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16日起，包括日本各電視臺、ANN（日本全國新聞網）、雅虎以及各大紙媒的幾乎所有主流平面、立體媒體都紛紛以“安倍政權支持率急落”為標題，高調報道安倍內閣支持率大幅下降了8.3個百分點，一路破四跌至到了39.8%這一世論調查結果。
雖然從表象上看來，人們普遍認為是由於安倍在這次面對新冠病毒的對應措施上，接連不斷的“昏著”和“後手”（遲鈍、遲緩），導致了其政權支持率的大幅下跌。不過，認真分析各大媒體的綜合論述，筆者得出結論，安倍內閣在對應新冠病毒上的不力，只能說是其政權支持率下跌的一個直接的粗大的導火索，而真正導致安倍內閣支持率下降的原因應該是以下幾方面的綜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首先，就是去年10月份的消費稅增稅至10%這件事兒，這直接導致了日本人捂緊腰包不願消費，從而致使日本國內消費疲軟經濟開始走下坡路，這當然會影響到安倍政權支持率的下滑。要知道當年主推消費稅增稅的竹下登原首相和橋本龍太郎原首相就都是或直接或間接因加稅而黯然下臺的。而積極推動日本自衛隊正名、海外派兵，乃至修憲的安倍政權處處需要錢，雖然在表面上政府說增加的消費稅用於養老保險補助等民生方面，但沒人可以保證這些錢不會用於其他使途。所以，可以說，因消費稅增稅日本民眾已經開始對安倍政權“橫眉”了。
其次，尚未徹底消停的安倍涉嫌“公器私用”一事，即用公款，也即國民的稅金以自己事務所的名義邀請各界人士舉辦每年一度的“賞櫻會”一事，也因事務所工作人員銷燬證據，以及支支吾吾始終說不清楚原由而讓國民大失所望。安倍很幸運，因突發的新冠病毒事件成功的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本來安倍有可能借機擺脫“賞櫻會事件”的負面影響，但屋漏偏逢連陰雨，新冠病毒這事兒鬧大了，導致人們對安倍政權產生不滿的同時，自然又記起了還未說清楚的“賞櫻會事件”。同樣的，因在“賞櫻會事件”上安倍政權的對應與前年的“森友學園事件”非常相似，這自然而然的又讓日本民眾想起了到現在也未能徹底解決的“森友學園”和“加計學園”問題。在這幾個事件上，安倍同樣都被質疑使用公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如此，日本人民因新冠病毒事件引發的對安倍政權的“冷對”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這次安倍政權在對應新冠病毒方面的優柔不斷、反應遲鈍、應變遲緩更是讓日本國民大失所望。比如，雖然在1月28日內閣會議就已經通過了把新冠病毒列為“指定感染症”，但安倍政權卻出於各種顧慮把執行日定在了2月7日（中間間隔整整10日），這直接導致了鑽石公主號在2月3日得以再次順利進入橫濱港，直至發展到今天的不可收拾之地步。雖然在WHO針對新冠病毒發佈《非常事態宣言》後，日本政府慌慌張張把“指定感染症”實施日提前至2月1日，但在2月1日宣佈的也只是拒絕從中國湖北入境的旅客，至於拒絕浙江旅客入境，那更是2月13日的事了。也因此，在疫情愈趨嚴重的今天這種形勢下，日本人經過反思認為：如果安倍政府能在閣議通過“指定感染症”的即日起，就實施緊急措施控制入境人員，日本絕不至於成為世界上除中國外被新冠病毒感染最嚴重的國家。想通此節，安倍淪為“千夫指”的對象也就似乎理所當然了。
此外，在接下來的如隔離、停留、檢查直至限制入境，以及對無症狀病毒攜帶者的對應等方面，日本政府也都是表現的相當被動，頗有推一步走一步的感覺。這些，被日本媒體、民眾看在眼裡，也就自然而然對安倍政權越來越失望了。
有明白人還說出了一個事實，興許也是致使安倍安倍政府一直輕視新冠病毒的原因，那就是WHO在統計各國感染者數字時，雖然把把停泊在橫濱港口的鑽石公主號上的確診患者劃為日本範圍，但在定性上都是以“其他”來表現，並沒算在日本國內的確診患者數字內，事實雖然也正是如此，但這無疑給日本政府吃了一個安心丸。這從日本政府在2月16日召開的“新冠病毒感染症對策專門家會議”上，專家們給出的“雖然最近幾天日本國內患者明顯增多，但與新加坡、香港情況類似，日本國內確診患者的感染途徑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把控。因此，從整個國際形式來看，日本疫情尚不屬於突出狀況。據此，顯示日本尚未進入“國內感染期”，現階段的日本疫情仍屬於“早期階段”。這些論斷，足以說明日本政府的態度了。
因此，筆者認為，正是以上這些綜合因素，才導致了安倍內閣支持率的大幅下滑。不過，據此就認為“安倍離辭職不遠了”尚屬杞人憂天，因為，安倍執政至今，他的政績也確實可圈可點。遠的不說，僅從這幾年日本的就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外交上也卓有建樹的實績，尤其是去年安倍政權拍板的的全國所有幼稚園全部實現免費的政策，以及上大學政府提供補助甚至可以免費的措施，都讓安倍得分不少。因此，個人認為，除非是日本出現大面積新冠病毒感染現象導致國家處於極度嚴重情勢下，甚至影響到東京奧運會的召開，屆時，安倍不得不選擇辭職，否則，想取代安倍，無疑於痴人說夢。
閱讀更多 萬景路聊日常日本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