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歐洲16個主要國家和美國的介紹中，徐繼畲認識到這些國家富強的主要原因在於“以商為本”，同時，他對聞所未聞的民主政治也抱有濃厚興趣，因此在這兩方面作了大量的評價。應該說，這表現出了徐氏的遠見卓識，他的確抓住了事物的本質，更抓住了近代中國的時代課題。
在經濟與國家強盛的關係方面他寫道：“歐羅巴諸國，皆善權子母，以商賈為本計。關有稅而田無賦，航海貿遷，不辭險遠，四海之內，遍設埔頭，固因其善於操舟，亦因其國計全在於此，不得不盡心力而為之也。”同時，他多次指出英、荷等國侵略它國的動機是為了牟利：“逆夷以商販為生，以利為名，並無攻城掠地割據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國著名之碼頭，以便售賣其貨物耳。”以此為框架，他對歐洲許多國家的富強之因一一評述，極力椎崇“以商立國”。在長期以農為“本”、以“商”為未的中國，這是極具啟發意義的，確是幾十年後鄭觀應等人疾呼“商戰”的先聲。
作為一名政府要員，他對各國政治自然極為關注，難能可貴的是他能超越政治、文化和個人身份的限制、偏見，對民主制度情有獨鍾。在介紹英國政治時他介紹了議會制度，將國會譯為“公會所”，上院譯為“爵房”，下院譯為“鄉紳房”：“英國之制……都城設有公會所。內分兩所，一曰爵房，一曰鄉紳房。爵房者，有爵位貴人及耶酥教士處之；鄉紳房音，由庶民推擇有才識學術者處之。
有大事，王諭相，相告爵房，聚眾公議，參以條例，決其可否。復轉告鄉紳房，鄉紳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之，可行則上之相而聞於王，否則報罷……大抵刑賞、征伐、條例諸事，有爵者主議；增減課稅、籌辦帑餉，則全由鄉紳主議。此制歐羅巴諸國皆從國，不獨英吉利也。”在當時，對英國的國會制度，上院和下院的功能作如此準確的介紹，實屬不易。在介紹荷蘭的情況時，尤其強調其“稅餉頗重，聽紳士籌辦，王不得專”。他還熱情地將瑞士比作中國傳統中理想的“桃花源”，該國“推立鄉官理事，不立王侯”，“國無苛政，風俗簡譜淳良，數百年不見兵革”，為“西土之桃花源”。將現實中“化外”西方一蕞爾小國比作中國“三代”中“聖人之治”的理想國，在當時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言論。
在風土人情的介紹中，他對倫敦、巴黎等現代化大都市的繁華勝景都有生動地描繪，特別是對圖書館、大學等公共文教設施的介紹，更使人聞所未聞。他以客觀的態度介紹了英國的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在男女授受不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一夫多妻制視為天經地義，自由戀愛、婚姻自主被視為傷風敗俗的當時，他的這種“客觀”而不帶批評、譴責性的介紹，本身就被視為傷風敗俗。同樣，他還以這種客觀的態度介紹了英國晉見國王的禮儀“英國賓主相見，以脫帽為恭，各伸右手相握為禮。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見君主亦無叩頭之禮。”
當然，他對西方在非洲的殖民統治，尤其是黑人被販為奴的慘境深為同情；對西方本是“同宗”的新、舊教間宗教戰爭的頻繁和慘烈亦深表不以為然。
徐繼畲最為傾慕的，還是一開始就沒有皇帝、國王的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這部書中，對美國的介紹所佔篇幅最大(當時美國建國不到百年，並非最強大的國家)，對美國當時的26個州都逐一作了介紹。特別是對其政治體制，徐氏情有獨鍾，似乎是他理想中的模式：“米利堅政最簡易，榷稅亦輕。“統領雖總財賦，而俸萬圓之外，不得私用分毫。”對美國的議會制、總統制，他更是讚口不絕。他之所以如此推崇華盛頓，是因為華盛頓在舉兵起義、使美國獲得獨立後卻“謝兵柄歸田，眾不肯舍，堅推為國主”，但華盛頓堅持“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宜擇有德者為之”，因此奠定了美國的總統制。
而且，正是這種總統選舉制使美國開國不久就迅速強大，這種制度使“各部同心，號令齊一，故諸大國與之輯睦，無敢凌辱之者”。當然，他在相當程度上仍是通過儒學的眼光來看待這些的，如認為美國的民兵制“與古人寓兵於農之法暗合焉”，而華盛頓更是“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不僭位號，不傳子孫”，“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雖未明言，但無疑是針對中國皇帝“萬世相傳”、以“天下”為一姓之家產而寫。在他的理解中，正是華盛頓、是美國的民主制才秉承了中國傳統儒家理想社會中的堯、舜、禹這“三代”的意志！
這本書一經印行，即受到猛烈抨擊，有人還上章彈劫，要求將此書毀版。有人攻擊此書是“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其輕信夷書，動釩鋪張揚厲”，特別是“於華盛頓贊其以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有，直為環宇第一流人。於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謂其版寧直接前後藏。似一意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況以封疆重臣，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是耶”!甚至以“經世”著稱的曾國藩當時也指責此書“頗張大英夷”。甚至有人將書中論日耳曼聯邦有“西方王氣，方興未艾”之語的“西方”這個限制詞去掉，這樣便可誣陷他說日耳曼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範圍內有“王氣”；中國要以日耳曼為王，真是罪大惡極！由此，也可見國人“打小報告”的手段之精巧。
與魏源的《海國圖志》一樣，此書在國內被批判抵制，在日本卻大受歡迎，被多次翻刻，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了啟蒙作用。直到19世紀60年代中期、此書出版二十年後，形勢大變，此書才重新為國人重視，總理衙門重刊此書作為同文館教材，此後被不斷刻印。首任駐外大使郭嵩燾到英國倫敦後，發現自己原來認為此書對倫敦繁華的描寫肯定言過其實，現在才知道果真如此，並感嘆徐氏從未到過西方，但“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餘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
王滔、康有為都不止一次談到《瀛寰志略》對自己瞭解世界、研究“西學”的巨大思想啟蒙作用。梁啟超直言自己是17歲時入京會試歸途中在上海購得此書後，“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他將此書列為重要的必讀“西學”書籍。他後來寫道：“中國土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此書介紹的西方或日現代地理知識“顛覆”了中國傳統中國位於“世界之中”的地理知識，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總之，這部啟蒙之書在中國的曲折命運，也即啟蒙在中國的曲折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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