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旗手與火焰
喬治•斯坦納〔GeorgeSteiner, 1929~〕美國著名文藝批評大師與翻譯理論家，當代傑出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熟諳英、法、德等數國語言與文化，執教於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語言、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及二戰大屠殺的影響。美國文理學院榮譽會員，曾獲法國政府榮譽團騎士級獎章、阿方索·雷耶斯國際獎等多項殊榮。代表作有《語言與沉默》、《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後》等。
序言
首先，這是部關於語言的書：關於語言與政治，語言與文學未來；關於極權主義謊言與文化衰敗對語言產生的壓力；關於語言與其他意義符號（音樂、翻譯、數學）的關係；關於語言與沉默。
本書輯錄的文章寫於不同時期，大多都是回應某個特定時刻：一本書的出版、一部戲劇或歌劇的上演、一起政治事件的發生。但這些文章都有個根本主題——關乎語言的生命，關乎我們社會文化中語詞的神秘能量。在極權主義制度下，語言與它謳歌的危險謊言之間是什麼關係？在大眾消費者的民主制度下，語言與它重載的庸俗、模糊和貪婪之間是什麼關係？語言，這種傳統意義上用來表達有效關係的籠統用語，面對精確話語（如數學和象徵符號）日益迫切的全面要求，將會怎樣反應？我們是否正在走出語詞至上的歷史時期，走出文字表述的古典階段，進入語言衰敗、“後語言”形式，甚至局部沉默的時代？這些正是我要提出的焦點問題。
這些問題後面的觀念是：文學批評，尤其是當前與學院派同流合汙的文學批評，不再是有趣的活動、負責的活動。太多的文學批評滿足於19世紀學院式或新聞式的價值觀念和表達習慣。談論書籍的書，談論這種方興未艾的文體，談論文學批評的書（與批評對象有三重距離），毫無疑問，將繼續大量湧現。但是，日益清楚的是，這些書大多都是有經驗的內行人的遊戲；如果有人問，在人文主義與歷史現狀之間，在文化交際觀念與歷史現狀之間，到底可能有怎樣的共生與互動，這些書沒有給出答案。克爾愷郭爾（SorenKierkegaard)最先指出，學院式純文學批評，與文學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可能具有的意義或顛覆作用，其間有著驚人的反諷；今日，這反差之巨前所未有。
最有活力的現代批評——盧卡奇、本雅明、威爾遜（Edmund Wilson),利維斯的批評——對此情景瞭然於心。他們雖然眼界風格各異，但都將文學批評當成了社會批判，當成對人類行為中的事實與可能之間的烏托邦或經驗的比較。他們成就斐然，本書的許多文章明顯受惠於他們。遺憾的是，他們的成就看起來開始過時。孕育他們成就的文化契約現在受到質疑。
本書的第二大主題是關於我們的意識在當下所處的位置及其中的新穎與獨特性。我意識到歷史學家沒有說錯，野蠻和政治暴行是人類事務中的流行病，沒有時代可以倖免。我知道，19世紀和20世紀的殖民大屠殺，以及隨之而來對自然資源和動物資源無所顧忌的摧毀 (動物群滅絕或許是土著居民滅絕的邏輯結果和象徵性結尾），都是極其邪惡的現實。然而，把野蠻與政治暴行想像成具有普世的關聯性，將這些令人憤怒的事件想像成萬世不易、四海皆宜的準則，我認為，這種想法也有些虛偽。我的意識專注於野蠻在現代歐洲的突起，專注於猶太大屠殺，專注於在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統治之下“中歐人文主義”（我設法在一些文章中為其定義）精神的毀滅。我不認為這類野蠻有任何特權地位，但它是理性人文主義的危機。這危機改變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對它特別在意。
這種黑暗與野蠻’不是來自亞洲的戈壁沙漠，不是來自亞馬孫流域的熱帶雨林，而是來自歐洲內部，來自歐洲文明的心臟。受戮者的悲鳴，在大學外清晰可聞；虐待的暴行，在與劇院和博物館一牆之隔的街上肆虐。18世紀末期，伏爾泰頗有自信地認為，酷刑即將終結，意識形態的屠殺即將滅跡。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文藝和哲學創作的重鎮，卻成了貝爾森（Belsen)集中營的幕景。
我無法接受這種輕描淡寫的安慰：大屠殺只是德國現象，或者說，只是某個極權獨裁者引發的不幸。蓋世太保退出巴黎僅十年，伏爾泰的同胞就在同樣的監獄中蹂躪阿爾及利亞人和持有異議的法國人。古典人文主義的大廈，激活著西方社會的理性之夢，幾乎已經崩潰。對於文化進步的觀念，天賦理性的觀念——自古希臘就存在，在馬克思的烏托邦式歷史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斯多葛式威權主義（兩者都是希一羅文明的新近先驅）中仍然非常有效——人們不再抱有信心加以強調。科技時代的人類，成為易受政治仇恨和施虐暗示控制的生靈，其活動範圍正可怕地逼近毀滅之境。
