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崩塌、神性的祛魅、人性的解放，伴隨著科學的探索與普及，牢牢把控傳統意識形態的宗教正在受到不少年輕一代的漠視與拋棄。儘管天主教現在仍有超過十億的信眾，但經過現代意識啟蒙的土壤顯然不足以支撐其以原有的方式繼續生根與擴張。

《教宗的繼承》記錄了教宗本篤十六世辭任的整個過程，這一戲劇性的故事並非杜撰而是真實發生的事件，而在這600年未見的情況背後，則是天主教內部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博弈。本篤十六世代表著教內的傳統勢力，面對外界的質疑和相對主義的冒頭，他以教宗的身份行使著說“不”的權力，而另一方面，主教貝爾格利奧作為改革派，對教會現在的運行狀態深感無奈，並提出辭職。

然而，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神權需要在被動的妥協與主動的改變之間做出抉擇。

推翻一堵牆，搭建一座橋

進入新世界，現代社會的蓬勃發展大多歸功於科學家、工程師以及奮鬥在不同崗位的個體，以往許多被認為只有神能完成事，如今卻有了語言上的定義以及現實中的實踐。於是，由寓言以及迷霧籠罩的神權被實證主義哲學所解構，而被視為異教徒的無神論者已然有了正當的理由來懷疑被神權把控的過去，以及質疑神權正在構建的未來。然而，這種思維意識上的啟蒙或者說覺醒在對宗教產生威脅的同時，也迎來了宗教信徒以及宗教代言人的反撲。

在《教宗的繼承》中，本篤十六世一開始便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了奪魁的慾望，在拉票的過程中，他堅定地表明瞭他的立場，他看到了教會在當今世界所受到的威脅，但他仍然不願意看到教眾放棄教會所應該遵守的準則，且固執地認為他們只需要一個供信徒參考的軸心，以及一個永恆的真理。宗教的傳統已經延續了數千年，它們通過故事和寓言寫在典籍上供眾人參照，不管是寥寥數語，還是長篇大論，教條成為了神權的骨架，而眾人的信仰與朝拜則是填充於其中的血與肉，於是，神不再遊離、縹緲，它在信徒的物質世界和意識空間中構建堡壘、建築圍牆。但在歷史的進程中，有人從中逃離，也有人因此而遭受迫害，他們抬頭窺探到了牆外的世界，並通過觀察和實驗推翻了諸多記錄在案的教條。這便是牆內最為終極的矛盾，即與神權捆綁的教條並非是不可被推翻的，因為這些被推翻的教條並不是神所恩賜的真理，而是人所編織的謊言。

本篤十六世拒絕推翻這樣的一堵牆，如同一個獨裁者一般，他駁斥那些持異端意見的人，儘管這些意見是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產物。對於教會內部所發生的醜聞，他選擇掩蓋與容忍，也拒絕承認神權的失控，而面對環境汙染、貧富差距拉大等諸多現實問題，作為距離神最近的人，他卻毫無作為，甚至熟視無睹，這是一種傲慢，神權也將因此而失去信徒的虔誠與謙卑。貝爾格利奧不願看到神權被高牆所圍困，它應當有更加開放的表達以及更具寬度的詮釋，它應該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參與到眾人的生活之中，以證明自身的存在與活力，它需要一座橋來重獲眾人的信任和皈依。

“神”真的存在嗎？

當然，只要你看到神性與人性的結合

比起本篤十六世對傳統教義的堅守，貝爾格利奧對此則更加靈活，他看到了所謂的教條也存在著更迭與進步的過程，也看到了神權與真實世界的脫節。用“牆”隔離異端的做法在思想越來越開放與多樣的今天已然失去了往日的約束力，縱使圍牆如何牢固與堅硬，它都阻止不了人們從中飛躍和逃離。貝爾格利奧也因此意識到，宗教需要打破內部的藩籬，來重新搶佔人們意識形態上的高地，而在這種語境中，“神”將更為具體，也更為本質，因為它摻入了人的個性和共性。

貝爾格利奧並非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宗教徒，他也曾面臨過入教與不入教的抉擇，最終是冥冥之中的那股力量指引著他選擇了前者，“神”以這樣的方式在他的人生中留下的足跡，它並不來自物質世界，也沒有可供觸碰的肉體。神真的存在嗎？在這般際遇之後，貝爾格利奧不再懷疑，儘管那時他還沒有足夠的智慧來理解“神”的全部含義。直到他面對政變、面對迫害、面對死亡，他見證了眾多司鐸和教徒的死亡，但“神”卻未曾伸出援手，也沒能挽救他們的生命。

恐懼、善良、博愛……

貝爾格利奧正是懷揣這些飽滿的情感去進行著他拯救眾人的計劃，而直到經歷了這些，他才意識到“神”並不能脫離人而存在，在現實中，它並不是以神話故事中某個主角的姿態降臨到世間，而是通過賦予人某種情感的方式來促成問題的解決。在這種意義上，“神”的確真實存在，它代表著人世間最為寶貴的品格，這些被典籍所記錄，但只有人才能將其激活，也就是說，神的落腳點是人，神性終究是要與人性結合才能獲得那種影響現實的生命力，而認識到這一點需要智慧，需要想象，更需要經歷。

改變從人心中來，也應到人心中去

在高壓之下，本篤十六世最終選擇退位，他也預料到了貝爾格利奧將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成為新一任的教宗。正如後者所說，這不是妥協，而是改變，本篤十六世的主動退位便代表了他以及他背後的宗教集體所下定的決心，他選擇相信這位改革派所勾勒的未來願景。

在影片開頭，貝爾格利奧便表示：改革需要政治家。這是一個相當務實的想法，因為它的著眼點是遍佈全球的教徒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作為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主教，貝爾格利奧的當選本身就具有相當深遠的政治意義，他是來自於窮人世界的主教，他理所當然地被信徒中的窮人寄予厚望，因為這些窮人階級的信徒都渴望一個將載滿資源的天平向窮人階級傾斜的宗教，而不是讓它成為供富人娛樂與懺悔的樂園。在貝爾格利奧看來，改變從人心中來，也應到人心中去，人心構成了宗教背後的神權，它不應躺在高牆之中沐浴陽光，它需要用切實的行動來回饋眾人的信仰與朝聖，它應該致力於解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以鞏固更加長遠的和平，也應該關注戰亂帶來的恐怖與貧窮，更應該始終與人站在一起去應對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不平等。

<strong>宗教要想以更加主動的方式來彰顯自己的存在，它便需要有所作為，它便需要解決諸多存在於現實之中的問題。一個因循守舊的領導能夠完成的只是修繕那座隨時都可能坍塌的圍牆，而那個懂得傾聽的人將成為“神”的耳朵，傾聽世間正在發生的苦難，並用手中握有的資源來行動，以達成人們的訴求。

我想，貝爾格利奧所做的並不是在傳統意義上與“神”割裂，而是將“神”以更加具體和實用的形式展現於眾人面前，以挖掘神權背後的人性。

《教宗的繼承》講述了本篤十六世與貝爾格利奧兩代教宗之間的觀點碰撞與立場抉擇，與現實格格不入的保守態度使得教宗本人以及教廷受到外界的質疑與批評，最終導致了教宗之位的另類交接。

宗教究竟應該以怎樣的方式來融入現代社會的發展進程，電影以及電影所記錄的現實已經給出了一個正在發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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