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的疯马

所谓“春夏榜案”，是指洪武三十年的科考，上榜51人的籍贯全是南方人，无一个北方人，然后有人“举报”南方人主考官舞弊，朱元璋派人调查，认为确实有人舞弊了，于是大兴牢狱......。

如果一定要说"春夏榜"是一起舞弊案的话！

那么，我要说，在此案中唯一大搞舞弊的恰恰是朱元璋本人，而不是主持科考的主考官们。

因为朱元璋在此案中“包藏祸心”，玩残了天下读书人，故意找茬打击南方士子的社会名誉，以抬高大明朝廷的美誉度。

可能有人要说，“你又来黑朱元璋，有意思吗？”

请听我慢慢道来......。

朱元璋这个千年一遇的皇帝，雄才大略，谋计绵密，做事情从来是千万里伏笔，长线坚忍，时机一到，雷霆万击，无人能逃，无处可逃！

话要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说起，自大宋开始有意识的“重文轻武”以来，中华大地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

一个人只要会读几本书，识得几个字，哪怕手无缚鸡之力呢，那么长的妖魔鬼怪呢，哪怕任何生活能力也没有呢，老百姓们也视他们为人上人，听他们的话，服他们的管，地方事务全被他们把持。

朱元璋派去的县官都不如这些读书人威风！朱元璋很生气。

比如“范进中举”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人人瞧死了的穷酸范进一中举，地方官马上送钱送地送房攀亲戚。

到洪武三十年的时候，大明社会承平日久，不见兵戈，天下所有人家，只要稍微有点余粮剩钱，一定要供养一个子弟去读书的。

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读书科举的风气非常浓厚，家家户户不惜财力，不惜人力的办学兴教，要是用现代语言来说——南方地区“升学率很高！”

明代的所谓升学率很高就是指：

社会上读书识字的儿童超级多——因为不缺钱不会失学，基本上都可以考上童生——勤奋点的童生，家教严格教师负责点的童生，基本上都会考上秀才——有点聪明再加上坚韧不拔再有点运气，还有财力支持的基本上会考上举人——然后会考上进士，榜眼，探花，状元。

而北方地区呢？升学率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不是因为北方人比南方人笨，而是地理水文的缘故，南方水网发达，庄稼一年两熟或者三熟，气候温暖，房前屋后，僻山野沟也可以种桑养蚕，找钱很容易。

北方风硬天寒，生存比较艰难，人口亦少，连首都也是南方城市南京，北方缺乏消费市场，市场经济也起不来，家长们有心让孩子们读书也无力买书延请教师呀！不要说什么状元探花进士举人了，连学龄儿童能如愿读书，一个村子也没有几个的。

一句话，入学率都不忍淬读，谈什么升学率，谈什么考秀才，中举人，做状元呢？

就算有家长砸锅卖铁送孩子入了学，绝大多数的孩子还是会失学的，因为财力不继也。

在和平年代的考场上，大明年代的北方人真的不是南方人的对手，这是事实！

按说呢，这也是没有办法，考场嘛！各凭自己本事考呗！别人家有钱读书也是人家父母努力的结果，算是“公平”！

但是，大政治家朱元璋的“公平”不能这样“公平”，他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他需要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他既需要南方人也需要北方人进入他的朝廷做官。

朝廷官职不可以被南方地区垄断的，并且还是江浙那么一小块地区垄断，长此以往，国家会分裂的。

到1397年（洪武三十年）这一年春天，天人举人聚集南京都城，参加礼部会试，南方人翰林学士刘三吾主考，榜发之时，全榜51人皆为南方人，落第的举人们恼羞成怨，纷纷上书“告发”刘三吾身为南方人偏袒南方人，有意识的不让北方人进士及第。

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也会明白这是诬告，以朱元璋杀官镇贪的“野蛮作风”，一个合情合理只是不合法的“空印案”朱元璋杀官吏好几万。

刘三吾怎么敢袒护整个南方地区呢？就算他打算在主考时候弄钱，也只会南北方通吃呀！何苦做的这么明显呢？

然而，朱元璋“相信”了，派人调查。

我们一定要相信，经过朱元璋30年的铁血治理，大明官员们是很老实的，无人敢欺骗朱元璋的，你能比李善长，胡惟庸还聪明吗？

调查的人回报说：“北方士子的试卷，不仅文采、立意各方面都明显质量不高，而且还有很多触犯忌讳的语句。因此认定本次科考公正性毋庸置疑。”

