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武俠小說中的“打狗棒”源自乞丐生存需要，也是乞丐群體的權力象徵，是丐幫社會正統化的藝術表現。通過“打狗棒”與生存策略結合的分析，可以探究丐幫“權杖”打狗棒的文學表現、權力轉移的社會意義與民俗淵源。
而還珠樓主將丐幫幫主置換為女性，偏重展示女性在江湖世界中的調和平衡作用，有如女仙神話給女性生態主義提供精神支柱。女劍仙神話的深層暗示，提醒不能因女性體能相對低弱，就忽略女性生存智慧及內在能量。現世丐幫的社會構成與結構性質決定了其成員之間，需要通過“打狗棒”的身份標識來增強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對抗凡間的生存壓力與強勢打壓。“打狗棒”及其丐幫敘事的多樣性存在，是世俗社會秩序缺失的文人關懷、重視女性性別價值的體現，也是還珠小說社會意義和現代意識的審美表達。
一、“打狗棒”:民國小說中丐幫的特殊標識
遊離於世俗社會的特殊群體———丐幫，以及被正統社會邊緣化的乞丐，在武俠小說中有特殊重要地位。還珠樓主的同事朱貞木說:
“搖天動……明知今江湖上最不好鬥的，是僧、道、文士、女子、乞丐，五種人。這五種人，能在江湖上管閒是非，打抱不平，定有特殊的本領……”
其中“不好鬥”(不好惹)角色之一便是“乞丐”，他們擁有自己的組織，有生存本領。《獨手丐》第三十五回王鹿子稱:“照我門中規矩，也要拿上一百天的打狗棒，而我門中弟子明為叫花，並非真個伸手向人，專以乞討為生，最主要是運用本身智能，以力自給，進而隱跡風塵之中，濟困扶危，幫助一班窮苦的人脫離苦境……我門中弟子雖非全數出身叫花，至少也非富貴中人，無什多餘錢財，全憑心力救濟窮苦。”
一般而言，乞丐必備的隨身配備是“討米棍”、布袋之類。棍子的材質與形制往往與持有者在幫中的身份地位、武功高低有關。有意思的是，世俗社會里乞丐的重要身份標識———“討米棍”，在文學中演化為意味深長的“打狗棒”，成為正統力量輻射下的江湖遊民社會權力標識。本文就以還珠樓主的作品為例，探究民國丐幫“權杖”打狗棒的文學表現、權力轉移的社會意義與女性意識的轉變。
1．“打狗棒”：丐幫中力量的象徵與權力的化身
世俗“討米棍”轉變成文學化的“打狗棒”，也是生存意識的根本性變異。“乞丐之有丐頭，盡人知之，而不知丐頭必有杆子以為證，如官吏之印信然。”而類似“印信”的杆子文學化為“打狗棒”，幾乎與現代武俠小說興起相伴生。
平江不肖生對此有開啟之功，說柳遲、陸小青途遇跛腳、揹負七袋的叫化，手撐柺杖甚是粗壯，彎彎曲曲，左一個節右一個包，分量不輕:“只怕是一個有些兒來歷的人，不是尋常的叫化。”而《江湖奇俠傳》又寫柳遲猜想這老太婆(朱師伯母)必八十開外，手中是水磨純鋼杖，杖頭金色鳳的鳳尾聚起恰可手握，重量至少五六十斤，老太婆提在手中像拿一條輕巧竹杖。
“打狗棒”的沉重及形狀怪異的造型，形象地顯示出擁有者的力量與威勢，也暗示了行走江湖的基本功底與傳統規則。
2．“方竹杖”：人格象徵與神話色彩。
慣性思維下的“器物”，其材質與形制往往會與深層的民族精神相契合，而生成超越物質本體的文化魅力。如“方竹杖”就不再是防禦和攻擊的武器，而側重於身份、資歷、為人及其氣節象徵。
《兵書峽》寫那花子瘦小，翻著怪眼，“右手一根方竹杖，色已發紅，打磨得又光又亮，腰間凸出一塊，像似一個葫蘆。”
依照武俠小說慣常套路，武器表明其身懷絕技。“又光又亮”，暗示這棒伴隨著主人歲月持久，經歷許多艱難險阻，派上不少披荊斬棘的用場。《雲海爭奇記》也說無賴馬琨與邱義兄弟路遇一花子持方節竹杖:“打磨得又光又亮，竹色已然發紅……跟著又發現花子走路腳尖對直，起落甚輕，連那滿口白牙都是異處。”不知此人正是江湖人稱“神丐”的前輩車衛，他與丐仙呂瑄、女鐵丐花四姑並稱“江湖三叫花”。小說將“打狗棒”行頭進行身份暗示，與故事懸念、情節演進融為一體。臺灣學者葉洪生認為:還珠對江湖丐俠形象營構非常有開創性，
