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試圖安葬的，是那不願死去的良知

2月6日深夜，世界衛生組織發佈了一條推特：“我們為李文亮醫生的離去感到深深的悲痛。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讚美他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做的工作。”那一夜，無數人為他落淚和祈禱，並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國葬。我們試圖安葬的，其實是自己的不安和驚恐，以及同為一個平凡個體，那不願死去的良知。

“良知”一詞意味著“個人的道德準則”。這套準則並非脫胎於與世隔絕的異境，而是來源於與他人的互動，以及在職業機構等組織部門的參與。在一個強勢的環境中，要想發出遵從內心的反對聲並不容易，但卻並非不可能。也許我們有必要試圖去理解，一個平凡個體，是如何實現這一艱難之事的。

今天的推送是關於一名曾在證券公司工作的美國人——萊拉·威德勒。當她發現自己的企業存在著嚴重的違規操作時，她不惜冒著丟掉高薪工作的風險，選擇遵從內心的良知。然而，在她向監管部門揭發違法企業的過程之中，她的內心經歷著漫長的掙扎。這一掙扎並非來自於個人要為國家或者集體做出犧牲，而來自於她對自己內心貪婪和冷漠的警戒。在這個人們容易為利益而著迷的時代，這一警戒顯得尤為重要。

發聲的代價

譯/劉靜雯

2003年10月10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投資人教育及幫助辦公室”收到了一封匿名郵件，上面寫道：“既然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等企業的商業醜聞已經公之於眾，那麼所有美國人都有義務揭發並譴責任何行為不端的美國企業。”這封信的作者想要提醒負責監管證券行業的聯邦機構關注又一起可能發生的詐騙案，涉事企業是一家金融服務公司，在過去的將近二十年裡，“儘管起落不定是投資的本質，但在它給客戶提供的格式完美、打印精緻的報告裡，從來沒有一年是經濟形勢低迷的，它一直承諾自己的資產組合會持續帶來高質量的高額收益”。

這封郵件的附件是從該公司2000年和2001年的年報上採集的財務報表，它們讓這個公司所謂的持續高回報資金流更令人好奇了。“這份報表反映出該公司的一些投資決策不合時宜，資產組合的風險相當高，支出過大，而且沒有披露它的投資組合。”信裡寫道，“一家附屬於休斯頓、邁阿密和其他城市多個辦公室且運作乾淨的美國經濟自營商掩飾了這家公司的活動。”

這封郵件被抄送給了證券交易人協會、美國參議院以及幾家報紙，包括《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據稱，郵件的作者對那家公司的內部運作非常熟悉。“這封郵件的作者是個內部知情者，他不想再保持沉默，但是也擔心自己及家人的安全。”郵件的署名是“內部人士”。

三年前，在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一位名叫萊拉·威德勒的女士在她的西服翻領上夾上一枚金色小徽章，穿上高跟鞋，出發去上班。徽章上的圖案是一隻鷹和一個盾，這是斯坦福集團公司的標誌，這家總部位於休斯敦的公司主要經營證券交易的業務，萊拉剛成為它新招聘的財務顧問。這份新工作提供15萬美元的簽約獎金，還有位於公司總部的一個空間寬敞的轉角辦公室。總部坐落於韋斯特海默路5050號，是一棟用磚石和石灰岩建造的四層建築，對面就是大型高端購物中心佳樂利亞商場。

那時是2000年的秋天，41歲的經紀人萊拉有理由為她的金色徽章感到自豪。她前幾年的記憶都是一地雞毛，因為她離了婚，成了需要養兩個年幼孩子的單身媽媽，可她沒有工作，而且銀行賬戶裡也沒有錢。而現在，因為她有給他人理財的技能，一家金融公司給了她回報。這家公司的總部讓她之前工作過的那家證券經紀公司—以及大多數同類公司—相形見絀。“這就像是踏入了另一個世界。”《休斯敦商業日報》的一名記者在參觀了位於韋斯特海默路的斯坦福大廈後這樣寫道。斯坦福大廈裡有大理石走廊、螺旋式樓梯，還有桃花心木裝飾的五星級餐廳，裡面的大廚是市內最優秀的之一。

