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人們不僅要同病毒作鬥爭，還要與陰謀論作鬥爭。
在2月20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近期，西方個別人和媒體猜測新冠病毒可能來自中國“生物戰計劃”，是一家實驗室洩露的“生化武器”，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在這個時候，個別人和媒體發表聳人聽聞的言論，不是居心不良，就是荒謬無知。他呼籲，疫情面前，需要用科學戰勝愚昧，希望國際社會繼續共同反對、抵制陰謀論等“政治病毒”。
世衛組織負責人近期多次表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實驗室產生或系製造生物武器所致。世界上很多知名醫學專家也都認為，所謂“實驗室洩露”或“生物武器開發”等說法毫無科學依據。
實際上，無論是生化武器亦或是基因武器，遠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曾經的人間慘劇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國家開始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英德法等國一共釋放了12.4萬噸化學戰劑。
在1915年4月22日伊普雷戰役中，德軍第一次使用了毒氣：6公里寬的前沿陣地上，5分鐘內德軍施放了180噸氯氣，約一人高的黃綠色毒氣藉著風勢沿地面衝向英法陣地。這股毒浪使英法軍隊感到來自鼻腔、咽喉的痛，隨後有些人窒息而死。據估計，英法軍隊約有15000人中毒。
在1918年10月，希特勒就是因為受到芥子氣這種糜爛性毒劑的攻擊而短暫失明；有數據統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化學武器戰劑而造成的非致命性傷亡約117.6萬人，至少有8.5萬人死亡。
1935年到1936年期間，意大利瘋狂地向埃塞俄比亞的江河田野中投放毒物，並在戰場上大量使用芥子氣，讓根本不具備任何防化能力的埃塞俄比亞軍隊瞬間喪失了抵抗能力；
1939年，日本陸軍毒氣戰部隊在中國北方使用了讓人皮膚潰爛的“糜爛劑”（黃彈），以及刺激傷害人體呼吸器官的“噴嚏劑”（紅彈），給中國帶來了難以磨滅的傷害；
1968年3月13日，美軍曾利用VX（神經性毒氣）在美國猶他州達格韋試驗場做過相關試驗。一架F4戰鬥機攜帶兩罐VX毒劑，並向一片沒有標記的地面灑下。但其中一個罐子出了故障，殘留有9.07公斤的毒劑。當這架戰鬥機飛離既定航線時，殘留的VX毒劑洩漏出來，這些VX毒劑隨風飄落到距離試驗場32公里處的顱骨谷地，在此放牧的6000多隻羊因此中毒死亡。
圖為1995年3月20日發生日本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之後，日本警察準備對奧姆真理教總部進行搜查。來源： 新華網
1995年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曾震驚全球，這也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遭遇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由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發動的這起恐怖襲擊造成13人死亡，近6300人受傷。沙林是常見的軍用毒劑，按其傷害作用分類，屬於神經性毒劑，可以麻痺人的中樞神經。其毒性之大令人膽寒，通過呼吸道吸入55~100毫克/立方米，或是皮膚接觸1.7克的沙林後，便可能在1~15分鐘內引發死亡。
以上這些人間慘劇中，無論是芥子氣亦或是VX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化學武器。
化學武器是通過爆炸的方式釋放有毒化學品，這些有毒物質統稱為化學戰劑，素有“無聲殺手”之稱。
以化學戰劑來分類，可包括神經性毒劑、糜爛性毒劑、全身中毒性毒劑、失能性毒劑、窒息性毒劑等，此外還有一類是有部分劑型可以警用的刺激性毒劑。
神經性毒劑主攻人體神經系統，主要劑型有塔崩、沙林、梭曼、VX等，可通過吸入或皮膚吸收；糜爛性毒劑主攻人體組織細胞，可導致組織細胞壞死潰爛，主要劑型有芥子氣、路易斯氣等；全身中毒性毒劑主攻人體的細胞氧化功能，主要劑型有氫氰酸、氯化氫等，可通過吸入吸收；失能性毒劑主攻人體運動、平衡功能，主要劑型有畢茲等，可通過吸入吸收並造成共濟失調等症狀；窒息性毒劑主攻人體呼吸系統，主要劑型有光氣、氯氣等，可通過吸入造成肺水腫等症狀。
