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的瘋馬

所謂“春夏榜案”，是指洪武三十年的科考，上榜51人的籍貫全是南方人，無一個北方人，然後有人“舉報”南方人主考官舞弊，朱元璋派人調查，認為確實有人舞弊了，於是大興牢獄......。

如果一定要說"春夏榜"是一起舞弊案的話！

那麼，我要說，在此案中唯一大搞舞弊的恰恰是朱元璋本人，而不是主持科考的主考官們。

因為朱元璋在此案中“包藏禍心”，玩殘了天下讀書人，故意找茬打擊南方士子的社會名譽，以抬高大明朝廷的美譽度。

可能有人要說，“你又來黑朱元璋，有意思嗎？”

請聽我慢慢道來......。

朱元璋這個千年一遇的皇帝，雄才大略，謀計綿密，做事情從來是千萬裡伏筆，長線堅忍，時機一到，雷霆萬擊，無人能逃，無處可逃！

話要從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說起，自大宋開始有意識的“重文輕武”以來，中華大地形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氛圍。

一個人只要會讀幾本書，識得幾個字，哪怕手無縛雞之力呢，那麼長的妖魔鬼怪呢，哪怕任何生活能力也沒有呢，老百姓們也視他們為人上人，聽他們的話，服他們的管，地方事務全被他們把持。

朱元璋派去的縣官都不如這些讀書人威風！朱元璋很生氣。

比如“范進中舉”就形象的說明了這個問題，人人瞧死了的窮酸范進一中舉，地方官馬上送錢送地送房攀親戚。

到洪武三十年的時候，大明社會承平日久，不見兵戈，天下所有人家，只要稍微有點餘糧剩錢，一定要供養一個子弟去讀書的。

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南方地區，讀書科舉的風氣非常濃厚，家家戶戶不惜財力，不惜人力的辦學興教，要是用現代語言來說——南方地區“升學率很高！”

明代的所謂升學率很高就是指：

社會上讀書識字的兒童超級多——因為不缺錢不會失學，基本上都可以考上童生——勤奮點的童生，家教嚴格教師負責點的童生，基本上都會考上秀才——有點聰明再加上堅韌不拔再有點運氣，還有財力支持的基本上會考上舉人——然後會考上進士，榜眼，探花，狀元。

而北方地區呢？升學率就沒有那麼高。

因為北方經濟不如南方發達，不是因為北方人比南方人笨，而是地理水文的緣故，南方水網發達，莊稼一年兩熟或者三熟，氣候溫暖，房前屋後，僻山野溝也可以種桑養蠶，找錢很容易。

北方風硬天寒，生存比較艱難，人口亦少，連首都也是南方城市南京，北方缺乏消費市場，市場經濟也起不來，家長們有心讓孩子們讀書也無力買書延請教師呀！不要說什麼狀元探花進士舉人了，連學齡兒童能如願讀書，一個村子也沒有幾個的。

一句話，入學率都不忍淬讀，談什麼升學率，談什麼考秀才，中舉人，做狀元呢？

就算有家長砸鍋賣鐵送孩子入了學，絕大多數的孩子還是會失學的，因為財力不繼也。

在和平年代的考場上，大明年代的北方人真的不是南方人的對手，這是事實！

按說呢，這也是沒有辦法，考場嘛！各憑自己本事考唄！別人家有錢讀書也是人家父母努力的結果，算是“公平”！

但是，大政治家朱元璋的“公平”不能這樣“公平”，他需要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平”，他需要全國一盤棋的發展，他既需要南方人也需要北方人進入他的朝廷做官。

朝廷官職不可以被南方地區壟斷的，並且還是江浙那麼一小塊地區壟斷，長此以往，國家會分裂的。

到1397年（洪武三十年）這一年春天，天人舉人聚集南京都城，參加禮部會試，南方人翰林學士劉三吾主考，榜發之時，全榜51人皆為南方人，落第的舉人們惱羞成怨，紛紛上書“告發”劉三吾身為南方人偏袒南方人，有意識的不讓北方人進士及第。