儘管工作環境十分華麗，但是萊拉沒有感到工作的內容超出她的能力。她泰然自若，處事得體，工作起來很拼，她帶了一本寫滿客戶資料的厚冊子來到斯坦福集團公司，為了贏得這些投資人的信任和忠誠而竭力工作。然而，她剛轉到這個公司的時候並沒有她想象的那麼容易，而原因是她不可控的。因為在她轉來這裡工作前不久，互聯網泡沫於2000年的春天破滅了，20世紀90年代的牛市因此戛然而止。對互聯網股票的狂熱隨即凍結，納斯達克的股價大幅跳水，整個金融行業氣氛低迷，因此企業推廣業務變得越發艱難。

對大多數企業來說，都是如此。然而，斯坦福集團公司有一項金融產品沒有受到這場危機的影響：斯坦福國際銀行的存款證。該銀行是附屬於安提瓜島上的一家經紀交易商的離岸機構，這款產品提供固定利率為7%到10%的收益。斯坦福的客戶獲知——更確切地說，斯坦福期望他們獲知——這些存款證不但能夠令他們獲益頗豐，而且很安全。為了激發萊拉所屬的財務顧問團隊的競爭性，斯坦福集團公司的休斯敦分公司經常在內部群發郵件，詳細列出每一位經紀人的名字以及他們所銷售的存款證的數量。在名單上名列前茅的財務顧問無疑會獲得嘉獎。

萊拉沒有獲得這樣的嘉獎，這對於僱她進來的分公司經理吉姆·雷恩而言並不意外。因為在她接受斯坦福集團公司的這份工作之前，她告訴雷恩，她希望在斯坦福的清算銀行貝爾斯登的監護下保管她客戶的資產，不想把他們的資產放在她幾乎毫不瞭解的離岸銀行裡。因為這家銀行的存款沒有受到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保護，她急忙補充道。雷恩先前是美林證券公司資深行業專家，因此他沒有與萊拉爭論這個問題。然而，萊拉進斯坦福六個月後，雷恩出人意料地被解僱了。他一離開，公司管理部門就把壓力轉嫁到萊拉和其他財務顧問身上，敦促他們提高存款證的銷量。

面對這樣的壓力，萊拉本可以把她的擔憂拋到一邊，但她沒有。她迫切要求查看斯坦福國際銀行更多的資產組合的管理信息。萊拉獲悉，這家銀行的經營方式類似對沖基金。如果確實如此，她納悶存款證到底憑什麼能打出安全保本的廣告（畢竟對沖基金並不能完全規避風險）。而且，它們到底是怎樣產生那麼高的持續回報的呢？萊拉要求查看該銀行所持股份的資產組合評估，但公司告訴她這是公司的專有資料，不能共享。但她獲知，英國倫敦的勞埃德銀行為那家離岸銀行提供保險。後經她稍稍深入打探，發現保險的內容覆蓋斯坦福總裁和高管的債務，而沒有覆蓋客戶放在該銀行裡的存款。

萊拉的調查引起了關注。管理部門對她不悅的第一個表現，就是把她從新辦公室調到外面的一個小辦公桌上。不久後，她被叫到一個會議上去見她的新老闆，老闆警告她說，她得提高銷量。2001年11月1日，也就是她被這家公司僱用兩年後，她又被叫去見管理部門。這一次，管理部門讓她走人，沒有給她任何解釋，這項決定沒有商量的餘地。

……

萊拉·威德勒沒想到自己會因為被人認為瘋了而被斯坦福集團公司開除。然而，她不禁懷疑自己是否察覺出了一些麻煩。似乎沒有一個監管部門企圖壓垮斯坦福。公司裡的其他證券經紀人似乎都沒有像萊拉這麼擔心她不願意出售的存款證。儘管確實有人懷疑過那家離岸銀行，但是那些懷疑都是圍繞洗錢行為的，而非存款證，而且每當有人把矛頭指向斯坦福集團公司——比如1996年有一位《加勒比周刊》的記者——都會被控告（官司最終都以撤回指控收場）。同時，斯坦福集團公司是克羅顧問公司的客戶，很多企業經常藉助這傢俬營的證券公司來規避風險和欺詐——克羅顧問公司稱自己的服務具有“順從性和正直性”。萊拉被解僱幾年後，克羅公司為馬里蘭州的一個基金評估了斯坦福銀行的狀況，最終發佈了一項支持它的報告。斯坦福也是NASD（全美證券交易商協會）的一員，這個貿易組織在全美執行監管，以保護投資人免受欺詐。

