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祁見祐

（竹書紀年）和（史記）都存在被儒家篡編的問題。關於上古歷史的真諦，只能從做過周朝管理整理上古歷史文獻守藏史的老子李耳在古稀之年、晚年著作的五千言的（道德經）中來悟得。從（道德經）的內容上就能來知道，老子著作（道德經）的時期是在孔丘重新篡編了上古歷史（春秋）四書五經之後。（竹書紀年）與（史記），都是儒家抹殺掉了“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以前的“道可道；冥可冥”上古歷史，而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盤古開天闢地大禹治水的夏朝開始的。至於（山海經）結尾：“洪水滔天……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洲”的上古帝，風姓女媧居上座的母統母系久久女兒紅堂虞天朝歷史，不適合用來鼓吹“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儒家學說。“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知？天門開闔能無雌？“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總之，萬年黑，千年白的天朝華下大中華歷史文化博大精深到無極（太陽）！

蓋天宣夜說

《竹書紀年》的橫空出世，徹底顛覆了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帝舜和忠臣伊尹的形象，那麼，《史記》真的欺騙了我們嗎？

01 《竹書》的來源

《竹書紀年》是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個盜墓賊在偷盜汲郡汲縣（今河南省衛輝市）的一座戰國墓時，無意中找到了許多竹簡，扔得滿地都是。

村民發現後，報告官府，這才出土了大批古書，《竹書紀年》便是其中之一。後來經過分析，才知道它為春秋晉國史官和戰國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02 《竹書》的內容和版本

《竹書紀年》內容非常簡單，與《史記》無法相比，而且大部分內容相同。但是，就是這本簡史卻震撼了世人的心。

《竹書》的一些內容徹底顛覆了儒家所推崇的聖人形象，如舜囚堯、啟殺益，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等等。

可是《竹書》又分古本和今本兩種，而上面的很多毀三觀的真相有可能出自後人之手。

根據《晉書·卷五十一列傳第二十一·束皙》記載，晉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本總共十三篇，按年編次，包括夏、商、週三代，然後是晉國、魏國。平王東遷後以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以魏國紀年，到魏襄王20年為止。

03 《竹書》為何在宋代亡佚？

《竹書》後來在宋代亡佚，因為那時儒學為正統國學。《竹書》被視為異端邪說，必然要被毀掉。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紀年存真》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學者錮於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牾，遂不復研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復亡。” 為什麼會如此？

1）國君禪讓

儒家所稱頌的禪讓是禮治的典範，在儒家倫理道德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竹書》卻直接將它全面推翻，指出根本沒有禪讓，而是搶奪。這段記錄當然來自《竹書》今本，因為《竹書》古本從夏朝開始。

2）忠臣輔政

商朝的開國功臣伊尹，在儒家古籍裡作為忠臣的表率，匡正幼主。因為太甲不守王道，被伊尹關在桐宮，後改邪歸正，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

而《竹書》的記載卻截然相反，伊尹放逐太甲自立，太甲兩年後從桐宮逃回王都，殺了伊尹，恢復了王位，卻不計前嫌寬宏大量地對待伊尹的兩個兒子。

一個是忠臣匡扶國君；一個是佞臣篡位，國君忍辱負重，奪回寶座，卻善待其後人。兩種不同的說法讓世人大跌眼鏡。孰真孰假？真的無法辨認。

但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兩種說法的背後，是對儒道所推崇的仁政和禮治的挑戰。無論是今本對禪讓的顛覆，還是古本對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毀，將帝舜和伊尹一君一臣的儒家典範人物徹底否定。

而《竹書》想傳達的是儒家那樣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只不過是蠱惑人心的一種手段罷了。

04 就這兩件事，我對《竹書》還是存疑的。

1）禪讓的記載來自《竹書》今本，後人為何要偽造這段文字？

首先，如此而為是為了和夏代的伊尹相呼應嗎？為了告訴世人，既沒有那麼心胸寬廣的仁君，更沒有那麼忠心的賢臣。

其次，五帝以身作則，常常身先士卒，他們廢了那麼大心思奪來的帝位，就為了去帶頭吃苦嗎？這點我始終不敢苟同。

2）如果伊尹非賢臣，儒家完全可以以周公為忠臣的典範人物，將伊尹從儒家書籍中抹掉即可，何必大費周章給他人留下把柄？

而《竹書》關於周公的記載與其他儒家經典如出一轍，儒家為何要冒這個險？

另外，我發現《史記》有許多記載與《左傳》有明顯的出入，但卻與《竹書》卻意外吻合。所以，我個人認為司馬遷可能看過或者參考過這些國家的史書，他根據手上的史料已經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即《史記》中的描述。可惜，後人意外獲得了那段資料，便如獲至寶，宣告天下，將其觀點全部否認。

