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隆慶年間，無名氏的《鳴鳳記》，是取材於明代的現實鬥爭的。在那時說來，這個戲可算是時事劇，富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不僅在明代很流行，而且在清代流傳也很廣。《桃花扇》、《表忠記》、《鳳和鳴》、《丹心照》諸傳奇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響直到今天，在舞臺上演出《吃茶》（即《忠佞異議》）《河套》（即《二相爭朝》）《寫本》（即《燈前修本》）、《斬楊》（即《夫妻死節》）諸出，還能起著一定的教育作用然而，明代取材於現實鬥爭的劇作，並非只有《鳴鳳記》一種。僅據祁彪佳《曲品》記載，大約有一二十種，如《廣爰書》、《清涼扇》等，但它們大都失傳了。現存的《飛丸記》、《磨忠記》，也不為人所重。長期以來，《鳴鳳記》卻受到了人們的歡迎。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鳴鳳記》譯本
除了那些已經失傳的劇作無法考察，姑且不論之外，只要把《飛丸記》、《磨忠記》與《鳴鳳記》作一比較，就可以察見，無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前兩者都明顯地不及後者。對此，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的，姑且從簡本文重點想探討一下《鳴鳳記》的藝術構思《鳴鳳記》的作者，在這部劇作第一齣《家門大意》裡，借副末之口介紹劇情說：“前後同心八諫臣，朝陽丹鳳一齊鳴，除奸反正扶明主，留得功勳耀古今”；又說：“四友三仁作古，雙忠八義齊名”，所以，此劇叫做《同聲鳴鳳記》。由此可知，明代嘉靖年間忠臣義士反對嚴嵩奸黨的鬥爭，深深地激動了作者的心胸，因此，作者力圖把這次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及其必然規律，用傳奇形式表現出來，藉以讚頌其中最突出的十個忠臣義士反權奸鬥爭的功績，從而激勵時人和教育後代。
王世貞版的《鳴鳳記》
凌廷堪《校禮堂詩文集·論曲絕句》雲：“弇州碧管傳《鳴鳳》，少白烏絲述《浣紗》，事必求真文必麗，誤將剪綵當春花。”就是說，《鳴》過於事求真，《浣紗》過於文求麗。可是，昭槤《嘯亭雜錄》雲：“桂洲（即夏言）居相位時，亦復貪婪倨傲，原非賢佐，不過為分宜（即嚴嵩）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憫之。今《鳴鳳記》演ㄍ河套》劇，居然黃髮老臣，可與姚、宋並列者，亦未免過褒也。”就是說，不符合事實。看來，這兩種說法互相矛盾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在我看來，雖然出現在《鳴鳳記》中的人物，大都姓名真實，如夏言、曾銑、鄒應龍、嚴嵩、嚴世蕃、趙文華等，但作者並非機械地照搬真人真事，而是對生活作了提煉和集中，並予以藝術加工，使其更具有典型性。
《浣紗》