“在近世武俠小說裡，所謂‘風塵異人’、‘江湖怪傑’皆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分子。他們即或不是書中主角，至少也是唱做俱佳的‘硬裡子’;往往左右開弓，神出鬼沒，能充分發揮烘雲托月及穿針引線的奇妙作用。其中又以‘丐幫活寶’居多，而諢名‘怪叫化’的窮神凌渾，正是《蜀山》一奇;且成為50年代以降港臺武俠小說的‘丐俠樣板’，頗值得一述。”
二、“打狗棒”的文本書寫及民俗淵源
一般認為，丐幫約宋元時在江湖上形成。南宋後漢族文化中心南移至臨安，圍繞著西湖周邊地域、濟顛(周顛、僧丐)等類型人物多有故事流傳，影響到武俠小說中人物形象的確立。而打狗棒，不僅促進了《西遊記》中金箍棒的出現，也擴散了棍棒兵器的民間影響。《弦杖圖》中敘述:“風流乞丐走江湖……道路崎嶇一杖扶”。竹製打狗棒的威力也說明乞丐世界的獨特性，而民國小說“打狗棒”書寫又顯然與民俗觀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1．早期及同時代文本書寫慣性與互文借鑑。
“打狗棒”作為江湖奇人防身之物，常隨身具有特異功能。乞丐至少要具備兩個必需品隨身攜帶，飯碗(或瓢等器皿)與打狗棒。樂鈞寫通州街市之丐:“一瓢一杖，衣不襟，鞋不底，腹患瘡臭惡，一市皆掩鼻。逢人則呼曰:‘肚裡飢，肚裡飢!’”吃飯家伙與護身之棒，構成乞丐“食物(生存)———出行(發展)”基本存在方式。
仙凡共具的特徵見於八仙小說寫鐵柺李的柺杖:蟠桃大會上採桃女子把樹枝弄斷一截，王母將斷枝贈給祖師，其能識晴雨寒暑，能御妖魔，但顏色嫩黃，宛如新杖，因笑道:“身子這麼黑漆漆的，光這根柺杖要它美觀則甚?”
清代小說寫張員外把雲遊仙長報恩所留神煞棍棒轉贈趙匡胤，稱此寶仙家制煉，“必須非常之人，方可得此非常之物”。平時束腰上為帶，陣上可迎風一縱變成棍棒，還可辟邪。
2．是“特殊群體”的存在必要
與打狗棒本身的實用功能相比，還珠樓主更加關注其精神掌控力與象徵性。《大俠狄龍子》第五回中，北天山劍俠是白眉禪師的同胞弟兄:“所持桫鑼杖乃星宿海西崑崙絕頂所產，看似一根木杖，實則比鋼鐵還堅，原是千年神木所制。”神龍露首不露尾，特殊兵器已超越了其工具性的形而下層面，成為江湖上令不逞之徒喪膽的劍俠威嚴象徵。
白化文先生曾尋究如意的瘙癢功能何以成為“副業”，注意到其成為高級人物(政治軍事領導、清談家、高僧、隱士)手中常持和耍弄的東西，帶點顯示身份作用的世界文化史價值，比如《傲慢與偏見》《大衛·科波菲爾》中的男主人公手中常拿一個手杖，
“那時的洋‘紳士’手杖是不離手的;魯迅的《阿Q正傳》裡中，那位著名的‘假洋鬼子’，其外在標誌性特徵之一，就是有一根‘打狗棍’。至於十八九世紀的洋‘淑女’，外出時一把小洋傘是不離手的。二三十歲的健康男子漢是不需要拐棍的，主要為顯示身份之用。當然啦，用來指點什麼，那是順手得用的。”
打狗棒對於丐幫首領的顯示身份功能，也應該是這樣一種道理。
3．民俗傳統的潛移默化
對於有悠久歷史的江湖遊民組織，在發展演進過程中也已成富有生命內蘊的社會結構形態，而構成複雜的社會組織核心魅力，就是成員的群體認同感、共同體壯大的使命感與自我實現的自豪感。
孟德斯鳩認為，有時“貧窮”亦可成就個人，“‘我滿足，因為我貧窮。當過去我富裕的時候，我不能不阿諛那些告密者，因為我知道他們陷害的機會多，而陷害他們的機會少……我現在已經貧窮，我倒獲得了威權;沒有人恐嚇我，我倒可以恐嚇別人。……我再不用怕丟失什麼，但希望獲得什麼。”
