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北史》是李大師與李延壽父子接力編撰的史學鉅著 。由於兩代人的歷史背景不同，各自為該書注入的主題思想必然相異。李大師身處隋末動亂時代，追求安定的政治局面，將統一確定為《北史》的主題思想。李延壽沒有摒棄父親的主題思想，他將淝水之戰至隋末動亂之間出現的各政權視為有機聯繫的整體，框定為北朝歷史系統，以便揭示中華社會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曲折軌跡，體現唐初結束戰亂的政治目標。不過，李延壽將父親設定的編年體例改變成家傳形式，從而在《北史》中融入頌揚門閥士族的主題思想。
李大師與李延壽父子
這是因為統一實現有年，李延壽更加關注初唐得勢的隴西世家之緣故。北朝歷史系統的內容宏富，並不影響兩代人的主題思想並存於《北史》。不過，《北史》問世之際政治形勢驟變，庶族興起而取代門閥士族，因此李延壽的主題思想也已過時。然而，作為門閥士族基礎的宗族依舊普遍存在。中華傳統文明雖屢經輾轉而終能長存不衰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普遍存在社會之中的宗族發揮了堅固凝聚的效應和相繼接力的作用。《北史》突顯了在顛沛中頑強生存的宗族及其發展規律，這正是它獨到的價值。
《北史》
背景情況
《北史》共計１００卷，不僅涵蓋北魏、西魏、東魏、北周、北齊和隋朝，而且在《序紀》中追述拓跋先世，在《僭偽附庸》中記載十六國後期諸國以及江陵後梁政權。它囊括淝水之戰到隋末動亂之間二百餘年恢宏景象，將其框定於有機聯繫該時代諸政權的歷史系統中，便於後世學者宏觀揭示這段戰亂頻仍時代的曲折軌跡，微觀探索其間種種現象的規律。
不過，《北史》是在記述十六國至隋朝之間諸政權的各類斷代史著之基礎上編撰而成的再生作品，而且在李大師和李延壽父子相繼的編撰過程中注入了各自的主題思想，由此引發學界不斷地議論。雖然歷代對《北史》的看法褒貶不一，但是反覆的批評未能泯滅這部史學鉅著，反而彰顯了它的特色，從而突出了它表述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應有的重要地位。
《北史》涵蓋北魏等朝代，時間跨度很長
一、在北朝歷史系統下深化認識
北朝一詞是在特定的政治局面下出現的，並不見於西晉以前的正史中，淝水之戰後南北對峙之勢形成，才成為南方朝廷指代北方政權的稱謂。例如，北魏孝明帝朝與梁武帝朝相持之際，魏朝遣兼殿中侍御史鹿悆出使彭城，以勸降梁朝豫章郡王蕭綜，為此鹿悆受到蕭綜屬下的質詢。比如，後梁宣帝蕭詧打算歸附西魏之際，舊臣柳霞不肯隨從，因此作出解釋，《周書·柳霞傳》記載柳霞之語道，"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變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其中所謂北朝指代西魏而言。要之，以北朝指代北方某個政權，是便於南北兩方都能接受的得體稱謂。
《周書》中相關記載
這類包含北朝一詞的例句在相應時代的正史中並不多見，然而生活在唐朝的史家李延壽卻沒有漏過如此細節。在編撰《北史》的《鹿悆傳》和《柳霞傳》時，李延壽雖然濃縮了原來文獻的文字，卻保留著北朝稱謂。李延壽這樣做，並非出於無意。
李延壽框定的北朝歷史系統對於此後的歷史著述影響甚大，北朝一詞也因此發展成為歷史學中顯見的學術用語。在框定北朝範疇之際李延壽也已釐清北朝歷史系統發展的主線，那就是從北魏經西魏至北周而降及隋朝，至於東魏到北齊的演變歷程則被明確視為北朝歷史系統中"兼"出的旁支。繼李延壽之後，司馬光將北朝紛繁的歷史整理成編年體例，歸併入所著《資治通鑑》。
司馬光《資治通鑑》中相關記載
正是在李延壽、司馬光、胡三省等史家整理北朝歷史的基礎上，現代史家陳寅恪撰成經典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探尋出參與影響隋唐制度的三大文化淵源。
