類的金融業務。

但誰曾想,匯兌的業務越做越大,頗具商業嗅覺的雷履泰於是建議東家,咱們乾脆直接改做票號生意,日昇昌由此應運而生。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票號憑藉晉商強大的財力支持,除了通過存放款支持錢莊及商號的經營活動外,仍然以匯兌金銀為主要的金融業務,它的出現從很大程度上適應了晉商發展的需要,加速了資本的流通。

從另一方面,票號通過匯兌軍餉和協餉,為地方政府墊款等方式逐漸成為清政府的代理國庫,而政府與票號的特殊關係也使得票號一時之間風頭無兩。

以日升昌為例,在其鼎盛時期在全國有幾百家分店,白銀儲備佔清政府總額的80%,代理國庫果然名不虛傳。

除此之外,以票號為代表的晉商團體,還發展出了自己獨有的商業模式:

<strong>1.企業文化:學而優則商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榆次常家在莫斯科的分號

古時候講“學而優則仕”,山西人則不以為然,他們主張“學而優則商”<strong>。

這個其實很好理解,就是那些天資聰穎的小孩,大人們首先培養他們經商,從商這條路走不通再去上學,這就導致了山西人年輕一輩中的翹楚,其實都灑落在各大商號。

據統計,山西幾乎在整個清朝期間,沒有出過一個狀元,就連考中進士的人數也是逐年遞減:

順治年間出過33個進士;

康熙年間出過16個進士;

乾隆年間出過12個進士;

嘉慶帝以後這麼長的時間,只出過10個進士。

這也難怪,頂尖人才都去經商了,選剩下的才去讀書,在這種人才篩選的社會背景下,山西頂尖的人才幾乎全部流入商界,這也為晉商長達500年的興盛奠定了人才基礎。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中國近代學者劉大鵬眼高於頂,但是在他的《退想齋日記》中對於晉商中的人才有如下記述:

“餘於近日晉接周旋了幾個商人,勝餘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

由此可見,山西人在商業上的人才投入是頗費心血的。

除此之外,晉商的家族觀念淡漠,他們規定子女和親戚不能在企業中任職,還有我們熟知的“不用三爺”,即主管者家族中的少爺、姑爺、舅爺,不得參與票號中內部業務管理。

而拒絕家族制這一點,抹去了皇權對於晉商日後一家獨大的顧慮,相關的資源也開始向晉商傾斜。

<strong>2.經營模式:東家放權,大掌櫃挑大樑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喬致庸就是東家

看過《喬家大院》的朋友都熟悉,喬致庸作為東家不可能事事親力親為,他擁有生意的所有權,而手底下各個分號的掌櫃們則擁有決策權。

大掌櫃的身份像極了如今的職業經理人:擁有企業管理權限,企業說白了還是股東的。

這種制度簡單來說其實就是東家放權,讓自己信任的掌櫃在前衝鋒陷陣,這就保證了選拔人才的公平性,你要是有能耐還能獲得東家的信任,那麼你就具備當掌櫃的資格。

晉商將企業經營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進行分離,對掌櫃充分賦權並加以信任。

當然,取得信任的過程是漫長且艱辛的,你首先要挺過三到五年的學徒期,在這時期內不僅是對學徒做生意能力的培養,更是對於學徒人品的考驗。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掌櫃和學徒

如果瞭解德雲社的朋友肯定熟悉,德雲社收徒也有學徒期,在這期間也不教你什麼東西,而是要學徒做些雜活,一是磨練心性,二則考驗人品。

要知道,岳雲鵬這個師兄弟成名之前,打掃衛生這件事他們可沒少幹。

<strong>3.股份制分紅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不得不說,當時晉商在獎勵機制這塊做得非常好。

股份制雖說是現代企業制度的象徵,但在明清時期的山西就初現股份制的雛形,我們來看看晉商是如何進行利益分配的。

他們的員工收入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固定收入和身股制。

固定收入其實就是在包吃穿住的基礎上提供薪金,工資的多少隨著員工在企業的工作年限逐年遞增;

身股制則是說,掌櫃和一部分夥計因為是替商家做事,所以就以自己的人力入股,叫做“人股”。而東家因為擁有企業的所有權,所以佔的是“銀股”。

“人股”是一種虛擬股本,雖不對生意中投資,但是擁有一樣的分紅及經營權。

試問如今除了個別大企,哪個企業主會讓你憑藉人力入股?所以說這種激勵制度在當時是十分先進的,不僅給員工打了雞血,而且所帶來的利益也是實實在在的。

擺一個數據讓大家明白身股制的霸道:

清代的一個知縣每年的收入大概是1045兩銀子,晉商一家普通票號一名三釐身股的活計年收入大概在1000兩上下,兩者差不多。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這其實有點類似如今的合夥人制度,怪不得當時祁太平一帶(祁縣、太谷、平遙)有諺語流行:

“坐官的入了閣,不如在茶票莊當了客”,說得就是這個道理。

藉助票號的東風,晉商開始了對中國金融業近80年的統治,直到現代銀行被引入中國。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晉商在金融業既然領先其他商幫這麼多,中國的第一家現代銀行卻沒有山西人什麼事兒,這是為何?

