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談起崑曲悠久的歷史，總會提到明代戲曲家梁辰魚和他的《浣紗記》。因為，他對崑腔的改進和提高，有過不可抹煞的貢獻。《浣紗記》不僅在聲腔上是傳奇作品的典範之一，而且富有比較重大的社會意義，既在國內很流行，也曾“
至傳海外”。無可否認，這部劇作對崑曲的傳佈，的確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這裡，我儘可能地根據多方面的材料，就梁辰魚的生平和他創作《浣紗記》的意圖，試作初步探索。梁辰魚，字伯龍，號少白，自署仇池外史，江蘇崑山人。他所處的時代，大約是從明代正德初年到萬曆初年，據說活了七十三歲。他的祖父梁紈，曾任泉州同知。他的父親梁介，做過平陽訓導。所以，他出身於仕宦之家。梁辰魚在年輕的時候，性好談兵習武，不屑就諸生試，“蓋一第何足輕重哉，亦足以豪矣”（《皇明詞林人物考·梁辰魚傳》）。
《浣紗記》
後來，雖以例貢為太學生，“勉遊太學，竟亦弗就”（《昆新兩縣續修合志·梁辰魚傳》）。自此，他不惜營建華屋，招來四方奇人異士，一同馳馬擊劍，使自己向豪放的生活道路發展。這是因為，明代嘉靖年間，北方的俺答屢次入擾塞內，而朱厚（世宗）和以嚴嵩為首的統治集團，竟採取了不防禦的政策，因此，使得塞內人民遭到慘重的災難。梁辰魚眼看當時政治如此腐敗，便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慨。他在《擬出塞序》（見《江東白苧》）裡，曾激動地表示：餘也，智乏孫吳，才慚頗牧。然透氣再凌乎六郡，而俠聲常播於五陵。魯連子之羽，可以一飛；陳相國之奇，或能六出。假以樊侯十萬之師，佐之李卿五千之眾，則橫行雞塞，當雙飲左右賢王之頭，而直上狼居，必兩系南北單于之頸。其雄心壯志，躍然紙上，顯而可見。嘉靖三十二年（1553），梁辰魚前往浙江遊歷。他欲“覽觀天下之形勢，與天下豪傑士上下其議論，馳騁其文辭，以吐其胸中之奇”（文徽明《鹿城集序》）。
一同馳馬擊劍
並且希望通過廣泛的社會交際，取得人們對他的認識和薦引，藉以達到施展自己抱負的目的。當他到達杭州的時候，正值倭寇大舉侵犯浙東西和江南北地區，濱海數千裡，同時告警他聽到蘇州同知任環率兵連戰連捷的消息，興奮地寫了《癸丑歲兵阻武林聞任貳府海上之捷》的詩篇，為抵禦外的勝利，發出了熱烈的歡呼。他很想在御倭戰爭中貢獻自己的力量，卻得不到這樣的機會，只得趁著倭患暫時平息的當兒，遍遊會稽、永嘉諸地。在這期間，他寫了不少抒發感慨的詩篇。他痛心的是：“時序倏已遷，悠悠念微軀，徙倚待明發，拔劍空躊躇。”這種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出路的徬徨情緒，又促使他的內心裡浮現出一種出世思想的陰影。他說：“失路悲人世，迷方愧此生，何年謝塵服，飛佩訪瀛。”顯然，在這時，他心中正存在著報國濟世與超然塵外的兩種思想相矛盾的痛苦。
《浣紗記》
及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梁辰魚再次出遊，由江蘇溯長江而上。雖然他經過了許多地方，會見了許多名人，卻仍舊找不到出路。所以，當他行至汨羅江，便寫了好幾篇吊屈原的詩歌，通過對這位愛國詩人不幸遭遇的追悼，藉以傾洩出自己的悲憤。在這時，倭寇又大舉騷擾江南。在他的心頭上，時刻惦念著“故園烽火近何如”，“海上誰專節制功”。他想趁此時際，也許可以獲得報國的機會。所以，他自我安慰著“阮生何必嘆途窮”。不料他急急忙忙地趕回江南，等待著他的卻是失望的折磨。在這之後，梁辰魚又雄心勃勃地出遊山東、河南。他的友人王世貞、張獻翼、童佩，都寫了替他壯行的詩篇。可是，他這次出遊，除了與李攀龍等文人名士訂交之外，仍無所遇，怏怏而歸。徐中行鼓勵他：“竹林早識青雲器，茂苑爭傳白苧詞。寶劍暫沉猶射鬥，名駒未老定逢時。”