化學武器不僅種類多毒性大，而且極易獲取，難以禁止。
儘管根據1997年4月多國締結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軍事大國已經承諾銷燬全部化學武器，但由於這些化學戰劑有很多本身就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或反應前體，諸如光氣、氯氣等，各大軍事強國每年的民用化學工業依然要製備和使用數百噸到數千噸此類化學戰劑。
此外，化學武器又被稱為“窮國的原子彈”，由於造價低廉和技術門檻不高，使其在國際黑市上都能買得到。對於小國、弱國而言，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研製核武器門檻太高，強勁的研發實力和雄厚的資金支持難以具備，這使得化學武器備受其青睞。
化學武器，重在震懾
就是這樣殺傷力巨大又易獲取的化學武器，一戰後就少出現大國戰爭中了，除了二戰時候，日本軍隊肆無忌憚地在中國本土上使用。
一是使用化學武器勢必失去道義的支持。
這源於一系列國際規則的制定。1925年《日內瓦公約》簽訂，其中對於戰爭中對他國使用窒息性、毒性氣體武器以及其他細菌戰術的行為明言禁止。1993年1月13日，國際社會又締結了《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燬此種武器的公約》，簡稱《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此公約於1997年4月29日生效，其核心內容是在全球範圍內儘早徹底銷燬化學武器及其相關設施。
所以在現代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會受到國際公約的限制和輿論的譴責，沒有人想主動當“靶子”。
二是化學武器不僅傷人也傷自己。
英國《每日郵報》指出，沒有哪支軍隊願意禁用威力強大的武器，同意禁用的往往是不好用的武器，化學武器屬於後者。“它反覆無常，會對使用者反戈一擊。”
化學武器的殺傷作用不會在毒劑施放後立即停止，殺傷範圍非常廣泛。1943年12月，意大利戰役期間，美軍運送化學武器的約翰·哈維號貨輪被德軍空襲炸沉，儲運的2000枚芥子氣炸彈洩露，近千盟軍士兵死亡，受損害平民超過5000人。
三是化學武器的軍事價值在不斷降低。
縱觀歷史上所有化學戰記錄，對於化學武器釋放的限制也是相當大的。比如1915年1月31日，德軍向俄軍陣地發射了1.8萬枚含有液態甲苄基溴（一種催淚氣體）的炮彈，結果由於氣溫太低甲苄基溴全部凍住了，根本沒有氣化，放毒的目的沒有實現。而隨著科技的發展，對化學武器的防護手段也在不斷更新。毒氣的剋星木炭的出現就是典型的例子。俄羅斯著名化學家捷林斯基發現，前線士兵遭遇毒氣攻擊的應急方法之一是將頭鑽進鬆散的泥土中，經過泥土吸附和過濾，救了許多人。最終經多次試驗，以吸附力較強的木炭作為材料，防毒面具就這樣誕生了。
此外，對於訓練有素、裝備精良、防護設備齊全的現代軍隊而言，化學武器的威力並不像過去那麼大。因為擁有“三防器材”（防止核生化三類武器的傷害）以及洗消作業，對於現代軍隊已不是新鮮事。這些器材被廣泛用於防核、防化學武器及生物武器襲擊的偵察、防護、洗消和急救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化學武器的破壞力。
化學武器現今存在的意義最主要是威懾。
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德法三國默契地封存了它們剩餘的化學武器。縱觀整個二戰，同盟國和軸心國都沒有真正使用化學武器，雖然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多次在各種場合表達過對化學武器的“青睞”，比如敦刻爾克大撤退後，在對德國有可能入侵的問題上，丘吉爾曾對內閣表示“應該毫不猶豫地使用化學武器” ，但也只是說說而已，並未付諸實踐。畢竟，雙方的化學武器很好地威懾了彼此。
所以，說目前經歷過的非典亦或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化學武器，絕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
易反噬的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遠。我國古代漢匈戰爭中，由於漢軍攻勢凌厲，匈奴軍隊在謀士的策劃下，將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漢軍經過的道路和水源上。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關於“生物戰”的最早記載，也是“生物戰”的雛形。
