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的衝奧之路:公關、財閥與政治家


《寄生蟲》的衝奧之路:公關、財閥與政治家

92屆奧斯卡創下收視新低,但是憑藉破天荒的首次把“最佳影片”授予非英語片,在輿論場上取得了巨大聲量。

這樣的榮耀降臨在韓國導演奉俊昊頭上,他執導的《寄生蟲》六提四中,一舉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四個重量級獎項,打破了李安《臥虎藏龍》創下的非英語片獲獎記錄。“奧斯卡四冠王”的標題席捲韓國媒體時,隔岸的中國電影人則陷入了複雜的心境。

公認的是,《寄生蟲》成功的背後是整個韓國電影界二十多年的篳路藍縷,推動《寄生蟲》一步步走向巔峰,洋蔥的最外層或許是運營者成熟的公關策略和奧斯卡求變的大背景,中間層有一位二十多年為韓國文化出海不懈奔走的狂熱財閥,而核心則是,韓國擁有對電影人十分友好的創作環境。

壹娛觀察(ID:yiyuguancha)一層層剝給你看。

《寄生蟲》的衝奧之路:公關、財閥與政治家

《寄生蟲》的衝奧之路:公關、財閥與政治家

寄生蟲製作費用是13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7870萬),製作公司是韓國Barunson E&A Corp,發行方是CJ娛樂,美國的發行公司是Neon。

有說法是《寄生蟲》的公關花費很高,但《寄生蟲》的宣傳花費可能並沒有明顯高於其他影片,甚至遠低於不少奧斯卡大熱門。

據Deadline報道,《寄生蟲》針對奧斯卡公關活動上的總投入僅有400-500萬美元,不到《愛爾蘭人》的十分之一,網飛為奧斯卡整體投入的宣發費用可能超過1億美元。

但是《寄生蟲》這次的宣傳非常專業,而且全團隊不遺餘力。

奧斯卡的公關一般是配合影片上映的節奏,在世界各地參展拿獎,接受媒體採訪上雜誌上電視,在美國會進行更針對性的放映和宣傳計劃,從專業媒體到大眾領域一步步製造公眾聲浪,同時專門為奧斯卡評審安排觀影、公關等。

李安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曾詳細披露了《臥虎藏龍》的宣傳過程,整個時間長達一年,美國發行商索尼經典為其派了三組公關人員:

從千禧年戛納影展開始,七月的亞洲宣傳,八月的泰勒萊影展,然後多倫多、紐約影展,美洲、歐洲地區的宣傳,中間再插上個金馬獎,接著是一路的年尾影評人協會的肯定、各種影展,包括2001年的金球獎、棕櫚泉獎、英國的影藝學院獎、美國導演公會最佳導演獎等等,所有活動都指向“小金人”。

《臥虎藏龍》的整個發行也是搭著奧斯卡的路線走,發行成功非常重要,對造勢有推波助瀾之效。我們從紐約兩家、洛杉磯一家戲院開始做起,到奧斯卡前一週開到一千八百六十家戲院,之後兩千多家。

……

動腦的結果是,設立許多目標階段,訂出不同的策略分別進攻。因為臥虎藏龍不是第一個週末一翻兩瞪眼、一開始就在幾千家戲院放映的模式,而是分階段建構,細火慢燉,逐漸炒熱行情的做法。原則上由小到大,先穩住藝術院線再逐漸擴大到大眾院線。從核心擴散到邊緣,先抓住中產都市觀眾群,再從都市逐漸擴散到一半觀眾和鄉鎮地區。

相似的路徑也可以在《寄生蟲》上看到。跟《臥虎藏龍》一樣,《寄生蟲》參加的影展數量眾多,導演奉俊昊、主演宋康昊等不間斷地跑影展、做採訪,還有美國著名的脫口秀節目和社交網絡話題等,最終在全球獲得大小獎項不計其數。

影片上映時間也是先在亞洲地區公映(五六月份,獲得戛納金棕櫚之後),秋季在美國上映,這是奧斯卡影片的常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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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蟲》劇照

《寄生蟲》的衝奧特別小組主要由CJ娛樂和Neon的工作人員組成,Neon也為其規劃了分階段上映的計劃。去年十月先在少數屏幕放映,隨著口碑逐步擴散,不斷增加放映規模,到奧斯卡頒獎前,全美播放《寄生蟲》的影院達到一千多家,拿下了3500萬美元票房,排名北美票房非英語片歷史第三,第一《臥虎藏龍》是1.28億美元。