竹林唯美意境
（《天目集·贈梁伯龍》）王明也安慰他：“聞君倦遊復還邛，共說年來賦益工。任俠好看虯客傳，躬耕聊繼鹿門風。”（《王僅初集·寄梁伯龍》）而他自己對困躓的境遇，則還是有些“難散英雄愁”。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梁辰魚才被胡宗憲（總督東南沿海各地進剿倭寇）聘去作書記。當時名士如茅坤、沈明臣、徐渭等，都在胡宗憲的幕中。所以，顧允默、王穉登諸人都為梁辰魚終於能夠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而表示祝賀。顧允默在《送梁伯龍赴越鎮之闢》（《顧伯子集》）的長歌裡寫道：吳門梁生人所推，阮之書王粲詩。龍韜每適三餘興，燕頷常生萬里思。頻年鴻鵠鎩雙翻，自信凌霄會有時。賦成鸚鵡驚龍額，頓令紙貴聲輝赫。辟書相屬驛路來，倒㞞定須延上客。元戎文武自罕伍，更君書記多籌劃。
《浣紗記》
平蠻不數馬伏波，作鎮應羞劉越石。墨磨來意氣雄，羽書飛處烽煙空。對梁辰魚的志氣和才能給以很高的讚美，也對梁辰魚赴越鎮之闢予以很大的鼓舞。不料，就在這年十一月，胡宗憲因與趙文華的關係而被朝廷逮捕了。總督府也同時撤銷了。這樣一來，梁辰魚的抱負也沒有來得及施展。不難想見，這給予他精神上的打擊該是多麼的沉重呵！顧允默勸他“吳越不須談往事，歸來同我伴閒鷗。”（《顧伯子集·寄梁伯龍于越》）他果真回到了故鄉，把自己滿腔的悲憤，傾注于田園山水之中雖然他不甘心於做個“伏櫪駒”，仍想北走燕雲，但這個打算，終身並未能實現。後來，梁辰魚寄居金陵，與金鑾、張翼、潘之恆、沈祖禹、張士瀹諸人，經常出入青樓酒肆，痛飲狂歌。隆慶元年（1567），他又與莫是龍、孫七政、殷都等人組成鷲峰詩社，秉燭觴詠，放蕩不羈。
《浣紗記》
張大復曾經指出，梁辰魚之所以過著這種放縱的生活，正是因為“丈夫不得志”之故，聊藉以消磨痛苦的歲月（《梅花草堂集·梁辰魚傳論贊》）。然而，歲月如東逝水，一去不可復返。所以，梁辰魚沉痛地說道：“起弄雙劍，驚落疏星千點，誰憐？變了，變了，蒼蒼鬢髯。”這是他不幸的哀歌，也是他不甘於困頓的憤語。當此時，他作的散曲，愈益在江南地區流行，所謂“吳白麵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詩”“豎遊女，皆能習而詠之”。而“伯龍意不懌，曰：‘焉足以名我？’”（王世貞《弇州四部續稿·梁伯龍古樂府序》）顯而易見，他之所以不願以詞人名於世，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才豈在雕蟲”，而念念不忘於要仗劍馳驅，為國家建功立業。隆慶四年（1570），梁辰魚又由金陵回到故鄉，專心鑽研崑腔，並得魏良輔之傳。他還與鄭思笠、唐小虞、陳棋泉等人，共同研究樂理，創造新腔，對崑腔作進一步地改革。
《浣紗記》
萬曆元年（1573）左右，他終於寫成《浣紗記》，使清唱的水磨調，流傳於戲曲舞臺之上。由此“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為不祥”，“金紫熠爚之家，取聲必宗伯龍”雖然胡侯貴介無不爭致伯龍，但“伯龍入戶，把臂為歡而已，如海鷗野鶴，時或近人，而終不依人 ”（屠隆《白榆集·梁伯龍鹿城集序》）。這是因為，他“平生俠骨傲人群”，決不隨俗浮沉。梁辰魚積極向歌童舞女傳授崑腔，推廣崑腔。“其教人度曲，設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遞傳疊和”他的《浣紗記》，不僅“為一時詞家所宗”，而且“梨園子弟多歌之”。所以，“同裡王伯稠贈詩云：‘彩毫吐豔曲，粲若春花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擔石儲出多年少隨。’”（《芳詩話》）雖然當時《浣紗記》演出，唱的是崑山腔，但弋陽腔戲班，也可以“改調歌之”。所謂改調，就是同一曲牌，兩種唱法。《靜志居詩話》雲：“傳奇家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
