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磅的眼镜。数百个假肢。一万二千个锅碗瓢盆。44000双鞋。当苏联士兵在1945年1月涌入奥斯维辛时，他们遇到了堆满了大量他人财物的仓库。大多数拥有它们的人已经死了，在大屠杀中最大的灭绝和集中营里被纳粹杀害。
但是，尽管组成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营地一开始似乎是寂静的，被遗弃的，但士兵们很快意识到集中营里挤满了人——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是党卫军的卫兵在试图掩盖他们的罪行后撤离集中营时留下的。当他们看到看守时，这些瘦弱的囚犯拥抱、亲吻、哭泣。
“他们大叫着冲过来，跪下来，亲吻我们大衣的褶边，用胳膊抱住我们的腿，”第一批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红军士兵之一乔治·伊莉萨维茨基(Georgii Elisavetskii)回忆道。经过五年的苦难，奥斯维辛终于解放了。
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
德国人早就知道，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奥斯维辛，但他们计划尽可能长地利用它，进一步剥削工人，把他们的奴隶劳工租给生产化学品、武器和其他材料的公司。到1944年末,他们仍然不确定如果盟军Oświęcim。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初步撤离，甚至在一家钢厂建立了一个新的分营。
就在他们等待决定是否需要大规模撤离的时候，德国人开始销毁他们犯罪的证据。他们杀害了大多数在奥斯威辛毒气室和火葬场工作的犹太人，然后摧毁了大部分的杀戮地点。破坏还不止于此:德国人命令囚犯拆毁许多建筑物，并有系统地销毁了许多他们对集中营生活一丝不苟的记录。他们还采取措施，将他们从别处杀害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大量材料转移到别处。
奥斯维辛营地地图
纳粹撤离营地，强迫囚犯进行死亡行军
接着，苏联人突破了德国人的防线，开始逼近克拉科夫。随着红军越走越近，党卫军认为是撤退的时候了。
他们计划了囚犯眼中的死亡行军——从奥斯维辛到其他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的漫长而强制的旅程。从1月17日开始，囚犯们被强迫排成长长的纵队，并被告知向西走向仍被德国控制的领土。只有那些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参加，而那些倒下的人则被枪毙并留下。死亡行军发生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杀死了多达15000名囚犯。那些留下来的人被迫坐上敞篷货车，进一步被运往帝国，在那里他们被重新安置到仍在德国控制下的各个营地。
留下来的警卫继续掩盖证据，包括烧毁装满赃物的仓库。到1月21日，大多数党卫军军官已经永远离开了。
仍留在奥斯维辛的9000名囚犯中，大多数人健康状况极差。另一些人则希望能逃脱。情况非常糟糕——没有食物，没有燃料，没有水。这些囚犯由一小群身体较健康的囚犯照顾。
苏联士兵:“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苏联正在向Oświęcim-but他们不知道营地的存在。解放奥斯威辛并不是他们的命令，但是当一群巡防队员在1945年1月27日偶然进入比克瑙时，他们知道他们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苏联士兵伊万·马丁·努什金(Ivan Martynushkin)向《以色列时报》(Times of Israel)回忆道。然后，他看到了:铁丝网后面的囚犯。他告诉《泰晤士报》:“我记得他们的脸，尤其是眼神，流露出他们所经历的磨难。”
侦察兵后面跟着进入营地的部队。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堆堆曾经是人类尸体的灰烬。住在满是粪便的兵营里的人。消瘦的病人，当他们吃了他们提供的食物后就生病了。
伊娃·莫兹·科尔发现这些士兵时只有10岁。她是数百名留守儿童中的一员，在囚禁期间她忍受了医学实验。她还记得士兵们给她的“拥抱、饼干和巧克力……”我们不仅渴望食物，而且渴望人性的善良。”
这种人性的善良是这次解放的特征。震惊的士兵们在现场帮助建立了医院，市民们自愿提供帮助。几个月来，波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努力救助垂死的人，治疗活着的人，在没有足够食物和物资的情况下工作，帮助囚犯与他们的亲人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记者在解放时参观了奥斯维辛，但这个集中营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不像马达尼克集中营(Majdanek)解放时那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马达尼克集中营是二战期间被占领的第一个纳粹主要灭绝集中营。但在苏联调查人员得知奥斯维辛大屠杀的真实程度后，它很快成为大屠杀恐怖的象征。在波兰政府的帮助下，一群前囚犯把这个地方变成了纪念碑和博物馆。
奥斯维辛主谋被绞死
鲁道夫·霍斯 1947年3月31日，鲁道夫·霍斯在华沙受审。
Keystone-France / Gamma-Keystone /盖蒂图片社
奥斯维辛曾经是110万起谋杀案的案发地，1947年，这里成了其主谋被绞死的地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后，曾担任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四年多的党卫军军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oss)被波兰最高国家法庭(Supreme National Tribunal)审判。
大多数其他大屠杀的肇事者都否认他们的参与，霍斯没有。在等待死刑的同时，他写了回忆录，并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悔恨。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附近被绞死，这是波兰最后一次公开处决。
尽管霍斯和他的纳粹同伙在败退时尽了最大努力进行屠杀，但大约15%被送往奥斯维辛的人被认为幸存了下来。尽管他们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但许多人仍在公开讲述他们的苦难经历，以纪念那些被杀害的人，并警告全世界偏执和反犹太主义的危险。
“我们没有赢，”幸存者斯兹穆尔·伊塞克告诉《以色列时报》，“但我们用一种让我们的子孙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方式教育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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