當然,雖然《寄生蟲》沿襲了同《臥虎藏龍》相仿的宣傳路徑,但是相隔19年的兩場奧斯卡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大背景是奧斯卡評委人數從5000人升到8500人,吸納了更多女性和不同膚色的族群,“多元化”成為其求變訴求。

經過了漫長的馬拉松式宣傳戰役,今天奉俊昊在接受採訪時說,他眼下最開心的是可以回家了。

回到韓國的他應該會看到現在《寄生蟲》無處不在的文化影響。片中富家兒子吃的拉麵品牌立刻上傳了一張使用產品模仿版《寄生蟲》海報;首爾旅遊官網上掛出了《寄生蟲》拍攝地遊覽路線,包括窮家兒子接受家教的店,宋康昊一家時常經過的隧道等;拍攝地的全州電影院推出了一系列紀念方案……《寄生蟲》效應才剛開始。

《寄生蟲》的衝奧之路:公關、財閥與政治家

宣佈《寄生蟲》獲得“最佳影片”後,第一個在臺上發言的是製片人郭信愛,她說一句翻譯小姐說一句,因為太激動,她一隻手緊緊握住後者的手。

第二位發言的是CJ集團副主席李美敬,儘管那個時候留給她的時間已經不夠,幕布開始下降,臺下的湯姆漢克斯等人幫她大喊升上去升上去。

她依然用非常流利的英文接連不斷地說了大段演講,期間配以激動人心的手勢,面孔和眼睛煥發出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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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俊昊與李美敬

奉俊昊乃至韓國電影的成就,與李美敬息息相關。

《好萊塢報道者》為她發了千字長文《從寄生蟲到防彈少年團:認識韓國娛樂界最重要的大亨》。韓國媒體稱她為“大眾文化界的大人物”“文化教母”。

在《三星崛起》的作者傑弗裡·凱恩看來:“她是數十年來一直在幕後工作的製片人之一。她建立了願景,找到了合適的人選,並建立了業務結構,使韓國電影能夠實現所取得的成就。”

李美敬的父親是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的長子,現任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是她叔叔。長子一脈繼承了從三星集團分化出來的CJ(原第一製糖),並在90年代末完成了跟三星的股權切割。CJ集團是大型跨國公司,主要業務包括食品餐飲、娛樂傳媒、家庭購物與物流、生物工程等,李美敬主管CJ娛樂和媒體部門。

家族實力是李美敬擴展文化事業的基礎,上世紀90年代,三星、現代等韓國集團都曾出海進行文化投資,但只有她帶領的CJ娛樂持續深耕,現在CJ娛樂旗下有近20個有線頻道,包括流行音樂頻道Mnet;製作韓國和國際電影;發行數字音樂;舉辦音樂會,音樂劇和音樂節……佔據韓國娛樂業的大片江山,也面臨壟斷爭議。

1995年,CJ用3億美元收購了夢工廠11%的股份,成為第二大股東,並且獲得了夢工廠作品日本以外的亞洲發行權。

當時李美敬表現出了強烈的學習西方文化產業的願景,她派人去夢工廠學習,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桌上放著華爾街分析師的《娛樂產業經濟學》,她說她經常跟卡森伯格(夢工廠創始人)交流,而CJ對夢工廠的投資僅僅是一個起點。儘管當時,CJ與夢工廠的差距就像幼兒園孩子和大學生一樣。

李美敬推動韓國文化出海的過程並不順利,最初的幾年她跑各大好萊塢片場時都隨身帶著韓國影片,但是很少有人感興趣,直到2004年CJ娛樂投資的樸贊鬱電影《老男孩》在戛納贏得評審團大獎,為她撬開了一道縫。

樸贊鬱是CJ娛樂長期合作的導演,他的好友奉俊昊跟CJ娛樂合作了《殺人回憶》《母親》《雪國列車》 和《寄生蟲》。他們也幾乎在同一時間進軍好萊塢,樸贊鬱拍攝了《斯托克》,奉俊昊拍攝了《雪國列車》,《雪國列車》的成功進一步幫CJ娛樂和奉俊昊夯實了好萊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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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國列車》劇照