萊拉知道這些。然而她相信自己的直覺。她也相信一個名叫威廉的朋友，他是一位說話溫和、警覺性高的男士。幾年前，威廉曾僱用萊拉在他創立的小證券經紀公司工作。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萊拉到斯坦福工作以後，兩人時常在威廉工作的休斯敦的一棟辦公樓的12層碰面。見面時，萊拉經常會隨身帶著斯坦福的財務報表和小冊子，它們與斯坦福總部的大樓一樣賞心悅目。威廉看到這些，心頭湧起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來自墨西哥城，80年代第一次來休斯敦，在這裡開了一家進出口公司。他的公司需要開一個銀行賬戶，所以有一天，威廉來到休斯敦市中心的一幢高樓裡見一位希望他來開戶的人。他坐電梯到了這幢高樓的高層，看到一位留著小鬍子的高大的得克薩斯人正向自己打招呼。這位得克薩斯人名叫艾倫·斯坦福，他與威廉握過手以後，馬上遞上了一本華麗精緻的小冊子，上面印著斯坦福銀行職員的合照，他們站在一棟摩天大樓前面微笑，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彷彿這家員工還不到六人、僅有幾間簡陋辦公室的銀行擁有整棟大樓。威廉安靜地聽這位藍眼睛的高個兒得克薩斯人充滿激情地介紹多個項目，而它們沒有一個是與銀行業非常相關的，於是威廉就走了。他決定不在斯坦福銀行開賬戶。

萊拉與威廉見面時帶去攤在桌上的報表比威廉當年看到的宣傳冊更加精緻奪目。其中一份報表顯示出，斯坦福曾在1999年——即歐元正式啟用的那一年——重金投資歐元。第二年，歐元大幅貶值，斯坦福神奇地把買入歐元的錢拿出來投資了美元，因此避免了虧損。2000年末，就在股市崩潰前，斯坦福集團公司有超過半數的資產都在股票裡。然而第二年，斯坦福拋掉了手上的大量股票，又一次避免了損失。年復一年，不論市場情況如何，斯坦福公司的資產總是不斷增長，收入不斷提高。

2003年10月發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匿名郵件裡，附著一些詳細描述這些古怪的財務報表。萊拉在休斯敦的若干郵箱裡都存了這封署名為“內部人士”的信以及財務報表，為了避免在這些材料上留下指紋，她存放的時候帶了塑料手套。她提供的財務報表裡沒有斯坦福公司行為不當的確鑿證據，也沒有斯坦福國際銀行到底把客戶的存款如何投資的細節—正如萊拉不能再明白的，斯坦福是不會把這些信息透露給自己的銷售代表的。但她感覺一定存在進一步調查的空間。她在信中用大寫加粗的字體警告稱：斯坦福的金融業務是一個長期的公司詐欺醜聞，是一個“大型龐氏騙局”，將毀掉很多人一生的積蓄，使所有與之關聯的機構名譽掃地，使證券及銀行的權威部門受到嘲笑，使美國蒙羞。

2009年8月，那封發出直接警告的郵件寄出將近六年後，萊拉·威德勒受邀到美國國會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魯日舉行的聽證會上做證，斯坦福集團公司在那裡有一個分公司。聽證會舉行時，在斯坦福的休斯敦總部裡忙碌的人只有聯邦的執法人員。總部的五星級餐廳、私人劇院、萊拉曾短暫享受過的韋斯特海默路5050號的轉角辦公室，都被封上了嚴禁入內的警戒線。調查人員正在裡面收集關於目前被認為是涉案金額高達70億美元的大型龐氏詐騙案的證據，該案件的規模僅次於華爾街投資顧問伯納·麥道夫所犯的那樁涉案金額達650億美元的詐騙案。