結語：

《竹書》和《史記》對了解先秦的歷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兩者的差異主要體現於對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禮治的態度。

《竹書》顛覆了明君舜禹和忠臣伊尹的典範形象，動搖了儒家倫理道德體系。

但是，我想問的是，為何《今本》要通過造假來否定禪讓制度？為何儒家不以《竹書》認同的周公作為忠臣的楷模，而偏偏要費盡心思去包裝一個“篡權”的伊尹？

讀春秋思無忌

整體而言，我更相信《竹書紀年》。但對於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而論。

《史記》一直被作為正史，其歷史定位毋庸懷疑，但具體到一個具體的歷史史料，就不可能絕對是真實的。

《竹書紀年》面世之後，所記載的許多史料與《史記》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證了《史記》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與《史記》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對於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數內容，我的觀點認為《竹書紀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絕對的，有些地方則不如《史記》可信。

現存的《竹書紀年》有兩個版本，分“古本”和“今本”兩個體系。“古本”其紀事起於夏代，終於公元前299年，無規整的體例。“今本”紀事起於黃帝，終於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較為完整的體例。《竹書紀年》在宋代曾經亡佚過，這絕非偶然。

一般的推論，年代久遠，無規整是一種自然狀態，規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與終止年代有一處不同更符合自然狀態，同時不符就顯得不自然。

儒學一向被看作是國學，《竹書紀年》那些與《史記》不符的地方，徹底顛覆了思想學術界，被宋代崇尚儒學的理學家們看作是異端邪說，並不奇怪，無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時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貓膩不言自明，這個就不去細說了。“今本”作為參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說事了。

只說一點，“今本”與《史記》不同的地方，我寧願相信《史記》。

就依照“古本”說一下與《史記》的不同之處。

“古本“《竹書紀年》共有十三篇（有說是十二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從時間節點上看，這正是中國斷代史最珍貴的史料。是目前為止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編纂春秋，已經對上古史料進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書坑儒，又把六國的史料全部銷燬，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經經過洗白、過濾、篩選。

《竹書》沒有經過孔子的修訂，也就躲過了秦火這一劫。

因此，《竹書紀年》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說《史記》所採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碼是不全面、完整。

具體看一下，二者不同之處的歷史記載。

堯舜禹禪讓這是在人們腦海裡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書紀年》在《五帝紀》中記載：

聯想到，聖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

再聯想一下歷代歷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為，但到了晚年荒淫無道，特別是在繼承人問題上犯渾。

由此可知，《竹書紀年》更符合一般的歷史規律。

相信《竹書》的記載，但並不能否定堯舜的偉大，聖人也是人，也會犯錯。

同樣的道理，孔子也會犯錯。他也會說假話，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東西刪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詩經》流傳到孔子的時候，本來還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刪減，僅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刪除的不僅僅是不符合韻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論，孔子對留世的史料，做過手腳也不足為奇。

類似的情況，“太康失國”，“周幽王之後兩王並立”等等，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會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從後世幾千年的歷史來看，這些記載更符合一般的歷史規律。

像這些史實，我更相信《竹書紀年》。

再如《竹書紀年》中《周紀》記載的“共和行政”，與《史記》不同。

按照史記的記載，共和行政就是周厲王被國人趕走之後，周公、召公二相共同執政。而《周紀》則說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諸侯國共國伯，名字叫和，攝行君位。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說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執政，稱作“共和行政”，今天看來是很穿越，但《史記》記載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間。

但我還是相信《竹書紀年》。

《殷紀》記載的第一賢相伊尹的形象與《史記》相差很大，記載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幼主被大臣欺壓流放，這似乎是更符合歷史真相。

但對不同地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譯，發現整個商代伊尹都是師權的象徵，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與迎回太甲的記載。

對於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記》。這可以參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豹眼看歷史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編著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史記》則是漢朝司馬遷編著，以儒家為指導思想的一部紀傳體史書。兩部史書對於“堯舜禹禪讓”和商朝伊尹有很大的不同，那麼究竟哪部史書記載更接近真相？個人認為《竹書紀年》的記載更接近真相也更客觀。