稍微有點思考能力的也會明白這是誣告，以朱元璋殺官鎮貪的“野蠻作風”，一個合情合理只是不合法的“空印案”朱元璋殺官吏好幾萬。

劉三吾怎麼敢袒護整個南方地區呢？就算他打算在主考時候弄錢，也只會南北方通吃呀！何苦做的這麼明顯呢？

然而，朱元璋“相信”了，派人調查。

我們一定要相信，經過朱元璋30年的鐵血治理，大明官員們是很老實的，無人敢欺騙朱元璋的，你能比李善長，胡惟庸還聰明嗎？

調查的人回報說：“北方士子的試卷，不僅文采、立意各方面都明顯質量不高，而且還有很多觸犯忌諱的語句。因此認定本次科考公正性毋庸置疑。”

落第的舉人們更憤怒了——說舞弊呢，你幹麼汙人文采不好，你要幹啥，你們和劉三吾是不是一夥的呀！

於是，紛紛向朱元璋告發——他們故意的抽出水平低的文章糊弄您呢，陛下，他們欺負您學問不高！

朱元璋大怒，下令主考官劉三吾充軍，狀元宋琮充軍，其他人等一律剝奪功名，殺的殺，貶的貶，一切重來，再考一次。

然後，當年夏天就又考了一次，錄取的全是北方人，算是為朝廷注入了一點“北方人”新鮮血液。

重要的是第二年的神操作，可以驗證朱元璋是“明白怎麼回事”的。

朱元璋不是不懂此案到底怎麼回事，他就要借題發揮，殺人立威，羞辱讀書人，以達到穩固他統治的目的。

第二年，他下令——以後科舉，天下士子按其所在地區，各憑本事考試，決出優勝者，然後再進京統考，人為的提高了落後地區的“升學率”。

自此以後一直到大清朝，皆沿用了這種“分區劃線”的發掘人才制度，證明了這個辦法好用，這已經類似於現在的高考制度了。

只是可惜了劉三吾，宋琮一眾人等，明明十年寒窗苦讀，沒招誰沒惹誰，好容易金榜題名了。

朱元璋為了實施他“政治穩定，區域發展平衡”的國家大計，借了他們的人頭去用。

有什麼辦法呢！古來的帝王之術皆是如此，“借我人頭一用”！

葭明通半瓶歷史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這一年的科舉考試有一個奇特之處，無論是一甲，還是二、三甲，考中的51個人中竟然沒有一個北方人。於是，那些落榜的考生就聯名上書說考官劉三吾等人是南方人，照顧老鄉而不錄取北方人。

明太祖看到奏疏後十分生氣，下令凌遲處死考官白信蹈、張信等人，而劉三吾因年老被髮配邊遠地區。其次，明太祖還親自閱卷，重新補錄了61人，而且全是北方人。

這就是明朝開國科舉的第一大案——春夏榜。

當時，明朝剛剛建立了不久，北方由於戰亂的影響，在經濟、文化上都比不上南方的。因此，北方考生的文化水平自然就很難趕上南方考生，而考官根據文章的好壞來錄取，這沒有什麼錯。就算有錯，也不至於凌遲處死。難道真的是因為張信以前得罪過明太祖，所以明太祖以此來作為藉口，新舊賬一起算嗎？或者是劉三吾等人科舉舞弊嗎？

其實，“春夏榜”未定是一起舞弊案，可能是是明太祖借題發揮，因為他要限制南方的勢力過大，而且南北的發展需要兼顧，需要平衡。

“春夏榜”案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舉行了明朝的第一場全國性的鄉試，任命宋濂為這次考試的主要負責人。當時，“兵後廢學，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因為受戰亂的影響，所以這次的考試錄取的要求並不高，錄取率也高達50%以上。