與麥道夫證券公司的案件一樣，斯坦福公司的犯罪也是發生在眾人眼皮底下，包括很多投資人、員工、監管人員及記者，記者們密切關注這個公司到底如何避免他人產生懷疑，或者說，如果它已經讓他人起疑，是怎麼化解的。為什麼萊拉·威德勒沒有這麼做？我跟她第一次見面後，有了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們初次見面是在休斯敦一家房產公司的一樓會議室裡，斯坦福公司被爆出進行龐氏詐騙案的新聞時，萊拉正在那家房產公司工作。我查到了她的電話號碼，然後打電話跟她簡短聊了一下，後來她同意在她公司跟我見一面。萊拉在會議室坐下後，拿出一本螺旋筆記本，詢問就此開始—不是對她，而是對我。我的書是關於什麼的？書裡的其他人物是誰？他們分別做了什麼？是什麼讓我想寫這個主題？關於她我想要知道什麼？

萊拉穿著淡藍色女士襯衫和深色寬鬆長褲，手腕上戴著銀色手鐲。她抹了亮色口紅，畫了深色眼線，用深藍色的髮箍把濃密的赤褐色頭髮往後箍起。她50歲生日剛過，但是看起來要年輕10歲，是一位打扮講究、有魅力的女性。她笑容明媚，嘴唇豐滿，一雙深色瞳孔的杏眼裡露出一絲慎重。她的微笑很溫暖，聲音也是，但是那天晚上她做的事大多是傾聽，而不是訴說，就好像一位記者，在空氣中嗅著關於與她談話的人的線索。我回答她問題的時候，她草草寫下筆記，或者說至少她假裝這麼做——因為我偷瞄過去，看到她並沒有真的寫下多少東西。她專心致志做的是在觀察我——我手上的動作、面部表情和我的眼睛。就像一名優秀的記者，萊拉似乎是在用這些問題收集信息，同時感受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是在評估我的可信度。這種角色調換讓我很想知道我什麼時候能夠有機會跟她互換角色，從而更多地瞭解她。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我已經接觸到了一些真相：獲取她的信任要花一番功夫，正是因為她的好奇心促使她對斯坦福集團公司和對我都要先調查一番，才有可能同意配合。

後來我得知，萊拉不只會對時不時地到休斯敦採訪她的記者才那麼好奇的。她女兒阿德里亞娜告訴了我，當萊拉得知她要訂婚時的反應。萊拉當時說：“我們去喝一杯馬提尼。”阿德里亞娜回憶道。萊拉提議喝酒的目的不是要祝賀這場婚禮，而是要拷問準新娘：阿德里亞娜知道她將走進怎樣的生活嗎？她是否明白將來的日子會有起有落？她確定自己準備好了嗎？現在的這個男人真的是真命天子嗎？“她不易輕信。”阿德里亞娜告訴我，坦白說她以前曾經歷過相似的盤問。“而且她一定要自己的問題都獲得回答，還要真的喜歡那些答案。”

在給客戶提供投資金融產品的建議前，需要先得到滿意的答案，這當然是證券經紀行業的標準操作程序，進行基本的背景調查是行業人士應盡的職責。就這方面而言，萊拉的故事似乎體現出，在非戰爭或極端情境下與不當行為抗爭的人，未必需要展現英雄般的過人勇氣才能抵抗險惡、行事正直。在她的事例中，所需要的只是好奇、謹慎，本分地做她的工作——儘管這樣做可能會導致她失去工作，甚至其他很多東西。正如萊拉後來發現的，向斯坦福公司提出太多問題的回報是被炒魷魚。賣出存款證的回報是每為公司賺進1美元，就可以得到1%到3%的佣金，這麼慷慨的回報率可以（也確實）讓她的許多同事發家致富，她最近梳理的一份報表裡就揭露了這一點。法庭指派的負責幫助斯坦福公司的受害者們補回損失的人起草的報告顯示，在2007年，斯坦福公司有161名員工出售存款證所賺的獎金超過10萬美元，其中有29人的獎金超過100萬美元。萊拉在斯坦福工作期間，不同分公司的團隊會互相競爭，爭創最高銷量。她告訴我，休斯敦的銷售團隊被稱為得州龍舌蘭龍捲風，並且設定了每一位財務顧問每年銷售200萬美元的存款證的目標。銷售額達到100萬美元的財務顧問就可以贏得一次免費去安提瓜島旅遊的機會。斯坦福在這個島上擁有一座機場的飛機庫、一家報紙、一艘私人遊艇、一家名為亭臺的奢華飯店，裡面有一座收藏了8000瓶葡萄酒的酒窖。