1.從《竹書紀年》的兩次失散看，極可能是統治者故意銷燬不利於統治的文獻

《竹書紀年》分為今本和古本，在今本的記載中，堯舜禹並非禪讓而是被繼任者篡權囚禁，伊尹也不是賢相，而是流放太甲意圖篡位。不少人以今本是《竹書紀年》失落後重新編撰的版本反駁其真實性，但我認為恰恰是兩次散落，證明這兩段記載的真實。

《竹書紀年》的第一次散落，發生在漢朝，我們都知道司馬遷編撰《史記》時，參考了很多春秋戰國的史料，為什麼偏偏《竹書紀年》沒有被提及？再看看《竹書紀年》失落的時代背景，恰好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間，儒家倡導的仁政愛民和後來董仲舒提出的君權神授，都和《竹書紀年》大為衝突，所以《竹書紀年》的散落，絕不是巧合，而是有意為之，不然儒家的思想該如何推行？

《竹書紀年》的第二次散落，發生在宋代，宋代雖然積弱，但卻是封建歷史上少有的政權平穩過渡的朝代，核心就在於“重文抑武”，大興儒家思想，社會主要的思潮不允許奪權篡位這樣的情況出現。那麼《竹書紀年》這麼重要的研究資料，應該被宋代史學家和統治者好好收藏，怎麼偏偏就曇花一現從此失落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竹書紀年》的記載顛覆了儒家思想主導的仁義道德，真實殘酷的揭示了政治鬥爭的真相，所以必須被毀掉。

兩次的散落，一次出現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一次在重文抑武的宋朝，這真的是巧合嗎？

2.從“堯舜禹禪讓”，“伊尹流放太甲”的歷史背景分析，權力交替從不光鮮

讀《史記》我們發現，除了堯舜禹的上古傳說，之後秦漢以後再無主動禪讓的情況，二十四史裡日後記載的禪讓，無一不是被迫的選擇和走走流程的表面把戲。如漢獻帝禪讓，魏晉的交替，北周禪讓楊堅，無一例外。

那麼問題來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的概念是春秋孔子首次提出來，之後不斷被完善，怎麼經過這麼久的儒家思想教育統治階級都沒人主動禪讓，夏商周之前的部落制度居然會有“禪讓”這一說？

參考部落制度的生存方式，部落最為強壯的人作為首領，和我們熟知的動物界“族群”生存方式十分類似，我們知道一個族群的前首領被新首領打敗後是要自己離開族群獨自生活的，《史記》只簡單描述了禪讓，但是禪讓之後上一任首領結局如何，在何處落腳，後代情況怎麼樣都沒有記載，這不很奇怪嘛？相反《竹書紀年》很好的解釋了這個問題。

商朝是一個奴隸制社會，國君就是最大的奴隸主，其次是按照貴族的等級劃分利益，先不去猜測伊尹的品格問題，只說伊尹如果真的是自願迎接太甲回國，那麼伊尹所在利益集團的利益怎麼平衡？商朝也不是太甲一位繼承人，為什麼不可以另選人繼承王位？流放太甲伊尹真的不怕太甲秋後算賬清洗自己和家族嘛？

所以《史記》關於伊尹的描述更可能是儒家學派的“臆想”，這個人物的塑造極有可能借鑑了西周的“周公輔政”。同時司馬遷在《史記》中每篇都有“太史公曰”，不少紀傳中也有部分主觀情緒用詞，從立場決定觀點的角度，《史記》的立場明顯不如《竹書紀年》客觀。

3.從史官的角度分析兩部歷史真實性

首先《竹書紀年》的編撰史官是春秋和戰國時期人物，這時候屬於百家爭鳴的萌芽時期，在多學派思想的時代背景下，更容易客觀的對史實記載，而司馬遷經過了儒家思想的灌輸，潛意識認同儒家思想。

其次春秋戰國諸侯混戰，諸侯國統治者對史書和官員還有百姓的控制絕沒有漢朝強，司馬遷“因言獲罪”就被處於宮刑，那麼他的《史記》會不會隨著中央集權的加深而被後世略做修改甚至對君權有一定的美化？我認為非常值得懷疑和探討。