次年，在京城舉行會試，一共錄取了120名考生。後明太祖親自殿試，排出了一、二、三甲，其中浙江籍就有三十一名，佔了全部人數的三分之一。

科舉制作為明朝選取人才的機制，還是比較可靠和公平的。但是，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卻下令停止舉行會試，不久就廢止了科舉考試，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當時由於科舉的一些弊端，導致選取的人才大多數都是“考試機器”，只知道鑽研經學，而不會交談。而明朝新立，需要的是實幹型人才來恢復國家的運行，而非“考試機器”，所以明太祖廢止科舉也是情有可原的。

科舉一廢就是十年，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才恢復。這時，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國家的經濟、文化等方面得到了恢復，對人才的需求也不單單是實幹型人才了，還需要一些在文化方面有研究的人，所以恢復科舉勢在必行。

在恢復科舉後，科舉制也是一路順風順水的，沒有什麼太大的波折，但是“春夏榜”案打破了這安穩的局面。

洪武三十年（1397年），通過科舉考試會試的一共有52人。後經過殿試，選定了狀元陳安阝、榜眼尹昌隆、探花劉諤，以及排除二、三甲的人員。本來這是一次很常規的科舉閱卷流程，卻因為一個“上書”改變了。

當時，因為這52名的新科進士中竟然沒有一個北方人，所以落榜的考生就上書說劉三吾等人都是南方人，照顧老鄉，所以就不錄取北方人。事情越鬧越大，更是驚動了明太祖。

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

明太祖看到奏疏後，十分生氣，“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但是，劉三吾等人從落選的北方考生的卷子中又選取了比較好的一百多份試卷，每人十份，重新閱卷，結果還是沒有一個北方人。

後來，有人說“信等故以陋卷呈”，專門選一些差的卷子來審閱，卻不找好的。明太祖大怒，親自閱卷，錄取了61人。後經過殿試，選定了狀元韓克忠、榜眼王恕、探花焦勝，而這些人都是北方人。

明太祖大怒，而負責這次考試的劉三吾等人因此遭了殃，“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而狀元陳安阝和探花劉諤也被髮配戍邊。

當時，由於劉三吾等人負責閱卷的考試在春二月，稱“春榜”；而明太祖親自閱卷的在夏六月，稱“夏榜”，兩次考試共錄取了123人，也被人稱為“春夏榜”，又因為春榜中錄取的都是南方人，而夏榜的都是北方，所以也叫“南北榜”。

“春夏榜”也成為明朝開國以來科舉的第一大案。但是，“春夏榜”案一直以來都被人認作是科舉舞弊案，是劉三吾等人在徇私舞弊，偏袒南方人，所以明太祖才會大怒，是官員們自討苦吃。

劉三吾徇私舞弊？

其實，說劉三吾等人徇私舞弊是有一定根據的，因為春榜中錄取的人都是南方人，而劉三吾也是南方人，自然會引起北方考生的不滿，說劉三吾等人徇私舞弊。但是，以劉三吾為人是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春夏榜”案不一定是一場舞弊案。

史書記載，“劉三吾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劉三吾城府不深，人品還不錯，不但自己不會如此做，也不會允許旁人做“舞弊”之事。

其次，在“春夏榜”案之前，劉三吾與明太祖討論治民之道，提出南北風俗不同，應該區別對待，南方德化，北方威制。而明太祖直接呵斥其說：“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

劉三吾“悚服頓首而退”，以此來看，劉三吾本來就得罪了明太祖，應該是不敢在同一個問題上再次犯錯，自尋死路。這樣一來，會不會有另外一種的情況存在？

南方官員勢力過大

在“春夏榜”案中，明太祖把考官白信蹈、張信等凌遲處死，劉三吾因為年老而被髮配邊遠地區，狀元郎陳安阝和探花劉諤也被髮配戍邊。

由此可見，明太祖對於涉案官員的懲罰力度還是很大的，但僅僅是因為“舞弊”就大動干戈，殺害官員，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了。其實，明太祖這樣做，還有一個原因是南方勢力大，需要限制南方的官員勢力。

