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了解“秦制”下的“貨幣體系”，正確的“貨幣理解”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比如上文中所提及的“三特徵”就存在“交易屬性”與“支付屬性”分離的現象，所以，一個合適的“他者”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真正有益的參考。

蘇美爾人的原始“計劃經濟”和秦人的“統制經濟”

見戴維·歐瑞爾與羅曼·克魯帕提撰寫的《人類貨幣史》：

蘇美爾人有許多創新，時至今日仍然有用，其中就有算術、啤酒、24小時制、輪式車輛和城市群等。還有類似烏爾這樣的城邦，地處今天的伊拉克，是著名塔廟遺蹟的所在地。這些城邦內曾經居住著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周圍是良田，為市民提供農產品。整個體系由寺廟裡的官員所控制，他們的職責是對這一生機勃勃的經濟進行監管，會計學就是在經濟監管過程中誕生的又一發明。

蘇美爾文明是以“城邦群”的方式存在，這個模式與過往三解在文章中描述的秦國、秦朝以“都”—“縣”對應的“細胞分裂”體系頗為相似，當然，更早的商、周城邑也不例外。

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

蘇美爾人的“度量衡”確實是早於“貨幣”出現的，“交易”行為和“借貸”甚至還要早於“金屬貨幣”的出現：

交易最初用黏土籌碼記錄，後來用蘆葦在黏土板上雕刻，讓記錄變得更加高效。蘇美爾人使用六十進制的單位體系計量農作物重量。1謝克爾（shekel）約8.3克，60謝克爾為1邁納（mina）（約0.5千克）60邁納為1塔蘭特（talent）（約30千克）。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寺廟的會計首次將1謝克爾銀作為貨幣單位。國家也用一定數量的謝克爾銀規定了其他事物的價格，包括商品、勞動和法律處罰。

以今天伊拉克巴格達附近城市命名的《埃什南納法令》有詳細的規定：

1謝克爾銀相當於12塞拉（sila）（約1升）的油、15塞拉的豬油、300塞拉的草木灰、600塞拉的鹽、600塞拉的大麥，可以購買180謝克爾重的銅，360謝克爾重的羊毛。一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謝克爾銀，租賃一輛牛車（包括牛和車伕）一整天需花費1/3謝克爾的銀。

如果一個人咬掉另一個人的鼻子，罰金為60謝克爾（1邁納）銀；戳瞎別人的一隻眼睛的代價同樣是60謝克爾（1邁納）銀；咬斷一隻手指是40謝克爾銀；打掉一顆牙或咬掉一隻耳朵是30謝克爾銀；摑別人一巴掌是10謝克爾銀；丟失一個奴隸也是10謝克爾銀。

毫無疑問，這一套與“秦制”中以“甲”、“盾”、“馬甲”和“錢”固定計價各種刑罰、糧價、刑徒口糧、衣服，以及居貲，也就是債務奴的“日工資”的會計體系極為相似，貨幣之中的“一布”=“十一錢”、“金一銖”=“二十四錢”，更是不在話下。

“秦制”與“蘇美爾制”的共同點就是——“靜態”、“剛性”。

而一個不同點就是，“秦制”的“固定定價”的範圍遠比“蘇美爾制”更小，像“油”、“豬油”、“鹽”之類的商品，秦朝的“縣官”會到“市”上進行採購，而其“價格”也並非是“固定定價”，而稱“正賈價”。

這個價格體系，日本學者柿沼陽平在《戰國秦漢時期的物價和貨幣經濟的基本結構》（《古代文明》，2011年第2期）一文中作出了詳細論述：

在唐朝存在名為“市估”的制度，其“並非用來規範一般交易的公定強制價格，也不是向市場公開的公示價格，只不過是由集市官員參照時價決定記錄的公定市價”，其存在並不意味著當時的市場價格已完全統一。據學者論證，與其類似的制度至少延續至元朝、明朝。這些“市估”均為於實際價格之外存在著的市場公定價格，這一點與漢朝的“平賈”制大體一致。

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前近代中國的物價制度存在著戰國、秦“正賈”制→漢“平賈”制→新“平賈”制(→東漢“平賈”制)→唐—明“市估”制這一系列的繼承關係。

另一個不同點在於，蘇美爾人的“政府”深度介入了市場交易行為，甚至“架空”了金屬貨幣：

蘇美爾經濟由寺廟和王宮的日常運作主導，工資、租金和稅收等均以謝克爾計算和支付。因此，銀並不同於我們所理解的一般意義上的貨幣。蘇美爾人採取的是受管制的計劃經濟，所以謝克爾的主要用途是作為官僚的記賬手段，用特定的符號在賬本上記錄每一筆交易。銀沒有廣泛流通，而是被小心地保存在金庫裡。如果有人要付款給王宮，也沒有必要使用銀塊，而是會使用以謝克爾標記價值的大麥、羊毛或其他商品。除王宮之外的大多數市場交易以信貸的形式完成，例如酒錢可以等到豐收時用一定數量的大麥支付。