在那些適應並滿足自己乞丐生活的群體中，手持打狗棒且隨著個人資歷、才能與功勞提升，身上“布袋”數量益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個人願望的“奮鬥歷程”。此為丐幫特殊制度下初級平等社會生活的內驅力，打狗棒亦順理成章成為遊民乞丐們的文本符號。
民國武俠小說中那些走鄉串鎮的乞丐攜帶、運用打狗棒，印證並強化了自己乞丐身份和群體向心力，藉此溫習、催動江湖自由氣質和習氣。可以說，竹杖，保護了丐幫個體口腹滿足，也在精神上提供組織成員以意志支撐，而竹杖在被認同的過程中浸潤著的民俗觀念信仰，最終成為武俠小說表現丐幫社會的一個精神化存在。
三、女幫主的“打狗棒”:性別置換的現代意趣
民國武俠小說最具有現代意識的，是女丐成為幫主的文學描寫。權力掌控者的性別置換，更是丐幫生存模式的現代化變革，由以力相搏、適者生存轉而重視生存智慧的現代氣象。在尋求與世俗社會的部分妥協與接洽中，更好地融入洪流激盪的現代社會。如還珠“女鐵丐”故事令母題別有一番意味，自此女性手持著帶有身份標記的打狗棒，才使文本存在意義進入最為豐富活躍的現代階段。
還珠“打狗棒”母題敘事特別關注女性乞丐的生存狀況與存在價值。其中，微妙的“性別意蘊”，展示出民國女性社會化的時代趨勢。也就是說，江湖女性由被動、呼應角色，轉而為執掌權柄主動遵行江湖規則。但作為處於文化變遷時代的民國小說家，還珠小說對江湖女性社會功能尚難確定，女性傳統特質正除舊佈新，尚遊移不定，顯示出女性觀念的複雜與矛盾性。
1．“女鐵丐”：丐幫幫規的解讀者
打狗棒在丐幫組織中至高無上地位，卻由一個女乞丐道出，絕非偶然。還珠描述丐幫廣、浙兩幫派系爭鬥時，女鐵丐花四姑身受重傷仍當眾宣示，早期創幫者所持竹棒製作的“刑杖”，就是伴隨著丐幫成長的“家法”象徵，丐幫神堂所供“竹竿老祖”即有此由來。
《雲海爭奇記》追憶明朝天啟年間化子群中出了高人，即神堂所供“竹竿老祖”，重訂行規，永不許徒子徒孫再與官家聯合。
“為免互相爭奪，便將平日處罰徒子徒孫的大小五根朱漆刑杖，分斷成大小二十七節，傳授二十七位門人，分任十八行省、二十七團的團頭，各管各地，一直相沿至今……不明事體的徒子徒孫，一時冒失犯了過錯。向來多是主人讓客，看在對方師長情面暫時容讓，再去告他師長，事後處罰。即便雙方起了爭執不肯甘休，也只請出本行有名的老前輩，按著行規評理，結局總是各把徒弟當眾略微處罰，使大家都過得去。”
軟中帶硬的家法執行，藉助“朱漆刑杖”，實際上對當下尋釁鬧事的邢飛鼠敲山震虎。花四姑輩分較高，憑真本事在丐幫中搏得“話語權”。她對丐幫“規矩”來龍去脈如數家珍，藉助“竹竿老祖”名號與家法竹杖強化威懾力，成了竹竿老祖的現世代言人，對眾多派系男性頭領的“男性中心”構成挑戰。
因此，不能否認其含蘊的現代平等意識、“反男性中心”的進步意義。
2．女幫主的成長史顯示了獨立的現代意識
還珠樓主雖將丐幫統領置換為女性，但整個群體包括幫主本人，仍以專制暴橫來管理。花四姑與其他江湖幫派女首領類似，是由溫順柔弱一步步成長為強悍殘暴、賢婦與悍婦的結合體。此類崇尚權力忽略性別的特殊人物，在清代的小說中也經常出現。
如朱克敬《瞑庵雜識》稱嘉慶時，齊二寡婦以白蓮教起事，剽悍無敵，她曾隨夫賣藝各地，夫死，老尼被誣，她才率眾劫獄。能臣張船山曾題壁感慨她的才能錯位:“……請纓便是秦良玉，可惜徵苗失此材。”
打狗棒崇拜也是世俗社會權力崇拜折射，打狗棒執掌者的性別置換並沒有實質上的社會結構調節意義，但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體系性權力崇拜的慣性。丐幫群體中，如果一個成功的權威女性擔當首領，召喚力會更大，也帶有反“壓迫系統”的說服力。
值得關注的是，還珠樓主的敘事中對女性的江湖化蛻變，似還有某些遊移不定，女幫主成長過程中，不言而喻地顯示出獨立的現代意識，而傳統社會賦予女性道德價值觀念也隨之蛻變。