熟讀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太祖的發家之地是在應天府，長江的中下游，江南之地。由於古時的交通不夠方便，信息也不夠流通，所以明太祖在建立明朝之時，身邊的文武大臣絕大多數是南方人，比如徐達、常遇春、李善長等人。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首次大封功臣，封國公的有李善長、徐達、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鄧愈、馮勝六人，六人皆是淮西人。而終洪武一朝，封公者有十一人，除上邊的六人之外，還有藍玉、湯和、胡顯、常升，都是淮西人。而封侯者共計五十七人，也是以淮西人居多。

甲午，告武成於郊廟。丙申，大封功臣。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

其次，由於戰亂的影響，北方在經濟和文化上都比不過南方，而此時明朝剛剛建立，國家上上下下百廢待興，急需實幹型的管理人才來恢復國家運營。而這些人才從哪裡來？自然是從文化優勢較大的江南地區舉薦而來，明初，明太祖通過科舉和舉薦，把一些有文化的南方人招進官吏隊伍。

由此可見，無論是明太祖的創業隊伍、還是後來的管理隊伍中，官員都是以南方人居多。而一些人因為在“取天下”中建立了不少功績，所以在明朝建立後，一般都是封官進爵，身居高位。

因此，南方勢力一旦抱團合作，就會迅速崛起，權傾朝野，甚至危及皇權。所以，明太祖必須想一個辦法來限制朝廷中南方官員的數量，打擊南方官員勢力。而“春夏榜”是個不錯的選擇，雖然有點粗暴，但是很有作用，而且一舉多得。

從這裡來看，“春夏榜”案未必一起科舉舞弊案，可能是一個“政治權衡”的案件。因為明初南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反差過大，呈現出兩極化，是極其不利於明初政策和教化的推行，所以明太祖有可能借題發揮，想通過“春夏榜”案來打擊南方官員勢力，同時也平衡一下南北方的文化。

南北的文化要兼顧、要平衡

為什麼說“春夏榜”是一種政治權衡的手段？我們先看看明初南北方的文化差距。元末明初，由於十多年戰亂的影響，而且北方地區平定的時間也比較遲，所以北方在經濟、文化上面都是遠遠地落後於南方地區的，南北方文化是失衡的。

其實，南北方文化失衡應從南宋說起。

在中國歷史上，最先開發的地方是黃河流域，從秦漢到北宋時期，國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但是，南宋時期不同，由於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南遷，文化的中心也隨之南遷，這樣就導致了北方的文化頓時衰退。

到了元朝時期，元朝統治者雖然在政策上鼓勵和支持北方文化的復興，但是因為種族歧視的存在，南方士人一直得不到重視，所以北方的文化依舊是衰敗的。

這樣一來，等到明太祖建立明朝之時，將要面臨一個南北方文化失衡的格局。而明太祖作為一國之君，自然是希望其“朱家”可以傳個千秋萬代，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的。但是，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依靠推行各種政策，教化於民。而南北方文化失衡不利於政策的推行，所以要平衡一下。

此時，“春夏榜”案應該是明太祖的一種政治手段，在推進北方文化復興之餘，將有利南北方文化平衡，有利於政策和教化的推行，更是利於鞏固其自身的統治地位。

結語

通過上文的闡述，“春夏榜”案表面上可能是一起科舉舞弊案，明太祖不滿官員們“偏私南方人”的行為，所以才會對他們進行嚴厲的懲罰。但是，在深層上則是一場“政治權衡”，是明太祖在借題發揮。

通過“春夏榜”案，明太祖成功地安撫了北方考生的情緒，避免了產生更大的動亂。同時，通過這一案，明太祖打擊了朝廷之中的南方官員勢力，平衡了南北方的文化，這也將有利於政策和教化的推行，鞏固明太祖的統治地位。

而且，明太祖此舉是開了南北方文化平衡的先河，後經過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南北方失衡的格局不復存在。就算再次失衡，後代帝王都可以從容的解決。