也就是說，在蘇美爾人的日常交易行為中，只需要使用“泥版”記賬“借貸”，而不需要持有任何的金屬貨幣，每一個成立的借貸合約被楔形文字記錄在一塊“泥版”上，然後裝入陶土信封，蓋上“借方”印章，債權人則將保存該信封，等到債務償還之日再打開。“泥版”既可以“債權人”自己持有，也可以出售給他人，從而將債權轉讓給他人，相當於原始的“票據交易”。當然，按照當時法律規定，合約一旦被履行，記錄債務的“泥版”，就要被放到水中，泡成泥漿。

在這個過程中，“交易”要經過官吏的記錄，因為它涉及到金庫中“謝克爾”，也就是說，任意一筆“交易”都會有兩處“憑證”，其一為“債權方”持有的“泥版”，其二為王宮或寺廟官吏處的交易記錄。

寫有楔形文字的泥版

而“秦制”則不同，“市”中的交易要剖“券”為三，這個木片做成的“券”也稱“荊券”，側面刻齒，以標明交易單價、金額，左券由“買家”持有，右券則由“賣家”持有，中券，也稱“中辨”則由官府留檔。

值得注意的是，邢義田先生在《再論三辨券——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四》（《簡帛》，2017年第1期）一文中依託新見簡牘資料、實物詳細論述了“三辨券”在秦漢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包括身份證明、遺囑記錄、官錢出納、糧食發放、官方借貸、民間借貸、買賣契約等，在形制上，“一剖為三”是固定的，但又上下三分者，也有左右三分者；有刻齒者，也有無刻齒者；有的存在跨越“三辨”以備勘合的字或符號，有的則只在“中辨”和“右辨”天頭處寫各寫“入”字，在“左辨”上寫“出”字。

對比異同之後，我們可以確認，蘇美爾人“信用貨幣系統”下的鑄幣和交易行為都附著於對生產、交易行為的全程控制之上，

通俗地說，唯有“內部”，才適用於“定價結算”，而“外部”，則不可能施行“定價結算”。

秦朝貨幣制度與經濟體系有什麼特別之處？

參照《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和《秦朝貨幣之謎》一文中的考證可知，秦國、秦朝對於“物資生產”的控制是通過“民間租稅”和“官營刑徒經濟”兩個途徑進行的，確鑿的價格鎖定僅限於：

（1）糧食；

（2）分級伙食、口糧定量；

（3）配發褐衣、枲；

（4）行布；

（5）黃金；

（6）甲、盾、馬甲；

（7）刑罰；

（8）居貲的工資。

上述固定價格看似是雜亂無章的，涉及諸多方面，但如果以一種邏輯進行區分，就可以截然分開：

（1）內部結算：糧食、分級伙食、口糧定量、配發褐衣、枲、居貲的工資；

（2）外部獲取：甲、盾、馬甲、刑罰（罰錢所得）；

（3）折算標準：行布、黃金。

簡言之，“內外有別”，對“內”要採取嚴格的“數量管理”就需要“定值”，對由“外”獲取的“收入”，也需要“定值”，因為同屬於“內”的“收入”，固定的“折算標準”就是對“定值”進入“會計系統”的調整和支持，也就是計算“內”的“收入”的工具。

秦兵馬俑

在這些“固定價格”之外，“秦制”對於物資的生產標準（面向刑徒經濟）和獲取標準（面向百姓）的管理，也採取了“程”和“課”的方式進行即時調整，前者是“管理性標準”，後者是“經營性指標”。

“程”由地方官府向丞相府報送，批准後為“恆程” ，也就是普遍標準，非“恆程”則要求依照嚴格的“取程之制”，因地制宜地計算並上報；“課”則是由各級官府的上級向下級下達的“經營性指標”。

即“秦制”分為“管理”向度和“經營”向度：

管理的對象是“編戶齊民”+“刑徒經濟”：律——令——程

經營的對象是“刑徒生產”+“物資收入”：律——令——課

也就是說，“秦制”的“管理功能”是覆蓋全民的，但是涉及到“收入”則往往只考慮“王官”或稱“縣官”本身。

所以，“秦制”從制度邏輯根源上，就是“家”對“家”的，即“王家”對“私家”，中間是不存在一個“公權力”的“信用主體”在的，“王家”和“私家”是明確的“內外之別”。

