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診斷門檻過高，過去二十多天裡，武漢未確診患者形成了一個“堰塞湖”。

由於床位和隔離點少，武漢市對於疑似患者和輕症患者的要求是“居家隔離”，這個策略是無奈之舉，但也是失敗之舉。

（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2月19日，武昌醫院的發熱門診就診的人數明顯減少。

“這件事不能再等了。”2020年2月16日，新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在視頻會議中說。

他說的“這件事”是指為期3天的集中拉網式大排查，要力爭在3天內，對居家患者進行地毯式、拉網式的排查，徹底摸清感染患者的“底數”。

這一天，距離2月5日湖北省“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命令的下達已經過去了11天。那一天，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命令，要求對疑似和確診病例“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確保一個都不放過。

“應收盡收”這個詞其實早在二十多天前就出現了，此後一再被提起。

1月24日，武漢市政府就強調，要全面進入“戰時”狀態，確保發熱病人得到及時救治，確保能夠無條件收治所有疑似患者。

這一天正是除夕，武漢“封城”的第二天，很多人正在醫院裡苦苦地等著一張床位，一份核酸檢測試劑。

兩天後，武漢再次強調，要拿出“一級響應”戰時狀態，做到“應診盡診、應住盡住、應收盡收、應到盡到”，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此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等，均強調要做到所有患者“應收盡收”。

遺憾的是，22天后，武漢感染患者的“底數”仍未查清，這場漫長的戰役仍在持續。武漢要做到“應收盡收”，為何這麼難？

（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2月12日，一輛城管車幫助患者轉送到醫院。

“堰塞湖”的形成

2月13日，湖北省、武漢市雙雙換帥。

這一天，武漢市創紀錄地新增了13436個確診患者，這個數字是前幾天的六七倍。值得留意的是，在這些新增確診病例中，通過臨床診斷確定的病例就佔了92%，達到12364例。

湖北省衛健委官網解釋稱，為與全國其他省份對外發布的病例診斷分類一致，從2月12日起，湖北省將臨床診斷病例數納入到確診病例數進行公佈。

此前，對於武漢患者來說，核酸試劑檢測是唯一的確診標準。疫情暴發初期，核酸試劑供應量嚴重不足，使得很多疑似患者需要排隊才能獲得檢測機會。

因為診斷門檻過高，過去二十多天裡，武漢未確診患者形成了一個“堰塞湖”。

1月29日，武漢市民袁華的CT檢查報告顯示“肺部有片狀磨玻璃影”，這屬於高度疑似患者的症狀，她隨即上報給所在的漢陽區五豐里社區，然後等待核酸檢測。在這期間，她丈夫的CT報告也顯示“肺部感染”。

但直到2月9日，他們才接到社區核酸檢測的通知。2月12日、13日，夫婦兩個分別拿到了核酸檢測結果，顯示是陽性，不過，幸運的是，兩人都屬於輕症。

根據2月12日的官方信息，武漢市已有40家機構能開展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工作，日檢測能力可達8000至10000人份。

廣州金域醫學檢驗集團是被官方指定的檢測機構之一，該公司品牌部負責人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1月31日前後，他們公司的檢測能力每天只有1000人份左右。後來，公司不斷增加人手和機器，現在可以達到每天3000人份。

但還有一些患者在網上求助，他們的雙肺已經發白，臨床症狀非常明顯，但由於核酸檢測呈陰性，不能認定是確診患者，無法進入到定點醫院，導致錯過了救治時機。

2月初，李雯的母親開始出現發熱、乏力、嘔吐的症狀，但是因為做了核酸檢測，呈現的是陰性，就不能認定是確診患者，只能在附近的隔離點進行隔離。

直到2月12日下午4點，她們才迎來了“好消息”——母親終於被臨床“確診”了，要從隔離點轉送到火神山醫院。但送往火神山醫院的都是危重症患者，李雯母親的雙肺也已經全白。

一線的醫生開始呼籲，應該將CT影像等臨床診斷作為診斷標準。

2月5日，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斷方案》（試行第五版），才將CT影像結果納入到了患者的臨床診斷標準中。不過，這個新的診斷標準，並不適用於湖北地區。直到2月12日，這個標準才在湖北地區適用。

（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2月15日，武漢下起了大雪，已經收治1000名患者的火神山醫院被白雪覆蓋。

短缺的醫療資源

疫情暴發初期，“一床難求”是制約“應收盡收”戰役的另一大因素。

那時，網絡求助的信息中，除了求助核酸檢測之外，就是求助醫院床位。那些醫院人滿為患、排隊治療、醫生全天24小時不能休息的新聞，時至今日依然在很多人的腦海裡記憶猶新。

