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吉說：
在家不出門的第N天，還是習慣每天都去看看，確診人數怎麼樣了，有沒有再少一些。
今天上午最新的數據是：新增1893例，全國累計確診72530例。
經歷了李文亮醫生去世朋友圈”集體國葬”的悲痛、武漢12日一天突增10000多病例的“驚嚇”，現在新增病例有下降，身體也可能在自我保護，我的內心，已經不會輕易像之前那樣，有太多起伏了。
可情人節那天，還是難過到了：
這組數字似乎是第一次披露，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原來，在一線救助的醫護群體中，竟有這麼多人（1716）感染，比雷神山醫院能容納的全部床位（1600）還要多。
而昨天中疾控的報告說，算上疑似、臨床診斷病例，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3000。
這段時間，我們看到的醫護人員，大多是臉譜化的、宏觀的：救死扶傷，衝鋒一線。一批又一批援馳武漢。
他們叫什麼？真的記不住。他們在經歷什麼？很難有切膚之感，因為我們沒有這種體驗。
前幾天我在家憋了10幾天後，特別想借買菜出門透個氣，戴上家裡的一個防護能力不錯的韓國口罩，結果才出去半小時，我就覺得悶得頭暈，還有些喘不上氣，真不如宅家不戴口罩更自由。
可那一刻，我也更理解了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他們每天都要穿厚厚的防護服，把自己裹得像大白一樣，不敢隨便上廁所，女性生理期極其不方便，有的甚至還被剪去了頭髮。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支援武漢方艙醫院的深圳醫生的真實工作記錄：通宵8小時、自備紙尿褲、缺氧、滴水未進、清晨回到酒店還不能馬上睡，而是要洗澡、消毒……
但脫掉白大褂，他們也是普通人，是別人的父母、妻子丈夫、子女……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自己也是醫生的孩子，我媽媽在老家哈爾濱，做了一輩子的醫生。
說真的，我慶幸她退休了，因為這個職業太辛苦：作息不規律、有時忙到日夜顛倒、要安撫病人和家屬的情緒、還要面對許多的痛苦與死亡。
我們給了他們太多的期待，卻對他們有太少的瞭解。
和大家分享最近看的紀錄片《中國醫生》，樸實無華沒有刻意煽情的記錄，但卻最真實的呈現了，我們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醫生日常。
在第一集中，有一位“怕死”的醫生，他就是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卒中中心主任醫師朱良付。
他和我們一樣，清早兒會騎著小摩托去上班。
但他和我們又不一樣，因為工作多年，他也會遇到一些對他放狠話的病人家屬。
“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說這話的正是一位老太太，因為她覺得，是朱良付害死了自己老頭子的命。
可話音才剛落，這位老太太又衝著朱良付喊：“我最近血壓高了，你再給我看看。”
對比，朱良付也很無奈，他們也知道你是個好大夫，但這並不耽誤他們投訴你，照樣告狀。
紀錄片的真實也就在此，短短几個鏡頭，就能讓你看到，中國最真實的醫患關係：一邊恨著醫生，一邊又不得不依靠醫生。
而除此外，對於中國醫生來說，24小時連軸轉，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幾乎是他們的工作常態。
南京鼓樓醫院的心胸外科主任王東進，被稱為心臟上的拆彈專家。
每天只要一上手術檯，少說5、6個小時，多則10幾個小時，連續站立，而且還必須精神高度集中，不能放鬆。
這樣的高負荷，身體早就落下了職業病。
腰疼的緊，每次做完手術，他都是扶著腰走出來的；頸椎疼的厲害時，得靠著頸託才能幹活；而他的小腿，也因為長時間的站立，靜脈曲張嚴重，每天只能靠彈力襪續命。
“我可能要殘廢了。”面對鏡頭，王東進跟我們開了個玩笑。
可即便如此，除了平時在醫院的正常上班，他還會去鄉下進行義診。
正如朱良付醫生所說，“天天就這樣作息不規律，工作量大，我就擔心有時候我會突然死掉。”
但是，他又不敢死，因為“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紀錄片中，有一位高顏值的90後醫生徐曄，是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的住院醫生。
老劉是他最近負責的一位患者，60歲，燒傷面積達95%。
對於燒傷病人來說，每一次換藥都無異於一次酷刑。
對此，徐曄知道，對病人來說，醫生的同理心有多重要，“你可能感覺到的他的痛苦，再乘以100，可能是他現在的痛苦。“
可即便他能安撫老劉當下的疼痛，在治療過程中，他和家屬還是遇到了跨不過去的坎——錢。
每天換藥就要大幾千，手部植皮要兩三萬，而又因為燒傷面積過大，整個療程算下來，大概要花費100多萬。這對於這個家庭來說，已經無法承受。
積蓄花光，借不到錢，家屬想放棄......可徐曄還想再爭取一下，因為他明白，放棄治療對於老劉來說，意味著什麼。
經過努力，徐曄好不容易跟醫院申請到了2萬元的救助基金，但杯水車薪，患者家屬還是選擇離開了醫院。
看著空空的病床，徐曄很沮喪。
雖然身為醫生，雖然患者還有機會痊癒，但面對現實，他卻也只能放棄。
徐曄說：“有的時候你還沒遇到醫術的瓶頸，就遇到了人心的瓶頸。”
而同樣的情況，在醫生中，太常見了。
醫生魏嘉說，一位前輩曾告訴她，不要和病人做朋友。
自責、無力、失落、傷心......很長時間，醫生都可能走不出來。
血液科醫生孫自敏，親歷自己負責的同學因為白血病去世，她自責了24年，都不敢去墓前見她。
