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吉说：
在家不出门的第N天，还是习惯每天都去看看，确诊人数怎么样了，有没有再少一些。
今天上午最新的数据是：新增1893例，全国累计确诊72530例。
经历了李文亮医生去世朋友圈”集体国葬”的悲痛、武汉12日一天突增10000多病例的“惊吓”，现在新增病例有下降，身体也可能在自我保护，我的内心，已经不会轻易像之前那样，有太多起伏了。
可情人节那天，还是难过到了：
这组数字似乎是第一次披露，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在一线救助的医护群体中，竟有这么多人（1716）感染，比雷神山医院能容纳的全部床位（1600）还要多。
而昨天中疾控的报告说，算上疑似、临床诊断病例，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000。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医护人员，大多是脸谱化的、宏观的：救死扶伤，冲锋一线。一批又一批援驰武汉。
他们叫什么？真的记不住。他们在经历什么？很难有切肤之感，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体验。
前几天我在家憋了10几天后，特别想借买菜出门透个气，戴上家里的一个防护能力不错的韩国口罩，结果才出去半小时，我就觉得闷得头晕，还有些喘不上气，真不如宅家不戴口罩更自由。
可那一刻，我也更理解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他们每天都要穿厚厚的防护服，把自己裹得像大白一样，不敢随便上厕所，女性生理期极其不方便，有的甚至还被剪去了头发。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支援武汉方舱医院的深圳医生的真实工作记录：通宵8小时、自备纸尿裤、缺氧、滴水未进、清晨回到酒店还不能马上睡，而是要洗澡、消毒……
但脱掉白大褂，他们也是普通人，是别人的父母、妻子丈夫、子女……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自己也是医生的孩子，我妈妈在老家哈尔滨，做了一辈子的医生。
说真的，我庆幸她退休了，因为这个职业太辛苦：作息不规律、有时忙到日夜颠倒、要安抚病人和家属的情绪、还要面对许多的痛苦与死亡。
我们给了他们太多的期待，却对他们有太少的了解。
和大家分享最近看的纪录片《中国医生》，朴实无华没有刻意煽情的记录，但却最真实的呈现了，我们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医生日常。
在第一集中，有一位“怕死”的医生，他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医师朱良付。
他和我们一样，清早儿会骑着小摩托去上班。
但他和我们又不一样，因为工作多年，他也会遇到一些对他放狠话的病人家属。
“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说这话的正是一位老太太，因为她觉得，是朱良付害死了自己老头子的命。
可话音才刚落，这位老太太又冲着朱良付喊：“我最近血压高了，你再给我看看。”
对比，朱良付也很无奈，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但这并不耽误他们投诉你，照样告状。
纪录片的真实也就在此，短短几个镜头，就能让你看到，中国最真实的医患关系：一边恨着医生，一边又不得不依靠医生。
而除此外，对于中国医生来说，24小时连轴转，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几乎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南京鼓楼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被称为心脏上的拆弹专家。
每天只要一上手术台，少说5、6个小时，多则10几个小时，连续站立，而且还必须精神高度集中，不能放松。
这样的高负荷，身体早就落下了职业病。
腰疼的紧，每次做完手术，他都是扶着腰走出来的；颈椎疼的厉害时，得靠着颈托才能干活；而他的小腿，也因为长时间的站立，静脉曲张严重，每天只能靠弹力袜续命。
“我可能要残废了。”面对镜头，王东进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可即便如此，除了平时在医院的正常上班，他还会去乡下进行义诊。
正如朱良付医生所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
但是，他又不敢死，因为“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纪录片中，有一位高颜值的90后医生徐晔，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住院医生。
老刘是他最近负责的一位患者，60岁，烧伤面积达95%。
对于烧伤病人来说，每一次换药都无异于一次酷刑。
对此，徐晔知道，对病人来说，医生的同理心有多重要，“你可能感觉到的他的痛苦，再乘以100，可能是他现在的痛苦。“
可即便他能安抚老刘当下的疼痛，在治疗过程中，他和家属还是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坎——钱。
每天换药就要大几千，手部植皮要两三万，而又因为烧伤面积过大，整个疗程算下来，大概要花费100多万。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已经无法承受。
积蓄花光，借不到钱，家属想放弃......可徐晔还想再争取一下，因为他明白，放弃治疗对于老刘来说，意味着什么。
经过努力，徐晔好不容易跟医院申请到了2万元的救助基金，但杯水车薪，患者家属还是选择离开了医院。
看着空空的病床，徐晔很沮丧。
虽然身为医生，虽然患者还有机会痊愈，但面对现实，他却也只能放弃。
徐晔说：“有的时候你还没遇到医术的瓶颈，就遇到了人心的瓶颈。”
而同样的情况，在医生中，太常见了。
医生魏嘉说，一位前辈曾告诉她，不要和病人做朋友。
自责、无力、失落、伤心......很长时间，医生都可能走不出来。
血液科医生孙自敏，亲历自己负责的同学因为白血病去世，她自责了24年，都不敢去墓前见她。
