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吹哨人，建立应急状态下的全国数据协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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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读到一个有力量的故事。
1854年8月，伦敦爆发了一场霍乱疫情，很多人送命，运尸车上的尸体堆积成山。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因为当时伦敦的空气实在糟糕，浓浓的烟雾和粪便都令人作呕。
但有一个叫约翰·斯诺的医生，不甘于接受空气传播霍乱的结论，他决定亲临病区，仔细调查。
他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情，
铺开一张伦敦地图，每在一处发现死亡病例就标注出来。随着地图上标注越来越多，一条线索浮出水面，这些病例的分布都是围绕着一条河的水泵展开的。
最后他判断水源污染才是传播霍乱的罪魁祸首，在他的建议下，人们对水泵作出处理，伦敦的霍乱总算被控制住了。
这是160年前专家用数字手段抗击疫情的故事。
2020年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疫情，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前期病例的发现、疫情的防控、科学决策、病情诊疗，到救援物资运输、人口流动预测与管控、推动有序复工复产、停课不停学、对小微企业精准扶持……可以说“无处不数字，无时不数字”。
2月18日，罗汉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办“数字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研讨会，这也是国内最早讨论疫情与数字主题的研讨会，有意思的是，研讨会本身就是通过数字技术视频连线进行的。在研讨会上，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说，“这次疫情，我们真正进入了数字化生存时代。”
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在这次疫情当中的应用？在数字对疫情全链条、全周期的介入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未来又该如何将数字技术更好应用于社会治理？
01
从数字爆发初期到数字基础设施
有一个有趣的提问，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
有人说是航天器，有人说是电力，还有人说是阿拉伯数字。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数字和由此衍生的数据科学，今天人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数字的重要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
《智能时代》一书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们把资本和机械动能作为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近代化的推动力的话，那么数据将成为下一次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
这句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得到验证，尤其是面对疫情，我们的社会治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持。
上一次重大疫情是2003年SARS，当时那场疫情围绕着信息瞒报引发了一场问责风暴，到今天都令人记忆犹新。
2003年，中国互联网还远未像今天这样普及。当年年底马云才推出淘宝网和在线金融工具支付宝，携程也是在疫情之后才上市，人们开始习惯在网上买机票、火车票、预订行程。
2003年的中国没有微信、钉钉，没有在线直播工具，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VR还远未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但当时，人们通过搜狐、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浏览疫情信息，在BBS社区里留言、顶帖，各种新闻资讯通过Email点对点推送，手机短信是主流的社交工具，数字化技术已经开始初露端倪，显示威力。
而到了2020年的这场新冠疫情，数字技术的威力彻底爆发了。
武汉火神山医院建筑工地上，同时有6000多万人进行在线“云监工”；
2月3日复工当天，同时有超2亿用户在钉钉上办公和教学，不爱上学的熊孩子们甚至组团去给钉钉打一星；
线上卖房也火了。数千个楼盘在线上设置了网上售楼处，全国近百个城市5000多位置业顾问在淘宝直播卖房；
在实验室里，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与阿里云合作开发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和大数据平台，针对SARS/MERS等冠状病毒的历史药物研发进行数据挖掘与集成，开放相关临床前和临床数据资源，计算靶点和药物分子性质，为病毒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政府层面，国家工信部发布倡议书，希望科研机构优化AI算法和算力，加快病毒基因测序、疫苗/药物的研发；
在上海、杭州、苏州，政府部门推出云办公服务平台和数字化平台，推动线上办公，保障生鲜蔬菜、米面油和防疫用品等民生农产品无接触配送。
“如果说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数字技术处于爆发的初期，那么17年之后，数字化给我们的社会和商业带来的价值完全不同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孙毅在研讨会上说。
2003年，数字化创造价值的机理主要通过销售、电商来实现。2020年新冠疫情，数字化创造价值的机理变成了“效率的提升，社会的协同，资源分配的优化。”如果再往后看，数字技术会像水和空气一样，人们感受不到，但无处不在。
陈龙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这一次疫情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全面武装起来去应对疫情的巨大的力量，切实感受到了数字化生存——
从疫情开始的寻找答案、维持秩序到恢复重建，都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全链路的、全周期的、全方位的”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应对疫情的状态。02
数字技术的温度、能力与担当
《数字化生存》一书出版于1996年，由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撰写。
如果说当时这本书中所提出来的数字化的生存空间，数字技术的传播、交流、学习、工作，还是一种畅想，那么今天如陈龙教授所言，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切切实实的现实，并在疫情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中国科学院大学石勇教授是国务院参事和第三世界研究院院士，疫情期间，他联合香港的研究团队一起针对武汉、北京、天津、深圳、苏州、杭州进行疫情数据模型分析、GDP数据分析，为政府的开工决策提供建议。