還記得那個急診科醫生的背影嗎？
眼看一條鮮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逝去，用盡全力，也無法改變。他只能一個人偷偷的跑到路邊慟哭。
“求求你讓我再試一次吧！”
這種無力感，真的太沉重了。
難怪會有人說，醫生最困難的不是面對失敗，最困難的，是面對這些失敗帶來的種種挫折，卻不丟失最初的那份熱情。
而這份熱情，便是醫生救人的責任感和榮譽感。
醫生行業，之所以特殊，是因為每個醫生承擔的，都是一份“救命”的希望。
可醫生是人不是神，所以醫生也並不能每次都把希望變成現實。
當希望落空，病人並未如願康復時，醫生並不比患者家屬難過得少。
在自責、愧疚和擦乾眼淚繼續努力之間，每個醫生都在努力地找尋著自己的平衡。
被家屬投訴的朱良付，他總會這樣問自己：“如果這個病人是你的直系家屬，你做不做(手術)？”
得出的答案，就是他做醫生的良知，也是他無愧於心的選擇。
燒傷科徐曄說：“醫生最怕的，其實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們每個人，活著都是靠信念的，而醫生行走在自己的職業生涯，良心就是他的信念。
西安交大的整形美容外科的主任舒茂國，面對一個因為唇顎裂被丟在了地裡的孩子時，他決定免費為他做手術。
但雖然是主治醫師，他也不能在醫院大筆一揮，說免就免。於是，他用自己的資源和力量，為孩子籌集手術費。
他這麼做，是基於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既然遇到了，他就要義無反顧地去做。
同樣的，還有之前被砍傷的陶勇醫生，多次為病人墊手術費：
“總不能眼睜睜看著他瞎。”這就是陶勇要堅持的良心。
所謂醫者仁心，大抵如此。
紀錄片內，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醫院裡發生的人間真實。
紀錄片外，這樣的故事，還有太多、太多。
1月22日，他被確診為新冠肺炎，因是輕症，他在自我診斷開藥之後，主動要求回家隔離治療。
但剛剛熬過最難受的幾天，他就開始為發熱患者進行在線看診。在如此情況下，每天的問診接待量還能達到200位。
武漢一個醫院的病人，因為身體不適很悲觀，一度拔掉管子不肯再接受治療。一位浙江來支援的醫生和他聊天，鼓勵他一定要堅持下去：
“振作起來啊，我們比其他人好多了，是不是啊，再堅持一下，等你好了，我請你到浙江吃好吃的。”
病人說：“我不吃麻辣的。”醫生回應他：“你放心，我記住啦，你不吃麻辣的，等你過來我請你吃清淡的”。
終於，在醫生的勸說下，病人同意繼續治療。
讓人淚目的對話，讓我想起了這句：
“偶爾會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
醫生不是萬能的，一樣有很多的侷限、苦楚和無奈，同樣的，他們也犧牲了很多陪伴家人和孩子的時間。
紀錄片裡，朱良付醫生的大女兒直言，“爸爸常常在我睡著時回來，我睡醒時又走了。”
朱良付的介入手術護師，也在描述醫生壓力的時候直言，“絕對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實在是沒有一點生活的樂趣。”
我媽媽也和我說過類似的話。
大學那會報考志願，我可能對自己想做什麼還不是十分肯定，但不想做醫生，卻是一早就下的決定。
作為一個孩子，我不喜歡醫生媽媽的生活狀態，我也知道，比我媽媽崗位更辛苦的人，經歷了什麼：我媽媽科室前後兩個主任，救治過不知多少人，卻都因為常年的臨床壓力、作息不規律，50幾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在這個時不時還有傷醫、故意向醫生咳嗽吐口水等事件出現的時候，真的很心疼，未來還有多少人，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從事這個“崇高”、卻又辛苦、甚至危險的工作？
據統計，2017年，我國兒科醫生的缺口就已經超過20萬，兒科醫生總數僅10萬人，但0-14歲的孩子，卻有近2.6億。
這意味著即便一名醫生從早到晚連軸轉，都很難完成當日的診治任務。
醫患關係緊張的背後，沒有贏家。
馮唐幾年前在小說《醫癮》中，寫下了看似“荒誕”的情節：
“公元2051年，醫生被打、被虐到實在挺不下去了，慢慢都改行了，散落在各個角落。他們從事各種手藝活兒：有的賣麻辣燙，有的當裁縫，有的做鐵匠，有的寫小說。有一天，有個熟人病了，我偷偷告訴他：指點你條生路。你走到前面巷子左拐，有一家裁縫鋪，找那個戴著眼鏡噘著嘴、慢吞吞地一針一線縫衣服的大媽，她怎麼說你就怎麼做。”
“你這病的病灶已經轉移，浸潤不淺，這刀估計隔壁鐵匠開不了，你得去南門找那個賣風箏的才行。他師父在青城山前賣羊肉串，實在不行只能請他岀山了。誠意要足，記得多帶上好的孜然。還有，記得請十六鋪賣麻袋的光頭做麻醉。”
但願現實不必如此魔幻，疾病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在這樣一個時期，理解醫生，遠比歌頌更重要！
作者：吉吉。二寶媽，美國註冊正面管教家長/學校講師，前香港資深傳媒人，現居深圳。追求細水長流，也愛勇猛精進，愛唱歌愛生活愛自我管理，願與娃一起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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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mancz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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