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文
昨天，2020年2月19日下午，《腾讯·大家》死亡。虽说没有官方正式宣布，但其主页已不存在，公众号也被销号，可谓尸骨无存。我们这些《大家》的专栏作家只能在朋友圈里相互哀悼，或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贴出发表在《大家》的最后一篇文章，以此勉为凭吊。
从2013年创办算起，《腾讯·大家》活了七年，我也写了差不多这么久。在我个人的写作史上，这可能是我写得最久的媒体之一，只有《南方都市报》的《阅读周刊》差堪比拟。从前我跟人半开玩笑地说，我为了《阅读周刊》上的写作，几乎读了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硕士。现在想起来，为了《腾讯·大家》的写作，我差不多又拿了一个学位。
记得2013年《腾讯·大家》和我签约时，我给他们的文章没有什么集中的主题。写过黑社会小史，写过环保抗议，还写过诺贝特·埃利亚斯，散散漫漫，不下定论，估计编辑看稿也难免纳闷。好在《大家》宽容，我又向来写得很慢，两边都好处。
不久，我和西门媚离开成都，迁居广州。大概是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动，我有意识地加强了思考与写作的专注度。从2013年夏天开始，我着手启动一个系列的写作计划。刚刚查了一下文档，定下的主题是“关于不确定性的随笔”。这样一个多少令人觉得虚无缥缈的主题，能够悉数发表在公共媒体上，也只有宽容的《腾讯·大家》做得到。
初到广州，住在番禺，读书有些困难。我们常常坐地铁换大巴，前去广州图书馆借书。第二年，我们从丽江花园搬到海珠区的怡趣街，那里步行去中山大学只需十分钟，读书成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享受。通过西门媚的朋友，我们取得了中大图书馆的借阅证，每天早上我们都背着书包，带上电脑，去那里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中午，在学五食堂吃完饭，我们背着馆中借出的书籍走回寓所，愉悦地度过午后的时光。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2016年。在这两三年里，我专心读书，持续写作，完成了不确定性的写作，还写了以身体为主题的不少随笔。这些文章大多数发表在《腾讯·大家》，并最终结集成书为2018年的随笔集《国家的计算》。
也就在这段时间，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结识了不少《腾讯·大家》的编辑及作家。贾葭、贾永莉、余江波、赵琼、代金凤、陈小远、刘洋等编辑都有交流，最愉快的是与陈念萱、杨早、傅斯鸿等作家同游贵州，体会到写作者共有的甘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与发表的艰难俱增。感觉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腾讯·大家》变得谨慎起来，想必跟时局变化大有干系。因为这时候，纸质媒体的结局已定，注意力自然投向了网络媒体这一边。于是编辑和我商量，开设了一个《只读冷门书》的新栏目，我在里面写的文章约有三十多篇。
日子越过越难，到了2017年，我的数篇专栏都被编辑毙掉了。其中，有写路易十四的，有写传播学原理的，也有写国家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形形色色，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哪一点犯了忌讳。抑或，都是忌讳？自我审查，是时代强加给作家的基因缺陷，无可逃避。
2018年，我就预感到《腾讯·大家》行将就木。那一年，我只发表了几篇谈论视觉艺术的文章，因为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没想到《大家》还继续熬了两年，期间经费被大幅裁减，人员变动也很厉害。记得有一次，编辑请我们几位作者在成都桐梓林的一家饭馆聚餐，我郑重举杯向她祝愿，希望《大家》长久，内心却已不乐观。
回顾过往，我发现《腾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一桩逆势而动的神奇事件，是对未来抱有天真与乐观的人聚在一起相互取暖的过程。如今到了梦醒时分，江湖未必再见。
2019年，我只在《大家》发表过一篇文章，现在可以确定，那是我的最后一篇。今天，我把它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纪念这新鲜的死亡以及那一段犹如借来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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