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結構中，男權制或明或暗地佔據主導地位，女性長期受到歧視的事實卻在數千年裡，為世人諱莫如深。直到近現代女性主義運動數次浪潮的衝擊下，性別平等才逐漸成為人們熟知的字眼，女性爭取到男性早已擁有的法定的部分基本權利。
然而其中的阻礙，不僅僅存在於政治、經濟或是法律的領域，西方的《聖經》與教會更是女性解放的阻礙。在這種背景下女性主義對《聖經》的解讀，嘗試著去尋找女性的重新定位，《路得記》即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個篇章。
作為舊約聖經中僅有的兩部以女性名字為題的其中之一，《路得記》以精簡的篇幅，塑造了路得這樣一位摩押女子的形象，這在正典中是十分罕見而難得的。在《聖經》這樣一部男性文本中，上帝是男人，男人就是上帝，敘事的主體或敘事的對象無一例外體現著男權的籠罩。而在猶太傳統的七七節，人們卻傳誦著這樣一個以女性為主體，展現女性奮鬥精神的故事。
《路得記》的代表性可見一斑，至少這部書勇敢地宣示了女性傾向。
一、路得的命運抉擇
故事發生在士師時代，對以色列人來說，這是一個沒有王的生活混亂的時代，“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因為國中饑荒，以利米勒這人帶著妻兒來到了摩押地，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就有了混亂無序，上帝離棄的時空背景。但正因此，以色列人固守的“被選民族”之牢籠，被撕開了裂縫，社群之間的交流變得愈發頻繁，這為路得進入以色列群體提供了條件。天災與人禍也象徵著以色列民族內部在流放時代的凋敝，這與故事結尾的圓滿有著強烈的對比。路得，這位摩押女子的進入，給以色列人帶來的不是罪惡，而是信實的曙光。
而這種行為在《以斯拉記》中，被嚴厲地禁絕：
祭司以斯拉站起來，對他們說：“你們有罪了，因你們娶了外邦的女子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惡。現在當向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認罪，遵行他的旨意，離絕這些國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以利米勒一家人在摩押地住了十年，他和兩個兒子相繼離世，只剩下以利米勒的妻子拿俄米和兩個媳婦，他們失去了丈夫、也沒有兒子。拿俄米只好勸兒媳們各自回到本族，另覓幸福。在男權至上的大背景下，女性在家族之中被當作男性的財產，丈夫以及丈夫的兄弟都已亡故，路得是可以回到本族去的，但是她依舊要求跟隨拿俄米，孤寡的共同命運在她們之間產生了共鳴。
拿俄米讓兩個兒婦各自回“孃家”，而在《聖經》別的部分裡，往往以“父家”來指稱家族，家庭中的男性代表著權力，“孃家”一詞顯示出對家庭內等級的挑戰，女性有著成為家庭核心的權力。同時拿俄米還對路得說：“看哪，你嫂子已經回去她本國和她所拜的神那裡去了，你也跟著你嫂子回去吧。”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信仰，路得願意跟從拿俄米，是對於一個民族的信仰的離棄，敢於拋卻民族這一天生的揹負，這是何等勇敢的行為，而路得依憑自身的選擇，踏出了這一步。女性本就擁有選擇自我命運的權利和能力，而不是作為男性的附庸，聽從安排與支配，更不是財產，這是男權制刻意的貶低和異化。
路得說：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你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
可以看到，路得的信仰已經從異邦的偶像轉變為耶和華，自由地選擇信仰，決定道路。拿俄米與路得不僅結定了親屬關係，後者更自願投入了上帝信仰的懷抱，這使得兩個女人之間形成了信仰與命運的聯盟。
同時，以利米勒一家沒有留下一個兒子，可分明在摩押地居住十年之久，聯繫路得後來懷孕得子，是否可以猜測男方缺乏生育的能力？而這通常是男性的權力象徵，子嗣問題反覆被提及，恰恰在提醒，男權不斷地受到衝擊甚至打破。女性不應當被罪責為無後的原因，正是對男權的挑戰。
二、社群與信仰
路得跟隨拿俄米回到伯利恆，拿俄米向城中的人抱怨所遭受的巨大苦難。向上帝發出質疑和抱怨，顯然是一種不虔敬，然而這也是以色列民族在士師時代的共同特徵，因動搖而受苦，又因受苦而動搖。
拿俄米冒著風險帶著路得回到伯利恆，從“她們到了伯利恆，合城的人就都驚訝”可以得知，引外邦女子進入社群是多麼令人驚訝的一件事，竟能驚動全城的人，這也反映出社群之間的相關性，作為個體的摩押女子路得在做出直面以色列的抉擇之前，有著堅定的信念，這是多麼的不容易。相較之下，拿俄米象徵著傳統以色列女性，以家庭為依靠，以血脈繼承為己任，拿俄米的叫苦不迭和路得形成了對比，路得對於自身的苦難沒有言語的抱怨。
