羈文
古代耕讀文化的形成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科舉制度；其二是隱士文化。
中國隋朝開始制定科舉制度，讀書人不論貧富尊卑皆可以通過科考晉身士大夫階層。學而優則士思想直接鼓勵了農民子弟的讀書熱。
到了唐代，隱士文化又把隱居鄉間的才識之士擺上桌面，有真才實學的讀書人可以通過推舉的方式進入廟堂。另一方面，一些厭惡了官場的士大夫，告老歸田，又把讀書風氣回饋農耕社會。
錚然jc
中國古代一些知識分子以半耕半讀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讀傳家”、耕讀結合為價值取向，形成了一種“耕讀文化”。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主要有三類：
一類是讀過書的農莊主、較富裕的自耕農。他們經濟條件好，有讀書受教育的機會，又參加農業勞動。漢代的崔寔自幼讀書，學識淵博，成年後經營田莊，40歲左右就成為有名的農業經營家。清代的楊秀元早年在鄉間執教，40歲後歸耕，主張耕讀兼營，半耕半讀。清代的楊雙山，幼年讀私塾，青年時對八股文、科舉沒興趣，開始讀農業、醫學等著重實用的書籍，認為“耕桑為治世首務”，他在關中試種棉花，提倡蠶桑。他建立的養素園，既是他耕作和農業試驗場所，又是他讀書教書著書的地方。他的後半生就是在養素園裡過著耕讀生活。
一類是隱士，有文化而不願做官，或不能做官。他們“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悠哉不自覺，退耕東皋田”，“借得茅齋嶽麓西，擬將身世老鋤犁”，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日入開我卷，日出把我鋤”，“西塾課兒孫，東皋藝黍稷”。宋代的陳旉長期隱居揚州西山，讀書、耕作，自稱“隱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30歲中舉，40歲中進士，三年後棄官從農。家有田近百畝，除僱人耕種外，還親自種植園圃，自稱：“明農隱士”。
一類是政府官員。他們中不少人有耕讀生活經歷，做官後仍關心農業生產，有農業生產知識和實踐經驗，熱心農業技術推廣，賈思勰任高陽太守，他《齊民要術》的寫作原則是“採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他不是脫離實際的官員，他有農業生產的親身體驗。元代的王禎在作縣令期間，鼓勵農耕，親自傳授植棉、嫁接技術，他在農具方面的知識更豐富。徐光啟19歲中秀才後，一邊教書，一邊下田勞動。43歲中進士後，在朝裡官員中，因受排擠，在做官29年裡，有13年是在進行農業試驗與研究。他在上海家裡有小塊試驗地，在天津墾殖，種水稻。清代的包世臣，自幼跟父親邊勞動，邊讀書。每天很早起床讀書，早飯後下地勞動，晚上讀書到深夜。30歲中舉，在官府當幕僚，仍然關心農業生產，親自推廣農業生產技術。
以上三類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是都有耕讀的經歷，但價值取向上有區別：
(1)以耕讀為榮，認為耕讀結合是高尚的事情。楊秀元把自己的住宅命名為“半半山莊”表明他把半耕半讀作為世代相傳的家風。
(2)認為耕讀結合的生活是合理的。張履祥在《補農書》總論中專門論述了耕讀的關係，他說“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他批評了兩種人，一種人“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另一種人“為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月，不得休息，故以耕為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這兩種人都不可取，而耕讀結合才是合理的。從時間安排上也無問題，“農功有時，多則半年，諺雲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己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誡莫過此”。
(3)耕讀是治生的需要。賈思勰說“夫治生之道，不士則農”。以農業作為治生之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動進行農業經營；一種是為生活所迫，以農業為謀生手段。
(4)耕讀是鍛鍊人的方式。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說，如果只讀書，不瞭解農業，不參加農業勞動“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通過農業勞動來體味人生，才能當好家，作好官。
(5)以農業為業餘愛好，為消閒、陶冶性情、復歸自然的手段。這些人多是不愁吃喝的隱士。
關於耕讀關係的認識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把學稼學圃當作小人的事，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與孔子同時的依杖荷條的“丈人”則諷刺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孟子主張勞心勞力分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被孟子批判的農家學派許行則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後世形成兩種傳統，一種標榜“書香門第”，“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不起農業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一種提倡“耕讀傳家”，以耕讀為榮，敢於衝破儒家的傳統。南北朝以後出現的家教一類書多數都有耕讀結合的勸導。《顏氏家訓》提出“要當穡而食，桑麻而衣”。張履祥在《訓子語》裡說“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儀遂亡”。