中日韓美四國教育背景讓她的管理風格不像韓國傳統的上傳下達,她跟著名導演的合作習慣於給予極大空間,同時幫助他們把作品推往海外。

發行CJ娛樂全資的《雪國列車》時,美國發行人是韋恩斯坦,後者一度想要砍掉20分鐘他認為美國人看不懂對話,但這段對話最終按奉俊昊意願保留下來。

李美敬是韓國文化的狂熱推廣人,她希望全世界人每天都能聽韓國音樂,看韓國電影。她曾說,我認為在內容產業上,我們沒有理由做不到韓國在手機和汽車領域所做的那樣。

她的CJ娛樂經過20多年在海外的深耕細作,建立了龐大的發行體系和人脈,諳熟好萊塢規則。觀察者評價說,沒有她的支持,《寄生蟲》可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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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瞭解韓國電影的歷史就會發現,其發展難免和政府更迭、黨派輪換聯繫在一起,電影人和公司也隨大環境沉浮。

1973年,獨裁者朴正熙建立維新政府,對電影實施嚴格的審查制度,當時的影片必須宣傳維新思想;1983年韓國政府廢除對公開表現性內容影片的審查,電影院充斥廉價的色情片和宣揚民族主義的影片;1987年民主制度到來後,韓國嚴肅電影才開始起步。

當時中國和日本都已經湧現出蜚聲海外的電影人和作品,香港電影聲色正隆,是韓國電影早期模仿的對象。

90年代,現在具有國際聲名的一批韓國導演,李滄東、金基德、洪尚秀紛紛推出了處女作。聽說一部《侏羅紀公園》的利潤等於出口6萬輛現代汽車,時任總統金大中開始考慮把韓國經濟的增長點放在文化創意產業。

1997年金大中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國”政策,廢除電影審查制度,改為電影分級制度。1998年,金大中強調軟實力的重要性,設定了“支持但不干預” 原則,將國家預算的至少1%用於支持藝術和文化產品。

在開放環境、政策支持下,跟李美敬的感受一樣,到2003-2004年,韓國就迎來了第一個高潮。奉俊昊拍出《殺人回憶》,樸贊鬱的《老男孩》在戛納評審團大獎,金基德憑藉《空房間》獲得威尼斯最佳導演。

而到李明博和朴槿惠當政時期都出現了臭名昭著的文藝界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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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時期,奉俊昊就因為《殺人回憶》描寫警察的負面形象,《漢江怪物》煽動反美情緒和政府無能,《雪國列車》惡化階級問題等“罪行”被列入黑名單。

朴槿惠掌權後,她的名單人數近萬人,原因有為“歲月號”沉船事件發聲,在2012年總統選舉中支持文在寅,在2014年首爾市長選舉中支持樸元淳,思想步調不一致等。名單中包括金基德、樸贊鬱、金惠秀、宋康昊、河智苑等。

宋康昊因為拍攝《辯護人》——《辯護人》的原型盧武鉉是文在寅摯友——被納入黑名單,“突然沒有了片約”。

CJ 娛樂因為投資的電影,《光海》讓文在寅流淚稱“想起了盧武鉉前總統”,《華麗的休假》講述光州民主化抗爭等,《暗殺》《殺人回憶》等影片都與朴槿惠的風格不符。青瓦臺官員打電話給CJ集團會長要求李美敬辭職,稱是“總統的意思”,此後李美敬遠避美國。她離開後,崔順實的親信車銀澤立即涉入大量CJ文化業務,被媒體稱為志在成為“文化總統”。

伴隨朴槿惠內閣的倒臺,黑名單于2016年底被揭露,相關人員受到審判。

此事過後,奉俊昊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說:“黑名單存在的時間是一場噩夢,使韓國藝術家沉浸在深深的創傷中。”

而現任總統文在寅對文化產業的態度,跟他的保守黨對手朴槿惠和李明博剛好相反。

文人出身的文在寅是積極參與表彰文化成就的總統,《寄生蟲》獲得戛納金棕櫚時,韓國音樂團體防彈少年團新專輯摘得美國“公告牌200”冠軍時,文在寅都曾發大段文字祝賀。

《寄生蟲》的衝奧之路:公關、財閥與政治家

▲ 文在寅與防彈少年團合影

他大力推動韓國國內改革,所以能說出“《寄生蟲》以最韓國化的故事打動了全世界的心”,“既愉快又悲傷”的評價。

當我們把《寄生蟲》的座標拉得足夠遠再來看,奉俊昊能夠拍出《寄生蟲》,《寄生蟲》能夠走到今時今日的地步,創下亞洲電影新高峰,因為它反應時代面貌的同時,它的成就也是時代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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