除了床位之外，當時醫護人員和醫療資源也出現了嚴重不足。

2月17日，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在接受央視《新聞1+1》採訪解答武漢為何重症患者人數居高不下的問題時曾提到了這一點。

她說，對於一家醫院來說，一般情況下，10%的病房會是重症監護病房，在那麼多的時間內，醫院所有病房都變成了重症監護病房，用於搶救的呼吸機、監護儀等儀器和設備就不夠，同時也沒有那麼多重症科的醫生和護士。

疫情初期，這些僅有的醫療資源也未能得到政府部門充分協調。

“沒有資源可以調動”“沒有全局部署”，這是陳鵬對最初“抗疫”時的印象。他是武漢市一名處級幹部，在這場戰役中，衝到了“抗疫”的前線。

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上級疫控指揮部下的命令是要嚴控疫情，但讓這些基層工作人員頭疼的是，除了不知道患者情況外，作為區級政府，他們能調動的醫療資源也實在太少——能調配的只有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這樣的醫院。

在這場“抗疫”中，缺的不僅是醫院床位，還有隔離點。“應收盡收”，要對“四類人”進行排查、收治、隔離，分別是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發熱患者和密切接觸者。而根據規定，不同的人群，要收治在不同的場所。

疫情暴發初期，由於床位和隔離點少，武漢市對於疑似患者和輕症患者的要求是“居家隔離”，這個策略是無奈之舉，但也是失敗之舉，雖然隔離了對外界傳染的可能，但很多家屬卻在此期間被感染。

不過，隨著兩萬名各省援鄂醫療隊員的陸續到來，以及兩神山醫院、11座方艙醫院的投入使用，這一醫療資源緊張狀況已經得到極大緩解。

國家衛健委官網數據顯示，截至2月17日24時，武漢市現有確診病例37152例（含重症病例9222例），疑似病例1799例。這意味著，要想保證所有的確診和疑似患者都能得到收治，至少要準備38951個床位，“拐點”來臨之前，這個數字會持續增大。

據武漢市衛健委官網透露，2月17日這一天，武漢共有45家定點醫院，共開放床位19161張，使用18086張，剩餘1452張。此外，12座“方艙醫院”計劃床位20461張，已開放床位7566張，已使用床位6971張。

從2月7日開始，武漢各高校改建學生宿舍之後，還可以釋放出8800張隔離輕症病人的床位。湖北省委黨校、武漢市區的部分黨校、部分賓館等也被徵調用於改造防疫隔離區。

（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漢口火車站一家酒店被徵收做為“防疫隔離區”

艱難的社區排查

要做到“應收盡收”，社區排查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疑惑問題莫發慌，社區網格把你幫”。這是在武漢街頭常看到的一條標語，為了密切追蹤疫情情況，武漢將各個社區進行網格式管理。

對於這座擁有一千多萬人口、總面積達到8569.15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來說，“網格化”管理是一項極其龐雜、繁重的工作。

在一間社區委員會的辦公室，南方週末記者看到，一位網格員的桌子上擺滿了表格、統計單，記錄的則是本社區所有人的流動信息和健康情況。這位網格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為了及時跟蹤社區人員的動態，他每天要給居民打幾百個電話。

但事實上，光打電話是不夠的，他們還需要上門走訪，詢問體溫情況，幫助照顧一些孤寡老人或者身體不便者。

一位街道工作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社區在排查的時候，如果發現有居民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就會進行統計、備案，並會讓這些居民去醫院檢查。醫院檢查結果會上報到區裡，區裡再給街道反饋。

不過，這個看似簡單的工作卻很複雜。比如，區裡反饋的表格裡，患者信息並沒有具體區分是哪個街道的，他們就需要爬在表格裡一個一個找，最終挑出自己社區的。

此外，有的患者信息只有名字和電話，不知道具體居住在哪裡，各街道就需要逐個打電話，確定是否屬於自己街道。還有一些患者，登記的是戶籍信息，但在另外一個街道居住，兩個街道就需要進行溝通，確定由誰負責。

“我們跟社區一樣，每天也要打很多電話。”這位街道工作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找到自己街道的患者之後，街道會將患者情況以及床位再反饋給社區，由社區協助確診、疑似患者前往醫院和隔離點進行收治、隔離。