落第的举人们更愤怒了——说舞弊呢，你干么污人文采不好，你要干啥，你们和刘三吾是不是一伙的呀！

于是，纷纷向朱元璋告发——他们故意的抽出水平低的文章糊弄您呢，陛下，他们欺负您学问不高！

朱元璋大怒，下令主考官刘三吾充军，状元宋琮充军，其他人等一律剥夺功名，杀的杀，贬的贬，一切重来，再考一次。

然后，当年夏天就又考了一次，录取的全是北方人，算是为朝廷注入了一点“北方人”新鲜血液。

重要的是第二年的神操作，可以验证朱元璋是“明白怎么回事”的。

朱元璋不是不懂此案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要借题发挥，杀人立威，羞辱读书人，以达到稳固他统治的目的。

第二年，他下令——以后科举，天下士子按其所在地区，各凭本事考试，决出优胜者，然后再进京统考，人为的提高了落后地区的“升学率”。

自此以后一直到大清朝，皆沿用了这种“分区划线”的发掘人才制度，证明了这个办法好用，这已经类似于现在的高考制度了。

只是可惜了刘三吾，宋琮一众人等，明明十年寒窗苦读，没招谁没惹谁，好容易金榜题名了。

朱元璋为了实施他“政治稳定，区域发展平衡”的国家大计，借了他们的人头去用。

有什么办法呢！古来的帝王之术皆是如此，“借我人头一用”！

葭明通半瓶历史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有一个奇特之处，无论是一甲，还是二、三甲，考中的51个人中竟然没有一个北方人。于是，那些落榜的考生就联名上书说考官刘三吾等人是南方人，照顾老乡而不录取北方人。

明太祖看到奏疏后十分生气，下令凌迟处死考官白信蹈、张信等人，而刘三吾因年老被发配边远地区。其次，明太祖还亲自阅卷，重新补录了61人，而且全是北方人。

这就是明朝开国科举的第一大案——春夏榜。

当时，明朝刚刚建立了不久，北方由于战乱的影响，在经济、文化上都比不上南方的。因此，北方考生的文化水平自然就很难赶上南方考生，而考官根据文章的好坏来录取，这没有什么错。就算有错，也不至于凌迟处死。难道真的是因为张信以前得罪过明太祖，所以明太祖以此来作为借口，新旧账一起算吗？或者是刘三吾等人科举舞弊吗？

其实，“春夏榜”未定是一起舞弊案，可能是是明太祖借题发挥，因为他要限制南方的势力过大，而且南北的发展需要兼顾，需要平衡。

“春夏榜”案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举行了明朝的第一场全国性的乡试，任命宋濂为这次考试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兵后废学，不敢求备于人，其来试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选者过半焉”，因为受战乱的影响，所以这次的考试录取的要求并不高，录取率也高达50%以上。

次年，在京城举行会试，一共录取了120名考生。后明太祖亲自殿试，排出了一、二、三甲，其中浙江籍就有三十一名，占了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

科举制作为明朝选取人才的机制，还是比较可靠和公平的。但是，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却下令停止举行会试，不久就废止了科举考试，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由于科举的一些弊端，导致选取的人才大多数都是“考试机器”，只知道钻研经学，而不会交谈。而明朝新立，需要的是实干型人才来恢复国家的运行，而非“考试机器”，所以明太祖废止科举也是情有可原的。

科举一废就是十年，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才恢复。这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家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恢复，对人才的需求也不单单是实干型人才了，还需要一些在文化方面有研究的人，所以恢复科举势在必行。

在恢复科举后，科举制也是一路顺风顺水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但是“春夏榜”案打破了这安稳的局面。

洪武三十年（1397年），通过科举考试会试的一共有52人。后经过殿试，选定了状元陈安阝、榜眼尹昌隆、探花刘谔，以及排除二、三甲的人员。本来这是一次很常规的科举阅卷流程，却因为一个“上书”改变了。

