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辛棄疾
千古江山， 英雄無覓， 孫仲謀處。 舞榭歌臺，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草樹， 尋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 金戈鐵馬， 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 封狼居胥， 贏得倉皇北顧。
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烽火揚州。可堪回首， 佛狸祠下， 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辛棄疾所處時期的南宋，正處在風雨飄搖中，既要應付金與蒙古肆無忌憚的野蠻入侵， 又要對付國內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 巨大的壓力使宋朝君主和多數臣子無所適從， 只好或沉醉於勾欄瓦肆、 風花雪月 之中，或退縮於“格物致知” 理學研究之中， 甚至媚敵以金帛錦緞、 中華物力……表面歌舞昇平、醉生夢死， 骨子裡死氣沉沉、 江河日下。
辛棄疾給我們現代人的感覺一直是一個愛國詞人，文學家的形象。當我深入的去了解他時，發現他還從事過抗金大業，並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這個功績可以用來吹一輩子。這哥們在知道自己主帥被叛徒張安國殺死後，居然帶五十人襲擊幾萬人的敵軍大營，把叛徒殺了，你說這個歷史上有幾個人能幹出來。
他為什會有這麼大的勇氣去幹這樣的事情了？那是因為張安國這個人乾的事情最終斷送了辛棄疾個人的理想，你說這個仇恨大不大。
辛棄疾實在是一位豪邁過人，不甘平庸，功利主義思想十分強烈的英雄。 他的功利主義思想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而是主客觀因素多方融合的結果。 可以說華夏民族英雄崇拜的傳統， 文化史上積極入世進取的文化原型，是形成他此種思想的歷史文化基因； 宋王朝特殊的政治人文環境， 南宋半壁江山淪陷、 宋金戰事不斷，是激發他這種思想的時代動因； 而他個人稟賦、 氣質的優越和文韜武略的過人， 也為他的這種思想選擇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激勵。
在儒家經典《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中曾設定過一個士大夫知識分子獲得完整精神成長， 實現自我價值的目標體系， 它由高至低分為三層：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所謂“立德” 者，指能夠象古代聖王那樣以德撫民，使天下和諧安定。 但事實上由於主客觀條件的制約， “立德” 只能是聖王或聖人之事而非普通儒生力所能及。 所謂“立言。是指通過著書立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將自己的生命意義傳承下去， 但幾乎沒有人願意用文學上的成就代替事業上的輝煌， 於是“立功” 成為士人民實現人生價值的首選目標，辛棄疾作為積極參與現實社會衝突並迫切渴望建功立業的英雄更是如此。
宋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大金皇帝完顏亮親自帶領大軍南侵，也在這一年，22歲的辛棄疾在家鄉山東濟南聚眾2000餘人起義，最後又加入到耿京的麾下。在不久，完顏亮被部下殺死，辛棄疾興奮無比，他認為收復中原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便建議耿京“決策南向”派人與南宋政府取得聯繫，爭取朝廷對起義軍的支持，耿京同意了他的建議；並派遣他去與南宋政權聯繫。
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辛棄疾向趙構說明了歸附南宋的意願，並報告了淪陷區的形式和山東義軍的情況，趙構非常的高興，並授予起義軍首領耿京“檢校少保”的官銜，使他們回去傳達朝廷的旨意。當辛棄疾達到海州時（今江蘇省東海縣）聽到耿京被叛徒張國安殺害的消息，義軍大部分潰散。這個消息徹底粉碎了辛棄疾的夢想，如當頭一棒，在即將要實現自己的夢想，人生即將要走向成功的時刻，你說他對這個叛徒有多大的怨恨，就算叛徒張國安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弄死；最後，辛棄疾還真把這個叛徒給弄死了，你說辛棄疾有多狠。
辛棄疾有能力，文武全才，但他又比同一時期的岳飛思想“開明”，辛棄疾對功名的重視高於對忠君愛君等儒家倫理道德的重視。 辛棄疾由於強烈的功名意識驅使，儘管從正統感情上親近南宋，難以接受女真族統治，但仍可以從理智上說服自己參加科考，憑其才華高第授官，功業有成，名顯金廷。而他反金投宋的重要動因之一恐怕也是寄希望在宋實現包括獲取個人功名在內的理想抱負。
到了南宋，他這種目的至上，不擇手段的功利思想更為凸顯。1180年當他創建湖南飛虎軍時引起皇帝的猜忌，發出御前金字牌， 命他即日停建營柵，辛棄疾面臨著在忠君與個體成功之間的選擇：是以個體意志的毀滅為代價維持禮教規範和既成的社會秩序呢？還是以達到自身的實用目的為主，不在乎忠孝節義的虛名？內心講究權宜機變的思想使他選擇了後者，辛棄疾藏起了金字牌，直至一個月後營柵堡壘如期造成，他才將已成的事實報告上去，連皇帝對此也無可奈何。
南宋末謝枋得《祭辛稼軒先生墓記》 有一段記載“辛棄疾……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 ， 如果把這段逸聞與辛棄疾曾於金貞元二年及金正隆二年兩次在金舉進士而落第的這件事聯繫起來， 就不能不使我們得到這功利至上的印象。
正是由於辛棄疾一定程度上從心理上擺脫了影響源遠的重德輕才，重內省，輕事功、 重溫順輕個性的傳統人格觀念，將實用主義的事功倫理學擺在第一位，故他在實現其現實功利性目標時更願意強調強者優越論，認為人為了完成預期目標，可以採取殘酷的手段鎮壓不合自身要求的事。這種心理態勢反映在他的行為實踐中即表現為政霸道，以重典治理轄區。 如1177年他任湖北安撫時， 為了禁盜，發佈命令“得賊輒殺，不復窮究”，甚至偷一頭牛的人也要被沉入江中，結果重典之下，奸盜屏跡，吏治始安；1181年冬他被調任江西安撫使， 當時江西備地旱災不斷，救荒之事迫在眉睫。面對嚴峻形勢，辛棄疾貼出“閉糴者配，強糶者斬”的佈告，既嚴禁缺糧人家向囤糧戶強行劫奪，又逼迫囤積糧米的人家必須把糧食糶賣出去。此法雖然對穩定社會秩序 解決災民暫時困難有很好的效益， 但不能否認它既殘酷，又有從官家立場出發之嫌。
<strong>因此朱熹才甚為不安地說：“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 賑濟榜文，只用八字，曰： ‘劫禾者斬，閉糴者配。’先生日 ‘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 ’。 朱熹的擔憂反映了…個事實，在辛棄疾的腦海中追求價值最大化和注重實際的思維模式已明顯地超越傳統儒家強調以仁治國，以德撫民，循王道而行，守王道不遷的節操之論。他的價值取向是以個人對社會的實際貢獻和取得的尊榮為主，個人品德還在其次。
一言以蔽之：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這種思想在古代是不可以想象的；但作為我們現代人，就感覺沒有那麼強烈了。相反，辛棄疾如果在現在是不是能成就他的理想，成就一番事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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