中國的耕讀文化孕育了眾多的農學家，產生了大量的古農書。中國的古農書，其數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國家少有的。古代的農書大都出自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之手。他們熟悉古代典籍，有寫作能力，又參加農業生產，有農業生產知識，具備寫作農書的條件。崔寔出自清門望族，少年熟讀經吏，青年時經營自己的田莊。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寫成了《四民月令》這一部月令體農書。
陳旉隱居揚州，過耕讀生活，他自己說“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農業的《農書》。
張履祥在家既教書又務農，他說“予學稼數年，諮訪得失，頗知其端”，“因以身所經歷之處與老農所嘗論列者，筆其概”，48歲時寫成了《補農書》。
中國歷史上動亂時期，反而出現較多的農書。因為在動亂時不少知識分子失去做官的機會，或不願在動亂時做官，於是在鄉間務農。其中有些人將自己的心得寫出來，就成了農書。
明清時代，地方性專業性農書開始大量出現，因為這時讀書人比較多了，一部分沒有做官的知識分子成了經營地主，他們根據自己所處地域和經營內容，寫出了地方性專業性農書。中國的農耕文化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天地人相統一的宇宙觀和知行統一的知識論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古代的學者常常從農耕實踐中提煉哲學思想，《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時，下盡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賈思勰“順天時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有理論修養，有農業生產經驗，有條件完成從農業到農學思想到哲學思想的提升。張岱年先生在《中國農業文化》序言中說：“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價值觀念、科學思維及藝術傳統，大都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哲學有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天人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關係，事實上這是農業生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揚‘參天地、贊化育’，‘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可以說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原則，事實上根源於農業生產的實踐，也只是在農業生產的活動中有所表現”。
耕讀文化也影響了文學藝術。知識分子通過耕讀，接近生產實際，接近農民，寫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村生活、反映農民喜怒哀樂的作品。中國古代的田園詩就是耕讀文化的產物。晉代的陶淵明是典型的田園詩人。他“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從41歲辭官，過了20多年的耕讀生活。他根據自己的體驗，寫了《歸去來辭》、《歸田園居》等詩篇。
宋代的辛棄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內居住在江西農村。他把上饒帶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軒”，自號稼軒居士，“意他日釋位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田邊立亭日植杖。若將真秉耒之為者”。辛棄疾很重視農業，他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他有耕讀的體驗，寫出了不少反映農村生活的詩詞。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號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沒參加多少農業勞動，但生活在農村，生活在農民中，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富有鄉土氣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苦樂。
中國的耕讀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它影響了中國農學、中國科學、中國哲學，使知識分子思想接近人民，養成務實的作風。
真實的恩典
關於耕讀文化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把學稼學圃當作小人的事，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與孔子同時的依杖荷條的“丈人”則諷刺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孟子主張勞心勞力分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被孟子批判的農家學派許行則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後世形成兩種傳統，一種標榜“書香門第”，“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不起農業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一種提倡“耕讀傳家”，以耕讀為榮，敢於衝破儒家的傳統。
南北朝以後出現的家教一類書多數都有耕讀結合的勸導。《顏氏家訓》提出“要當穡而食，桑麻而衣”。張履祥在《訓子語》裡說“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儀遂亡”。
中國的耕讀文化孕育了眾多的農學家，產生了大量的古農書。中國的古農書，其數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國家少有的。古代的農書大都出自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之手。他們熟悉古代典籍，有寫作能力，又參加農業生產，有農業生產知識，具備寫作農書的條件。