还记得那个急诊科医生的背影吗？
眼看一条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逝去，用尽全力，也无法改变。他只能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路边恸哭。
“求求你让我再试一次吧！”
这种无力感，真的太沉重了。
难怪会有人说，医生最困难的不是面对失败，最困难的，是面对这些失败带来的种种挫折，却不丢失最初的那份热情。
而这份热情，便是医生救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医生行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每个医生承担的，都是一份“救命”的希望。
可医生是人不是神，所以医生也并不能每次都把希望变成现实。
当希望落空，病人并未如愿康复时，医生并不比患者家属难过得少。
在自责、愧疚和擦干眼泪继续努力之间，每个医生都在努力地找寻着自己的平衡。
被家属投诉的朱良付，他总会这样问自己：“如果这个病人是你的直系家属，你做不做(手术)？”
得出的答案，就是他做医生的良知，也是他无愧于心的选择。
烧伤科徐晔说：“医生最怕的，其实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是靠信念的，而医生行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良心就是他的信念。
西安交大的整形美容外科的主任舒茂国，面对一个因为唇腭裂被丢在了地里的孩子时，他决定免费为他做手术。
但虽然是主治医师，他也不能在医院大笔一挥，说免就免。于是，他用自己的资源和力量，为孩子筹集手术费。
他这么做，是基于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既然遇到了，他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做。
同样的，还有之前被砍伤的陶勇医生，多次为病人垫手术费：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瞎。”这就是陶勇要坚持的良心。
所谓医者仁心，大抵如此。
纪录片内，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医院里发生的人间真实。
纪录片外，这样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
1月22日，他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因是轻症，他在自我诊断开药之后，主动要求回家隔离治疗。
但刚刚熬过最难受的几天，他就开始为发热患者进行在线看诊。在如此情况下，每天的问诊接待量还能达到200位。
武汉一个医院的病人，因为身体不适很悲观，一度拔掉管子不肯再接受治疗。一位浙江来支援的医生和他聊天，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振作起来啊，我们比其他人好多了，是不是啊，再坚持一下，等你好了，我请你到浙江吃好吃的。”
病人说：“我不吃麻辣的。”医生回应他：“你放心，我记住啦，你不吃麻辣的，等你过来我请你吃清淡的”。
终于，在医生的劝说下，病人同意继续治疗。
让人泪目的对话，让我想起了这句：
“偶尔会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生不是万能的，一样有很多的局限、苦楚和无奈，同样的，他们也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和孩子的时间。
纪录片里，朱良付医生的大女儿直言，“爸爸常常在我睡着时回来，我睡醒时又走了。”
朱良付的介入手术护师，也在描述医生压力的时候直言，“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实在是没有一点生活的乐趣。”
我妈妈也和我说过类似的话。
大学那会报考志愿，我可能对自己想做什么还不是十分肯定，但不想做医生，却是一早就下的决定。
作为一个孩子，我不喜欢医生妈妈的生活状态，我也知道，比我妈妈岗位更辛苦的人，经历了什么：我妈妈科室前后两个主任，救治过不知多少人，却都因为常年的临床压力、作息不规律，50几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在这个时不时还有伤医、故意向医生咳嗽吐口水等事件出现的时候，真的很心疼，未来还有多少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这个“崇高”、却又辛苦、甚至危险的工作？
据统计，2017年，我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就已经超过20万，儿科医生总数仅10万人，但0-14岁的孩子，却有近2.6亿。
这意味着即便一名医生从早到晚连轴转，都很难完成当日的诊治任务。
医患关系紧张的背后，没有赢家。
冯唐几年前在小说《医瘾》中，写下了看似“荒诞”的情节：
“公元2051年，医生被打、被虐到实在挺不下去了，慢慢都改行了，散落在各个角落。他们从事各种手艺活儿：有的卖麻辣烫，有的当裁缝，有的做铁匠，有的写小说。有一天，有个熟人病了，我偷偷告诉他：指点你条生路。你走到前面巷子左拐，有一家裁缝铺，找那个戴着眼镜噘着嘴、慢吞吞地一针一线缝衣服的大妈，她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你这病的病灶已经转移，浸润不浅，这刀估计隔壁铁匠开不了，你得去南门找那个卖风筝的才行。他师父在青城山前卖羊肉串，实在不行只能请他岀山了。诚意要足，记得多带上好的孜然。还有，记得请十六铺卖麻袋的光头做麻醉。”
但愿现实不必如此魔幻，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在这样一个时期，理解医生，远比歌颂更重要！
作者：吉吉。二宝妈，美国注册正面管教家长/学校讲师，前香港资深传媒人，现居深圳。追求细水长流，也爱勇猛精进，爱唱歌爱生活爱自我管理，愿与娃一起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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