当时，因为这52名的新科进士中竟然没有一个北方人，所以落榜的考生就上书说刘三吾等人都是南方人，照顾老乡，所以就不录取北方人。事情越闹越大，更是惊动了明太祖。

三十年偕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

明太祖看到奏疏后，十分生气，“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但是，刘三吾等人从落选的北方考生的卷子中又选取了比较好的一百多份试卷，每人十份，重新阅卷，结果还是没有一个北方人。

后来，有人说“信等故以陋卷呈”，专门选一些差的卷子来审阅，却不找好的。明太祖大怒，亲自阅卷，录取了61人。后经过殿试，选定了状元韩克忠、榜眼王恕、探花焦胜，而这些人都是北方人。

明太祖大怒，而负责这次考试的刘三吾等人因此遭了殃，“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而状元陈安阝和探花刘谔也被发配戍边。

当时，由于刘三吾等人负责阅卷的考试在春二月，称“春榜”；而明太祖亲自阅卷的在夏六月，称“夏榜”，两次考试共录取了123人，也被人称为“春夏榜”，又因为春榜中录取的都是南方人，而夏榜的都是北方，所以也叫“南北榜”。

“春夏榜”也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科举的第一大案。但是，“春夏榜”案一直以来都被人认作是科举舞弊案，是刘三吾等人在徇私舞弊，偏袒南方人，所以明太祖才会大怒，是官员们自讨苦吃。

刘三吾徇私舞弊？

其实，说刘三吾等人徇私舞弊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春榜中录取的人都是南方人，而刘三吾也是南方人，自然会引起北方考生的不满，说刘三吾等人徇私舞弊。但是，以刘三吾为人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春夏榜”案不一定是一场舞弊案。

史书记载，“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刘三吾城府不深，人品还不错，不但自己不会如此做，也不会允许旁人做“舞弊”之事。

其次，在“春夏榜”案之前，刘三吾与明太祖讨论治民之道，提出南北风俗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南方德化，北方威制。而明太祖直接呵斥其说：“地有南北，民无二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

刘三吾“悚服顿首而退”，以此来看，刘三吾本来就得罪了明太祖，应该是不敢在同一个问题上再次犯错，自寻死路。这样一来，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的情况存在？

南方官员势力过大

在“春夏榜”案中，明太祖把考官白信蹈、张信等凌迟处死，刘三吾因为年老而被发配边远地区，状元郎陈安阝和探花刘谔也被发配戍边。

由此可见，明太祖对于涉案官员的惩罚力度还是很大的，但仅仅是因为“舞弊”就大动干戈，杀害官员，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了。其实，明太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是南方势力大，需要限制南方的官员势力。

熟读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太祖的发家之地是在应天府，长江的中下游，江南之地。由于古时的交通不够方便，信息也不够流通，所以明太祖在建立明朝之时，身边的文武大臣绝大多数是南方人，比如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人。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首次大封功臣，封国公的有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邓愈、冯胜六人，六人皆是淮西人。而终洪武一朝，封公者有十一人，除上边的六人之外，还有蓝玉、汤和、胡显、常升，都是淮西人。而封侯者共计五十七人，也是以淮西人居多。

甲午，告武成于郊庙。丙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封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常遇春子茂郑国公，汤和等侯者二十八人。

其次，由于战乱的影响，北方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不过南方，而此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家上上下下百废待兴，急需实干型的管理人才来恢复国家运营。而这些人才从哪里来？自然是从文化优势较大的江南地区举荐而来，明初，明太祖通过科举和举荐，把一些有文化的南方人招进官吏队伍。

由此可见，无论是明太祖的创业队伍、还是后来的管理队伍中，官员都是以南方人居多。而一些人因为在“取天下”中建立了不少功绩，所以在明朝建立后，一般都是封官进爵，身居高位。

因此，南方势力一旦抱团合作，就会迅速崛起，权倾朝野，甚至危及皇权。所以，明太祖必须想一个办法来限制朝廷中南方官员的数量，打击南方官员势力。而“春夏榜”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有点粗暴，但是很有作用，而且一举多得。

从这里来看，“春夏榜”案未必一起科举舞弊案，可能是一个“政治权衡”的案件。因为明初南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反差过大，呈现出两极化，是极其不利于明初政策和教化的推行，所以明太祖有可能借题发挥，想通过“春夏榜”案来打击南方官员势力，同时也平衡一下南北方的文化。

