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聽說丘處機，是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中。小說中，丘處機被描述成一位武學名家，還是民族英雄。而歷史上真實的丘處機，雖然不會飛簷走壁，但卻熟知醫理；雖然沒有手持刀槍保家衛國，卻憑一張嘴皮子，讓成吉思汗“止殺愛民”，同樣造福了蒼生。
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現山東棲霞）人，道教主流全真道掌教、思想家。他在73歲高齡時，遠赴西域，勸說成吉思汗止殺，他以此愛民而聞名世界。
2015年12月7日下午，中國首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的科學家屠呦呦女士，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發表演講，介紹了青蒿素的發現過程，其中提到，當她面臨研究困境時，正是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所記載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給了她靈感，從而發現了青蒿素。
葛洪並不簡單，他是中國道教史上的一個承前啟後的人物，建立了一套道教長生成仙的理論體系。在他之後，道教代有才人出，到了蒙元時期，最引人矚目的就是丘處機了。
一，拜師王重陽
丘處機出生於登州棲霞縣（現山東棲霞），從小父母雙亡，遍嘗人間辛苦。他隻身棲身於村北的公山，靠親戚接濟，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
丘處機年紀雖小，生活雖苦，對自己要求卻很高，據說他為了磨練自己的意志，竟然將身上為數不多的銅錢一次次從山崖上扔下來，然後再去尋找，直到找到為止。後來，他向別人回憶童年，就把這段時光神仙化了，說自己兒時是“頂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
1166年，年僅19歲的丘處機入道於寧海昆嵛山（位於現山東牟平東南）煙霞洞，用一年時間在洞中苦修。
一天，他聽說全真教的創立人王重陽（1112—1170）來到了寧海，就趕去拜王重陽為師。
王重陽當時已經焚燒其在終南山的居處“活死人墓”，到山東傳教，先後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丘處機、郝大通和馬鈺之妻孫不二七人為徒，世稱“全真七子”。
王重陽給丘處機取名處機，讓他從此以丘處機之名行走於江湖。丘處機入王重陽門下，可謂是魚兒入了大海，如飢似渴地學習各種知識。王重陽見他不識字，就教他認字、讀書，讓他負責一些文書工作，迫使他提高文化修養。丘處機記憶力極強，過目不忘，很快就學會了作詩，這成為他此後與人交往、傳播教法的重要手段。
1170年，王重陽病死，丘處機等幾位弟子扶靈柩回王重陽老家陝西終南縣安葬，隨後便到各地傳法。在“全真七子”的帶領下，全真教迅速發展起來。
例如玉陽子王處一，他修行採取的是一種極端的方法：曾於懸崖突起之上，面對深淵，一足獨立而神情自若，任憑大風吹起他的衣襟獵獵作響。觀看的人無不瞠目結舌，以為神仙，所以人們又稱王處一為“鐵腳仙”。
二，創立全真教龍門派
全真教信眾日多，加之當時山東一帶已經成為金、南宋、蒙古等多股勢力的交戰之地，人們怨聲載道，希望尋找心靈寄託。於是，全真教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有了巨大發展。
丘處機則到了磻溪（位於現陝西寶雞境內），隱居苦修6年，“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簞瓢不置也”，人稱“蓑衣先生”。
1180年，33歲的丘處機又遷居龍門山（現山西河津西北）繼續苦修，並在那裡創立了全真教龍門派。
1188年，丘處機受金世宗召赴燕京（現北京），奉旨雕刻王重陽像，還奉旨主持了金世宗的誕辰“萬春節”醮事，對金世宗作出了“持盈守成”的告誡，從此丘處機在金朝名聲大振。
1203年，全真教第四任掌教劉處玄去世，由丘處機接任新掌教。
三，拒絕金朝與南宋
1214年，“紅襖軍”楊安兒等人在山東起義，統治者派軍鎮壓無功而返，無奈求助於丘處機。據說丘處機一到，起義者紛紛“投戈拜命，二州（登州、寧海）遂定”，可見丘處機和全真的號召力，也引起了金和南宋統治者的注意，主動來籠絡丘處機。
但是，丘處機也不是一般人物，他善於審時度勢，有自己的考慮。1216年，他拒絕了金朝的邀請，理由是：“我遵循天理而行，若天讓我去則不敢不去”。
1219年，他拒絕了南宋的邀請，理由是：“我的行動取決於天，不是你們這樣的人（指南宋使臣）能夠知道的。到了留不下來的時候，我就去了。”
丘處機看似把一切責任歸之於虛無縹緲的“天”，但實際上，他也時時刻刻關注著戰局，早已看出金和南宋敗局已定。
此時，遠在萬里之外的成吉思汗也得知丘處機的大名，他的近臣劉仲祿曾舉薦丘處機，說此人已有300多歲，有保養長生之術。
被疾病折磨並垂垂老矣的成吉思汗一聽此話，大喜，趕緊讓輔臣耶律楚材起草一封“邀請函”，極盡謙虛之能事，希望丘處機“暫屈仙步”，西行去見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派來的使者劉仲祿也很精明，說話是綿裡藏針：“真人名揚四海，皇帝特下詔書，讓我來請真人，說無論多久，必須要完成這個任務。”還說他們一路走來，有的地方將領要帶成千上萬的軍隊來迎接丘處機，被劉仲祿一一回絕了，最後只是帶了20個人來迎接丘處機。這話明顯帶有威脅的意味，丘處機一看沒有退路，就決定西行會見成吉思汗。
四，勸說成吉思汗