4.《竹書紀年》內容和商朝甲骨文記載驚人一致

在已經出土的並且破解的商朝甲骨文中，所記載的商朝世系年代和《竹書紀年》相同，和其它43家史書包括《史記》在內記載都不同。

第二在甲骨文記載的關於夏商兩朝的帝王稱謂，和《竹書紀年》相同，如“中宗祖乙”，《史記》的記載則不同。

總結：從立場、歷史背景、已證史實等多角度來看，《竹書紀年》的歷史真實性大於《史記》

毫無疑問，司馬遷的《史記》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重要參考素材，《竹書紀年》和《史記》在多個歷史事件人物的記載都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對儒家思想的否定的這一部分，所以《竹書紀年》可能更加客觀的記載了上古時期的事實，而不是被“裝扮後的小姑娘”。

那麼，顛覆儒家仁義道德的《竹書紀年》和仁義為核心的《史記》，你認為哪個更真實呢？

歷史密探零零壹

這個問題有點問得過於簡單了，《竹書紀年》雖然是戰國時期的作品，而《史記》是西漢時期的作品，但不能因此就簡單地說因為前者年代更早所以更可信這樣的結論。

就整個歷史呈現和描述而言，《史記》不僅無疑更完整宏大，而且脈絡清晰，其所依據的史料記載今天的學者也大多能進行研究考釋——比如《五帝本紀》很大部分是來自於戰國時期的史料《世本》。

而《竹書紀年》其用帝王編年的方式所記載的很多內容，究竟源自和依據那些史料，我們今天還不可得而知。其記載也確實和《史記》有很多區別，比如關於堯禪讓舜的記載，《竹書紀年》就寫成了舜囚禁堯。哪個更可信，這個留給歷史學家做進一步考證。

但歷史的可信與否，有時候不是簡單的事實還原——實際上也幾乎不可能還原，而是找出一種歷史脈絡。比如《史記》為何要美化堯舜，我們今天可以找出脈絡，是和儒家對典籍的重新整理和再闡釋有很大關係了，而且這種美化也確實影響了中國其後數千年的文化思想和歷史發展，那你能簡單地說這種堯禪讓舜的記載不可信沒意義嗎？

況且，今天我們看到的《竹書紀年》已經經歷過佚散，而後又在宋朝重新收集整理，其可信度和史料價值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綜上，今天的歷史學已經不是簡單的去對比哪個更事實——這個實際上也很難簡單對比，而是更多地關注這個史料為何這樣記載，以及其有怎樣的價值和影響。《竹書紀年》是很有研究和參考價值的史料，但是《史記》。。。其價值和影響，我想我幾乎不用多說了——甚至我都找不到言語形容了。

回答完畢，

一點個人愚見，權作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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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家學

首先，先介紹一下兩本書的基本情況。

《史記》就不用多說了，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竹書記年》相傳為戰國時魏國史官所作，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記載自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為止。根據《晉書卷五十一列傳第二十一束皙》記載，在晉武帝太康二年，不準（音Fǒu Biāo）的汲郡人盜墓，得到墓冢的竹簡數十車，皆以古文（比當時通用的文字還要古的戰國文字，或說"蝌蚪文"，或說"古文"，或說"小篆"，不一而足）記載，史稱"汲冢書"。其中有記載夏商周年間的史書十三篇，晉人初名之"紀年"（又稱"汲冢紀年"）。

《竹書記年》原簡可能在永嘉之亂時亡佚﹐但初釋本和考正本仍繼續傳抄流行，即晉人荀勗﹑和嶠考訂釋義的"初釋本" ，衛恆、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至宋明時期的"今本"和清代的"古本"，在初釋本、考正本也漸漸散佚後，今本被清儒斥為偽書。現今較為精準的是方詩銘《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由於《竹書記年》記載先秦時期的歷史，與傳統正史記載多有不同，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相類，所以它的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皆在古代經史之上。但由於其所記載的內容衝破了儒家古代歷史體系，完整本又在在宋代進一步亡失，導致後代的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懷疑其真實性，更有甚者甚至懷疑《竹書》為偽書。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紀年存真》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紀年》亡失原因："學者錮於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牾，遂不復研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復亡。"

其次，根據考古發現和科學解釋，似乎《竹書紀年》比《史記》可信度高。

1、關於商代：《殷本紀》說商代三十一王，而《紀年》說“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殷墟甲骨文證明商代確係二十九王；《殷本紀》認為中宗是太戊，而《紀年》以為中宗為祖乙，與殷墟甲骨文發現的“中宗祖乙” 的稱謂卻完全相合；《殷本紀》以為盤庚自河北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至帝乙時才遷都今之殷墟，而《紀年》以為自盤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證明武丁、祖庚、祖甲、稟辛、康丁等確在殷墟，並不在河南的所謂湯之故居；又如《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無“王亥”之名，而《紀年》載：“殷王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對此，王國維說：“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其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卻非虛構。”