《曲海總目提要》指出：《鳴鳳記》中《吃茶》一出，寫“楊繼盛晤趙文華，借吃茶諷趙，乃是增飾，未嘗有此事”《寫本》一出，寫楊繼盛燈前修本，“乃摘取蔣欽事”。另一方面，《曲海總目提要》又指出：“郭希顏無故上書，用自取死，非由嵩作，傳奇中未免惡皆歸焉”。由此可見，《鳴風記》無論對正面人物，還是對反面人物，都是基於生活而有增飾，所以，他們都成為藝術典型，從而更真實地反映出生活面貌，更鮮明地表現出思想傾向。按照歷史記載，明代嘉靖年間，嚴嵩竊據相位，大權在握，朝野滿布爪牙，橫行無忌。他們與夏言、楊繼盛諸人之間的矛盾，錯綜複雜，既有涉及國家大事的，也有屬於私人恩怨的。《鳴鳳記》作者對複雜的生活矛盾，並沒有兼收幷蓄，而是抓住河套失地問題和倭寇入侵問題，作為劇中主要的戲劇衝突。堅持收復河套，還是主張“和戎之計”；抵禦倭寇入侵，還是懼敵而害民。經過作者的藝術安排，這兩場重大的衝突，緊密地前後相繼，一浪高過一浪。
《鳴風記》老版本
所以，整個戲共四十一出，始終貫串著兩種政治勢力的尖銳鬥爭。這不是一般的忠奸鬥爭，而是有著豐富的愛國主義的思想內容。因此，這部劇作就具有更為深刻的社會意義。按照明代傳奇體制，劇中角色應以一生一旦為主，從開場直貫串到收場。可是，在《鳴鳳記》裡，卻有兩生兩旦，楊繼盛（生）和他的妻子劉氏（旦），鄒應龍（生）和他的妻子沈氏（旦）。從第五齣《忠佞異議》楊繼盛出場，到第十六出《夫婦死節》，楊繼盛夫婦都死了。這一生一旦的活動，顯然是很短促的。而鄒應龍夫婦的活動，卻是斷斷續續地從頭貫串到底的。顯然，這種藝術安排是打破了傳奇體制的。作者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處理呢？這是因為，作者為了要突出楊繼盛夫婦，便給以生、旦的地位，但他們的活動，卻又很短促。鄒應龍是“
誅嚴”的首要人物，也應給他和他的妻子以生、旦地位，但在與嚴黨鬥爭的過程中，鄒應龍畢竟是後起人物。
戲曲表演
所以，作者在《鳴鳳記》裡，便採用兩生兩旦相錯的特殊方法，前邊以楊繼盛夫婦為主，後邊以鄒應龍夫婦為主，同時，按照傳奇體制，在第二齣《鄒林遊學》裡，讓貫串全劇的主要人物鄒應龍夫婦首先出場，先給觀眾留下一個印象在《鳴鳳記》裡，夏言與嚴嵩同居於相位，為著收復河套問題，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夏言覺得自己“
忝為宰相”，理應為國家復仇雪恥，便推薦曾鐵總制三邊，力圖恢復已失的國土。而嚴嵩欲奪夏言之權，又忌曾銑成功，竟勾結仇鸞，賄通內監，“私寢邊兵”，反誣夏言、曾銑喪師辱國。看來，他們之間的矛盾，正顯示了愛國志士與禍國權奸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隨後許多忠臣義士接二連三地向嚴黨展開不折不撓的鬥爭，都是與此有著密切的關聯，由它而獲得具體發展的。
戲曲舞臺藝術
楊繼盛就是由於目睹嚴嵩、仇鸞“內外同謀，陰排曾銑”，危害恢復國土的大計，才憤然上本揭露嚴黨的陰謀，卒被貶為邊荒小吏的。及至夏、曾兩人“忠義受殃”之後，楊繼盛越發是“不除元兇志不休”，以免國家受到更大的禍害。而“言路官員，箝口結舌，尚恐禍至”。因此，他只得憑著單槍匹馬，再次上本參奏嚴黨罪惡，頑強地與嚴黨展開搏鬥。固然他也不幸為嚴黨陷害而死，但他相信“天下事尚可為”，要將“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也就是寄希望於後繼者，勉勵後繼者繼續鬥爭。所以，在正直的人們看來，“群臣雖上奏章，未有如楊椒山之激切”。由此可見，楊繼盛的鬥爭行動，是由夏、曾二人的鬥爭失敗引出的，而他又以壯烈的犧牲和遠大的理想，更加激勵了人心，鼓舞了後繼者的鬥志。
