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狐，相應的便會有"狡猾"、"多智"、"靈活"等詞與其匹配。這可能與它常年穴居於山林僻靜之處，晝伏夜出的生活習性相關，寂寥荒蕪之野配上黑夜這一巨大幕布，不難為人們的想象敷衍生發空間，因而為狐鍍上一層神秘感。自古以來，狐便被賦予一種獨特的靈性，人們將它奉為圖騰、精靈，發展到後期甚至還可以修仙。這些民俗信仰在北方的沃土裡生根，孕育出各類瑰麗奇幻的狐故事和神怪、狐仙傳說，談狐說鬼這類題材在文學史上因而佔據了特殊的席位。《聊齋志異》作為這類題材的巔峰之作，更使"狐"作為一個獨特的意象綻放別樣光彩。
《聊齋志異》中所寫的鬼狐故事共258篇，其中涉及狐狸的有84篇左右。這些談狐的篇章，尤其是大量的狐女形象的出現，更推動了狐形象在文學中進一步的經典化。蒲松齡筆下的狐各具其貌、各有其能，既有各自不同的個性特點，也有其各自的生活史。其中，筆者注意到了狐文化中，狐狸的"才學"。反觀《聊齋志異》涉及狐的才智亦或注重文才上，大致有7篇明確提及，在其他篇幅也偶有滲透。因此，對於狐狸"文"的這一方面的挖掘，及其聰明才智在《聊齋》中的運用及其深刻的醒世價值，皆是對《聊齋》思想內容上的進一步昇華。
《聊齋》的文狐形象多變，筆者將其簡單分為三種形象：
1、假狐靈作指導
《郭生》中的狐直接展現為其作文之能，"狐所塗留，似有春秋"。經過狐狸的塗抹，郭生對狐狸的塗鴉反覆修改後文章有了很大進步，考試名列前茅並取得了官職。郭生中的狐狸除了才學同時展示出其預卜吉凶之能，並給郭生以適時而止，不宜太貪的訓誡。郭名小立，黜狐後，卒無所成。在《冷生》篇中，冷生年二十歲未能通一經，狐與之相處後，才藝大進，文思精妙。《冷生》篇中對狐並沒有進行過多筆墨的渲染，通過冷生不同一經到大笑成文的轉變，後為一個規矩嚴肅的學使因其大笑而除名，此後詩酒為伴，著有"顛草"四卷，超撥可誦。《王子安》中王子安在尚未放榜前痛飲大醉，狐仙便"乘其醉而玩弄之"，王子安恍惚間登龍虎榜，加官進爵又榮歸故里，飄飄然不知所以以至於笑料百出，被家人的笑聲驚醒後方知是"為狐奚落"。
2、翁形
《濰水狐》以翁形出現，富資財，懂禮貌，能知前生事，預卜未來，只是個性狷介，視貪官汙吏、見色忘義之徒，為"嚼草之驢"，羞以為伍。作者以告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於狐。"
3、女性文狐
《狐聯》中女狐形象和張生的"名士"形象形成鮮明對比：相較於張生的刻板呆滯、瞭然無趣，女狐更為幽默鮮活，甚至更具人的靈氣與才情。談笑間僅用一句 "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況床第間瑣事乎？"展現出當時社會整體的腐朽、敗落，甚至於浸透於陰間。既是對張生名士形象的嘲諷，也是對當時社會制度腐敗，思想凝滯的曲折反映。女狐所屬的對聯"戊戌同體,腹中止欠一點;己巳連蹤,足下何不雙挑",借形似字屬聯,打情罵俏。雖然有王士禎"不諳平仄"的評語,但思想內容上含蓄雋永,自是"才狐"。同樣是屬對，在《狐諧》中女狐亦展其才。狐女講故事時不漏痕跡的調侃孫得言，孫將怨氣發洩於給萬福的上聯"妓者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萬福絞盡腦汁也沒有合適的應對，狐女以"龍王下詔求直諫，鱉也得言魚也得言"回之。在內容上並不遜於孫得言，反而更顯示出孫得言作為男子的氣度之遜，無論是才華亦或舉止均有失君子風範。《鳳仙》中荒廢學業的劉赤水與狐女鳳仙結為夫婦，在家宴中鳳仙因父以貪富為愛憎而不快，激勵劉赤水在書中尋黃金屋，劉赤水終及為郎官。鳳仙雖為狐，但深諳世事，眼光與見識不輸於人。其"涼人"之諧，"破窯"之曲，"魔鏡"之詠，督夫攻苦猶如嚴師，更是亦詩亦仙的文狐形象。