2、關於戰國年代的記載：《史記》所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桓公午的在位年數，《史記》的《六國年表》和《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而《紀年》作十八年，《陳侯午敦》的銘文記載陳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據此斷言：“有本銘之‘十又四年’，足證《紀年》為是，而《史記》實非。”

諸如此類，《紀年》還有不少地方與傳統記載大異﹐但經過出土文物的核實後比較接近史實。

再次《竹書紀年》與《史記》記載迥異之處，乃至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史學觀，長久被儒家學派斥為異端邪說，導致《紀年》長久不為世人所知，逐至遺失，需要後世的史學家費大力氣去考證才得以略窺全貌。

目前雙方的主要衝突表現在“禪讓制”基礎上構建起來的遠古堯舜盛世上：

1、堯是禪讓，還是舜奪堯位。《紀年》說：“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三條記載，脈絡非常清晰。《韓非子·說疑》更是一言以蔽之："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2、益和啟誰奪王位。傳統儒家的孟子說法是禹禪讓給益，啟不服氣，益控制不了局面就避位，啟當權建立夏。《紀年》說“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啟反起殺益以承禹祀”後，“益幹啟位，啟殺之。” 真相是禹沒有正式的傳位給益，夏部落中作為禹助手和東夷部勢力代表的益自立並打算逮捕啟，啟發動支黨和益對戰。啟益戰爭幾乎是朱舜戰爭的翻版，區別是最後由於禹的聲望取得的支持，39歲正值盛年的啟戰而勝之，殺死益稱王。

3、伊尹輔佐大甲，還是自立為王。《紀年》載“伊尹奪大甲王位，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不過，《紀年》關於伊尹與大甲關係的記載，令人生疑。如果伊尹奪位，流放大甲，大甲潛出後又殺了伊尹，那麼，根據甲骨文和歷史文獻記載，歷代商王皆隆重祭祀伊尹就說不通了。若是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壓，似乎更符合歷史的真相。當然，究竟如何，還要加以考究。

……

最後，綜上所述，從總體看，《紀年》在某些方面的歷史記載，比《史記》可信度高。一來春秋筆法誤人，儒家所謂"為聖者諱"，"為尊者諱"，"一字褒貶"等等手法為後世史學家所法，歷史的真相也在這些史學家橡皮泥式的筆法中變得面目全非；二來《史記》的成書時代較晚，雖然太史公秉筆直書的精神不下於古史官，但限於材料來源和個人價值偏好，追述先秦歷史必會有失實之處。

啟良先生在《中國文明史》中寫道：在人類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禪讓”不能不讓人醉心。特別在奉行家天下的古代中國，此種政權更迭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歷代儒生對此津津樂道，原因也就在於試圖以此模式規範王朝政治，並以堯、舜、禹的人格引導君王們厲行德治。

事實上，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竹書紀年》更加貼近人性，人類絕對是從野蠻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時代，黑暗，血腥，刀光劍影之間的殘酷鬥爭，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應該是主旋律。

明德書院

歷史的真相大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況且上古史料不多，誰也說不清楚孰是孰非，竊以為史記的可信度高些，因為作者是世襲史官，他是根據當時大量的史料和民間傳說加以篩選甄別而寫成的，不要因巜竹書紀年》的出現而否定其價值，竹書來源複雜，出於何人之手，無從追蹤，權作野史看待，我們要相信國家朝廷編纂的正史，如果這樣懷疑這懷疑那就亂套了，西方國家從來沒有質疑過自己的歷史，上千年的歷史我們只能信其有！

邦訓

一陰一陽之謂道。曾師講出了個大聖人你就知道也出了個大壞蛋，沒什麼值得高興的。出了個司馬遷的史記。肯定也會有像《竹書紀年》這種存在，至於真不真假不假沒人知道，這世上東西不真不假。實不實才是值得推敲的。﹉有人捧肯定有人不捧，﹉就像你用那套的時候覺得有用，你不用就一文不值。這種書的存在，也給現代人不要臉找到更好的藉口理由而已

朱哥哥zyx

竹書更可信，不過自宋後就消失了。現在看到的只是明清時代人寫的翻版，不可信

湯姆打傑瑞

相比之下《竹書紀年》的可信度高，而《史記》可信度低，司馬遷儒家思想太重，粉飾正統。

關鍵字: 上古 文化 竹書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