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王朝之一。初唐時期，自唐太宗以來，經歷貞觀之治和永徽之治，唐玄宗勵精圖治，開創了經濟繁榮、四夷賓服、萬邦來朝的開元盛世。
到這一階段，唐朝經濟、文化發展到達巔峰，接納各地來使，文化兼收幷蓄，文壇興盛以李白為首的浪漫主義思潮。
然而唐玄宗時期，也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由安祿山與史思明發動的一場與中央集團奪權的政治叛亂，即安史之亂，打破了唐朝中興的局勢，致使唐朝走向衰落。
正如《資治通鑑》所言：“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
而韓愈正是出生於安史之亂過後的唐朝。後世周知，韓愈是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地位崇高。後人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亦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在南北朝時期佔據統治地位的駢文，形式僵化，一味追求聲律、詞藻、用典，文風萎靡，內容空洞，無法適應唐代的時代要求。而由陳子昂首倡、韓愈接力發動的古文運動，以自然質樸、注重內容的新散文體來代替走入絕境的駢文，是一個企圖使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運動。
唐朝安史之亂過後，政治混亂、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國勢逐漸走向衰頹。文壇也遭受到國家衰微的影響，而散文體追求精巧華美，對仗工整的形式重於內容表達，使文章美而無味，空洞無趣。
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和追求創造性思想表達和重內容輕形式的新散文體，使文壇的風氣得以革新。然而從散文一味駢美，內容空洞的情境，我們也能推測出此時唐朝表面奢靡華美，其實國家已然走向下坡路。遭受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無疑受到打擊，而節度使制度更是使藩鎮割據勢力逐漸壯大，中央集權受到極大的威脅；同時歷時七年的戰爭，不僅勞民傷財，也使其他勢力更加蠢蠢欲動。
唐朝後代皇帝也許出自安定民心和追求精神寄託的緣由，加之佛教來華，於是掀起了崇尚佛道的熱潮。而唐憲宗時期“迎佛骨”一事，更是官方對佛教的認可，使民間也掀起信佛潮流。韓愈的一篇《諫迎佛骨表》，正是在這一時期所著。
此文先引黃帝乃至周穆王時期，王皆享年百歲，此時不曾有佛。而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此在位時短，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而後得出“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的結論。然後舉高祖廢佛，睿聖文武皇帝“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又不許創立寺觀。”的事例，以先祖遺志以作勸諫。
鋪墊一番後，提到憲宗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直言“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並勸諫君主“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
韓愈一向言群臣所不言，大膽直諫。此言一出，龍顏震怒，欲以極刑處死韓愈，幸而眾人極力阻止，最終被貶為潮州刺史。
其實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已然漸趨完善。
唐高祖和唐太宗皆認為佛教對於武功文治平定天下毫無益處，將佛道僧人作為獲取政權的工具，並與佛教保持和平關係並加以管控，利用佛道安定人心。
同時由於李氏王朝以李耳為祖，對道家非常重視，促使儒釋道三道合流，達成相對穩定、相互融合的局勢。
然而突如其來動盪的安史之亂，將本流傳於“社會精英”的佛道演變成平民化、通俗化的佛教。
安史之亂年間，大量平民百姓流離失所，耕田不作，缺衣少食、四處流浪的百姓多選擇進入寺院來獲取安定的住所和聊以飽腹的糧食。
安史之亂後，佛道由於平民化的演進，在民間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膨脹的佛教勢力威脅到了李氏集團，同時自魏晉以來三教合流的微妙平衡也出現了微弱的變化。處於鞏固自身統治，以及收繳度牒以填補戰爭後空虛的國庫，唐玄宗採取了“尊道抑佛”的政策，減少僧尼，關閉僧院。
然而自唐代宗到唐憲宗時期，一改先前抑制佛道政策，而都選擇作為佛道的護佑者和信徒。從表象來說，這與皇帝周圍宦官信佛的風氣是密切相關的；
但是就時代特徵來看，日薄西山的唐朝不再是初唐時期強盛繁榮的唐朝，雖然安史之亂的禍亂被遏制了，但遭受此劫的唐朝也元氣大傷，到了唐朝中後期，政治混亂、牛李黨爭、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等問題層出不窮。
也許佛教的盛行，離不開其以佛祖作為信徒的精神寄託，使信徒相信所謂福報將現實社會的壓力減輕。
而韓愈作為唐朝的著名散文家，公然作《諫迎佛骨表》，無疑使唐憲宗迎佛骨一事得到重視。
不可忽視的是，韓愈關於信佛與否一事對百姓的影響的見解無疑是一針見血的。“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勞民傷財，猶不為過。然而社稷不寧，以傷國祚、外教為尊，捨本逐末卻會對李氏王朝造成確切的打擊。
到了晚唐時期，唐武宗滅佛政策對佛教造成嚴重的打擊。
唐武宗下令剝奪寺產，迫使僧侶還俗。然而唐宣宗時期，唐宣宗又對佛教實行“撥亂反正”，下令種種制度以恢復佛教發展，並追捕唐武宗時期的道教頭目，給予“惑亂先朝，毀除佛教”的罪名。
縱觀唐朝的佛教發展史，佛教的盛衰與君主的喜好和朝廷安危與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佛教中諸多思想為國家安定起到了文化影響，也為儒家和道教的發展起到了交流互鑑的作用；除此之外，朝廷也通過收繳通牒的手段為國家在危亡之際和財政空虛之時提供經濟支撐。
有君主大肆修建寺院，荒廢朝政，醉心於禪院經法；也有君主以佛法為工具，必要時以此安定民心。
無論如何，佛教在唐朝的中國中有著無法被忽視的濃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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