崑腔演唱
這話並不可信。因為，現存的六種明末弋陽腔、青陽腔選本，都有《浣紗記》摺子戲，可證晚年，梁辰魚“藝益高，名益起，而窮日益甚，時時避人僂行”（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贈梁伯龍長歌后》），只是與王伯稠、薛學閔、俞允文、張文柱諸人過從甚密，不過評詩論曲而已。看來，在黑暗現實逼迫下，他漸漸過起退隱的生活。可是，屠隆又指出：“伯龍故翩翩豪士，今老矣，誠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由拳集·與馮開之書》）幾年之後，他終於懷著未酬的壯志，與世長辭了。梁辰魚創作的戲曲作品，除《浣紗記》外，尚有《鴛鴦記》傳奇一種，《紅線女》和《紅綃妓》雜劇兩種，還改編過《周羽教子尋親記》，補寫過陸採的《無雙傳》傳奇。但畢竟應以《浣紗記》作為他的代表作，這已經成為定論《浣紗記》取材於《吳越春秋》，寫的是春秋時期吳越兩國之爭，中間穿擂著范蠡與西施的愛情故事。
范蠡與西施
在《浣紗記》之前，取材於這個故事的劇作，有關漢卿的《進西施》，宮天挺的《越王勾踐》，趙明遠的《范蠡歸湖》等等。那麼，梁辰魚為什麼又要寫《浣紗記》呢？這在當時，就有些人弄不懂。曾有人問作者：“君所編昊為越滅，得無自折便宜乎？”（按梁辰魚為吳人）。究竟作者是何意圖？這是很值得探究的。梁辰魚在《浣紗記》第一齣《家門》裡說道：“驥足悲伏櫪，鴻翼困樊籠，試尋往古，傷心全寄詞鋒。問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負薪吳市梁伯龍。”我們把他說的這番話，與前面所介紹的他的生平和思想，聯繫起來考察一下，就可以證實，這是他真實的自白。是的，梁辰魚懷才不遇與他創作《浣紗記》確實有著一定的關係。對此，還可以從屠隆的《梁伯龍鹿城集序》裡找出一點線索。
西施
屠隆首先說，“夫吳越，古龍子之國也，語英靈，則石帆林屋標其勝，考人物，則伍員、蠡、種擅其奇”接著用許多讚美的話，強調梁辰魚是有才能，有壯志然後替梁辰魚大發慨嘆：“胡乃自比都尉，侈為豔歌，是以龍驥捕鼠也！”這就是說，由於梁辰魚不得志於時，使他無法施展才能，因而不能象吳越前輩鄉賢范蠡、文種、伍員那樣，各擅其奇。顯然，屠隆對梁辰魚是頗瞭解的，所以才能洞察梁辰魚那胸中鬱結的感憤。梁辰魚有一首《秋旦自鄧尉山北麓登窿絕頂望太湖諸山》詩，其中有句雲：“洞庭浮南紀，蒼茫見越國，雙槳天外歸，群峰浪中直，緬懷鴟夷子，冥冥志慮特，深感鳥喙言，扁舟竟飄忽，嗟彼勾踐雄，徒然想高弋。”這裡，突出地讚美了范蠡（鴟夷子），並對他偕西施泛舟五湖給以歌頌。
范蠡與西施
這頗有助於對梁辰魚作《浣紗記》的瞭解。《浣紗記》共有四十五出，描寫了吳先滅越、越後滅吳的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突出地描寫了越國臣子范蠡、文種等扶越滅的雄心壯志和艱苦奮鬥。而對越王勾踐，著墨較少，連大家熟知的臥薪嚐膽之類的行動，也沒有予以正面描寫。很清楚，作者對范蠡、文種復興國家的才能和功績，分別給以不同程度的讚揚。當然，對吳國伍員獨立維持大局的識見和忠忱，也予以應有的肯定。尤其在范蠡這個人物的身上，更多地注入了作者自己的理想，成為作者最嚮往的人物。在作者筆下，范蠡與西施相愛，又能把國家利益擺在兒女私情之上，所謂“為天下者不顧家”，“國家事極大，姻親事極小”。
