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千年，人類面臨三大挑戰：飢餓、瘟疫與戰爭。這個挑戰依然還在，我們決勝“小康社會”，經歷“花冠”病毒之刺，局部戰爭從未停止。但縱觀整個人類，撐死的人數（糖尿病，高血壓）比餓死的多，自殺的比死於戰爭的多，“智人”作為一個生物體，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觀。
第三個千年，人類面臨的是永生、幸福和成為神的挑戰。永生之後，“智人”作為一個精神體，要幸福，要成為“神”，天人合一，或許是人類更美好的願景。
談到幸福，有一劑解藥，叫做積極。
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不是其商學院的MBA課程，而是《幸福課》。《幸福課》還有一個名字，叫做積極心理學。
積極，顯然是一種“情感”，或者說處於感受的範疇。於是，積極和向上、陽光捆綁在一起，成為“正能量”的標籤。
當然，對積極也有反思。無論是老子，還是佛陀，都被認為是一種消極、悲觀的哲學。老子提出“反者，到制動”，揭示了世界的一般規律。於是，有哲學家提出了更為“中庸”的說法，“消極中的積極”和“積極中的消極”。
吳伯凡老師曾在《伯凡日誌錄》中專門過一個西方的概念，叫做“前攝行為”（PROACTIVE）,並指出前攝行為才是積極中的積極，積極之大成者。
前攝行為的一大貢獻，就是將“積極”從一種心理狀態，解釋為一種行為。
前攝行為倡導的“操之在我”，就是是對“應用場景”的模式識別，通過算法，然後給出最合適解決方案。才是“積極中的積極”。
可見，積極其實是一種算法。
前攝行為揭示了“積極”作為算法的一大特徵，就是“預測”。說到預測，不能不提《易經》。
《易經》中“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君子終日乾乾”被認為是積極心理學，殊不知，積極是一種算法，《易經》作為五經之首，是最頂級、最高深的“預測之學”。而前攝行為倡導的“操之在我”，就是是對“應用場景”的模式識別，通過算法，然後給出最合適解決方案。才是“積極中的積極”。
明白了“積極”是算法。還要懂得關於“預測”這種算法有多難。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為經典之作，作為最知名的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深知解釋易，預測難。有人說中國只有三個半經濟學家，主要是將只能解釋，不能預測。
其實，更值得警惕的，是對“積極”這種“態度”的態度。成語“曲突徙薪”講了這樣一個典故：有一個過訪主人的客人，看到（主人家）爐灶的煙囪是直的，旁邊還堆積著柴草，便對主人說：“把煙囪改為拐彎的，使柴草遠離（煙囪）。不然的話，將會發生火災。”主人沉默不答應。不久，家裡果然失火，鄰居們一同來救火，幸好把火撲滅了。於是，（主人）殺牛置辦酒席，答謝鄰人們。被火燒傷的人安排在上席，其餘的按照功勞依次排定座位，卻不邀請提“曲突”建議的客人。有人對主人說：“當初如果聽了那位客人的話，也不用破費擺設酒席，始終也不會有禍患。現在評論功勞，邀請賓客，（為什麼）提‘曲突徙薪’建議的人沒有受到答謝、恩惠，而被燒傷的人卻成了上客呢？”主人這才醒悟去邀請那位客人。
曲囪去薪無人問 ，焦頭爛額為上賓。與我們今天對待“吹哨人”的態度，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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