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結束的第92屆奧斯卡頒獎禮上，頒發最佳影片大獎83歲的簡·方達

在過往的“女性電影”之中，關於女性的價值訴求與覺醒獨立總是被放置在家庭、婚姻、兩性、愛情關係之中，通常會有一個由依附男性、困頓家庭走向追求自由、精神獨立的成長線。而《茱莉亞》最大的不同在於：互為鏡像的兩位女性彼此間的自我認同是完全建立在個人對戰爭的反思態度、對和平人類社會的美好理想之上。而茱莉亞指引著麗蓮的精神力量在於它<strong>不僅僅是一種女性自身的獨立與自強，更是一種無關乎身份標籤的正義與人性關懷、捍衛人類生命的尊嚴與權利，這種力量正是影片不同於一般女性題材的格局所在。

現實·戲劇·想象

影片的“<strong>鏡像結構”並非是單一維度的存在。首先這種“鏡像結構”是從電影發展史中行業內部的“跨時空對話”，簡·方達作為“新好萊塢時期”（60年代末至70年代）最負盛名的女演員之一，她所飾演的麗蓮·海爾曼是“經典好萊塢時期”（即“大片廠時代”黃金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劇作家。

麗蓮·海爾曼的《保衛萊茵河》、《小狐狸》曾被改編為電影多次提名奧斯卡，與同一時期的好萊塢粉飾現實、熱衷於“造夢”的陳舊風氣不同，她的作品有著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通常<strong>通過女性的權利訴求、勞工問題與反戰主題，抨擊法西斯霸權與資本家對民眾的精神壓迫與對人性的異化。而簡·方達也是一反男性在電影工業話語權的主導地位，樹立起反戰先鋒、現代女性的形象。這種<strong>反抗保守的陳規陋習，追求一種普遍性的人類權利與人道主義人文關懷，都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

而這種鏡像關係同樣是女性個體之間的。對於麗蓮·海爾曼而言，茱莉亞是她人生中具有精神啟蒙意義的朋友，從相識到成長再到為了反法西斯運動而犧牲，茱莉亞的人格力量與價值觀對她今後的人生軌跡與劇作風格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而現實生活裡，簡·方達對英國演員瓦妮莎·雷德格瑞夫（茱莉亞的扮演者）有一種“偶像情結”與崇拜心理，這與麗蓮對茱莉亞的微妙情愫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

影片沒有通過機械式生硬拼貼將素材羅列，而是緊緊抓住人物的精神內核，利用觀眾對電影人自身形象的認知，使觀眾自由聯想人物之間的共性。麗蓮·海爾曼的戲劇是她個人反思與批判價值的凸顯，而現實中的簡·方達正踐行著另一時空內的叛逆與抗爭，茱莉亞一角又是麗蓮·海爾曼由現實為基礎帶有想象與創作成分的理想化角色。是故，<strong>現實、戲劇、想象之間的關係在《茱莉亞》一片中以一種多重“鏡像結構”呈現。

女性情誼與自我成長

在影片獨特的“鏡像結構”下，頗為值得深思的是：影片的兩個主體女性角色處於一種“不對等”的狀態之中。作為第一人稱敘事主體的麗蓮·海爾曼佔據了影片的大量時間與戲份，是影片中的絕對主角，而茱莉亞儘管佔據的篇幅很小，卻無時無刻不在牽動並指引著麗蓮，而作為影片的“標題人物”，精神核心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情節編排是合乎作者麗蓮·海爾曼的心理邏輯的，即是說：<strong>縱然茱莉亞在她的生命中只是若隱若現的、如流星般閃過，但她散發的光芒足以照亮她的人生、指引她前進的方向。而人與人之間、生命的短暫交匯，所喚起的情感與精神上的深刻共鳴與高度認同，成了彼此最彌足珍貴的人生體驗與生命印記。

麗蓮·海爾曼出身在一個富裕、保守的猶太家庭，縱使她的內心對傳統家庭的繁文縟節與精緻浮華感到厭倦，內心的優柔總使得她無法真正脫離家庭獲得真正的獨立。而

從鏡像的角度分析：一方面，茱莉亞是麗蓮“<strong>理想自我”的投射，她們都擁有著反叛腐朽保守的傳統價值、追求自我的特質，而<strong>茱莉亞無論是在性格的成熟與膽識眼界上的氣魄都是麗蓮最渴望達到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在麗蓮經歷思想掙扎勇敢地援助茱莉亞並捍衛她的生命尊嚴之時，她實現了自己的成長與蛻變，而此時<strong>茱莉亞的死亡使得麗蓮完全成長為了茱莉亞般獨立、自強、堅毅的現代女性。

