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文
昨天，2020年2月19日下午，《騰訊·大家》死亡。雖說沒有官方正式宣佈，但其主頁已不存在，公眾號也被銷號，可謂屍骨無存。我們這些《大家》的專欄作家只能在朋友圈裡相互哀悼，或在自己的公眾號裡貼出發表在《大家》的最後一篇文章，以此勉為憑弔。
從2013年創辦算起，《騰訊·大家》活了七年，我也寫了差不多這麼久。在我個人的寫作史上，這可能是我寫得最久的媒體之一，只有《南方都市報》的《閱讀週刊》差堪比擬。從前我跟人半開玩笑地說，我為了《閱讀週刊》上的寫作，幾乎讀了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碩士。現在想起來，為了《騰訊·大家》的寫作，我差不多又拿了一個學位。
記得2013年《騰訊·大家》和我簽約時，我給他們的文章沒有什麼集中的主題。寫過黑社會小史，寫過環保抗議，還寫過諾貝特·埃利亞斯，散散漫漫，不下定論，估計編輯看稿也難免納悶。好在《大家》寬容，我又向來寫得很慢，兩邊都好處。
不久，我和西門媚離開成都，遷居廣州。大概是為了應對環境的變動，我有意識地加強了思考與寫作的專注度。從2013年夏天開始，我著手啟動一個系列的寫作計劃。剛剛查了一下文檔，定下的主題是“關於不確定性的隨筆”。這樣一個多少令人覺得虛無縹緲的主題，能夠悉數發表在公共媒體上，也只有寬容的《騰訊·大家》做得到。
初到廣州，住在番禺，讀書有些困難。我們常常坐地鐵換大巴，前去廣州圖書館借書。第二年，我們從麗江花園搬到海珠區的怡趣街，那裡步行去中山大學只需十分鐘，讀書成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享受。通過西門媚的朋友，我們取得了中大圖書館的借閱證，每天早上我們都揹著書包，帶上電腦，去那裡安安靜靜地讀書寫作。中午，在學五食堂吃完飯，我們揹著館中借出的書籍走回寓所，愉悅地度過午後的時光。
這樣的日子一直過到2016年。在這兩三年裡，我專心讀書，持續寫作，完成了不確定性的寫作，還寫了以身體為主題的不少隨筆。這些文章大多數發表在《騰訊·大家》，並最終結集成書為2018年的隨筆集《國家的計算》。
也就在這段時間，我們在現實世界裡結識了不少《騰訊·大家》的編輯及作家。賈葭、賈永莉、餘江波、趙瓊、代金鳳、陳小遠、劉洋等編輯都有交流，最愉快的是與陳念萱、楊早、傅斯鴻等作家同遊貴州，體會到寫作者共有的甘苦。
隨著時間的推移，寫作與發表的艱難俱增。感覺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騰訊·大家》變得謹慎起來，想必跟時局變化大有干係。因為這時候，紙質媒體的結局已定，注意力自然投向了網絡媒體這一邊。於是編輯和我商量，開設了一個《只讀冷門書》的新欄目，我在裡面寫的文章約有三十多篇。
日子越過越難，到了2017年，我的數篇專欄都被編輯斃掉了。其中，有寫路易十四的，有寫傳播學原理的，也有寫國家認同與集體記憶的。形形色色，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哪一點犯了忌諱。抑或，都是忌諱？自我審查，是時代強加給作家的基因缺陷，無可逃避。
2018年，我就預感到《騰訊·大家》行將就木。那一年，我只發表了幾篇談論視覺藝術的文章，因為很多東西根本沒有發表的可能。沒想到《大家》還繼續熬了兩年，期間經費被大幅裁減，人員變動也很厲害。記得有一次，編輯請我們幾位作者在成都桐梓林的一家飯館聚餐，我鄭重舉杯向她祝願，希望《大家》長久，內心卻已不樂觀。
回顧過往，我發現《騰訊·大家》從一開始就是一樁逆勢而動的神奇事件，是對未來抱有天真與樂觀的人聚在一起相互取暖的過程。如今到了夢醒時分，江湖未必再見。
2019年，我只在《大家》發表過一篇文章，現在可以確定，那是我的最後一篇。今天，我把它發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紀念這新鮮的死亡以及那一段猶如借來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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