在思考文學、教育和語言的時候，如果似乎什麼重要的東西都沒有發生，也沒有挑戰我們對這些活動的觀念，那麼這樣的思考在我看來不切實際。閱讀埃斯庫羅斯或莎士比亞（更別說“教”他們）的時候，似乎這些文本、這些在我們生活中的權威文本，完全與新近的歷史無關，這樣的閱讀雖然巧妙，但無知得有害。這並非意味著對“現實關聯性”任意或新聞報道式的測試；這意味著我們要儘量嚴肅對待偉大藝術得以傳承的神秘奇蹟，儘量嚴肅地從我們自身的生命中給出答案。
我們是大屠殺時代的產物。我們現在知道，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要說他讀了這些書而不知其意，彈了這些曲而不通其音，這是矯飾之詞。這些知識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文學和社會產生影響？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從柏拉圖到阿諾德的時代幾乎成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種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夠轉化為行為力量、產生影響？那些公認的文明傳播媒介（大學、藝術、書籍），不但沒有對政治暴行進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經常主動投懷送抱，歡迎禮讚。為什麼會這樣？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勢和非人化的誘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尚不為人所知的紐帶？是不是在文明內部生長出來的那種十分厭倦和過度抽象的觀念，為野蠻的肆虐鋪就了道路？本書不少篇幅都試圖圓滿準確地回答這些問題。
就方法論和範圍而言，我追求的目標與文學批評不同。我完全清楚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們暗示出要建立一門“語言哲學”的目標。如果我們希望更深地理解我們文化中作為特殊遺產的荒蕪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經暗中削弱的東西、那些或許能夠恢復對現代社會進行洞察的資源，那麼，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建立那樣一門語言哲學。按照萊布尼茨和赫爾德的理解，語言哲學必將轉向對文學的悉心研究，但是語言哲學將必然讓文學處於更大的語義、形式和符號交流的結構之中。語言哲學將按照維特根斯坦所指，將哲學視為最為審慎：情況下的語言，拒絕想當然。語言哲學還要尋求人類學的幫助，證實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結構的證據（我們明顯以為我們是特殊的中心，我們該如何從這幻象中“退回” ？）。語言哲學對於現代語言學的假定既有興趣，也會警惕。許多一度活躍於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中的人才現在轉向了語言學。文學和語言學密切相連，這早已為詩人所知。雅各布森（Romanjalcobson)認為，“隱藏於語言形態和句法結構 (簡單點說，即語法的詩歌）與文學作品（即詩歌的語法）中的詩學資源，不大為批評家所知，大多為語言學家所忽視，但卻被有創造力的作家熟練掌握。”語言哲學的目的就是要理順它們之間的關係。總之，帶著與生俱來的驚奇（這種驚奇習慣性地在文學批評和學院派文學研究中缺失），語言哲學將回到這個事實：語言是人獨特的技藝；只有依靠語言，人的身份和歷史地位才尤其顯明。正是語言，將人從決定性的符號、從不可言說之物、從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來。如果沉默將再次蒞臨一個遭到毀滅的文明，它將是雙重意義的沉默，大聲而絕望的沉默，帶著詞語的記憶。
作為通向語言哲學的臨時標誌，本書中幾篇主要文章為此目的而作。儘管不是對他作專門研究，但本文集出現的赫爾曼•布羅赫其人其作足資典範。赫爾曼•布羅赫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小說家和感覺大師。當我追問語言的連續有效性，當我探詢面對非人化行為保持沉默的理由，當我釐清詩學與音樂和數學的邊界，我經常從他的小說和哲學中獲得啟迪。赫爾曼•布羅赫的生活和作品本身就是文明的典型形態，拒絕廉價和喧囂。
書中的一些文章最初在期刊上或作為序言發表，本次結集的時候，個別文字有所改動。我儘量糾正了謬誤，豐富了索引，只在談論達雷爾的文章結尾作了重大修訂。觀點炒冷飯，自然無新意。為了充實或更新原初的觀點，我還增加了一些註釋。
我要衷心地感謝Faber & Faber出版社的桑託伊（Peter du Sautoy) 和Atheneum出版社的貝西（Michael Bessie)。由於他們寶貴的批評與鼓勵，本書方能以此面目問世。
喬•斯 紐約 196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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