《浣紗記》
范蠡能自勞其身心，竭其才智，一方面施展種種巧計，瓦解吳國君臣的鬥志；一方面扶助越王，發憤圖強，卒至滅吳興越，實現了自己的壯志。而且范蠡在功成之後，又能“不受上將軍”之賞，擺脫功名富貴觀念的束縛，飄然“泛湖”而去，對封建統治者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這就使得這部傳奇作品，既沒有落入才子佳人愛情劇的俗套，也沒有陷入傳奇公式化的“大團圓”結局，從而具有顯著的特色。當然，在這出戏裡，也雜有遁世思想。龔煒《巢林筆記》雲：“予於傳奇，最喜《泛湖》一出。……每當月白風清，更闌人靜，手撥琵琶而切響，曲分南北兮選賡，且唱且彈，半醒半醉，恍若一片孤帆飛渡行春橋矣。”正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談出了這種感受。然，梁辰魚選取越故事來創作《浣紗記》，並非僅僅為了表現個人懷才不遇的感憤。
《浣紗記》
因為，當時腐朽的統治集團，“非賄不行”，“括盡民財”，過著極為荒淫奢侈的生活，因而造成政治陷於癱瘓，邊塞陷於廢弛。俺答、倭寇趁機為患，“攻掠郡邑無算”。梁辰魚跑的地方多見的事情廣，又親身參加過御倭鬥爭，對現實政治的腐敗頗有所瞭解。因此，他取材吳越興亡的故事，創作了《浣紗記》，以范蠡與西施的愛情故事，作為全劇的貫串線，比較完整地展現了吳越興亡的曲折過程，比較深刻地揭示了歷史教訓。你看，吳國君臣驕做自滿，淫失放縱，由強盛而敗亡；越國君臣於失敗後能同心協力，發憤圖強，終於滅吳。作者批判了吳國君臣的驕橫腐敗，歌頌了越國君臣的艱苦奮鬥，從而藉以對現實政治的腐敗和國勢的危殆，提出犀銳的諷諭和猛烈的抨擊。這就是作者所謂“試尋往古，傷心全寄詞鋒”。
《浣紗記》人物劇照
一句話，是“以古鑑今”。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梁辰魚的《梁國子生集》裡，收有《吳宮曲》一篇：
吳宮夜靜飛清商，秦等弦促春思長銀蟾三五流素光，玉樓十二生微涼。美人起舞雲錦裳，翠袖盤拂雙駕鴦。君王酒酣樂未央，蘭膏欲滅歸洞房。日初出，越兵來，入吳國。朝作吳官娃，暮託五湖客。人稱五湖之遊世所無，恐其破越猶破。不知妖豔傾人都，當年猶恨身未誅。君不見，臨春閣，擒虎入，麗華死。
《浣紗記》人物劇照
這篇詩歌，乃是梁辰魚“北上”以前作的四。這時，作者對西施的看法，顯然還是從“女人是禍水”的觀點出發。但在《浣紗記》中，作者對西施的看法，卻起了顯著的變化。劇中西施，不僅是個典型的美人形象，更重要的是，她在祖國面臨著危難的關頭，能以國家為重，不惜犧牲自己的愛情幸福，貢獻出自己的寶貴青春，為挽救國家危亡而效力，完成了自己所擔當的任務。很明顯，作者對這個人物美的容貌和美的心靈，給與了衷心的讚頌。雖然作者通過劇中范蠡之口，也說過“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的話，損傷了范蠡的形象，更給西施的優美形象塗上了汙點，但這只是作者的陳舊看法的殘餘而已。何況作者比較突出地具體描寫了西施的愛國感情，也就沖淡了劇中所表現的女色亡國的思想。
《浣紗記》中的西施
這就更可證明，梁辰魚作《浣紗記》，乃是熾烈地鼓舞一切愛國的人們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使祖國能夠轉危為安，轉弱為強。正因為如此，他才在《浣紗記》中，除塑造了范蠡、文種的高尚形象之外，又塑造出西施這個為國立功的婦女形象，並給以美滿的結局。這與宋金時代董穎的薄媚大麴、明代無名氏的《倒浣紗》傳奇、清代徐坦庵的《浮西施》雜劇中所出現的傾國亡家而被沉之於江（或者競殞鮫綃）的西施，便迥然不同了。尤其是《倒浣紗》，顧名思義，就是要與《浣紗記》唱反調。劇中范蠡在破吳之後，怒責西施有三大罪，要對吳王屠殺功臣、荒淫無度和國破家亡負責，也就是把吳國滅亡的一切罪責，都推在西施身上，而且不容西施辯白，竟把她丟在太湖裡。赤裸裸地暴露了這位作者封建士大夫的保守、落後的思想觀念。