豬哥亮哦

洪武三十年(1397)的會試,主副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從全國幾百名舉人中,點出52名貢生,其中又以宋琮為貢生第一,上報給了皇帝。

經皇帝過目,會試發榜。貢院的負責官員將貢生名單抄錄在黃榜上,張貼在貢院門口。

然而黃榜剛一貼出,立即群情譁然,引來紛爭。黃榜上北方舉子統統落選,從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後一名的劉子信,全部都是來自江南的考生。

接下來的殿試,福建間縣的陳某又被取為狀元,北方舉子愈發不滿兩。

於是他們認為,由於主考官翰林學士劉三吾、副主考官白信蹈都來自南方,就有意壓制北方オ子而祖護南方人,使得南方的考生都得以高中,而北方考生無一中選。

這一說法很快得到大多數北方舉子的認同,群情激憤,不肯善罷甘體,紛紛揚言鬧事。他們用泥團土塊將高懸的黃榜打得七零八落,隨隨後召集了一些同樣不滿的落第學子,浩浩蕩蕩地向禮部闖去。

禮部接到控訴劉三吾等人私取同鄉的奏報,趕緊請來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錦衣衛,鎮壓考生遊行隊伍。然而事態越鬧越大,還沒有離開京城的北方考生再度組織遊行示威,並且寫了大批字帖貼滿了南京的大街小巷。

禮部見大事不妙,便立即向朱元璋上書彙報。朱元璋異常震怒,決定親親自查間主考官劉三吾。劉三吾飽讀詩書,才學名譽江南,自擔任翰林一職以來,已逾幾十年。

如今85歲高齡的劉三吾,已經是首席侍講翰林學士,且被委以授東宮太子經的重任。劉三吾對朱元璋說:“北方在元朝的殘酷統治下民不聊生,連年戰爭對當地文化教育推殘極大。

這些年來,北方舉子文章遠不如南方舉子,成績相差愈發懸殊,已是不爭的的事實。所以才會出現南優北劣的局面。

朱元璋其實本來就對南方地主知識分子有些不滿,又因為國家要加強北方邊境防守,北方正是用人之際。這一科選出的進士都是南人,他就有些不快。於是他又下今翰林院侍講張信主持會試複查。

經過20多天的鎖院查卷後,張信向朱元璋如實稟告複查結果:“南北考生成績相差確實懸殊,就連最後一名的劉子信,也比北方的優秀者高出許多。

北方人的試卷,僅能列為第53名,不能重新更動。朱元璋聽後,認為是張信故意把成績差的試卷拿給他看,勃然大怒,命令刑部立即捉拿劉三吾、張信、白信蹈三人,嚴加審問,要求他們說出會試實情,結果刑部同騰了好幾天大人仍舊絲毫不肯改口。

刑刑部官員只好拿出之前辦胡案、藍案時大攜刑訊通供的本事來,還將三人家著幾百口全部打入天軍,終於查出了一個涉及600多人的大型“徇利弊”集團,上報

一隻楊的幽默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發了一場著名的“科舉舞弊案”，因朝廷先後於春夏發榜兩次，故稱“春夏榜案”，又因兩榜分別錄取南北學子，因此也稱“南北榜案”、“南北榜之爭”，還因主考官為翰林學士劉三吾，故也稱“劉三吾舞弊案”。實際上，這次事件並非是真正的科考舞弊，而只是所謂的文人“風骨”所導致的一場政治風波罷了。

春榜錄取學子皆為南方人，北方舉子聯名上疏告發舞弊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又到了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時間，經過反覆斟酌，朱元璋最終任命85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王府紀善白信蹈為副主考（紀善為王府屬官名稱）。

科考進行的很是順利，經過二月會試以後，劉三吾、白信蹈先後錄取宋琮等五十一名學子。三月，經過廷試之後，最終以陳安阝為狀元、尹昌隆為榜眼、劉仕諤為探花，併發榜公示。因為發榜時為春季，故稱為春榜；又因所錄取的五十一人全部為南方學子，故也稱南榜。