上述關於北朝學術史的回顧雖然極為粗略，但是已經能夠顯示李延壽運用北朝的概念框定淝水之戰至隋末動亂之間時空範圍，以及進而編撰成《北史》的重要意義。這樣的工作看似簡單的剪輯，卻是認識上的高度凝鍊。正是由於李延壽的先鞭之功，將北魏至隋朝間諸多政權有機地聯繫成為一個整體，才便於排除割裂的、片面的觀念，才利於揭示中華帝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曲折軌跡。此後，歷代史家沿著
胡三省記念館
《北史》展示的途徑繼續深入考察，使得北朝歷史系統中社會政治的演變以及文化脈絡的發展逐漸清晰，進而認識到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應該佔有的重要地位。不過，對於北朝歷史系統認識的深化是漫長的過程，《北史》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也是在分析北朝歷史系統的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學界對於《北史》的評價經歷了由表及裡的漫長過程。
司馬光
二、塵埃落定方能顯示統一軌跡
由於《北史》與《南史》同出李延壽之手，學界常將兩書合稱南北史，放在一起評論，單論《北史》者居少數，好在這種情況不會影響觀點的判斷。
李延壽編撰南北史歷時１６年，於唐顯慶四年（６５９）脫稿。李延壽在《序傳》中稱，二書先經令狐德棻"詳正"，然後"遍諮宰相"，最後才呈上唐高宗，以見其慎重的程度。宋代王溥在《唐會要·修前史》中特意提到唐高宗為南北史寫了《序》，可惜這篇《序》早已不存。二書得到唐朝廷的認可是無疑的，然而在學界卻一直議論紛紜。歷代的議論眾說紛紜，以上諸家是有代表性的。種種評價，似以司馬光的褒貶最為公允，其他史家的批評則各有偏頗。儘管如此，南北史卻越來越受到重視，原因恰恰在於它是"抄撮近代諸史"而成的。
李延壽
與古代學者屢屢抓住刪削不當問題而全盤否定《北史》的傾向不同，在現代學者的評
論中肯定《北史》的觀點逐漸居多。史學家高敏先生站在客觀對待前人著述的立場上多年潛心分析，就南北史的文字校對和內容比勘方面取得總結性的成就，為準確利用文獻從事分析鋪平了道路，其考證成果近年匯攏在所著《南北史考索》中。
從南北朝的對立發展到隋唐的統一是漸進的過程，其間既有南、北的對立，又有東、西的對峙。反映這樣的歷史形勢，應該是南北史的共同任務。《北史》不僅反映南北統一的進程，而且反映南北統一之前的東西統一的進程，此外還反映更早的北魏結束十六國分裂的進程，這需要全局的觀念和恢宏的氣度。
《南史》
歷史有其自身規律，不會依從當朝統治者的意志發展，也非當世史家能夠精確感悟。必須等待歷史風暴颳起的塵埃最終落定，方能尋得歷史演繹的軌跡。《北史》的作者身處南北朝之後隋唐一統的空前盛世，所以能夠客觀全面地返觀南北朝歷史的脈絡。《北史》雖然署名為李延壽一人編撰，其實是李延壽繼承父親李大師的遺志完成的。
歷史的現象是複雜多元的，史家的觀念也各有差異。父與子處於不同的時代，看待問題的重點會有區別，出身亂世的父親尤其關注社會統一，身處治世的兒子心中還具有更為關切的歷史現象，這也很自然。
三、門閥士族雖敗宗族組織猶存
雖然歷史著作的表述對象是已經逝去的社會，但是它會或多或少受到編撰者所處時代的影響甚至制約。謝保成所著《隋唐五代史學》之中列有專門章節，將南北史的編撰事業置於李延壽所處的唐初政治背景下考察，認為二書的主題思想在於
"適應著太宗晚年和高宗初年最高統治集團內部關係調整的需要"。由於李延壽與父親李大師身處於不同的時代，思想觀念自然會有差異，落實到編撰南北史上就會抱著不同的主題思想，而不同的主題思想則會影響體例的制定。
《隋唐五代史學》相關記載
事實正是如此，最初李大師確立的是仿照《吳越春秋》的編年體，而李延壽實際運用的卻是紀傳體。相比而言，編年體比紀傳體更能體現統一觀念，而李延壽卻採用後者而非前者，謝保成的解釋具有說服力。
李大師