當時還有集體團結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在你隔壁桌工作的人正在銷售債務抵押債券或者不完善的存款證，為什麼你不能銷售？為什麼要惹麻煩，要掃興？“如果你不銷售，就會開始覺得自己是醜小鴨。”萊拉這樣向我描述她在斯坦福工作時期的感受。就像阿希從眾實驗中的被試那樣，相信自己的判斷，不信其他參與者的共識是很困難的，不去好奇看不清狀況的人是否就是自己也很難。2007年12月，也就是萊拉被解僱的五年後，斯坦福公司的另外兩位投資顧問查爾斯·勞爾和馬克·蒂德韋爾辭職了。跟她一樣，他們也起了疑心，特別是在管理部門突然宣佈所有關於存款證銷售的文件都必須清除（手寫的票據和銷售材料都扔掉），只留下官方文件的時候。勞爾和蒂德韋爾檢查了他們的一些同事負責的若干客戶的賬戶。在每一個客戶資料裡，實際賬戶的表現要比斯坦福的宣傳冊裡反映的公司整體經營狀況要差，因此客戶資料是無效的。然而，當勞爾告訴他曾經是學校教師的妻子，自己因為擔憂而決定放棄這個高薪的工作時，他妻子的第一反應不是“我為你感到驕傲”，而是“你瘋了！”蒂德韋爾說他朋友們的反應也類似，他們說：“瞧，沒有一個地方是完美的。”這讓他覺得辭職讓自己成了一個“瘋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棄高薪的工作，冒著失去客戶的風險，使同事變得疏遠，擾亂家庭關係，與一家資產過10億美元的公司鬥爭確實是瘋了，

……

萊拉從別處獲得了支持——不是從同事那裡，而是從威廉那裡獲得支持的。她的麻煩一樁接一樁地開始後，威廉陪她研究了斯坦福公司的財務報表。萊拉失業後，他們經常見面，最後，萌生了愛情。我見到萊拉的時候，她和威廉已經結了婚。他們也是生意夥伴：威廉的辦公室就在萊拉的樓下，他們一同創立了一家名為米拉格羅之家的房地產公司。威廉是一個安靜的男子，頭髮微禿，性情溫和，舉止和藹，在講述萊拉的故事時，他把自己的作用說得極不重要。他堅稱，萊拉因為深切關心她的客戶，所以才告發了公司，不是因為別的原因。同時，他對這段經歷給萊拉帶來的情感傷害沒有絲毫的輕描淡寫。“她的尊嚴遭到了踐踏，”他告訴我，“其他人腦中有一個問號，儘管他們尊重她，但認為她對自己所說的事並沒有那麼瞭解。一些人認為她是個騙子。”

另外兩個人也給予了萊拉慰藉，那就是她的女兒阿德里亞娜和兒子阿曼多。有一天，阿曼多來她的辦公室探望，他是一個機智靈敏的24歲小夥。他告訴我：“我記得她剛跟斯坦福公司簽約的時候。你知道，這是一件大事，簡直是福報。當時感覺彷彿我們的問題都解決了—獲得了大筆獎金，能夠付得起大學學費了，債務都可以還清了，還能按揭買房。”但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她開始因為銷售存款證的任務而倍感壓力，家裡的生活就混亂起來。阿曼多從他媽媽說的話裡感受到了她內心的煎熬。“這絕對是一個人與自己的鬥爭，”他修正了一下自己的說法，“一個女人與自己的鬥爭。你看得出來她絕對是在自我鬥爭。她不想失去工作，也不想做害群之馬，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問阿曼多是否還記得萊拉被開除的那一天。他點了點頭。“簡直是天崩地裂，天崩地裂。就好像被人抽了一記耳光，然後我們想—天啊！接下來要怎麼辦啊？打官司，爭取保住她的錢，她不得不請一個律師，我想我們快要破產了。那段時間真的很可怕。”