綜上，我們可以窺見文狐這一形象的獨特意義。其一，反映出被科舉禁錮的枯朽靈魂和畸形的人生理想。《冷生》中考官並不注重冷生之才，黜其名僅是因為冷生的笑有失體統和科考的嚴肅性。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科舉儼然成為沒有血肉的制度，僵化而且形式。考生不能有異常的舉動，不合時宜的笑都可能是其仕途上的送命題，連表情都要管理到位的考試可見其機械與固態。同樣的，《王子安》幽默的背後暴露的是封建士子畸形病態的精神世界，這些所謂的"名士"將畢生的心血傾注於科舉，屢次不中，對功名的極度渴求生髮了黃粱一夢。幻景中的行為有多誇張，夢醒的心就有幾倍的落寞。"昔人為鬼椰榆,吾今為狐奚落矣。"的自嘲中，更能看出如王子安般"名士"的無奈。嘲諷的背後是深刻的同情，更是對科舉制的強烈控訴。王子安是當時士人的一面鏡子，既照著士人本身求取功名的急切，又折射出整個社會為科舉所癲狂的醜陋心態。這裡的狐只是一個導火索，通過狐的玩笑卻可以看到科舉制度下被押解的畸形靈魂，對心靈的拷問使其在思想上佔領了制高點。其二，賦予女性以才情，給予女性群體極大的關懷。蒲松齡筆下的女子不再是一灘灘被封建制度壓抑束縛到沒有生氣的死水，她們是鮮活而靈動的。《狐聯》、《狐諧》、《鳳仙》中的女狐，她們所呈現的並不是傳統封建社會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模本，她們有獨立的自我和思想，甚至具備清醒的認知。絕不一味地順從於男子，而是將自己放在和男子同等的高度，可以說是蒲松齡創造的新女性形象。這些狐女想說就說，想笑就笑，面對不公平也敢大膽發聲，喜怒的表情俱備，非人更似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書生的"百無一用"、呆滯刻板和封建教條，甚至需要藉助女狐博取功名。女狐的特徵中添入"文"這一才能，是作品思想高度及作者人文關懷的極大反映。女性文狐形象的塑造，在性別和學識上的突破是狐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也是當時思想極度壓抑下開始衝破束縛的一種表徵。女性文狐的出現將女性以另一種姿態引入文學領域，是文學進步並不斷豐盈的推動力，具有深刻意義。其三，"審醜"到審美的進步，審美範疇的極大豐富。狐在往古時妖獸化的負面形象，到清《聊齋》多為真善美的美學化身，是審美領域的極大變通。文學中的醜惡意象不會一直邪惡下去，蒲松齡將視域轉向狐，通過對狐進行藝術化的改造，推動了文學作品中狐形象的豐盈和美化。在這一進程中，文狐是其理想化的突出反映，具備社會、自然和藝術美的標準，貼合普通民眾的淳樸心理和審美趣味，是智慧、美和道德的模具。文狐形象的變化是審美變化的過程，過去的審醜即邪惡的狐妖形象，審醜亦是一種審美，發展到清的美狐，深刻體現著文學的美學追求。審醜到將醜衍化為美，更體現這文學創造美好事物的價值和追求。
《聊齋志異》開啟了一個談狐的風氣——清人筆下的狐層出不窮，數量遠遠超過了自漢晉至明的總和，而文狐可以說是《聊齋》和清代狐仙信仰相互作用結果。長久的狐文化積澱賦予文狐"胡博士"的原型形象，經蒲松齡《聊齋》的進一步加工，文狐被賦予了更深厚的底蘊。通過文狐可以看見科考對書生的毒害，女性文狐更是對女性的極大關懷和理解，於狐形象自身而言，更是在文學審美上的一種豐富。而文狐形象的成功塑造更是對狐文化的進一步推動，狐仙信仰的興盛以及狐仙信仰地域的不斷擴大，與《聊齋》的創作與流傳不無關係。這些文狐形象雖因長久的狐文化積澱所成，同時也是蒲松齡世界觀與才華的直接體現，頗具時代特徵。文狐是蒲松齡在經歷了諸般不如意後的一種美好寄託，是對其內心極度痛苦及壓抑的一種消解。蒲松齡創造文狐的價值不在於傳統狐妖的邪惡之性，而是文狐形象所具備的人情美、倫理美和對現實社會的觀照，這些足以喚起人的種種美好情感和美好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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