中國歷史上動亂時期，反而出現較多的農書。因為在動亂時不少知識分子失去做官的機會，或不願在動亂時做官，於是在鄉間務農。其中有些人將自己的心得寫出來，就成了農書。
中國的農耕文化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天地人相統一的宇宙觀和知行統一的知識論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古代的學者常常從農耕實踐中提煉哲學思想，《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時，下盡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
耕讀文化也影響了文學藝術。知識分子通過耕讀，接近生產實際，接近農民，寫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村生活、反映農民喜怒哀樂的作品。中國古代的田園詩就是耕讀文化的產物。
中國的耕讀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它影響了中國農學、中國科學、中國哲學，使知識分子思想接近人民，養成務實的作風
張佑嘉
關於耕讀關係的認識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把學稼學圃當作小人的事，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與孔子同時的依杖荷條的“丈人”則諷刺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孟子主張勞心勞力分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被孟子批判的農家學派許行則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後世形成兩種傳統，一種標榜“書香門第”，“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不起農業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一種提倡“耕讀傳家”，以耕讀為榮，敢於衝破儒家的傳統。南北朝以後出現的家教一類書多數都有耕讀結合的勸導。《顏氏家訓》提出“要當穡而食，桑麻而衣”。張履祥在《訓子語》裡說“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儀遂亡”。中國的耕讀文化孕育了眾多的農學家，產生了大量的古農書。中國的古農書，其數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國家少有的。古代的農書大都出自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之手。他們熟悉古代典籍，有寫作能力，又參加農業生產，有農業生產知識，具備寫作農書的條件。崔寔出自清門望族，少年熟讀經吏，青年時經營自己的田莊。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寫成了《四民月令》這一部月令體農書。陳旉隱居揚州，過耕讀生活，他自己說“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農業的《農書》。張履祥在家既教書又務農，他說“予學稼數年，諮訪得失，頗知其端”，“因以身所經歷之處與老農所嘗論列者，筆其概”，48歲時寫成了《補農書》。中國歷史上動亂時期，反而出現較多的農書。因為在動亂時不少知識分子失去做官的機會，或不願在動亂時做官，於是在鄉間務農。其中有些人將自己的心得寫出來，就成了農書。明清時代，地方性專業性農書開始大量出現，因為這時讀書人比較多了，一部分沒有做官的知識分子成了經營地主，他們根據自己所處地域和經營內容，寫出了地方性專業性農書。中國的農耕文化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天地人相統一的宇宙觀和知行統一的知識論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古代的學者常常從農耕實踐中提煉哲學思想，《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時，下盡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賈思勰“順天時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有理論修養，有農業生產經驗，有條件完成從農業到農學思想到哲學思想的提升。張岱年先生在《中國農業文化》序言中說：“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價值觀念、科學思維及藝術傳統，大都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哲學有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天人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關係，事實上這是農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揚‘參天地、贊化育’，‘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可以說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原則，事實上根源於農業生產的實踐，也只是在農業生產的活動中有所表現”。耕讀文化也影響了文學藝術。知識分子通過耕讀，接近生產實際，接近農民，寫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村生活、反映農民喜怒哀樂的作品。中國古代的田園詩就是耕讀文化的產物。晉代的陶淵明是典型的田園詩人。他“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①。從41歲辭官，過了20多年的耕讀生活。他根據自己的體驗，寫了《歸去來辭》、《歸田園居》等詩篇。宋代的辛棄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內居住在江西農村。