阿曼多說，他當時太小了，所以不明白斯坦福到底做了什麼嚴重的錯事。我問他，既然如此，他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媽媽可能對公司的情況判斷錯誤了。他堅定地搖了搖頭。“沒有，”他說，“一次都沒有。”然後我問他，既然他現在長大一些了，有沒有想過，如果遇到他媽媽遇到的情況，他會怎麼做。他撓了撓下巴，盯著自己的運動鞋，然後說：“問得好，問得好。”他眨了眨淺色的眼睛，說：“我不知道。這個工作我可能會繼續做一段時間。因為我看到了對這個身價80億美元的老闆嗤之以鼻的後果是多麼難熬。而且還要撫養兩個孩子，要花那麼多錢，不能失去工作。如果當時我能跳槽做別的工作，也許還可以，但是我還是惦著我的這份工作和獎金……”他的聲音越來越小。

“順便說，我媽媽會因此討厭我的。”他補充道。我懷疑這種擔心根本不必要，因為他所說的只不過反映了萊拉當時的痛苦掙扎給他留下的影響。阿曼多無疑是崇拜他母親的。他告訴我說：“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堅強的人。”但是，顯然他也感受到了學習母親榜樣的後果，也看到了支持她的原則的代價。也許有時他會懷疑自己是否堅強到足以獨自承擔那些代價，或者只是希望萊拉不要那麼堅持她的原則，放過自己，也放過他，讓他們免遭彷彿是自找的那些吞沒他們生活的混亂。

“我是否希望我媽媽留在斯坦福繼續賺錢？”阿曼多突然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樣問我，“有點希望，你懂的。”

儘管原因不同，但是休斯敦很多人都跟阿曼多想法相似。從《時代週刊》2002年封面人物的故事來看，告發者都會遭遇騷擾和誹謗，直到被證明正確，才會變為人民英雄。因為，如果一個告發者的正義得到了伸張，那麼這對於所有保持沉默的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對通過沉默來獲得可觀收益的隊友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成為這樣一個象徵，讓萊拉在美國國會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於巴吞魯日舉行的聽證會上發言後，獲得了連連喝彩，也讓她在糾結到底要不要出席並做證的時候無比煎熬。“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有沒有跟你說過。”我們去參觀斯坦福總部的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我在休斯敦待的最後一天，她告訴我說，“那時候我吃不下東西，在做證前的一整個星期都胸悶氣短。我緊張得一塌糊塗，胃也難受，身體也難受，感到彷彿什麼東西在撕扯，不停地撕扯。”——她的雙手緊緊地攥著拳頭——“一刻不停，24小時如此。”

萊拉不安的原因已經不再是擔心美國金融業監管局（當時全美證券交易商協會已經改成了這個名字）或者證券交易委員會不會聽自己說的話，而是它們儘管會專心地聽，但是會因為她使它們難堪而憎恨她。萊拉接到做證邀請的時候，還是一名已註冊的財務顧問，在一家小型獨立證券交易公司有著穩定的職位。2009年7月，那場聽證會召開的一個月前，《福克斯》的新聞記者亞當·夏皮羅採訪了她，她第一次公開講述她在斯坦福公司的經歷。採訪播出後不久，她當時公司的一個經理打電話告訴她，他看了那段採訪，現在要解僱她。“他說，‘你抹黑了監管人員。’”萊拉回憶道。那位經理還對萊拉寄匿名郵件給美國金融業監管局，而且郵件被轉發感到很不高興，他暗示稱萊拉為斯坦福公司的受害者建立了恢復小組，且可能通過此舉從中獲益。