《浣紗記》
如上所述，梁辰魚創作《浣紗記》，確實是有著明確的意圖的。契訶夫曾經說過：“如果否定創作中的問題和意圖，那豈不就得承認：藝術是無意識地、沒有任何預先意圖地、僅憑霎時衝動的影響來進行創作的，因此，假定有這麼一個作者向我誇口說，他沒有任何預先想好的意圖，而僅憑靈感寫成了一部小說，那我準會叫他瘋子。”四而梁辰魚創作《浣紗記》的意圖，乃是與他的生活道路，他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以及態度分不開的。否則，就不能理解是什麼使這位戲曲家拿起筆來的，是什麼使他能夠完成了這樣一部把人物個人命運與國家命脈結合在一起，而又比較深刻地揭示了歷史教訓的劇作的。
《浣紗記》
至於《浣紗記》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一些缺陷，如誇大美人計的作用，渲染消極避世思想，宣揚金童玉女降世的宿命論，藝術結構還不夠謹嚴等等，姑不細述，因為，本文只是想對梁辰魚的生平和他創作《浣紗記》的意圖試作一些初步探索。長期以來，《浣紗記》一直流傳在戲曲舞臺上，尤以《回營》（即《通》）、《養馬》、《打圍》、《寄子》、《採蓮》諸出，最為有名，至今還在演出，《打圍》一出，更是戲校學生學習崑曲的打基礎戲，因為這是個“群戲”，人物眾多，唱“同場曲”，場面熱鬧。過去，還有些演員以善演《浣紗記》著名，比如清代的歐陽生，就是其中之一四。
《浣紗記》
前人對《浣紗記》的看法，還存在著一些分歧。比如，凌濛初《譚曲雜札》雲：“自梁伯龍出，而始為工麗之濫觴，一時詞名赫然。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崇尚華靡。弇州公以維桑之誼，盛為吹噓，且其實於此道不深，以為詞如是觀止矣，而不知其非當行也。以故吳音一派，兢為剿襲。靡詞如繡閣羅幃、銅壺銀箭、黃鶯紫燕、浪蝶狂蜂之類，啟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者使僻事，繪隱語，詞須累詮，意如商謎，不惟曲家一種本色語抹盡無餘，即人間一種真情話，埋沒不露已。”凌廷堪《校禮堂詩文集·論曲絕句》，亦謂“少白烏絲述《浣紗》”，“文必麗”，“誤將剪紙當春花”。
《浣紗記》
於是，有人提出所謂“崑山派”崇尚駢綺，並以梁辰魚作為代表。可是，李卓吾《三刻五種傳奇總評》（萬曆間刊本）雲：“《浣紗》尚矣，匪獨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斷稱作手無疑。”實際上，《浣紗記》在語言上，既有華麗駢句，也有淺顯散體，所以，這部傳奇作品，並不能算是駢綺派的作品；它的作者梁辰魚，也不能算是駢綺派的代表明代謝肇制《五雜俎》雲：“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為戲？”其實，《浣紗記》也並不是照搬歷史事實，而是基於歷史真實，依據自己的創作意圖，對歷史事實作了藝術加工，這隻要查一查有關吳越兩國相爭的歷史如《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就可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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