宗族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的父系家長制大家庭。父系家長制大家庭經過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的漫長曆程，逐步發展成為封建的宗族組織。古代漢族的社會結構就是由眾多大大小小的宗族組織結合形成的。宗族之下有家族，家族由若干個家庭組成。從家庭到家族，主要以血緣為紐帶來維繫。從家族到宗族的發展，雖然生育能力依舊是基本的因素，但是經濟利益、政治地位、道德與文化傳統等因素會漸次地摻入。
宗族的源頭
綜上所述，北朝歷史系統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整個社會此起彼伏地掀起歷時彌久的移民浪潮，其間廣佈著眾多隨波沉浮的宗族。大量民眾不斷以宗族為單元而遷徙，又以宗族為單元重新開闢家園，這些遷徙的宗族成為《北史》記載的主要內容。其中許多典型的宗族被李延壽運用家傳體例突顯出來。這些宗族得以生存與發展，取決於它們面臨的外因和自身具備的內因。外因就是本節所述的西晉以降特別是北朝歷史系統下不斷大移民的客觀形勢，內因則是下節要表述的各支宗族在農耕、武備、政治、道德以及文化方面的作為。
四、顛沛中頑強發展的宗族例證
歷觀《北史》中記載的北方宗族，普遍具有遷徙經歷，限於篇幅只能列舉河北李氏、崔氏與隴西李氏三支宗族作為代表。這三支宗族遷徙的距離或近或遠，為時或短或長，各自的經歷均具有個性；但是，它們都曾在流離中謀求生存，在顛沛中頑強發展，從它們的遷徙實踐之中能夠提煉出共性。分析其中共性，或能歸納北朝歷史系統中宗族發展的普遍規律。由於三例之中有兩家都姓李，為了不致混淆，按照遷徙區域分別稱作河北李氏和隴西李氏。
第一例：河北李氏宗族
仕於北魏太武帝朝至文成帝朝的李靈是平棘縣人，其孫李顯甫率領宗族遷徙到鄰近的殷州。到李顯甫之子李元忠這一輩，李氏宗族在李魚川一帶已有很大影響。李元忠儼然一副地方豪俠霸主的架勢，可證僅經兩代的經營李氏宗族就已成為新居地的強宗豪右。當局勢發生激烈變化時，李元忠便利用宗族勢力從事政治投機。
李元忠的政治投機能夠獲得成功，不僅因為善於適時鑽營，更在於具有強大的宗族可以憑藉。植根殷州的李氏宗族，通過擴大社會影響而發展成為強宗豪右，再藉政治勢力而上升為世家大族。這是宗族之中成功移植他鄉而獲得充分發展的典型。
河北李氏宗族
第二例：崔氏宗族
清河郡武城縣的崔氏宗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其成員崔宏曾經出仕後燕。北魏攻滅後燕，崔宏被魏軍追獲，隨後被道武帝召到身邊，任為黃門侍郎。不久，道武帝將後燕遺民數十萬強行遷徙平城，其中就有崔宏之家。
崔氏宗族
第三例：隴西李氏宗族
李延壽以《北史·序傳》的整卷篇幅給予自家宗族以詳盡的記錄，此外在《舊唐書·李延壽傳》和《新唐書·李延壽傳》等文獻中也有相應記載。《舊唐書》稱李氏"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新唐書》只言李氏"世居相州"，而不言其出自"隴西著姓"。這些或繁或約的記載給後人留下了猜想的空間。
李氏宗族於西晉末年離開中原，輾轉於河西的姑臧、酒泉、敦煌以及西域的伊吾，發展成為隴西著姓；李氏宗族在北魏太武帝朝東遷平城，在孝文帝朝南遷洛陽，此後隨東魏遷往鄴城，然後寄居於清河崔氏，進而發展成為世居相州的名門：其間顛沛數千公里而流離半個中國。至北齊、北周以及隋朝，李氏宗族依舊不得安定，但是遷徙範圍顯著縮小。直到李延壽這一輩，適逢盛唐天下太平，李氏宗族得以安居中原。經過將近三個半世紀的輾轉遷徙，李氏宗族竟能屢經沉浮而不滅，真可謂戰亂頻仍中頑強發展的典型。
隴西李氏宗族
綜上所述，在戰亂背景下遷徙的宗族，首先要開墾農田，營造休養生息的環境；其次需憑藉武備以立足地方，利用政治機遇以謀求提升社會地位；最後應培養道德以樹立社會形象，增進文化素養以綿延社會影響：只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地區植根和發展。這樣的規律雖然僅僅歸納自三支宗族，但是它們的經歷都在各自的時間與空間範疇內具有典型意義，因此歸納其中共性具有普遍意義。
