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需要發揮城市和區域間的協調與合作，防止因各自為戰，造成非重點疫區復工復業的困難，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
從1月23日武漢封城以來，除了重點疫區，絕大部分城市和地區的疫情有了明顯好轉，新增確診人數連續下降。這取決於中央以及各地對抗疫的重視，採取嚴防死守策略，無論是從城市還是到鄉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說明中國的體制動員力，在重大的災害面前，具有巨大優勢。
隨著疫情形勢的變化，一些非重點疫情地區開始響應中央號召，抗疫的同時，穩定經濟和社會生活，相繼採取了穩步推進復工和復業的措施，但是面臨著抗疫後遺症：一是涉及配套復工的產業鏈沒有完全恢復；二是物流的復工滯後於工業企業；三是一些城市要求所有從外地返回本地就業的人員，要先自行隔離兩週之後才可以上班；四是一些城市禁止部分地區返城人員進入；五是在抗疫期間臨時建立的行政強化措施，變成了企業復工的阻礙，辦事難的問題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直接需求，等等。這些後遺症的原因在於對春節後迴流人群高風險的認知，以及極少數感染風險人員被遺漏的擔心。
當下，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需要發揮城市和區域間的協調與合作，防止因各自為戰，造成非重點疫區復工復業的困難，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
避免傷敵八百自損一千
從數據看，歷年春節期間人口流動達到了3億的規模，而今到現在為止才8000萬，因此人們認為返城高峰尚未到來，還存在著較大的風險。
其實，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前，疫情風險信息已為人們所知，各地也都紛紛採取了相應的措施，直接影響到所有春節度假人員的出行選擇。除了學校和一部分企業提前放假，或者一些回家願望比較強烈的人，許多人選擇了留在工作地自我隔離。因此從出行到返回的人數大大下降，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返城高峰的風險。
另外，大量服務業和工業企業處於停產狀態，返鄉農民工回城就業的預期也無法實現，只能等待企業和單位復工和復業的信息，因此也留在家鄉的城市和農村，等待進一步的通知。
還有一些地區和城市，要求隔離的措施過於嚴苛，也是影響返城高峰出現的重要因素。中央雖然提出了對於疫情較輕城市和地區的復工和復業要求，並明確要求採取分級施策，但是當地出於對疫情的恐懼和擔責的心理，只要沒有進一步明確的細則和組織上的落實和保證，仍處於觀望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各地都在觀望和參照高等級城市的措施，因此一些超大和特大城市採取的措施對全國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目前已經明確的是，全國各城市和各地區都在春節期間採取了最嚴厲的管控政策，基本實現了自我隔離和相對封閉。幾乎所有的城市和農村，大多都採取了嚴格的封閉措施，特別是外來度假和探親的人口，包括返鄉人員。在對來自疫情重點地區人員實行了全部的隔離措施外，民眾也注重自身的防護和隔離。可以說，近些年很少有抗災行動曾達到過目前幾乎對全國全覆蓋的效果。
儘管絕大部分外地返城人員春節期間已經在家鄉實現了長達20多天的自我隔離，但是還是有一些城市宣佈，從現在開始對所有返城人員進行再次隔離，他們擔心，極少數被遺漏的感染風險人員，可能會增加了疫情再次傳播的風險。這些風險人員之所以被遺漏，可能是個人隱匿不報，或者是在不經意之間感染而自己不知情，或者是現在醫療檢測程序和手段滯後等原因。根據許多已經發現的疫情跟蹤調查，整個過程堪比間諜大片，說明這種遺漏的現象幾乎超出我們的想象。正是因為如此，各地採取了全面的再隔離政策，也是事出有因。
疫情當前，重中之重，是防止再次傳播。同時也要考慮到疫後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城鄉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如果按照中央近期確定的精神，區別對待，科學防控，還是有辦法降低社會成本的。這樣就可以避免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後果。畢竟，疫情引發的就業收入下降以及經濟社會成本上升，是全社會必須要承擔的代價。
應加強城市間合作，避免各自為戰
科學管控的辦法有多種，有通過信息技術的，有通過管理方法的，重點是對於科學的辦法要有足夠的信心，並且能夠通過體制和技術雙重的手段來實現。
首先，要考慮是否應該加強城市間的合作，避免各自為戰。各地對外來返城人員一律自我隔離，等於同時否定了其他城市和地方的防控措施，認為只有自己城市採取的辦法最有效，對於其他的城市並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不僅僅存在中小城市之間，也存在諸如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之間。來自北京的人即使經過自我20多天的隔離，到上海也要再隔離兩週，北京同樣如此。而且各地紛紛仿效，造成了各種形式的封閉措施愈演愈烈。
中央長期以來提出的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針大略，在抗疫面前，幾乎等於一紙空文。難道沒有辦法來解決城市之間在防疫措施上的互信嗎？我認為，大疫當前，舉全國之力的抗疫之戰，更應該發揮城市和地區之間的協調作用，增加相互信任，減少本可以降低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這應該是非重點疫情地區復工和復業的重要保證。
其次，要考慮如何在建立城市間互信的基礎上，對於各自的隔離和防護措施給與充分的認定。要做到這點，城市間的信息互通應該是必要的前提。這一方面需要中央有關部門在指導全國抗疫時，在強化醫學方面的互助和支援重點疫情地區同時，增加非醫學的組織力量，建立各城市之間的信息溝通基礎，要求各地互通信息，相互認證，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城市對流動人員的相互排斥，也有利於對極少數被遺漏感染風險人員的跟蹤監測。基於城市間的信息認定，如果仍發現有被遺漏的風險人員，對於他們來源地的責任人可以追責，包括行政和法律上的追責，使得城市政府之間的互信有責任和法律的保障。
再次，要考慮如何發揮信息技術的作用。在幾乎人人都是互聯網用戶的今天，如何發揮互聯網的作用，是對信息體系抗疫能力的一次嚴峻考驗，也是一次機會。例如是否可以在各個城市和社區，通過二維碼對各個相關城市是否已經採取自我隔離措施給予認定，而且實現全國城市間互通，杭州等地的經驗就可以充分借鑑。這樣既可以縮小疫情傳播的風險，降低經濟和社會成本，並有利於絕大部分企業復工和復業，還可以強化城市間的信息溝通，為未來的城市間合作奠定新的信息互通的機會。而對於類似騰訊和阿里等擁有海量用戶的互聯網企業，也是一次難得的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會。
對於極少數可能被遺漏的感染風險人員，存在的問題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可以按照流行病的調查和大數據的調查，對他們進行跟蹤。這雖然需要動用一定的人力物力，但並不需要全社會為此再次付出兩週的代價。假設一下，如果在兩週之後還會有零星的被遺漏者，難道還要繼續全城封鎖和社區封閉嗎？
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如何認識科學地管控和防疫，而對於城市來說，減少各自為戰，加強城市間的互信和全方位的信息溝通，不僅僅是這次防疫之戰的需要，也是從貫徹長期以來中央提倡的區域協調發展的大戰略的需要，更是未來信息技術服務於各級政府和城鄉居民以及全社會的需要。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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