發榜之後，北方學子見錄取者皆為南方人，而北方學子竟然全部名落孫山，再加上兩名考官皆為南方人，因此難免懷疑其中有鬼。於是，僅僅六天之後，落第的北方舉人聯名上疏，跑到禮部衙門鳴冤告狀，言稱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徇私舞弊，偏袒南方舉子，更有數十名考生在街頭沿路喊冤，甚至攔住官員的嬌子上坊告狀。

如此情形之下，坊間頓時遍佈各種謠言，有人說主考官收了錢，也有人說主考官“地域歧視”，總之沒有一個人相信這份皇榜是真實可信的。事情經過發酵，很快便從民間滲透到了朝堂之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熱議，先後十多名監察御史上書，要求朱元璋徹查，而朱元璋的侍讀張信等人也懷疑此次科舉有鬼。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詔，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王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和蕭揖，以及已經廷試取錄的陳安阝﹑尹昌隆﹑劉仕諤等十二人組成“聯合調查小組”，從落第舉人的試卷中每人調閱十卷，增錄北方舉子。

然而，調查小組經過數日的複核，到四月末終於給出了調查結果，但這個結果卻讓朱元璋瞠目結舌。經過複核後上呈的試卷，不僅文理不菲，甚至還有犯禁之語，由此也反映出，春榜所錄取的學子完全沒有問題。

北方學子官員群情激憤，朱元璋一怒之下全部錄取北方舉人

這個結果一出來，不僅北方落第舉人無法接受，就連朝中的北方籍官員也開始懷疑其中有問題，畢竟朱元璋是自南方起兵北伐奪取的江山，朝中南方官員極多，北方官員自然有所懷疑。於是，北方的官員要求朝廷再次選派得力官員，對考卷進行重新複核，並嚴查涉案官員。

之後，更是有官員上奏彈劾，直指劉三吾、白信蹈與張信等人勾結，故意以陋捲進呈。

到了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詔，說主持本次科舉的主考官劉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等人皆為“藍玉餘黨”，尤其是劉三吾曾於十多年前上書為胡惟庸鳴冤，因此認定劉三吾為“反賊”，結果，包括“十二人調查小組”在內的涉案官員全部受到嚴懲。張信被凌遲處死，劉三吾等人全部被髮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

六月，朱元璋親自舉行殿試，之後欽點韓克忠為狀元﹑王恕為榜眼、焦勝為探花，併發榜公示，因發榜時間為夏天，故稱之為夏榜；又因錄取的學子全部為北方人，因此也稱北榜。

該案造成的直接影響便是明朝從洪熙元年（1425年）開始，朝廷開始分南北卷分別取士。然而，南北分榜之後，卻又造成朝堂上的派系之爭，中榜的考生因地域關係親疏極為明顯，同榜之間的考生拉幫結派成為常態。

劉三吾等人真的徇私舞弊了嗎？事實上不過是文人的“風骨”罷了

關於主考官劉三吾，《明史》對其評價道，“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也就是說他乃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而朱元璋之所以會任命他為主考，也是考慮到了他的才學和品行，因此很難說他會在科舉中對考生進行偏袒。

事實上，此次科舉大案的發生雖然是個偶然事件，但卻有一定的必然性。自五代十國以來，中國政治經濟逐漸向南發展，南方的經濟文化已經迅速趕超北方，而北方則由於五代十國以來屢遭戰亂，百姓流離失所，北方學子在學風和學識方面已經與南方士子存在著較大差距，因此春榜錄取皆為南方學子，雖然有一定偶然原因，但同樣也擁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然而，朱元璋本來就是一個疑心較重的皇帝，以明初的“空印案”為例，本是朝廷官員為了節省時間而取巧，朝廷也從未對此進行明令禁止，但朱元璋得知之後，卻擔心朝中官員彼此勾結欺上瞞下，結果釀成巨大慘案。到了南北榜案，由於春榜的確太過奇怪，而複核後的結果又大為出乎意料，他難免便懷疑朝中官員相互勾結，故意徇私舞弊。