在北朝歷史系統中有無數支宗族在離鄉背井地奔波與奮鬥，他們的遷徙時間和區域大多與上述三支宗族不同，但是發展規律是符合從三支宗族的經歷中提煉出來之共性的。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不管處境順逆，各支宗族都會依賴血脈紐帶，在經濟與政治方面努力經營，憑藉道德與文化形成堅強有力的凝聚作用，維護和諧與發展。
無疑，隴西李氏的發展脈絡打破了前後錯綜或左右對立的各個政權之間的界限，這支屢經顛沛而頑強發展的宗族以生動的實踐昭示了社會必定統一的趨勢，揭示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
李延壽的文字雖然樸實無華，卻充滿了熱愛親人、熱愛故鄉的深情，這正是《序傳》能讓讀者深切感受到的。五、突顯宗族是《北史》獨到的價值
《北史》是編輯相關斷代史著撰成的再生作品，歷代對它褒貶參半，評論集中點在於史料處理和家傳體例是否得當，褒揚最多處是追求統一。歷史現象是多變的，編撰過程是漫長的，因此歷史著作會融入編撰者的多重主題思想。《北史》是李大師與李延壽父子積數十年接力編撰而成的史學鉅著，由於兩代人的歷史背景不同，對於歷史現象關注的重點有所區別，追求的目標就有差異，各自為該書注入的主題思想難相一致，這是《北史》問世後受到莫衷一是評論的潛在原因。
李大師身處隋末大動亂時代，內心追求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將統一確定為《北史》的主題思想。李延壽將淝水之戰至隋朝動亂之間出現的各政權視為有機聯繫的整體，框定為稱作北朝的歷史系統，這樣的框定便於揭示中華社會從分裂逐步走向統一的曲折軌跡，體現了唐初結束戰亂的政治目標，
也為後世分析者探索中華各民族從林立趨向融合的發展規律奠定基礎，從而客觀地確立了北朝的歷史地位。以姓為類而將眾多家傳融於一爐的編撰體例，恰恰是符合客觀規律的方式。不過，普遍展現宗族與特別突出隴西世家大族之間是有區別的，前者反映共性，是表述北朝歷史系統而產生的客觀效果；後者體現個性，是李延壽刻意追求的主題思想。好在北朝歷史系統是宏富的，二者可以相容在《北史》一體之中。
具體地講，採用家傳體例以廣泛表述眾多宗族，客觀上體現了作者卓越的史識；特設《序傳》以整卷篇幅弘揚隴西李氏，則出於作者的主觀意圖。不僅如此，最初李大師追求統一的主題思想也未被排斥在外。客觀史實與主題思想相得益彰，既彰顯《北史》永葆的價值，又映襯李氏優良的家學文風。
《北史》永葆的價值
結語：
李延壽的思想傳統卻又敏銳，文筆簡潔而且到位，蘊含著家學厚實的素養。自從漢族中央集權統治被戰亂摧毀之後，由朝廷掌管的文化設施和學校便屢遭劫掠，原本由太學博士傳承典章與文化的官學途徑中斷，代之而行的是在宗族內世代傳承文化的形式，因此提倡家學成為社會流行的現象。於是，家學隨從宗族的遷徙而播撒於廣泛地區，從而推動文化的普遍交流與融合。那麼，隴西李氏的家學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它既是政治學，也是社會學，最終是歷史學。
首先是政治學，其營養汲取於從李暠到李寶的施政體會和從李沖到李韶的參政經驗，這些生動的體會和具體的經驗能夠令人養成辨析宏觀發展趨勢的能力；
其次是社會學，隴西李氏先輩的親身體驗以及耳聞目睹的其他宗族的實踐活動，潛移默化地薰染著李氏子弟的感性認識，從豐富的感性認識中能夠提煉出前瞻的理性認識；
最後是歷史學，完成史著的重任應時地降落到李延壽的肩上，他運用卓越的史識將包含自家在內的眾多宗族的運動軌跡從前人積累的文獻中提煉出來，粘連成線，鋪展成面，刪節成體，歸納成書，得以流傳於世。從政治學經社會學發展到歷史學，這就是隴西李氏的家學，其理性認識的結晶便是《北史》，同時還有《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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