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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尚年輕容易多愁善感，父親給了我幾句忠告，至今仍盤旋在我的腦海。
“當你想開口批評別人，”他告訴我，“要記住，世上不是每個人都像你擁有這些優勢。”他沒有再多說，但我們之間向來無須多言也能心意相通，我知道他的意思遠不止於此。結果，我變得傾向於保留個人意見，這個習慣造成不少怪人愛對我推心置腹，讓我吃了不少言語乏味之人的苦。有這樣特質的正常人總是很快被心智異常的人偵測和糾纏，我在大學時期被指責為政客著實有失公允，就因為我知道某些無名狂人的秘密傷心事。這些心事吐露大多不請自來——每當一些明顯跡象讓我察覺到眼下就要出現私密告白，我常裝睡，假裝全神貫注或是不厭其煩的樣子。年輕人的私密告白，或至少他們表達時所用的措辭，往往剽竊而來，而且又明顯有所隱瞞。不去評斷是因為還抱著無窮希望。正如父親勢利地暗示過，而我也勢利地重複一次，人的出身會決定基本禮度認知，我唯恐忘記了這點會遺漏掉什麼。
即便我對自己的寬容自豪，但終究不得不承認寬容還是有限度的。個人的行為準則可能奠基於堅固磐石，也可能奠基於潮溼沼澤，但超過某個限度，我已經不在乎對方奠基於什麼。去年秋天我從東岸回來的時候，我覺得我希望全世界始終如一，永遠專注在道德上，我再也不要有窺伺人心的特權來騷擾。唯有蓋茨比——是他賦予本書書名——是個特例。蓋茨比，他象徵了我打從內心看不慣的一切。如果一個人的人品是一連串的成功姿態，那麼他確實有某些可愛之處，他對於生命的承諾具有高度敏感，彷彿他和記錄萬里之外地震強度的複雜機器有親戚關係。他這種敏感，和美其名曰“創意氣質”，實則缺乏主見的軟弱個性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他有種對事物懷抱希望的無比天賦，我從來沒有在其他人身上看過那種奮不顧身的浪漫，未來也不太可能再發現。不，蓋茨比最終還是好樣的，有問題的是那些掠食他的人，在他夢碎之後飄出來的汙濁灰塵，讓我一時對人類未竟的悲哀和片斷歡喜失去興趣。
我出身中西部城市的富裕家族，至今已富過三代。卡洛威一家算是宗族，說是來自蒲克勒公爵[2]的傳承，但實際上我的直系祖先是我祖父的兄弟，他在一八五一年找了個替死鬼代他去打內戰，自己來到此地創業從事五金批發生意，到今天由我父親繼續經營。
我從沒見過這位伯祖父，但據說我長得像他——特別有掛在我父親辦公室裡那幅有點兒冷酷無情的畫像為證。一九一五年我從紐黑文[3]畢業，恰恰比我父親晚四分之一個世紀，畢業後沒多久，我就參加了因為延遲的日耳曼民族遷徙而引發的世界大戰。我太享受於反突襲戰，回來以後仍靜不下心。中西部不再是世界的溫暖中心，反而像宇宙的破爛邊緣，於是我決定到東部學習債券。我認識的人都從事債券業，多養活一個單身漢應該不是問題。所有的叔伯姑姨商量這事彷彿在幫我挑預科學校一樣，最後終於說“嗯……那……好吧”，表情非常嚴肅又猶疑。父親同意先資助我一年，然後又幾經耽擱，我終於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搬到東部。當時我以為這一搬就不會再回來。
在城裡租個房間比較實際，但正值溫暖季節，我又剛離開有寬闊草坪和宜人樹木的鄉下，因此當辦公室裡一個年輕人提議一起在通勤小鎮上租個房子，聽起來像是個好主意。他找到了房子，一間飽受風霜、月租八十元的小平房，但臨行前公司派他去華盛頓，於是我獨自一人搬去鄉下。我有一隻狗，在它跑掉前至少也算是養了它幾天，還有一輛老道奇和一個芬蘭女傭幫我鋪床備早餐，她在電爐前邊做飯邊嘀咕著一些芬蘭格言。
頭幾天頗寂寞，直到某天早上，一個初來乍到的人在路上叫住我。
“西卵村怎麼走？”他無助地問。
我告訴了他。我繼續走，再也不覺得孤單。我成了嚮導，探險家，早期移民。他在無意間封我為這一帶的榮譽市民。
於是，伴著明媚陽光與樹木新綠萌動——就像在快轉影片裡迅速生長——一個熟悉念頭湧現：生命就要隨著夏季始而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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