萊拉震驚到無語，因為她主動幫助斯坦福的受害者們恢復部分損失，所以多年前無視她寄匿名郵件揭發斯坦福公司的龐氏騙局的那個機構，現在正在採取行動調查她提出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那時候我真的想說，夠了，”萊拉告訴我，“我不想繼續待在這個行業裡了——它讓我無比噁心。”正如安然公司的醜聞曝光後，萊拉再一次考慮換一個行業。後來她改變了主意，決定利用自己的聲音，打電話給公司老闆解釋事情的前因後果，然後提到如果福克斯新聞做一個追蹤採訪，問這個剛剛接受了網絡採訪的告發了斯坦福公司的人，怎麼又因為說出真相而被另一家公司炒了魷魚，會有什麼後果。那家公司很快撤回了決定，而且後來萊拉的律師通知它萊拉準備去出席國會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時，也沒有再提反對意見。

然而，儘管如此，萊拉仍然因即將做證感到十分糾結，不是因為這可能令她身陷麻煩，而是因為她仍對一個屢次讓她深深失望的行業抱有忠心。“我從來沒有面對過監管人員和參議員。”她告訴我，“我當時還是一個註冊的財務顧問。我感到彷彿自己正在背叛我的行業，出賣我的行業，而我曾經深愛它那麼久。”

巴吞魯日的聽證會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大衛·維特召集的，他將與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同事理查德·謝爾比一同寫信給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總監察長辦公室（OIG），要求對這一機構有關斯坦福事件的處理進行一次“全面完整的調查”。這是憤怒的參議員起碼能為生活在他們所管轄的州的受害投資人能做的事，然而，顯然他們沒有要求另一個處理斯坦福事件的機構進行應有的調查，即他們所服務的政府機構。即便在一個民主國家，也沒有人能夠讓他人帶著尊重聽你說話，但是如果你像斯坦福公司在1999年到2008年間做的那樣，向政客支付230萬美元，並且再花500萬美元遊說國會的話，那麼你成功的可能性就會非常大。斯坦福在加勒比領導層會議的成員身上投入了特別的關注，艾倫·斯坦福請這個組織的國會代表坐私人飛機去安提瓜島，享受奢華酒店，享用龍蝦和魚子醬大餐，遊覽這個島嶼，並與他親切交談。“如果不是因為艾倫，我今天肯定不會在這裡。”那個領導層會議的成員之一，紐約國會議員約翰·斯威尼在某次參加這樣的旅行時告訴《安提瓜島太陽報》。“人們因為一個人在華盛頓大廳裡的身份和地位而注意到他。”他們確實注意到了艾倫·斯坦福。2001年，斯坦福為了阻止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通過一項允許州和聯邦監管人員交流有關欺詐案調查的信息的法案，給一個國家遊說集團送上了10萬美元。這項法案因而一直無法獲得投票的機會。一年後，一項推動聯邦加強對離岸銀行監管的法案正在準備中。斯坦福給了參議院共和黨競選委員會4萬美元，給了布什總統就職委員會10萬美元。為了保住公司的根基，斯坦福還另花了50萬美元給民主黨。這一舉措進行得毫無聲息，無人提起。

2009年2月17日，在聯邦官員離開斯坦福總部的幾個小時後，美國共和黨國會委員會主席兼國會議員皮特·塞申斯給艾倫·斯坦福的一封電子郵件裡這麼寫道：“我愛你並信任你。”這名議員從斯坦福和他的職員那裡收了44375美元的競選捐贈費。