“有些確診居民找不到床位，醫院和街道就會讓他們來找社區，等社區的通知，這些人就會到社區鬧，讓社區幫他們解決床位。但我們哪有權力調配床位，只能等區裡和街道的安排。”一位社區書記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我們跟他們接觸，也很害怕，也怕感染啊。”

這似乎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社區工作者需要上門去排查，但他們本身就是密切接觸者，一些居民並不願意讓他們上門。

“別說上門去量體溫了，有時我們連樓都進不去。”上述社區書記向南方週末記者感嘆。

武漢的小區要求每戶每三天只能出一次門。這位書記的社區還要幫助居民購買蔬菜等生活用品，買回來之後，有的居民不敢跟工作人員接觸，就從窗戶上吊下來一個籃子，讓工作人員將蔬菜等放到籃子裡；有的則放到一樓門口，讓業主自己來拿。

（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江岸區銘新社區的“網格員”們正在核對居民的健康信息。

人手緊缺

缺人，是武漢社區工作人員共同的感受。

以武漢礄口區某社區為例，該社區共有六千多人口，社區工作人員共有11人，這意味著一個工作人員要應對600左右的居民。這樣的人員配比，是武漢這座特大城市比較普遍的現象，有的社區一個“網格員”要負責的居民甚至超過了1000人。

這個社區後來因為有疑似患者自縊身亡，被武漢市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社區負責人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該社區負責人對於轄區內出現這種慘劇深感痛心，但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她也深感無力。疫情暴發初期，該社區工作人員遭遇重大“減員”，一半人員因為身體不適不能參加工作，還有一人因為擔心被感染選擇了辭職，能夠“上陣”的只有五六個人。

社區與村委會相似，並不屬於政府機構。此外，通過對多個社區採訪，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他們的工資並不高，書記、主任的工資稅後在3000元以上，普通職工則只有2000多元。

為了補足社區人手，根據《長江日報》2月11日的報道，武漢市先後組織市直機關黨員幹部、市屬國企幹部職工、市屬高校教師職工，共計1.6萬餘名幹部職工，下沉到疫情較重的社區，統一編入街道社區工作隊，協助開展“四類人員”集中隔離集中收治等工作。

同時，各城區統籌區直單位和街道（鄉鎮）共計1.7萬餘名黨員幹部，全覆蓋聯繫包保社區（村）。這意味著，整個市區共計有3.4萬名幹部職工下沉到社區參加工作。

以江岸區某中型街道為例，共有50名左右的幹部職工下沉到這個街道。該街道共有5個社區，每個社區約可以分到10人。

不過，據多個街道和社區工作人員介紹，這些下沉的幹部職工主要是協助社區做好社區出入口的管理，如測量體溫、登記信息等，並非跟著社區工作人員直接與居民接觸，參與到更具體的排查工作中。

除了人手短缺，排查方法也影響著排查結果。

上述社區書記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目前上門排查和電話排查，主要是詢問體溫情況。但是，在武漢市確實出現了一些“無症狀”患者。他擔心，僅僅通過詢問體溫情況，並不能準確地弄清楚居民的健康情況。

“早期的情況更糟，醫院床位少，人又多，有些居民刻意隱瞞自己的體溫，不願意去醫院檢查；現在醫院人少了，隱瞞的居民也少了很多。”這位書記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2月10日，武漢曾經公佈過一個“底數”，但是很快就遭到網友質疑。

當晚，在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時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說，截止到2月9日，武漢戶數排查的百分比已達到98.6%，人數排查百分比達到99%，並爭取在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檢測清零。

消息出來之後，一些武漢本地網友開始調侃，自己屬於那沒有被排查到的1%。2月11日之後，武漢市其實仍然存在著不少的疑似患者。

即便是已被確診的病人，也還沒有即刻獲得床位。

2月14日，礄口區82歲的沈奶奶終於得到集賢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通知，她可以被收治到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此時，距離她被確診已經過去了5天。

但是，由於腦幹出血，沈奶奶無法正常行走，這讓她錯過了指揮部派來社區的接送車輛，她只能讓兒子開車將自己送到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開始等待具體的床位安排。

2月17日，武漢市“集中拉網式大排查”開始，“不漏一戶，不漏一人”是這次大排查的要求。

這一天，南方週末記者多次撥打此前曾經採訪過的社區、街道工作人員的電話，均未能打通。不過，根據武漢本地媒體的報道，一大早，他們就開始去挨家挨戶地查，挨家挨戶地問。

有不願意配合、不量體溫或者暫時外出的居民，他們就登記下來，過一段時間後再去做工作。

外界對於此次排查的結果，充滿了期待。

編排：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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