南北的文化要兼顾、要平衡

为什么说“春夏榜”是一种政治权衡的手段？我们先看看明初南北方的文化差距。元末明初，由于十多年战乱的影响，而且北方地区平定的时间也比较迟，所以北方在经济、文化上面都是远远地落后于南方地区的，南北方文化是失衡的。

其实，南北方文化失衡应从南宋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最先开发的地方是黄河流域，从秦汉到北宋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但是，南宋时期不同，由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南迁，文化的中心也随之南迁，这样就导致了北方的文化顿时衰退。

到了元朝时期，元朝统治者虽然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北方文化的复兴，但是因为种族歧视的存在，南方士人一直得不到重视，所以北方的文化依旧是衰败的。

这样一来，等到明太祖建立明朝之时，将要面临一个南北方文化失衡的格局。而明太祖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是希望其“朱家”可以传个千秋万代，国家可以长治久安的。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推行各种政策，教化于民。而南北方文化失衡不利于政策的推行，所以要平衡一下。

此时，“春夏榜”案应该是明太祖的一种政治手段，在推进北方文化复兴之余，将有利南北方文化平衡，有利于政策和教化的推行，更是利于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地位。

结语

通过上文的阐述，“春夏榜”案表面上可能是一起科举舞弊案，明太祖不满官员们“偏私南方人”的行为，所以才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但是，在深层上则是一场“政治权衡”，是明太祖在借题发挥。

通过“春夏榜”案，明太祖成功地安抚了北方考生的情绪，避免了产生更大的动乱。同时，通过这一案，明太祖打击了朝廷之中的南方官员势力，平衡了南北方的文化，这也将有利于政策和教化的推行，巩固明太祖的统治地位。

而且，明太祖此举是开了南北方文化平衡的先河，后经过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南北方失衡的格局不复存在。就算再次失衡，后代帝王都可以从容的解决。

猪哥亮哦

洪武三十年(1397)的会试,主副考官刘三吾、白信蹈从全国几百名举人中,点出52名贡生,其中又以宋琮为贡生第一,上报给了皇帝。

经皇帝过目,会试发榜。贡院的负责官员将贡生名单抄录在黄榜上,张贴在贡院门口。

然而黄榜刚一贴出,立即群情哗然,引来纷争。黄榜上北方举子统统落选,从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后一名的刘子信,全部都是来自江南的考生。

接下来的殿试,福建间县的陈某又被取为状元,北方举子愈发不满两。

于是他们认为,由于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副主考官白信蹈都来自南方,就有意压制北方オ子而祖护南方人,使得南方的考生都得以高中,而北方考生无一中选。

这一说法很快得到大多数北方举子的认同,群情激愤,不肯善罢甘体,纷纷扬言闹事。他们用泥团土块将高悬的黄榜打得七零八落,随随后召集了一些同样不满的落第学子,浩浩荡荡地向礼部闯去。

礼部接到控诉刘三吾等人私取同乡的奏报,赶紧请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锦衣卫,镇压考生游行队伍。然而事态越闹越大,还没有离开京城的北方考生再度组织游行示威,并且写了大批字帖贴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

礼部见大事不妙,便立即向朱元璋上书汇报。朱元璋异常震怒,决定亲亲自查间主考官刘三吾。刘三吾饱读诗书,才学名誉江南,自担任翰林一职以来,已逾几十年。

如今85岁高龄的刘三吾,已经是首席侍讲翰林学士,且被委以授东宫太子经的重任。刘三吾对朱元璋说:“北方在元朝的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连年战争对当地文化教育推残极大。

这些年来,北方举子文章远不如南方举子,成绩相差愈发悬殊,已是不争的的事实。所以才会出现南优北劣的局面。

朱元璋其实本来就对南方地主知识分子有些不满,又因为国家要加强北方边境防守,北方正是用人之际。这一科选出的进士都是南人,他就有些不快。于是他又下今翰林院侍讲张信主持会试复查。