在參議員維特和謝爾比要求進行的調查中，沒有關於斯坦福是否收買過他們的同事——或者讓他們保持沉默——的調查。調查僅由證券交易委員會獨立進行，其結果於2010年4月16日公佈給新聞媒體，就在同一天，證券交易委員會向高盛公司提起了民事訴訟，控告它帶有欺騙性地銷售一種綁定次級貸款的擔保債務憑證（CDO）。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相撞的結果是，高盛集團的案件搶佔了各大新聞頭條，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總監察長辦公室（OIG）對於斯坦福不端行為的曝光卻幾乎無人問津。OIG發現，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斯坦福公司進行的第一次調查是在1997年，那是在萊拉開始為斯坦福工作的三年前，當時證券交易委員會沃思堡市辦事處的檢查小組進行了一次評閱。檢查小組的主管總結稱，斯坦福公司存款證的亮眼收益“絕對是荒唐的”。這次調查的結論是“可能存在虛報，有可能是一個龐氏騙局”。這個引人警惕的消息出來後，證券交易委員會沃思堡市辦事處派執行小組進行一次為期三個月的調查，但是調查突然中斷了，當時它才剛提出讓斯坦福自願提供文件的要求，而且還被拒絕了。四年後，這個檢查小組又遞交了一份報告。報告再一次指出斯坦福公司的存款證高於市場水平的收益可能存在貓膩；但這次又是毫無進展。檢查小組第三次遞交報告是在2002年，很快證券交易委員會開始聽到一些外部人士表達他們的擔憂，其中，有一個墨西哥的會計說她75歲的老母親把一生的積蓄都投資了斯坦福公司的存款證。2002年10月28日，那位會計寫信給證券交易委員會說：“請徹查斯坦福公司，確保許多投資人不要受騙。這些投資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信賴美國的金融體系。”

……

在休斯敦的時候，我電話聯繫了一位名叫路易斯的男子，他是墨西哥的一家家族經營的輪胎公司的老闆，曾經是萊拉的一個客戶，後來萊拉跳槽到了斯坦福公司工作，路易斯仍然信任萊拉，讓她管理自己的錢。萊拉被斯坦福公司解僱後，路易斯曾經跟她討論過存款證。儘管他聽了萊拉的警告，但是仍舊決定把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到存款證上。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它們聽上去很專業。據說這家銀行發展得相當迅速，收益越來越好——它贏得了你的信心。”他補充說，萊拉的警告“讓人難以相信”，還有一個原因是路易斯過於信任美國的金融體系。“以前，你感覺美國的機構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機構運作得更好，而且那些機構由政府部門監管，評級機構還會把關，”他告訴我，“這給你一種安全感，讓你感到這一體系有保障。”那現在呢？“現在，我感到他們狼狽為奸，竭盡所能地利用老百姓。”我常常好奇萊拉為何沒有像這樣地對體系失去信心，但是後來我逐漸意識到，其實她也失去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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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時刻

常常是黎明即將到來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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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美]埃亞勒·普雷斯（Eyal Press） 著

劉靜雯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5月出版

在世俗認可的觀念與看似堅實的制度面前，“說不”是一件極需理智的頭腦和道德勇氣的事情。在本書中，記者埃亞勒·普雷斯以多年的觀察、採訪入手，以神經科學、組織行為學和道德心理學的前沿實驗成果為輔助，講述並分析了四個普通人如何為“正義”發聲的故事。

從“二戰”前庇護猶太難民的瑞士移民局警官，到巴爾幹種族屠殺中拯救異族難民的塞爾維亞人；從違抗軍令為巴勒斯坦受難者提供援助的以色列士兵，到華爾街揭露客戶存款黑幕的分析員——在一個個看似簡單的舉動背後，他們打破偏見，捍衛良知，凸顯出平凡靈魂中亦有抵抗“平庸之惡”的巨大力量。

關於“以理抗疫”系列專題

“以理抗疫”是三輝圖書（ID：sanhuibooks）為新冠病毒爆發事件所特別策劃的系列專題。我們將從三輝過往所有的出版物中精選出能夠關照此次事件的篇章，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歷史、文學等多個領域。根據書摘所描述的對象，推送將分為說理者、倖存者、記錄者等不同的篇章。

也許，病毒可以通過口罩和消毒水被防範和殺滅，而人性卻如綠色藤蔓一般，生長和纏繞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代代相傳。如果這注定是一段不能也不會被遺忘的歷史，那麼，公正的視角和理智的判斷將會是每一個倖存者能夠保留的唯一武器。我們希望讀者能夠通過閱讀和思考，更為清醒地認識此時、此地、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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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美國證監會 銀行 人生第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