他把上饒帶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軒”，自號稼軒居士，“意他日釋位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田邊立亭日植杖。若將真秉耒之為者”②。辛棄疾很重視農業，他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他有耕讀的體驗，寫出了不少反映農村生活的詩詞。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號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沒參加多少農業勞動，但生活在農村，生活在農民中，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富有鄉土氣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苦樂。中國的耕讀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它影響了中國農學、中國科學、中國哲學，使知識分子思想接近人民，養成務實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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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耕讀文化
耕讀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耕讀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這麼講，離開耕讀文化來談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現實的，也是難以想象的。 楠溪江現存古村落的建築都非常簡樸天然，幾乎全是由素木蠻石、粉壁青磚構築，然而它們富於野趣，著眼於自然美，取於自然，卻高於自然；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將人工美、藝術美與自然美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楠溪江增添了動人的魅力。這種建築風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帶的鄉民們歷來對文化的追求與對自然的熱愛，同時也反映了他們濃厚的生態環境意識與人道思想。 耕讀生活早期作為文人的一種理想，起源於隱逸，是儒家"退則獨善其身"和道家"復歸返自然"的人格結構，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有著很高的道德價值，意味著高尚、超脫，是古代士人們這個知識階層陶情冶性的寄託。特別是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虛靜、逃避現實和嚮往一種原始自然狀態的生活方面，似帶有更濃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莊之道影響，楠溪江歷代人們都很重視禮樂教化，同時，晉、宋兩次人口北南大遷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遷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戶，擇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後代兒孫能夠繼續"讀書人仕，光宗耀祖"。"讀可榮身，耕可致富"成為他們宗族的傳統，世代相襲。 耕讀生活最早起源於何時，現在很難確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與我國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農輕商"思想不無關係。由於一些士子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敗，官場的黑暗，大有屈原"眾人皆濁吾獨清，眾人綿醉吾獨醒"的憤世疾俗之慨嘆，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不願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不願過"紙醉金迷、奢侈無聊"的生活。那時，在士大夫圈子內，多不以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為榮，不少文人雅士避風塵，脫民俗，遨遊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於山林過著隱居生活。同時，他們也不想輕生，以死謝世，便產生退隱山林的念頭，而工商業者由於地位低下，心高氣傲的士子們無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畝阡陌之間，過著逍遙自在、與世無爭的生活。種幾畝薄田，養花植草，暢遊山水，吟詩題賦、抒發性情。其實，"耕"似乎只是象徵性的，士子們親自躬耕是極少的，他們只不過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間吟詩題賦、修身養性罷了。這樣的耕讀生活說穿了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耕讀生活。然而不管怎樣，他們在村落規劃與建築中極力塑出一種文人們所特有的恬靜淡雅的趣味，浪漫飄逸的風度和樸質無華的氣質與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創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質彬彬、富有田無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讀文化卻由於科舉制度的演進而得到改造與加強。