经过20多天的锁院查卷后,张信向朱元璋如实禀告复查结果:“南北考生成绩相差确实悬殊,就连最后一名的刘子信,也比北方的优秀者高出许多。

北方人的试卷,仅能列为第53名,不能重新更动。朱元璋听后,认为是张信故意把成绩差的试卷拿给他看,勃然大怒,命令刑部立即捉拿刘三吾、张信、白信蹈三人,严加审问,要求他们说出会试实情,结果刑部同腾了好几天大人仍旧丝毫不肯改口。

刑刑部官员只好拿出之前办胡案、蓝案时大携刑讯通供的本事来,还将三人家着几百口全部打入天军,终于查出了一个涉及600多人的大型“徇利弊”集团,上报

一只杨的幽默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科举舞弊案”，因朝廷先后于春夏发榜两次，故称“春夏榜案”，又因两榜分别录取南北学子，因此也称“南北榜案”、“南北榜之争”，还因主考官为翰林学士刘三吾，故也称“刘三吾舞弊案”。实际上，这次事件并非是真正的科考舞弊，而只是所谓的文人“风骨”所导致的一场政治风波罢了。

春榜录取学子皆为南方人，北方举子联名上疏告发舞弊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又到了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时间，经过反复斟酌，朱元璋最终任命85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王府纪善白信蹈为副主考（纪善为王府属官名称）。

科考进行的很是顺利，经过二月会试以后，刘三吾、白信蹈先后录取宋琮等五十一名学子。三月，经过廷试之后，最终以陈安阝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仕谔为探花，并发榜公示。因为发榜时为春季，故称为春榜；又因所录取的五十一人全部为南方学子，故也称南榜。

发榜之后，北方学子见录取者皆为南方人，而北方学子竟然全部名落孙山，再加上两名考官皆为南方人，因此难免怀疑其中有鬼。于是，仅仅六天之后，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跑到礼部衙门鸣冤告状，言称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徇私舞弊，偏袒南方举子，更有数十名考生在街头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的娇子上坊告状。

如此情形之下，坊间顿时遍布各种谣言，有人说主考官收了钱，也有人说主考官“地域歧视”，总之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份皇榜是真实可信的。事情经过发酵，很快便从民间渗透到了朝堂之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热议，先后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而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有鬼。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已经廷试取录的陈安阝﹑尹昌隆﹑刘仕谔等十二人组成“联合调查小组”，从落第举人的试卷中每人调阅十卷，增录北方举子。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四月末终于给出了调查结果，但这个结果却让朱元璋瞠目结舌。经过复核后上呈的试卷，不仅文理不菲，甚至还有犯禁之语，由此也反映出，春榜所录取的学子完全没有问题。

北方学子官员群情激愤，朱元璋一怒之下全部录取北方举人

这个结果一出来，不仅北方落第举人无法接受，就连朝中的北方籍官员也开始怀疑其中有问题，毕竟朱元璋是自南方起兵北伐夺取的江山，朝中南方官员极多，北方官员自然有所怀疑。于是，北方的官员要求朝廷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涉案官员。

之后，更是有官员上奏弹劾，直指刘三吾、白信蹈与张信等人勾结，故意以陋卷进呈。

到了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说主持本次科举的主考官刘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等人皆为“蓝玉余党”，尤其是刘三吾曾于十多年前上书为胡惟庸鸣冤，因此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包括“十二人调查小组”在内的涉案官员全部受到严惩。张信被凌迟处死，刘三吾等人全部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

六月，朱元璋亲自举行殿试，之后钦点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并发榜公示，因发榜时间为夏天，故称之为夏榜；又因录取的学子全部为北方人，因此也称北榜。

该案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朝从洪熙元年（1425年）开始，朝廷开始分南北卷分别取士。然而，南北分榜之后，却又造成朝堂上的派系之争，中榜的考生因地域关系亲疏极为明显，同榜之间的考生拉帮结派成为常态。

刘三吾等人真的徇私舞弊了吗？事实上不过是文人的“风骨”罢了

关于主考官刘三吾，《明史》对其评价道，“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也就是说他乃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而朱元璋之所以会任命他为主考，也是考虑到了他的才学和品行，因此很难说他会在科举中对考生进行偏袒。

