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让梨我不让——人有权拒绝一切虚伪的崇高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时无刻不在被世俗的枷锁禁锢。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便发生了一种巨大的变化，人们损失的是他们天然的自由和他们能够取得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力，与之对应的是他们得到的社会及道德的自由。
世间没有绝对的自由，天然的自由是被动的，即这个状态的人意识不到他是自由的。当自由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后，天然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
非洲有一个原始部落，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自由一词，因为他们本来是自由的。天然的自由缺点在于肉与灵并没有分离，也就是说身体与意志没有分开。人类的欲望与动物的欲望从目的上来说并无区别，如果像人动物一样只会服从于自己的欲望，反倒成为了欲望的奴隶。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在于人有道德的自由，对于原始的欲望多了一种选择的权利。关于权利与自由，自由与选择的关系我将通过下边一个例证说明。
人类渴望自由，却不知道自由究竟为何物。
因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一些人对西方式的民主自由过度的憧憬，使他不曾考虑中产及以下被资本卡着脖子按在地上摩擦割韭菜，不曾了解从资本主义的结构上注定了绝大多数人进入市场的那一刻就输定了的一些因素。单单从他们认为政治上的民主来说，他所看到的只是别人想让他看到的。人民的选票被游说拉票，各种法案向民众提出，但实际上人民所授予的权利只是它们必须授予的，即使他们本来不愿意这样做，人民还是被要求给予他人一些他们自己也并不拥有的东西。表面上看，他们的投票影响着政治，左右着领导人的换届，然而民众在治理机构、审议职能机构等等都未拥有份额，这些特权并不属于他们。当权利变成必须使用，并且必须用到别人身上时，人就丧失了选择权，而选择权恰恰是权利自由的基础。
所以社会自由是他可以选择去做，也可以选择不去做，他的身体不再受欲望支配，他的思想不会受到任何事物左右，因为他的理性与选择。
基于这种自由，我们不难发现道德也是可以选择的，人类获得社会自由的同时也获得了道德自由。早期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的原因在于人类认识到不可能凭借他自身的意志力得到超越自然的力量，所以只有连续多人的力量才能够生存下去。这个时候的人类并没有道德法律观念，如果他仍然按照原始的欲望行事，那么他们的集合就不能称之为集体，只能是一帮乌合之众，社会也将不复存在。在这个基础之上，利于社会发展的规则变成了道德，使得社会呈现出1+1＞2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道德增加了人类抵御外界的力量，使得人类脱离自然的一切生物，获得了不同于自然自由的自由。而自然的生物，现在仍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西塞罗在《国家篇 法律篇》中论证了自然正义（笔者把它称之为道德）与社会正义（暂且把它叫做这个名字因为西塞罗并没有说过这四个字，这是笔者根据自然正义对照出来的，也可以认为是法律）的区别在于社会正义中的正义来自于软弱。如果一种刑罚而不是自然才使人不做不义之事，那么当威胁已不存在的时候，正义又将何从？进一步说，人类的那些并非由于美德的影响、而是出于一些功利和收益的考虑而成为善者的人，只不过就是胆小鬼，而并非好人。基于这种情况，西塞罗不无讽刺的说道：“最幸福的选择是，如果你可能的话，是行为不正义而不受惩罚。”一旦有这种人的存在就必然有那些坚持正义而吃亏受到损失的人。
道德是自由的，因此道德只能用于个人约束，它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正义），相反的一切由外而内的道德都是贴标签耍流氓。道德不是要求别人做什么，而是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为了利益最大化，如何把道德用于要求别人成为了有些人的目的。这就是开头笔者说的，我们得到的应该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而不是我们所接受的。孔融让梨便是一个例子，稍后会仔细说道。
如果通过一种强力使得别人把自己的利益拱手奉上那最好不过了，但是压迫带来的只是服从，人向强力屈服是一种必要行为，而不是一项意志行为 ，顶多只是一种明智行为。一个强盗抢劫别人使他乖乖的把钱拿出来是因为手中的一把枪，这枪便是强力，而被抢劫者迫于强力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向强盗屈服。
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过：“假如你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也就剥夺了他行为中一切的道德。”一个人如果没有了道德上的自由，那么他所处事需要奉行的准则便不是出自于自由意愿。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强力转换成权利。权力对应的是义务，让人无论强盗手里有没有枪都会交出钱来。正向不让人接受办事情必然要走后门拉关系，那些官员们又从哪里可以拿到贿金呢？如果不让人接受消费主义，即以消费衡量价值，而不是以一个人的价值衡量消费，又怎么能够让俊男靓女心甘情愿的掏钱呢？
同理，如果不让人从观念上认可他们所传播的道德，又怎么能够从中获利呢？笔者无意否认道德，社会有社会的规则，要生存必须跟着这些规则走是没错的，怕就怕在有些所谓的规则，全是那些头脑好的人为了自己获利而制定的。我们要做的是清楚这些规则合不合乎逻辑，即使我们无力改变，起码也要做个明白人。
孔融让梨的正确性在于孔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吃不了大的，这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当有些人想要却拿不到大梨时便会拿着孔融让梨的故事来说，看，你怎么就不会让梨呢。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拿着梨的人吹成孔融的祖先，你是孔子你怎么还好意思和我抢呢？就这样拿着梨的人被置于道德困境内。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没有强力的逻辑，可能我们也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这正是恐怖的地方。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己使坏。这种不自由的又怎么能称之为道德呢？况且的是当你一定要让梨时，就必然有另一个好心人因为他没有让而感到羞耻。这就更中有些人的下怀。
在中国古代社会，因为没有详细的大数据统计提供支持，技术的落后注定了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会遍及每一个角落。为了统治的需要 ，只能把道德引入，所以才会有科举的诞生，让那些乡下知识分子用四书五经承担底层的教化与稳定。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法律判定的是对与错，合不合乎逻辑是由法律自身判定的；道德却相反，道德的判定标准在于善与恶，但是道德的界限在哪里并不清楚，它太抽象模糊，所以在一些人的手里，道德便成为了最好的武器。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明确提出道德应与一切分离，他说：“（君主）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时，他绝不能够硬不应当遵守信义，因为并不是所有人对你忠贞不渝，因此你也无需向他们守信”。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是相同的，人们之所以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是因为和人们看影视作品时的道理一样，需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便于迅速区分剧情。由此产生了黑白对立的高度的理想主义者与高度现实主义者。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立足于现实，他们知道这套社会规则，同时也承认没有这套规则行不通，但是他们用这套规则去办事不意味着他们认同这套规则。一个人的真正境界也在于此，他自己内心有他的道德标尺，同时他也能够熟练地使用社会规则的标尺。
人有权拒绝一切虚伪的崇高，唯有如此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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