激勵了人心
果然，董傳策、吳時來和張，親眼看到“自楊椒山被禍以來，諫官盡皆屏息忘言”，而嚴黨專橫的氣焰，卻是越來越囂張了，以致正直之士被害者日多，朝政大壞，所以，董、吳、張三人就繼楊繼盛之後，針對日趨惡化的形勢，聯名上本彈劾，改用集體進攻的鬥爭方式。因為，在他們想來，“三人同心，其利斷金 ”，力量可以大一些。他們也明知“直言取禍，只是忠佞不兩立，甘為楊椒山的下梢耳”。儘管他們的鬥爭，還是遭到了挫折，但鄒應龍推崇他們“可謂中流砥柱”，“與昔年楊椒山無異”。從這裡，又可以看出，董、吳、張三人的鬥爭行動，既接受了楊繼盛的影響而又影響到後繼者鄒應龍的鬥爭。在這之後，又發生了郭希顏為國捐軀的事件。原來郭希顏對嚴黨敗壞朝政，陷害忠良，早就憤憤不平，一直期望著學生鄒應龍、林潤能夠迅速地登上仕途，從而師生“戮力同心”，為國除奸。
憤憤不平
可是，等到董、吳、張三人直言被貶竄，鄒、林兩人一登進士第，也立即遭到嚴黨的暗算，由此，郭希顏就更看透“朝綱天昏日暗”，“又不比昔日了”，實在忍無可忍。他想，自己“雖無言責”，卻也要把奸黨禍機詳奏一本，“就死也何辭”。不幸得很，他也被朝廷梟首了。但他曾預想到，“倘有不虞，諒鄒生回朝，必與我報仇也”。這就加重了鄒應龍義不容辭的繼續鬥爭的責任。是的，這許多忠臣義士的鬥爭行動，一次又一次地帶給鄒應龍、林潤以深刻的影響。當鄒、林兩人遊學之際，由於接受了郭希顏的掖導，就秉懷有共同為國建立功業的大志。及至他們初得功名，驚聞夏、楊諸人為國捐軀，不由得欽慕其忠義高風，恨未能偕同赴義，於是竭力撫卹忠義之士的遺孤，並待著為國除奸的時機。
建立功業的大志
後來，他們“並登進士”，非但親眼看到嚴黨一系列的令人無法容忍的罪惡，而且自身也遭到嚴黨的陷害，更加堅定了他們與嚴黨鬥爭到底的意志。很清楚，鄒、林兩人是在鬥爭的環境中，不斷受著生活的激發，接受了前輩忠臣義士的影響，一步步地擔當起繼續戰鬥的重任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一覺察到嚴黨罪惡盈貫，便進行了決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完成了前輩忠臣義士所未能完成的功業。從夏言與嚴嵩發生衝突起，到鄒、林兩人與嚴党進行決戰為止，經歷的時間是很長的，鬥爭是時起時伏的，而“雙忠八義”集中在為國除奸的同一目標下，前仆後繼地結成一個堅強的正義陣營，所謂“朝陽丹鳳一齊鳴”雖然老的一輩，死的死，貶的貶，犧牲是非常慘重的，鬥爭也越來越趨於複雜和艱鉅，但是，在步步激化的鬥爭過程中，新的鬥爭力量日益壯大起來，並“卒收誅嚴之功”。
前仆後繼
與這許多忠臣義士相對立的嚴黨，他們專政弄權，賣官爵，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當他們遭到正義力量的抨擊，就不惜採用種種卑鄙毒辣的手段，對夏言、楊繼盛諸人加以陷害和殺戮。而對外來入侵，他們卻熟視無睹，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象嚴嵩老賊，竟把倭寇入侵，視為無關緊要的小事，怪別人“輒敢大驚小怪”，掃了他的遊興。趙文華之流的走狗奴才，身為剿倭統帥，居然演出“祭海”的醜劇，而且亂殺良民以報功。然而，他們竊權愈大，內部爭權奪利也越厲害，自董、吳、張三人被謫戍之後，趙文華與鄢懋卿便由暗中勾心鬥角轉而公開爭寵，表現出嚴黨勢力日漸趨向崩潰和瓦解。等到鄒、林兩人建功還朝的時候，嚴黨不僅惡貫滿盈，而且已經四分五裂，因此，也就經不起新興的正義力量的猛烈抨擊了由此看來，《鳴鳳記》正是告訴觀眾，在忠奸不兩立的鬥爭過程中，起初，即使忠臣義士的鬥爭力量較之奸黨的專橫勢力弱一些，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