她們回到伯利恆時，恰好是收割大麥的時候，也就是“七七節”。拿俄米家的舊產業當然是沒有播種過的，一是為了生存，二是為了贍養拿俄米，路得承擔起了責任。沒有拋卻尊嚴去城中乞討度日，而是拾取田間他人掉落的麥穗。
不同的族群相互接觸時，往往是以無威脅的舉動，嘗試接觸。“她說：‘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她從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裡坐一會兒，常在這裡。”路得以這樣一種明智的共存行為，獲得了以色列人的刮目相看。她沒有討要現成的果實，而是勤勞辛苦地拾取整日，這令監管收割的僕人都感到訝異和欣賞。此處的路得體現了一個自食其力、致行孝道的女性形象，並且十分善於社會的交往行為，以溫和的方式，實現生存的可能，明智聰慧。摩押女子也憑藉著這樣的形象，獲得了以利米勒親族波阿斯的注意和青睞。
文本中提及路得時，總是強調“摩押人女子”，這裡並非是對路得使用歧視性的標籤。摩押人本來是與以色列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在聖經中多以負面形象出現：“亞捫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他們的子孫雖過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而在《路得記》的結尾我們被告知，摩押人女子恰恰是以色列最偉大的君王大衛的曾祖母，而伯利恆正是救贖者的誕生之地，摩押人身份無疑是對以色列群體封閉傾向的批判與反諷，竟是摩押人女子路得，這外邦人的後裔拯救了以色列。
“耶和華使她生了一個兒子”，路得的信仰甚至比以色列本族人還要篤定，以血緣為標誌的以色列的驕傲被顯然被拋棄了，而取代之以因信稱義，並且是以摩押人女子的多重身份，跨過了這以色列傳統中被視作不可能的天塹。
女性有著信仰上帝的權利，這並非以血裔為欽定，更重要的是，女性同男性一樣成為上帝殊榮的直接的平等受者，她沒有向上帝祈求，也不曾抱怨命運，積極而信實，虔誠而篤定，從而獲得了恩賜。而在別處，未得子嗣的以色列女子往往是向上帝索取呼告，譬如拉結和利亞。然而真正的恩典，是獲得的，而不是索取的。憑藉信仰和自身的奮鬥，路得獲得了完滿的結局，融入了以色列的群體當中。
三、積極抗爭的女性主義精神
在路得和波阿斯的相互關係中，雖然有著拿俄米的促成，但無疑包含著路得的自願選擇。波阿斯招呼路得來自己的田間拾穗，對於這份陌生人的善意，路得選擇了接受。拿俄米吩咐她夜間到場上同波阿斯共臥，路得也選擇了遵行。對照路得跟從拿俄米回伯利恆的選擇，難道路得是一個缺乏勇氣、毫無自主性的普通女子麼？顯然，路得是自主地選擇其性的伴侶、婚姻的伴侶，從而改變自身的命運。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因為你是我一個至近的親屬。”路得對於自己身體的支配是主動的，男性成為了女性的性計謀的對象。同時，《路得記》中的男性幾乎都沒有詳細的生平，以利米勒也好，波阿斯也罷以及那更近的一個親屬，他甚至連名字也沒有。男性角色成為路得命運進展中的輔線，是她進入以色列社群的配合者。
然而，“女兒呀，你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因為那人今日不辦成這事必不休息”，波阿斯這樣的一個大財主的定位，始終是一個強勢者的處境。從一開始他對路得的注意，關照路得，給予她生存的機會；再到場上，安排路得趁人彼此不能辨認時離開；最後為了迎娶路得，波阿斯揀選本城的長老來評判與見證。
路得與命運的積極抗爭，沒有逃脫男權統治的大背景，同時，路得進入以色列族群的婚姻關係中，被波阿斯和拿俄米強調著繼承死人產業，延續以利米勒家族血脈的功能。“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妻，好在四人的產業上留存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鄉本族滅沒。”路得在這整個族群傳統的面前，依然處於一個弱勢的地位。《路得記》中，路得的女性身份強調與男權制背景的隱含之間始終有著衝突和矛盾。
在家庭或是族群中，女性被當作繁衍的工具，成為了男性的附庸，原罪論使得夏娃這眾生之母成為生育痛楚的永遠的承受者，並作為天賦的罪責在每一個女性身上延續。受孕的生理卻成為了一種綁定，將女性捆綁在代繼的柱子上。與孩子的親密關係，這天性卻成為男性抹去女性平等地位的再不過完美的掩蓋。但是即便籠罩在陰影之下，路得所展現出的，女性勇於抗爭、改變命運的積極精神，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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