時至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曾首先研製和使用生物武器。德軍間諜攜帶生物戰劑，秘密地趕到英、法聯軍的騾馬集中地，在騾馬飼料中撒入生物武器——馬鼻疽桿菌，幾千匹騾馬因而得病死亡，從而影響了英、法聯軍的軍事活動。
1936年，日軍在哈爾濱擴建細菌武器研製機構，大規模研製生產細菌武器，這一舉動所造成的死傷更是不計其數。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生物戰確實是以細菌為主要或唯一的戰劑。不過現今作為現代生物戰劑的病原體微生物及毒素受到公認的已有6大類，分為：細菌類，如炭疽桿菌戰劑、鼠疫桿菌戰劑、霍亂弧菌戰劑；病毒類，如黃熱病毒戰劑、天花病毒戰劑等；以及立克次氏體類、衣原體類、真菌類、毒素類。
在這些戰劑中，諸如炭疽桿菌、腺鼠疫桿菌、天花病毒等戰劑在無衛勤監護情況下致死率高達30%到50%，甚至可達90%以上，屬於致死型生物戰劑。而另外一些致死率較低、卻可以導致患病者喪失勞動能力並極大消耗社會資源的，屬於失能性生物戰劑。
然而別忘了，這樣的生物戰有一個致命缺點——無差別性。細菌、病毒才不分你是敵軍友軍亦或是平民，一律感染。
所以，生物武器的病原體選擇並不簡單——
首先要可控可防。一種無法防護的病原體對於使用者同樣危險，只有使用者本身有充分的瞭解，並且能夠有效防禦的病原體，才能用於生物武器，否則的話容易“偷雞不成蝕把米”。
比如在1939年與蘇聯的諾門罕戰役中，日軍曾試圖投放病菌汙染水源，結果卻因為自己的防疫能力還不如蘇聯，反而導致自己的染病人數遠超蘇軍。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動是頻繁的，一個人可能在幾天之內便環遊世界，使用病毒武器更有可能對全人類造成災難性的打擊。如果不能控制病毒的無差別感染，所謂的病毒生物武器就沒有任何使用的可能。
其次，高致死性，中、低傳播性的病原體才是首選。畢竟，為了避免其傳播超出預想的作戰範圍，同時在最短時間內儘可能造成感染者的傷亡，才能發揮最大的軍事價值。
1979年，蘇聯曾發生吸入性炭疽事件，至少79人感染，68人死亡。而從2001年9月18日開始為期數週的、針對美國的生物恐怖襲擊所採用的也是致死型生物戰劑的炭疽。因炭疽桿菌毒力極強，人感染後發病急、進展快，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炭疽病死率都非常高，尤其是肺炭疽。
2001年炭疽桿菌襲擊事件中，裝有大量炭疽桿菌粉末的信封
有針對性的基因技術
基於這種狀況，不少陰謀論者跳出來：當下發生的，有可能是利用基因工程技術研製的新型生物戰劑，也就是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是指通過基因編輯技術修改致病微生物的基因編碼，而研製出的新一代生物武器，能夠從基因層面對敵發動攻擊。簡單來說，基因編輯技術就相當於一把基因“剪刀”，可以按照主觀意願將一種生物的基因片段“剪接”到另一種生物上，從而改變其生理特徵。
誠然，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幾乎所有的先進科技都會首先應用到軍事領域中，基因技術也不例外。比較熱門的基因武器大概分為兩種：
一種是致病或抗藥的微生物。即利用現有的生物技術對某些特定細菌或病毒等進行基因改造，通過人為敲除或插入某些基因片段，從而培育出新的致病微生物或新的抗藥性很強的病菌。
但這種依舊具有無差別性，而且有反噬的可能，因為病毒的基因組在增殖過程中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時時刻刻自動地發生突變。從病毒的結構來說，蛋白質的外殼包裹著DNA或者RNA鏈條。若想繁殖首先要進入一個宿主細胞，利用該細胞內部的DNA和RNA，以及酶進行轉錄排列氨基酸和脫水縮合成肽鏈，然後肽鏈再交聯摺疊成蛋白質。而病毒複製中的自然突變率極高，外加各種可提高突變率的物理、化學誘變劑，如溫度、射線等的作用，均可誘發突變。況且這還只是進入一個宿主細胞。
另一種則是所謂的“種族武器”。理論上可以針對特定種族或族群的獨特基因位點設計生物武器，從而確保某些細菌或病毒只對特定人群產生易感性與強致病性，它既能有效有精準打擊敵方，又能使己方部隊免受傷害。這也是陰謀論者經常使用的論據——無論是非典病毒亦或是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國人或者黃種人發病及死亡率高。
那麼只針對某個人種的基因武器真的存在嗎？