鬥爭力量
經過忠臣義士前仆後繼地堅持鬥爭，自己這一方逐漸轉弱為強，而奸黨一方卻由氣焰囂張日益轉向分崩離析。正由於正氣上升，邪氣下降，整個鬥爭形勢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所以，忠臣義士終於能夠擊潰黨，取得最後的勝利。《鳴鳳記》之所以能夠給予千百萬為正義而鬥爭的人們以鼓舞和力量，其原因就在這裡。按照明代傳奇體制，每部傳奇作品，可以長達四、五十出。可是如果《鳴鳳記》作者要把自己所要寫的十個忠臣義士的鬥爭事蹟，原原本本地塞進劇中去，那麼，即使傳奇的篇幅再長些，也是難以容納的。因此，作者對生活素材勢必有所選擇和加工，按照自己的藝術構思，在劇中作巧妙的安排。
藝術構思
請看：在《鳴鳳記》裡，作者並沒有把十個忠臣義士的傳記，一個一個地羅列出來，孤立地佔許多篇幅，而是根據劇作主題的需要，對生活素材加以精選和捏合，分別組成幾個故事。有的是個人專傳，如楊繼盛、郭希顏即是。有的是兩個或三個人物的合傳，如夏言、曾銑合傳，董傳策、吳時來、張翀合傳，鄒應龍、林潤、孫丕揚合傳即是這樣做，不僅減少了頭緒，節省了篇幅，而且便於把原來那些零碎的、凌亂的、各不相關的材料，組織成為一個個互相聯繫的整體。比如，根據歷史記載，郭希顏與鄒應龍、林潤並無師生關係；鄒應龍與林潤也無同窗之誼，金蘭之契。而《鳴鳳記》作者，卻把此三人有機地組織在一起。餘可類推。
奸佞勢力
這樣處理，可以使觀眾感受到，這些忠臣義士前赴後繼地向奸佞勢力作鬥爭，是在各種不同的形勢下，表現為多種多樣的鬥爭活動，有的是孤身作戰，有的是聯名上書，有的是內應外合，從而顯示了這場鬥爭的階段性和複雜性。不僅如此，作者對這些忠臣義士的專傳和傳，又分別作了不同的藝術處理。有的是從人物的鬥爭過程中挑選出一些最能顯示人物性格、最能激動人心的生活片段，集中在幾場戲裡，勾勒出幾個人物的輪廓，甚至重點凸顯出一兩個人物。象夏、曾合傳，楊繼盛專傳，董、吳、張合傳，就是如此處理的。在這三個傳記中，作者突出地寫了夏言、楊繼盛、張翀三個人物。作為賢相的夏言，積極推薦能為國家恢復失地的英才，義正辭嚴地駁斥了奸相嚴嵩的所謂“久厭兵革”的謬論。
忠臣義士的心胸
楊繼盛一再遭受折磨，仍然百折不回地抨擊嚴黨的罪惡。張翀忍痛割斷了自己對妻兒的情愛，力圖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寧”，同時他吩咐家童準備棺木，以示慷慨赴義的決心。通過他們自身的行動，既展現了共同的鬥爭精神，又顯現了各自的性格特色。況且他們的鬥爭行動，並不是彼此絕緣的，而是有著繼承的關係，所以，這三個片斷的鬥爭故事之間又有著連續性。如此，隨著劇情的發展，就不斷地出現了新的人物和鬥爭活動，使觀眾可以不斷地獲得新的激動和振奮。作者對於郭希顏專傳的處理，雖也是寫其片斷的鬥爭活動，但並沒有用單獨的篇幅，而只是把這個人物交織在同時描寫的其他人物的場面上。象《鄒林遊學》、《拜謁忠靈》、《易生避難》諸出，著重地描寫了鄒應龍、林潤、易弘器，由於受到郭希顏的引導，步步走上鬥爭道路。至於劇中寫這個人物上本諍諫的活動，不過是在《易生避難》出裡一筆帶過罷了。