影片中最濃墨重彩的一段戲，則是麗蓮·海爾曼躲避納粹的多重嚴查為茱莉亞的反法西斯運動送去資金援助，從火車到餐廳，不見刀槍血影，納粹的“白色恐怖”仍舊以一種無形的桎梏壓迫著人的神經。當麗蓮克服自己內心的怯懦、冒著生命的危險為茱莉亞完成了這趟艱險叢生的任務，當麗蓮面對侮辱茱莉亞的流言蜚語奮不顧身對其大打出手，茱莉亞的人格力量與女性間的情感認同促成了麗蓮的成長。

因此，茱莉亞因納粹的捕殺而死亡，正是使得麗蓮完全的成熟與情感獨立。當她克服重重阻力找到了茱莉亞的家人卻發現，家人只是看重她的遺產與金錢而漠視她的生命並對其不予理睬、在戰亂中明哲保身，她的憤怒化作一種怒吼與嘶喊。

而茱莉亞雖然於麗蓮的生命中消逝，但已經成為她生命中難以割捨的一部分。作為兩人最後一次會面的餐廳一場戲，簡·方達與瓦妮莎·雷德格瑞夫更是用表演詮釋了兩個女性間那種惺惺相惜的相互依戀。

視覺與聲音的功能性：完善敘事結構

如果說影片內容對於不熟悉時代背景與影人特色的觀眾而言稍顯晦澀，影片的導演弗雷德·金尼曼作為從片廠時代成功過渡到新好萊塢時期的電影人，則用電影語言將影片的故事通俗化。從“西部片”《正午》到歷史題材《四季之人》，成功在各類題材自由遊走的弗雷德·金尼曼尤為擅長化繁為簡。

儘管影片的剪輯較為瑣碎，但核心的線索十分明確。其一，便是回憶中的茱莉亞以及在與茱莉亞互動中的成長過程；其二，是在女性同盟的基礎上，彼此通過自己的方式對戰爭進行反抗與救援，完成對人道主義精神的捍衛。在演員的表演指導上，賈森·羅巴茲飾演的哈米特是好萊塢著名偵探電影劇作家（其創作的劇本《馬耳他之鷹》更是通常意義上的“第一部黑色電影”），他與麗蓮·海爾曼的關係影片沒有過多著墨，但隻言片語中，那種爭吵與安撫同在、互勉互勵又保有各自性格獨立的關係便呈現得精確妥帖。

英國籍攝影師道格拉斯·斯洛科姆對光線與色彩的把控總是建立在對影片內容的深度理解之上，從英式黑色諷刺喜劇到《奪寶奇兵》等好萊塢奇幻冒險鉅製，他的攝影總是成為構建影片調性的重要部分。而在影片《茱莉亞》中，攝影上的成就仍是頗為顯著。首先體現在整體色彩的選擇上，<strong>青灰色的主色調不僅富於時代感、帶有一種復古懷舊的古典主義色彩，這種顏色更是對那個年代烏雲密佈的動盪環境下詭譎與驚悚氣氛的直接凸顯。在光線運用上，麗蓮回憶鏡頭下的茱莉亞不僅以一種<strong>模擬麗蓮視角的方式呈現，多用“柔光”，這種處理方式正是麗蓮對茱莉亞的愛慕與依戀之情的體現。除此以外，<strong>回憶中的室外逆光鏡頭柔和詩意，而戰火硝煙的鬥爭場面逼仄又壓抑。

法國籍著名電影作曲家佐治·狄奈許是“法國電影新浪潮”的重要參與者，其為影片所創作的配樂更是堪稱影片的神來之筆。開頭的<strong>小提琴獨奏優美典雅、細膩華麗之餘又富有一絲詭譎神秘，昭示著那個充滿著恐怖主義、陰謀欺騙、暴力殺戮的法西斯威權時代。而<strong>除了絃樂器，以黑管與長笛等管樂器奏出的“茱莉亞”主旋律更是作為貫穿整部影片的情感線索，將激盪熱烈的感情寓於平緩悠長的旋律之中，正如茱莉亞於麗蓮生命中的意義——<strong>總是以一種難以預知的方式不期而至，而她的勇敢、堅毅、正義、氣魄卻化成一種隱秘、旖旎、綿長的記憶，成為麗蓮漫長歲月中予以鼓舞、支持的精神力量。

影片憑藉各個方面的成就獲得了第50屆奧斯卡的10項提名，儘管最佳電影被授予伍迪·艾倫的現代喜劇《安妮·霍爾》，但作為研究女性成長與反思戰爭的一個經典範本，《茱莉亞》仍舊具有很多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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