03

晉商之敗,其實早有端倪

其實要想了解晉商衰敗的原因,我們必須要知道兩個關鍵的歷史節點。

<strong>第一個節點是1860年。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趁虛而入的沙俄逼迫清廷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除了割地外,俄國人還取得了直接進入中國境內做生意的特權。

要知道在這之前,俄國商人被規定只允許在恰克圖等邊境口岸才能做買賣,而且做生意還必須通過中國商人來轉接。

<strong>這樣一來,一直做中俄茶葉貿易的晉商在一夜之間就蒙受了滅頂之災。

此後,俄國商人不僅取得了進入張家口、天津、上海、漢口等口岸的通商權,而且還相繼獲得了中國海關茶葉免稅權,以及在中國境內進行水路運輸貿易的特惠權。

他們避開了晉商等中國商幫的壟斷,大搖大擺地進入中國的產茶腹地——長江流域的漢口等地直接購茶、製茶、販茶。

不僅如此,在稅收上,俄國人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而與此相對,晉商當時從湖北漢口販運茶葉到中俄邊境,中途要經過63個稅收關卡,僅稅金這一項就要比俄國人高出10倍左右。

在生產上,俄國那會的工業化程度要遠遠領先於我們,人家用的是機器,你用的是人力,從生產到包裝,晉商已經處於全面落後的地位。

在交通上,1905年西伯利亞鐵路貫通,俄商赴福建買茶,經海路直運海參崴,成本大降,晉商見狀亦申請走海路,卻被清政府拒絕。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無奈之下,中小茶商只能用賒銷拓展市場,卻遭不法俄商拖欠,晉商雖多方投訴但清政府卻拒絕受理,恰克圖商號從全盛時的140多家,下滑到只剩20多家。

國已不國,清政府腐敗無能,又怎能獨善其身?

<strong>第二個節點則是1908年。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由於受到近代銀行的衝擊,票號的生意早已大不如前。

相比現代銀行舉全社會之力招資,票號平均40萬兩的資本與之相比早已相形見絀。不僅資本實力落後於現代銀行,在制度先進性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票號也處於下風。

清廷迫於形勢,也要建自己的現代銀行,於是他們推出了《銀行通行則例》,並規定今後金融從業者必須驗資註冊,按章運作,否則取締經營資格。

無奈,當時山西票號龍頭蔚豐厚票號的大掌櫃毛鴻瀚沒有認清形勢,由20多家票號提議“成立晉省匯業銀行”的建議被他斷然否決。

晉商由此錯過了最後一個翻身的機會,而寧波籍商人趁勢崛起,近代金融業再也沒有了晉商的位置。

04

晉商500年沉浮帶給我的思考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晉商講誠信

晉商的沒落固然讓人唏噓,但是他們講誠信的經商文化至今影響著無數從商之人,他們在票號以及企業經營模式方面的創新也令人欽佩。

在研究晉商的沉浮史之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思考:

走出去求活,固步自封必敗

無論是“走西口”、“闖關東”還是“下南洋”,不管是被迫還是主動出擊,不侷限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向外不斷拓展才能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路。

晉商之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固步自封,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很先進,不需要再去改進什麼,殊不知清朝疆土之外的世界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落後也註定被這種變化所取代。

現如今很多年輕人背井離鄉去大城市發展,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縱觀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似乎誰也逃脫不了這一定律:

我們通過改革開放走出去,現在經濟騰飛,日子越過越好;

清政府固步自封,自詡“天朝上國”,但幾乎近代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侵略過那個時候的中國;

鄭和下西洋,不僅給友邦和海外的好友帶去了我們的特產,還傳播了文化,至今都對不少國家有著深刻的影響。

但前提是,我們走出去的初心是好的,不是狼子野心而是赤子之心。

最後,用《喬家大院》中我最喜歡的一句臺詞作為結尾:

<strong>“若身在泥潭,心也在泥潭,則滿眼望去均是泥潭;若身在泥潭,而心繫鯤鵬,則能見九萬里天地。”

與君共勉。

錯過了1908年的這次機會,晉商再也沒能站起來

一一END一一

Reference:

1.徽商VS晉商:中國商業兩大流派你更傾向誰?作者王濤

2.晉商消亡的外部根源,作者鄭志剛

3.晉商之敗:一場難掙脫的宿命,作者唐山

4.晉商成敗之謎,來源百家講壇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