戲曲藝術
顯然，作者寫這個人物所要強調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那麼，這個人物在整個鬥爭活動中，與其他忠臣義士相比，則主要起著貫通和映襯作用。作者對於鄒、林合傳的處理，卻是運用了有頭有尾的性格發展史的寫法。當作者每寫一次忠臣義士的鬥爭失敗，就夾帶寫出鄒、林兩人所受到的現實生活的刺激和前輩忠臣義士的影響，使得夏、楊諸人的故事與鄒、林兩人的故事，有機地聯繫起來。所以，隨著劇情的發展，這兩個人物的性格，歷經遊學、中舉、中進士諸階段，一步一步地成長、堅強起來，終於向嚴黨發起決戰。然而，僅從這兩個人物對待嚴世蕃的賣官和送禮，又可以辨別出他們性格上的不同之點。鄒應龍沉著老練，處處穩紮穩打，而林潤嫉惡如仇，事事溢於言表。
戲曲藝術人物表達
為什麼作者對這些忠臣義士的鬥爭活動，要採取這許多不同的藝術處理呢？前人曾經指出，“囊如《鳴鳳記》；亦足以勸忠斥佞，乃是以鄒、林為主腦，以楊、夏為鋪張。”這又是為什麼呢？對此，前人也曾提出解釋，說是“《鳴鳳記》以鄒、林為正生者，以其卒收誅嚴之功”。的確，作者之意，主要是在於宣揚忠臣義士誅除奸黨的勝利，藉以鼓舞人心，而不在於渲染忠臣義士相繼死亡，令人看了灰心喪氣。但後繼者鄒、林等人之所以能夠卒收誅嚴之功，又是與前驅者夏、楊諸人的壯烈犧牲和深遠影響分不開的。故作者處理鄒、林兩人的故事，就運用了性格發展史的寫法。而對於夏、楊諸人的故事，就集中在幾場戲裡，雖片斷但卻強烈地表現出他們的鬥爭精神及其影響，適可而止。
誅除奸黨
至於郭希顏的故事，由於作者突出其引導後繼者把鬥爭進行到底的作用，所以，這個故事，雖也有一定的獨立意義，但更重要的，卻是它在夏、楊諸人的故事與鄒、林兩人的故事之間起著橋樑貫通的作用。然而，在《鳴鳳記》裡，許多忠臣義士的經歷和遭遇，畢竟有一些很難避免的相同之處，但作者對這些相同之處，還是竭盡心力地予以不同的藝術處理，以免觀眾在看戲時感到重複、單調、呆板而乏味。比如：楊繼盛之死，是用《夫婦死節》明場，具體地描寫出來的，寫得很壯烈，感人至深。夏言之死，卻是通過《二臣哭夏》間接描寫出來的，並借聽事官向李本、周用報信，敘述了夏言就義的情景。郭希顏之死，乃是通過前一場《秋夜女工》中一個舍人揹著賜死聖旨匆匆過場，與下一場《鄒孫准奏》中鄒應龍驚聞噩耗而哀悼，前後貫串交代出來的。
戲曲藝術處理
曾銑之死，卻是在《忠良會邊》中，借鄒應龍在邊境觀看曾銑所建設的防禦工事，慨嘆“人亡功在”而點明出來的。雖然後三者都是用間接描寫（暗場）的手法，但它們不僅在用筆上有輕有重，而且選擇的鏡頭也有所不同，因此，在重複之中，又有所變化，巧妙地揭示出忠臣義士共同的不幸命運，並分別給以不同分量的讚頌。當然，作者安排《鳴鳳記》中許多忠臣義士的活動場面，並沒有把必要的重複手法，硬加以不必要的排斥。請看：當夏言就義的時候，正是“凜凜朔風天際暗，葵心飛散亂”。顯然，作者是用風雪來加濃夏言就義的悲劇氣氛的。及至描寫楊繼盛就義，作者除了著重渲染風雪交加的氛圍，還用人們複雜的感受，以強烈烘托的手法，寫出楊繼盛的堅貞和悲憤。
風雪交加的氛圍
