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基辛格諮詢公司副總裁喬舒亞·庫珀·拉莫11日在《洛杉磯時報》網站發表文章表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與2003年他親歷的“非典”疫情不同，中國抗疫能力已今非昔比。文章編譯如下：
2002年秋是我在北京生活的初期，我找到了一種快速提高漢語水平的很划算的辦法：每天晚上打出租車，這樣我就可以和司機閒聊。那年12月份的一個晚上，當出租車司機把我送到我住的公寓時，我感到頭昏腦漲。很快我開始咳嗽。我睡的時間比醒的時候多，總是伴隨著發燒引起的幻覺。
我住進了醫院。醫生說，X射線檢查顯示我的肺部嚴重阻塞。通常的類固醇療法沒有多大幫助。我想回美國，但醫生說，在那種情況下長途旅行是不明智的。
我的體能在一週內開始恢復。兩週後，我回到了紐約，而北京當時正在與第一波“非典”疫情搏鬥。2003年夏天，救治過我的醫院發來了一封很禮貌的電子郵件，稱他們正在收集關於“非典型性肺炎”——就像34歲健康的我患上的那種病——最初幾周的所有病例資料，問我是否願意接受體檢。
“非典”時期——以及後來十多年——在北京生活的經歷讓人對這種非常時刻有著敏銳的感覺，突然另一種新型冠狀病毒使成千上萬的人患病了。
最顯而易見的是，中國自2003年以來在許許多多方面發生了改變。數百萬人的大規模動員，企業就像一臺機器一樣開足馬力生產急需的產品，運輸機滿載有著醫治“非典”及其他流行病經驗的軍隊醫護人員馳援疫情嚴重地區。所有這些都與之前不同。
支援湖北的河北省中醫院護士肖思孟為更好投入工作剪掉長髮。這是很多女性醫務工作者的共同選擇。新華社發
每晚觀看幾分鐘中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或瀏覽我的抖音短視頻（這在2003年也是不可想象的），彷彿科幻般突然進入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度，許多人身著白色連體防護服，頭戴面罩。一些年輕的護士上傳了她們自己拍的視頻，為了能夠穿上防護服連續長時間工作，她們不惜剃掉滿頭烏髮。
我在關注中國疫情的同時不禁會想：假如這次疫情發生在美國休斯敦，那會怎樣？我們會封城嗎？會限制出行嗎？會迫使人們每天上報兩次體溫嗎？
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都生活在一個難以管控的高速連接的網絡時代。現在假新聞、恐慌、民族主義和疾病的傳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
美國阿爾漢布拉聯合學區通過手機發布冠狀病毒信息。（法新社）
目前正在中國和全世界實際發生的事情不只是人類關於醫學流行病的故事，也是互聯網時代我們這一代人與危險抗擊的一個篇章。冷戰時期是一個孤立的時代。隨後的全球化時代曾設想簡單、便捷、充滿希望的互聯互通。但我們的新時代是一個需求往往相沖突的時代：隱私和持續聯繫之間的衝突。新冠病毒疫情是一次考驗。而且不僅僅是對中國的考驗。
過去我從未做過醫院建議的血液篩查，查明自己身上是否帶有“非典”病毒的抗體。現在看到這場新的疫情，讓我很想去這麼做。
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59年注意到，即使對於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歐洲人，中國發生地震遭受大規模破壞也不會比他失去一根小手指頭更令他感覺不安。但在我們的互聯互通時代呢？你發生了地震就是我發生了地震。你遭遇疫情就是我遭遇疫情。所以，修建隔離牆、與其他國家“脫鉤”或煽動過時的種族主義傾向雖然對有些人來說很誘人，但這些恰恰是我們一定不能去做的事情。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和中國人今天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同樣的問題：如何應對我們複雜的、網絡化的新世界提出的種種殘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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