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衛國人，先秦政治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提起商鞅估計大家腦海中最先出現的兩個場景，
一個是徙木立信，一個是五馬分屍，這兩個場景可謂是商鞅整個輝煌的政治生涯的起點和終點。徙木立信讓商鞅在秦國取信於民從而使新法暢通無阻，而五馬分屍則是商鞅政治生涯走到窮途末路後的悲慘結局。
徙木立信
商鞅變法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留有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人可謂有功有過，譭譽參半，商鞅之功主要在經濟與軍事上，“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秦國最終能統一六國完成霸業，商鞅居功至偉，但商鞅也有過，甚至商鞅之過更大，不僅為秦開帝業，也為秦致亡道。朱熹評價道 “商鞅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可罪也。”。但不管怎樣，商鞅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獻給了秦國，天下為公，鞠躬盡瘁，做到了無我無己。
商鞅
秦國老百姓對於商鞅更多的是痛恨和唾棄。商鞅變法伊始，“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商鞅最後因變法而死，“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看，這群眾基礎也太差了。是秦國百姓對商鞅變法的功績視而不見，不懂得感恩嗎？商鞅變法使秦國一統六國由弱變強，但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了嗎？沒有，一言以蔽之，“天下苦秦久矣”。那其餘六國百姓羨慕秦國人民嗎？非也！
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人口遷移是比較自由的，民眾可以自由選擇到比較嚮往的國家去生活，但六國民眾沒有誰願意去秦國成為秦國人的，秦趙兩國長平之戰的導火索就是當時秦國已經攻佔了韓國的上黨郡，上黨郡的民眾卻不願意降秦，“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就是說“讓我們韓國人向趙國投降變成趙國人可以，但變成秦國人我們不願意”。可以說秦國雖然強大，但對各國民眾毫無吸引力，秦國顯然不能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如果變法不能使民眾幸福，那這樣的變法還有什麼成功偉大可言！
秦趙上黨郡之爭
為什麼商鞅變法不得人心呢？從《商君書》中我們能找到一些答案，《商君書》是商鞅及其後學的學說彙編，著重論述商鞅在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手段。讀來令人對商鞅其人充滿了憎恨厭惡和畏懼。商鞅旨在建立一個絕對一元化的國家，商鞅變法意在使民眾變成赤裸裸的整齊劃一的機器，只允許耕種和作戰，農民和戰士是僅有的職業選擇，全體民眾的意志都被高度統一到秦國富強爭霸的目標上。
為了實現目標，商鞅精心設計了一套馭民之術，包括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通過這些手段打擊異端，清除一切不和諧的雜音。商鞅變法沉重打擊了可以限制約束王權的貴族集團，加強了集權，大力推行流氓政治，慫恿卑鄙小人興風作浪，鼓勵民眾互相告密，剝奪民眾的私人財產，使民眾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極其匱乏，無法自立，必須順從依賴國家，苦不堪言。
千古帝王之術-《商君書》
商鞅變法是反人性的，是禁錮個人自由，抹殺個人尊嚴的。法令之下，所有的民眾、所有的事情都是被監控、被限制、被約束的，都是扭曲變態的，沒有絲毫自由可言，一切都是按照計劃被決定被執行。這種由自以為擁有上帝視角的野心家規劃出來的一套制度法令，不管設想多麼美好，規劃多麼精緻，最終都無法帶領民眾走進美麗新世界，無數事實都雄辯地證明，好的制度只能是人自發行動的後果，而不是人為設計的。無視個人尊嚴和個體差異，烏托邦似的制度不會通往個人自由，反而會朝著專制奴役的方向邁進。
“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羅素的這句話深得人心，能容納不同個體、不同思想、不同生活方式的國家，才可能是一個幸福的國家。秦國民眾可以按照個人意願或選擇讀聖賢書，或選擇經商，或選擇從事手工業，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才會有幸福感。如果始終堅持價值一元論，排斥不同聲音，那不管一個國家把前途目標描繪得多麼輝煌壯麗，始終是不值得追求嚮往的，以賽亞伯林一生致力於反對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把人類在價值觀上的分歧看作善與惡、對與錯的鬥爭，必然會導致流血戰亂”，
應該尊重價值選擇的多元化，警惕以犧牲每一個個體的獨立自由為代價去強行整齊劃一。
羅素-“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
“時代的一粒塵，落在每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不管有多少人鼓吹商鞅變法的成功，鼓吹秦國霸業的偉大，但當時代的車輪喧囂駛過，對民眾而言更重要的始終是自己個人的幸福，誰都不是可以隨便犧牲掉的可有可無的一個人，只有在個體幸福之上去追求國家的富強才有意義。商鞅變法把國家和民眾對立，當做對手盤，當做蹺蹺板，認為要強國，必須要弱民，何其荒謬，從這點而言商鞅變法難得人心。
烏托邦般的美麗新世界誘惑著每一個手握大權的執政者，在人間建立天堂一直是執政者的夢想。如果說商鞅變法代表法家政治理想的巔峰，那漢朝的王莽新政則代表儒家政治理想的巔峰。王莽本人是周公的虔誠信徒，為人處世一直遵從儒家經典，試圖按照《周禮》的道德標準去治理國家，心中始終有一個關於理想的美麗新世界的藍圖，王莽新政與商鞅變法相比更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是一廂情願的玄思空想，最終國家越治越亂。
荷爾德林文集
“人想把國家變成天堂時，總是把它變成了地獄”。這句話之所以廣為人知是源於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引用。真正出處是德國古典詩人荷爾德林的小說《許佩裡翁或希臘的隱士》，戴暉翻譯的《荷爾德林文集》中收錄了這篇小說。這句話道出了歷史上改革變法的悲劇緣由，無視“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妄圖掌控歷史、操縱天命、玩弄民眾，對世間眾生的參差多態視而不見，野蠻粗暴地一刀切，必然會導致失敗。商鞅最終淪為人民公敵，商鞅變法雖然使秦國崛起，但這種以犧牲民眾自由，貶低民眾尊嚴為代價建立的王朝很快就被推翻，看似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國曆經二世就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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