最妙的是，等到嚴嵩父子勢敗回鄉，在途中，嚴世蕃的小妾解語花，趁著雪天逃走了，無處可尋；他們的船，又被冰凍住，備受來往行人的譏嘲，尤其是嚴家家脫口說出“今日的雪，比楊員外殺的一日猶大”，更加觸痛了嚴嵩父子的心腸。正是在這樣的冰天雪地的環境中，嚴嵩父子大出洋相，受到了正義的懲罰。作者雖把夏、楊兩人和嚴嵩父子都放置在相同的氛圍裡，卻產生了迥然不同的作用，嚴嵩父子可恥可鄙，反襯出楊、夏諸人的高風亮節，從而加深了觀眾對忠臣義士的印象。作者對劇中嚴嵩父子及其黨羽，常讓他們活動在一些荒淫享樂的場面上，如《嚴嵩慶壽》、《花樓春宴》、《端陽遊賞》諸出，甚至常讓他們出現在一些漫畫式的出乖露醜的場面上，如《文華祭海》、《世蕃奸計》、《鄢趙爭寵》諸出。
嚴嵩
通過這些場面連續速變，就多方面地揭露出嚴嵩父子及其黨羽的醜惡精神世界。他們狼狽為，生活腐化，而又互相傾軋，爭權奪利，令人且笑且恨。況且作者又把忠臣義士的活動場面，與嚴黨黨羽的活動場面，常置於對比的地位，如《夏公命將》與《嚴嵩慶壽》，《花樓春宴》與《燈前修本》，《鄢趙爭寵》與《忠良會邊》等等。一邊是忠勤為國，一邊是奢侈享樂；一邊是慶賀威權獨掌，一邊是發憤再作鬥爭；一邊是日趨分崩離析，一邊是積極同心籌措復仇。這就步步深入地呈現雙方尖銳的對立狀態，暗示出雙方力量的對比和轉化，因而牽動觀眾關心成敗的心情。緊隨在對立著的場面之後，就是揭開雙方正式衝突的場面。
嚴嵩影視劇照
有的是正面地表現了雙方面對面的鬥爭，如《忠佞異議》、《二相爭朝》、《拜謁忠靈》、《雪裡歸舟》諸出；有的是側面地表現了此方對彼方的攻擊，如《楊公劾奸》、《幼海議本》、《鄒孫准奏》、《嚴通宦官》、《世蕃奸計》諸出。同時雙方之間的鬥爭，也就愈演愈烈。當雙方每一個回合的衝突結束，便出現了決定勝負之局的場面，如《二臣哭夏》、《夫婦死節》、《南北分別》、《三臣謫戍》諸出。忠臣義士為了堅持鬥爭，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了重大的代價。當然，他們不是白白地付出代價，而是終於換來了《獻首祭告》的最後勝利。至此，觀眾才長噓一口氣。如上所述，足以說明，《鳴鳳記》是作者在生活基礎上經過再創造的藝術作品。在這部劇作裡，整個戲劇情節的安排，有著比較完善的藝術構思。
一個緊張的戲劇糾葛，緊接著另一個緊張的戲劇糾葛，綿延不斷，起起伏伏，概括地揭示出這次政治事件的發展過程及其必然規律，而又富有引人入勝的傳奇性。這表現出作者對這次忠奸鬥爭的客觀規律的認識水平，也表現出作者的藝術修養的深度。因為，只有作者對所描寫的生活具有一定的認識和理解，從而根據生活規律和藝術構思，巧妙地提煉生活素材，安排戲劇情節，塑造藝術形象，才能達到這樣的藝術高度。但我們也應該提出，在《鳴鳳記》裡，對於朱厚（嘉靖皇帝）的腐敗無能，造成嚴黨專權，忠良遭戮，缺乏必要的批判，相反的，通過忠臣義士複雜的思想活動，卻宣揚了“皇恩豈負人”的封建意識。
嘉靖皇帝
劇中有些人物，如曾銑、孫丕揚等，也只有粗糙的輪廓，還不能說是完美的藝術形象固然作者善於運用多人多事而又互相統一的藝術結構，但在劇中也塞進了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如易弘器故事即是，以致整個戲的藝術結構還不夠緊湊。凡此種種，都表現出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藝術修養，還存在著一定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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