此外，皇帝和官員所處立場不同也是此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南北榜案爆發之後，面對北方官員學子的群情激憤，雖說南北學子學識差距明顯是客觀事實，但作為皇帝不得不考慮到北方官員和學子的感情，為了平息風波，為了朝廷的穩定，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做出妥協。然而官員卻不同，他們認為只要行的端、坐得正，沒犯錯就不該退步，更不該為了平息風波而做出退讓，這違反了他們心中的“道”。

劉三吾作為士林領袖，他更看重的是什麼？聲望、風骨、名士氣節而已，文人為了這些甚至可以不惜性命。如果他做出了讓步，那麼就等於承認了自己徇私舞弊，這對於他的聲望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更何況他已經85歲高齡了，為了身後名又何惜這條性命。

作為後世之人，其實我是比較理解朱元璋的，他之所以會在五月份突然態度強硬，之所以處置如此多的官員，其實惱怒的倒不是他們是否真的徇私舞弊，而更多是他們竟然為了所謂“風骨”而對江山社稷如此漠不關心，不理解自己的苦心。

若是真的徇私舞弊，為何主考官劉三吾僅僅流放，曾經質疑劉三吾、又負責審核的張信卻慘遭凌遲，而戴彝、尹昌隆卻因在複核之後推薦北方士子而得以免罪？朱元璋此舉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朱元璋之後發佈的夏榜更是將其狠辣的手段表現的淋漓盡致，幾乎就是在賭氣，你們既然敢全部錄取南方舉子，那麼我就全部錄取北方舉子，南方一個也不錄取。

如上所述，與其說此事是一樁科場舞弊案，倒不如說是因文人“風骨”而引起的一場政治風波。

香茗史館

事件的來龍去脈

明王朝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在這一年，一場科舉考試引發了一系列的動盪。

所謂“春夏榜案”，即是“南北榜案”，事情的來龍去脈也很好了解。二月會議，朱元璋以劉三吾﹑白信蹈為考試官，進行這場考試中“優等生”的篩選，又經三月殿試之後，做出了一份錄取的排名，而所錄取的51人，全部是南方人，也稱為“南榜”。

此次事件的後果，就是北方不滿，畢竟北方人沒一個被錄取的，這怎麼可能讓北方接受呢，於是乎，就有了北方人的聯名上疏，民間對此議論紛紛，甚至於，還有當街攔住官員告狀的，朝堂之前，更有監察御史對此事的質疑，朱元璋針對此事，下令“徹查”。

可是，徹查之後，遞交到朱元璋那的結果，就是經過複閱，以及仔細的審核內容，認定北方的考試文章確實不如南方，本次錄取，絕對是公平公正，沒有什麼黑幕的。

這種結果一出，不說朱元璋怎麼想，朝堂上的北方籍的官員就已經炸鍋了，紛紛表示無法接受這個結果，要求再次審核，民間輿論更是愈演愈烈，亦有說主考官收了賄賂，以及調查小組故意用差的試卷複核等聲音的出現。

朱元璋對此是怒氣沖天，不管是對考生還是對百姓，此事都要有個交代，五月份下詔，嚴懲劉三吾等一批牽扯進來的官員，有的發配流放，有的處死，並在六月份，朱元璋親自過問考試一事，欽點錄取一批人，而這次錄取的全是北方人，此稱為“北榜”。

這究竟是一場什麼事件

這個事件，怎麼說呢，可以說是“由一場科舉事件而引發的政治事件”。

南北榜案的原因出在科舉上，錄取的人是一邊倒的情況，自然引發了另一方的不滿，而不管是最初的全部錄取南方人，還是後來的全部錄取北方人，都是凸顯出了一個詞——平衡。

南北榜案之後出現的“南北取士”，則更有利於統治者進行全盤的利益均衡掌控，通過一種科舉上的平衡，來擴大統治者的統治基礎以及更好的籠絡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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