事实上，此次科举大案的发生虽然是个偶然事件，但却有一定的必然性。自五代十国以来，中国政治经济逐渐向南发展，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迅速赶超北方，而北方则由于五代十国以来屡遭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北方学子在学风和学识方面已经与南方士子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春榜录取皆为南方学子，虽然有一定偶然原因，但同样也拥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然而，朱元璋本来就是一个疑心较重的皇帝，以明初的“空印案”为例，本是朝廷官员为了节省时间而取巧，朝廷也从未对此进行明令禁止，但朱元璋得知之后，却担心朝中官员彼此勾结欺上瞒下，结果酿成巨大惨案。到了南北榜案，由于春榜的确太过奇怪，而复核后的结果又大为出乎意料，他难免便怀疑朝中官员相互勾结，故意徇私舞弊。

此外，皇帝和官员所处立场不同也是此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南北榜案爆发之后，面对北方官员学子的群情激愤，虽说南北学子学识差距明显是客观事实，但作为皇帝不得不考虑到北方官员和学子的感情，为了平息风波，为了朝廷的稳定，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官员却不同，他们认为只要行的端、坐得正，没犯错就不该退步，更不该为了平息风波而做出退让，这违反了他们心中的“道”。

刘三吾作为士林领袖，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声望、风骨、名士气节而已，文人为了这些甚至可以不惜性命。如果他做出了让步，那么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徇私舞弊，这对于他的声望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更何况他已经85岁高龄了，为了身后名又何惜这条性命。

作为后世之人，其实我是比较理解朱元璋的，他之所以会在五月份突然态度强硬，之所以处置如此多的官员，其实恼怒的倒不是他们是否真的徇私舞弊，而更多是他们竟然为了所谓“风骨”而对江山社稷如此漠不关心，不理解自己的苦心。

若是真的徇私舞弊，为何主考官刘三吾仅仅流放，曾经质疑刘三吾、又负责审核的张信却惨遭凌迟，而戴彝、尹昌隆却因在复核之后推荐北方士子而得以免罪？朱元璋此举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朱元璋之后发布的夏榜更是将其狠辣的手段表现的淋漓尽致，几乎就是在赌气，你们既然敢全部录取南方举子，那么我就全部录取北方举子，南方一个也不录取。

如上所述，与其说此事是一桩科场舞弊案，倒不如说是因文人“风骨”而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香茗史馆

事件的来龙去脉

明王朝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在这一年，一场科举考试引发了一系列的动荡。

所谓“春夏榜案”，即是“南北榜案”，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很好了解。二月会议，朱元璋以刘三吾﹑白信蹈为考试官，进行这场考试中“优等生”的筛选，又经三月殿试之后，做出了一份录取的排名，而所录取的51人，全部是南方人，也称为“南榜”。

此次事件的后果，就是北方不满，毕竟北方人没一个被录取的，这怎么可能让北方接受呢，于是乎，就有了北方人的联名上疏，民间对此议论纷纷，甚至于，还有当街拦住官员告状的，朝堂之前，更有监察御史对此事的质疑，朱元璋针对此事，下令“彻查”。

可是，彻查之后，递交到朱元璋那的结果，就是经过复阅，以及仔细的审核内容，认定北方的考试文章确实不如南方，本次录取，绝对是公平公正，没有什么黑幕的。

这种结果一出，不说朱元璋怎么想，朝堂上的北方籍的官员就已经炸锅了，纷纷表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要求再次审核，民间舆论更是愈演愈烈，亦有说主考官收了贿赂，以及调查小组故意用差的试卷复核等声音的出现。

朱元璋对此是怒气冲天，不管是对考生还是对百姓，此事都要有个交代，五月份下诏，严惩刘三吾等一批牵扯进来的官员，有的发配流放，有的处死，并在六月份，朱元璋亲自过问考试一事，钦点录取一批人，而这次录取的全是北方人，此称为“北榜”。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事件

这个事件，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由一场科举事件而引发的政治事件”。

南北榜案的原因出在科举上，录取的人是一边倒的情况，自然引发了另一方的不满，而不管是最初的全部录取南方人，还是后来的全部录取北方人，都是凸显出了一个词——平衡。

南北榜案之后出现的“南北取士”，则更有利于统治者进行全盘的利益均衡掌控，通过一种科举上的平衡，来扩大统治者的统治基础以及更好的笼络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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