種族武器，沒那麼容易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於1998年9月披露一則秘聞：為了報復伊拉克的導彈襲擊，以色列軍方正在加緊研製一種專門對付阿拉伯人而對猶太人沒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種炸彈”。
2017年時，俄羅斯總統普京證實，有人在有目的地採集俄羅斯人的生物資料。據報道，採購方是美國空軍，一些俄國專家懷疑，美軍這一行為與開發基因武器有關。
圖為央視新聞截圖
與造價昂貴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比，殺人不見血的基因武器的確有著許多無可比擬的優勢。
一方面是性價比高。有估算，用5000萬美元建造一個基因武器庫，其殺傷效能將遠遠超過50億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庫。
另一方面，靶向性高，難以防治。由於基因武器只對某種特定人群具有殺傷作用，因此無法通過常規手段檢測出毒性，且沒有任何藥物可以修復受傷害的基因。同時，由於基因武器是“剪”出來的新病毒、新細菌，遺傳密碼只有設計者才知道，被攻擊一方很難及時破譯並研製出新的疫苗與之對抗。
戰爭上的優勢顯而易見，但“人種武器”是把雙刃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指出：“可以拯救生命的發現有可能帶來危險的濫用。”基因技術能改良、改造物種，也就必然能破壞、毀滅物種；能創造有益於人類的物種，也必然能製造出威脅人類的物種；對人類有治療作用，其反作用必然是對人類的殺傷。
不過，種族武器的實現也沒這麼容易，畢竟人類基因差異性有限。
雖然某些疾病的發生確實是有明顯的種族特異性的，比如第11號染色體上的一種變異基因會增加蘇格蘭人患結腸癌的風險，但對日本人卻沒有影響；或糖尿病也與不同人種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但實際上人種或種族是社會學概念，並沒有什麼生物學方法能夠區分一個人的種族。一些基因標記只是在不同種族中出現的概率不同，在某種族中出現的概率高，並不代表不會出現在別的種族。比如，鐮狀細胞性貧血是一種有意義的生物學特徵。在美國，它通常（錯誤地）被認為是一種“黑人”疾病。實際上，儘管鐮狀細胞性貧血在西非和中非血統的人群中患病率很高，但它在阿拉伯半島大部分地區及地中海和印度的部分地區也有很高的患病率。
要使基因武器具有真正的實戰威脅意義，需要其可以識別人種的基因差異，然而以目前的情況及相關技術，專門定位到中國人或者黃種人的基因缺陷，從而研製基因武器，並不具有現實性。
此外，中國生物學家在SARS爆發後，分離了SARS病毒，進行了完整的基因測序，並公之於眾。多年來，無數科學家對它的基因序列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它的基因序列有任何人為改造的痕跡。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中國人？
可能還會有人質疑，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們？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是疫情的原發國家，而病毒不會“飛”。
SARS最早爆發在中國的廣東，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教授團隊經過多年研究發現，SARS病毒的基因與來自雲南山洞裡的菊頭蝠99%吻合，果子狸只是病毒的中間宿主。
但在2003年之前，中國面對這種病毒型的傳染病，是沒有大規模防控的經驗的。最初的病人隔離措施做得不夠到位，包括醫生和護士他們自己本身的防護都沒有到位。因此，最早出現SARS聚集性爆發的地方是在醫院，甚至有醫生和護士犧牲在防非的前線上。此後，SARS開始從廣東省蔓延到了全國的其他省份。
而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發生在武漢，傳播途徑則是經呼吸道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病毒要存活就必須寄生在動物或者人體，而國外感染的病例均是由於感染者坐飛機將病毒帶到其他地方，病毒並沒有辦法自己漂洋過海，物理及地理的阻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病毒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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