依据数据模型的情况，石勇教授的团队制定了三套开工方案，每一种方案对应不同的GDP增长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病例增长情况。这些方案已经以报告的形式递交政府决策部门，帮助政府科学决策。
数字是中性的、冰冷的，但数字也是有温度、有能力和有担当的。
就像武汉官员提到一定要摸清楚居家确诊病例到底有多少人时说的，“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一个数字，而是为了救助每一个人。”科学家的数据研究，表面是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人的生计和生命。
陈龙教授提到了支付宝上推出的健康码。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城市，人们可以通过在支付宝上填报信息，获得一个健康码，健康码如果是绿色的，就可以得到通行。既方便了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治理，也方便了公民的安全健康出行。
除了健康码，阿里巴巴在疫情期间与全国28个省市合作上线了数字防疫系统。该系统分为居民、社区街道、医疗疾控、政务管理等四大模块，20多种功能。各地居民及疫情防控机构可以应用疫情信息采集、主动申报与疫情线索提供、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疫情实时动态、在线智能问诊、同行程人员查询等功能，开展数字化疫情防控。
百度公司在疫情期间上线的疫情通报专题页、疫情地图、疫情热搜等信息，也得到了参会专家的认可。
对经济学家和研究者来说，这些信息有助于数据分析和提出政策建议，用户则可以通过百度地图中的热力图层，查看不同区域实时人口流量密度，从而在春节假期期间避开人流量大的商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潜在风险。
此外，高德地图联合交管部门在上海、重庆、郑州、苏州上线“入境登记”功能。春节返程用户可通过高德地图在线完成健康信息登记，从而减少返程过程在疫情检查站的停留和等待时间。
这些例子都是数字技术实实在在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案例。
数字的温度、力量和担当，实质上是数字背后人和机构的温度、力量与担当。
多位专家都提到，这次疫情当中的数字有很多来自于社会力量，来自于公众。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疫情救治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当然，本身也会带来挑战，比如谣言、错误的信息，这需要专家和机构去分辨信号与噪音。
但正如社会治理的概念所决定的那样，社会治理本身就不仅仅局限于政府，而是一个多元角色互动的过程，需要理性经济人的社会自我治理，所以公众的参与必不可少。
同时，企业也是社会治理多元化参与的主体。比如阿里巴巴强调商业操作系统、数字化基础设施，在这次疫情应对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身也是企业用数字化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也体现了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03
呼吁建立应急状态下的数据协同平台
不要浪费了一场危机，这是最近许多人都会提到的一句话。
疫情无疑是一次黑天鹅事件，疫情中展现了力量和担当，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只有正视问题，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反脆弱”，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比如2月21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提到，当下急需解决疫情数据不精准、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坚决杜绝虚报、瞒报、错报等现象。
同时，他还提到要搭建好数字化大平台，综合公安、卫健、疾控、社区等各方资源力量，打破数据壁垒，把疫情大排查的海量数据收集汇总起来，用好大数据这个显微镜、透视镜、望远镜，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提供数据信息支撑。
以上两点，与研讨会上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石勇教授多次提到“三个精确”——精确防控疫情的传播，精确安排复工的时间，精确支持企业渡过难关，数据的精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中国科学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虚拟商务系副主任孙毅针对疫情期间数据壁垒的问题，建议国家建立应急状态下的数据协同平台，用顶层设计的方式，有效的推进数据的融合和关联，让数据的价值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前提是要做好个人隐私保护、信息安全保护。
石勇教授认为，全国统一的疫情应急国家数据融合平台，不仅仅关乎疫情的医疗数据，更重要的是人的数据。一旦出现疫情，可以很快的精准把握到每一个人，人的追踪、救助、行动轨迹，一目了然。
相信这些建议会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切实探讨落地的可能性。
除了建议建立信息协同平台，参会的专家学者还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数字技术构想。
哥伦比亚大学房地产与金融学讲席教授、罗汉堂学术委员王能认为，关于大数据和信息不仅仅是数据库里的硬信息，有时候软信息也很重要，比如说吹哨人，其信息不一定很准确，只是看了几个数据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比较敏锐的调查系统，一个微弱的信号进来之后，只要这个信号干扰不是特别大，就能够检测出来。大数据年代，信息被数字化了，但有时候忽略软信息的代价也很大。
比如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把人脑中的隐性知识编码化，把隐性知识变成显性知识。然后实现知识在群体中的共享，提升人的数字化素养和数字化理念，最终让数字化作为一种工具，更好的去跟组织中的个体去融合，更好的去通过组织中的个体去推动组织的变革。
对于这些构想，我们抱以开放的态度和好奇之心。事实上，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数据一直就是人类建造文明的基石，也是人类社会治理能力进步的催化剂。
古埃及人为了农业的收成而发展起天文学，古代中国人同样如此，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常常是从数据中总结出来的，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从160年前伦敦街头用数字探寻霍乱传染源的医生约翰·斯诺，到今天我们无数的科学家、社会学家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抗击疫情、推动经济发展，人类探寻真相、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没有变。
这场疫情教训深刻，但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人类，而不是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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