只有以“課”的名義控制的“官營刑徒經濟”的財富收入和以“稅、賦、租”名義獲得的百姓“私家”的財富收入，才是“自己的”，這個以內，才是“內部運作機制”。

對於“外部”的百姓“私家”的行為管理和約束，都只是為了讓其以更好、更順服的方式對“內部”的攫取來屈服和接受。

而上述的“蘇美爾制”，雖然以一種古典式的“計劃經濟”的殘酷來面對社會，卻自始至終將政權治下的交易雙方視為“內部”，王宮和神廟以一種“公權力”的“超然姿態”來完成對“內部”的生產物資的攫取。

通俗地說，“秦制”是黑幫自營買賣與收取保護費的聚合；“蘇美爾制”是黑幫開設賭場發行籌碼。

因此，前者的黑幫就熱衷於將“被收保護費”的自由民變成“自營買賣”中的奴隸，這樣可以獲得成本收益率的最大化；而後者的黑幫則熱衷於“吸引更多的賭徒加入賭局”以發行更多的“籌碼”，並需要時刻保障“籌碼”隨時能夠兌換成“真錢”，也就是物資。

這兩種不同的模式也決定了，前一個制度體系的客觀結果只能導向“尋租”，而後一個制度體系的客觀結果要求“公平”。

而“秦制”中一個典型的“內外有別”案例，就是上文中提及的“一物多價”體系，由於秦國、秦朝乃至後來的漢王朝都沒有壟斷全部的“生產環節”，所以，在“市”中出現的商品既是市場的需要，也是“尋租變現”的途徑。

而這種“尋租變現”則發育出了“固定官價”、“正（平）賈價”和“市場價格”幾種，“固定官價”僅限於一部分“物資”，但以“糧價”為例，官府的內部結算價格和本地市場的價格的不符合是不言而喻的，除非官府全面壟斷了“買”和“賣”，

在此條件下“固定官價”（也就是“內部記賬結算價格”）和“正賈價”極有可能是合一的，事實上實現了與“市場價格”的“雙軌制”，更可怕的是，這種“官定價格”的體系，竟然自秦漢至隋唐的“市估”，以至於元、明的“官牙”體制，保持了持續的“雙軌制”。

秦簡復原圖

由此可見，在面對“市場”這個“私權”的絕對聚合體時，中國古代王朝並沒有發育出真正作為“仲裁者”的“公權力”，而只是君主“王官”、“帝室”的“私權”藉助其權力的觸手“官僚”進行的瘋狂舒展，並在這種“私心自用”的邏輯下撥弄了市場2000多年。

唯有理解了這一點——內外有別，才能對秦朝的“貨幣體系”和“貨幣政策”真正理解，其上半部的“上幣”黃金，上承商、周是以一種“禮品經濟”的遺存，即“寶貨”的角色逐步演變為市場交易中流通的“貨幣”，而“行布”與“銅錢”，則是以權力約束確定“幣值”的實際流通“貨幣”，兩者的“價值賦予”的主體不同，也就決定了它們的性質和發展脈絡的迥然不同。

在《秦朝貨幣之謎》中，三解描繪了秦朝貨幣體系的基本輪廓，具體是三條：

（1）秦朝施行“三幣制”，有“黃金”、“布”、“銅錢”三種“幣”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行使財富儲藏、價值衡量、官方收付的功能，上述功能又搭配社會中貴族與平民的分層，各自並行；

（2）“幣”並不等於“貨幣”，要成為“貨幣”，除了“幣”的功能之外，還要有“交換媒介”的功能，而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表述的早期“秦制”（秦始皇三十年之前）之下，“布”和“銅錢”是真正的“流通貨幣”，稱為“行布”、“行錢”，而“黃金”則無記錄；

（3）秦末曾有“貨幣改革”，“嶽麓書院藏秦簡”所表述的晚期“秦制”（秦二世三年之前）與早期“秦制”並不相同，“行布”退出了歷史舞臺，而“黃金”越發重要，結合《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中的記載和“張家山漢簡”中記錄的早期“漢制”（呂后二年之前），都說明，“三幣制”走向了“兩幣制”，“黃金”+“行布”、“行錢”體系演變成了“行金”、“行錢”體制。

所以，直白地說，諸國、貴族間認可的“黃金”是秦始皇、秦二世認可的“真錢”，而“行布”和“秦半兩”、“秦兩甾”這類的銅錢，本質上只是秦帝國發行給黔首們便利交換和交稅的“代金券”，他們根本和財富的積累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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