1220年正月，丘處機以73歲高齡，率尹志平、李志常等18弟子，由萊州（現山東蓬萊）出發至燕京，出居庸關，北上至克魯倫河畔，一路向西，到了鎮海城（位於現蒙古國戈壁阿爾泰省境內），這座城是當時連接中亞和蒙古高原的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據點。
在這裡稍事休息後，師徒一行人又向西南越過阿爾泰山，至賽里木湖東岸，又向西穿越中亞到達興都庫什山西北坡之八魯灣行宮（位於現阿富汗境內）。
1222年四月初五，在走過了大約3.5萬里路後，丘處機總算在八魯灣行宮，見到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與丘處機初次見面的對話很有意思。
成吉思汗說：“其他國家邀請您，您都沒去，現在您不遠萬里而來，我表示嘉許。”
丘處機也很會說話：“我乃是山野之人，奉詔而赴，這都是天意呀！”
成吉思汗很高興，賜坐，設宴款待丘處機一行人，直截了當地問丘處機：“您遠道而來，有沒有帶來長生之藥給我？”丘處機回答：“我只有養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
道家以煉丹為要，歷代皇帝都想長生不老，以永享其福，所以很多方士也迎合了皇帝的這一心態，不斷號稱自己有長生不老之藥，秦皇漢武都被他們愚弄過。所以，當丘處機說自己沒有長生不老之藥時，體現了不諂媚的本性，並抱著必死之心。
丘處機這樣恰恰符合成吉思汗崇尚誠實的性格，也是蒙古人的風俗習慣，蒙古社會“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偽”。所以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的回答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嘉其誠實”。
此後，丘處機多次向成吉思汗論道，重要的有3次，即農曆九月十五夜、十九夜、二十三夜。
對於丘處機的論道，成吉思汗很滿意，命令左右之人不要說出去。
丘處機論道的重點主要有3點，即節慾保身、好生惡殺和敬天愛民。丘處機的養生之道八字以蔽之，即“去奢屏欲，固精守身”。
丘處機對成吉思汗說：“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所謂“外修陰德”，就是要好生惡殺，“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內固精神”則要節慾，“省欲保神”。
丘處機看到了成吉思汗妻妾成群的狀況，便提醒他應該有所節制：“雖不能全戒，但能節慾，則幾於道矣！”
除了告訴成吉思汗修身養命之方，丘處機還費盡口舌講述“治國保民之術”。當時成吉思汗正在征伐花剌子模國（現烏茲別克斯坦一帶），幾乎每天都有戰鬥。丘處機就經常勸他說：“若想得到天下，關鍵在於不要嗜殺。”成吉思汗進一步問統治的妙方，丘處機說要以敬天愛民為本。
對於丘處機的這些建議，成吉思汗非常慎重，讓左右記錄成書，以備隨時翻看，並用以訓諸子孫。
成吉思汗尊稱丘處機為“神仙”，採納了他的很多建議，比如要蒙古民眾孝敬父母，成吉思汗採納並遍諭全國。
有一次打獵，成吉思汗馬失前蹄，跌倒於下，但是野豬卻沒有向他進攻，丘處機就趁機勸成吉思汗好生惡殺，為此成吉思汗說：“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此之後兩月不出獵。
成吉思汗曾對大臣們說：“漢人尊重神仙，猶如我們敬天。我現在愈發相信真人乃天人也。”
在短暫的接觸中，丘處機和成吉思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丘處機完成了此行的心願，一再辭行，成吉思汗雖不捨，但最後還是允准了。臨走之前，他免去丘處機及其弟子一切差役賦稅，頒發聖旨，諭令全國。
1223年2月，丘處機啟程東返，於當年8月回到宣德（現河北宣化）朝元觀。
1224年2月，丘處機定居燕京太極宮（後更名長春宮，現北京白雲觀），並在此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聖旨：“詔天下出家人皆隸焉，且賜以金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這實際上是封丘處機總管天下道教，
之後，成吉思汗又屢次傳旨，表達眷念之情，諸如“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等。正是在成吉思汗的大力支持下，全真教迅猛地發展起來。
丘處機的弟子李志常在跟隨他西行回來後，寫成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詳細記載了丘處機的這段旅程。對沿途的山川地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多有記錄，為後世研究提供了豐富史料。
1227年7月，丘處機在長春宮去世， 享年80歲。同年同月，成吉思汗也駕鶴西去。
丘處機一生的志向是以天下蒼生為念，最終目的是“欲罷干戈致太平”。
丘處機的思想也是務實的、開放的，他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曾說：“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
丘處機積極洞察時勢，走出了一條由“無為”到“有為”的傳教濟世之路，成為中國道教發展史上的標誌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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