3．“綠玉杖”：仙界的信物與通行證
還珠樓主寫寶物“綠玉杖”結合女劍仙及其女性師門身份，有力地強化了打狗棒的女性性別色彩，擴展了其特殊功能特別是作為“信物”、權威的象徵性。
《柳湖俠隱》第四回寫趙霖、王謹路遇女劍仙蕭十九妹，後者骨秀神清，穿著雪白道裝，“非絲非帛，宛如霧縠冰紈，纖塵不染，看去彷彿神仙中人”。念在大師姊情分，她借給二人綠玉杖一支。竹杖遇險時豎起有寶光護身，便攜式，三寸長形似玉釵，迎風一晃，“化成一根通體一色碧綠的鳩頂玉杖遞過來”，他們憑此參謁洞主金姥姥，守山獸神犼也避讓三分。
劍仙因“神聖的綠玉杖”而自信，與明清民俗心理趨同，其精神張力源自神仙救度現世苦難的法寶崇拜，與寶物神授等類型接近而寓意更加明朗。
4．女仙比男俠更有同情心和正義感
蕭十九妹主動出借寶貝綠竹杖，與女劍仙性別身份頗契合。而“綠玉杖”成為進入參謁前輩女仙的“信物”，與金庸寫“打狗棒”作為丐幫女幫主黃蓉的權杖，有明顯的互文性。有如女仙神話給女性生態主義提供了精神支柱，這一凝聚女性、仙話潛質的“綠玉杖”，也成為打狗棒母題文本間性彰顯女性魅力的初始能量，令人想起女媧五色石、觀世音淨瓶柳枝及仙話中擁有寶物的驪山老母、媽祖等。
女劍仙原型的深層暗示，提醒不能因女性體能相對低弱，而忽略了女性生存智慧及內在能量。“權杖”———打狗棒與“綠玉杖”，在仙凡兩界的運行規則實“同中有異”。<strong>現世丐幫的社會構成與結構性質決定了其成員之間，需要通過“打狗棒”的身份標識來增強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對抗現實中的生存壓力和打壓。而劍仙世界中因女劍仙的性別色彩與神奇力量滲透，打狗棒便由專制權力象徵物轉而成為人格魅力、修行品級及門派信仰的信物等超物質魅力象徵物。
至於“拄杖”作為信物，與女性美麗溫馨有關，源於“青梅竹馬”記憶、老祖母柺杖及其民間傳說。唐代有故事稱盧、李二生曾同學，後李生負債羈縻揚州，重逢“習吐納導引之術”的盧生(盧二舅)，經其引入貴府見善彈箜篌美女，美女允婚並贈拄杖為信:“將此于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鐵也。”波斯商人驚訝地認出此為盧二舅拄杖。
拄杖作為仙道意味的人物身份標識、特殊工具，偏為女性贈與。由此看來，還珠寫江湖女性如女幫主形象，經艱苦努力躋身權力結構中，往往如男性一般成為秩序的堅定維護者，其文學傳統源遠流長。而艱苦修煉成就的女劍仙，擺脫物慾追求，也堅定地踐行信義至上的江湖倫理。
雖在倫理價值內涵上並未超越傳統，但卻推動了處於邊緣、被動地位的女性，進入江湖社會政治舞臺，是對女性存在價值的一種肯定。
結語：
作為傳統倫理精神的文化載體，民國武俠小說“打狗棒”敘事，其實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壓力由直接關係。據記載，清末民國乞丐階層龐大，1925年北京乞丐28466人，上海1932年乞丐約25000人，天津1934年乞丐約萬人，廣州1935年乞丐達4萬人佔總人口十分之一，而河南方城縣流民乞丐有63029人。自光緒初年華北五省“丁戊奇荒”(1876－1878)以來，自然災害與諸多社會矛盾促成的多區域乞丐流民問題，積重難返，武俠小說書寫“打狗棒”之於丐俠、丐幫的功能，是還珠樓主現代文人情懷、重視女性性別價值的體現，也具有民俗心理嚮往迴歸秩序與道德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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