科舉制度起源於隋，發展於唐，它本是朝廷為遴選官吏、開科取士而設，但是它的推行卻間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學習文化的積極性，進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擴大了科舉錄取名額，同時改善了考試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幾條科舉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耕讀文化的發展：一是規定士子必須在本鄉讀書應試，使各地普設各類學校；二是在各科進士榜名的人數，給南方各省規定了優惠的最低配額；三是規定工商業者和他們的子弟都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只准許士、農子弟參加，從而大大地激發了普通人家對科舉入仕的興趣，連農家子弟也看到了讀書入仕、光耀門楣的希望。"朝為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譚式的惡夢，而是實實在在的希望，於是牛角掛書、柳枝為筆、沙地練字、田頭秀才代不乏人，屢見不鮮。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時，也賦予了耕讀文化以新的內涵，於是真正意義上的耕讀文化出現了。 楠溪江流域有謝靈運、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啟蒙於前，有張九成、王十朋等歷代文人代成於後，舊、新兩種耕讀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個村落。這樣，獨具特色的農村文化--耕讀文化便在楠溪江紮根開花，並且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對後世影響極大。"讀可榮身，耕可致富"成為楠溪江歷代居民們所追求與嚮往的生活。每個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訓"、"族譜"裡明確規定，子弟務必要讀書，如芙蓉村《陳氏宗譜》說：凡吾族子弟，為士者須篤志苦學，以求仕進；為農者須勤耕貿遷，以成家業，即甚貧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習為下流，玷壞家聲……"陳氏宗譜中記載的這種耕讀社會傳統，迄今仍盛傳不衰，芙蓉村內"姓族繁興，風氣淳美，人尚禮教，家重師儒，弘誦之聲，遍於癌裡。"鶴陽村《謝氏宗譜·家訓》裡說到，要"以耕讀為業"。《謝氏宗譜·族規》中就耕讀一條記著："讀可榮身，耕可致富，勿遊手好閒，自棄取辱，少壯蕩廢，老朽莫及"。坦下村《陳氏宗譜·家訓》說得更為明白詳盡："祖宗家法，以忠孝節義為紀綱，以耕讀勤儉為本務"。楓林村元益公祠內的一幅楹聯寫道："教子孫兩行正路克勤克儉；繼祖先一脈真傳 惟讀惟耕。" "溪山攬勝懷先哲，門第添輝望後昆"。為了讓本族子弟讀書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紛紛興學。在兩宋時代，理學盛行，而理學傳播的重要途徑是設立書院收徒講學授課。書院之設，始於唐而興於宋，初設時只是作為官方的一種註疏機構，而後則逐漸發達起來。我國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崇陽書院、嶽麓書院、睢陽書院等便是這段時間興起的。南宋時，私人書院開始盛行。書院一方面可以講學傳播學術、研究學術、交流學術，另一方面則是供人潛心學習，為應考科舉作準備。 南宋龍圖閣大學士王十朋在《送葉秀才序》裡面說永嘉，"誼禮之學甲於東南，筆橫渠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說明了當時楠溪中游渠口一帶耕讀文化的空前狀況。楠溪江興學主要採用兩種方式，一是聘請老師主持義學或義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產，盜助家境貧寒子弟讀書入學。巖頭村《金氏宗譜·家規》說得很明確，"每歲延敦厚博學之士，以教子弟，須重以學俸，隆以禮文，無失故家軌度。子弟有質士堪上進而無力從學者，眾當資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餘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規定，凡進縣、府學讀書和赴府、省應試，費用由祠下公出。中試以後，祭祖和各方打點等開銷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學田收入全用來興學。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學的學生，還需用宗族祠產或公有學田收入來交學費，可見對文化教育的重視。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義學（或義塾）對在學子弟的操守品行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如鶴陽村《謝氏宗譜·義子條規》裡說："義學之設，原為國家樹人之計，非以為後生習浮豔，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務須以白鹿洞規身體力行……凡肄業弟子，必須一舉足疾徐，一語言進止，事事雍容審詳，安雅沖和。"因此，這一帶的士子們對於傳授儒家倫理、維繫封建秩序是很自覺的，如花坦村朱謐"讀書好古，淳樸自持，利慾不能移其心，榮祿不足奪其志，孝以事親，友發處弟。"又如渠口鄉塘灣村《鄭氏宗譜》講述鄉坤鄭旦諤"曠達多才，好稽古，善詞賦。築美室，置圖書，列古畫玩物以供清賞。讀誦之暇，惟以彈琴栽花為樂。遇風日晴和，則汲泉煮茗，拂席開樽，與二三知己，嘯傲於煙霞泉石間，不復知有人世榮辱事。且課子有程，義方之外，更以詩書陶冶其氣質。"有些鄉坤則直接擔任教育工作，如宋末無初鶴陽村的謝夢符，"博學經史，推重多時……豐義整肅，衣冠嚴雅，為縉紳表率。時稱為宿儒長者。" 家族子弟科舉功名成就是整個宗族的光榮。博取功名者一律載入宗譜，在整個家族的各種慶典儀式也可享受特殊的榮耀。舊時，祠堂的匾額和楹聯，除了頌揚先人輝煌的功績外，就是炫耀族人的舉業和仕途。渠口鄉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聯寫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開硯沼；詩書繼美千秋換文章。"楓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聯則是："祠傍大門臺念祖肇跡發祥忠孝詒謀垂百代；行分四宅派願後人繼志述事賢親濟美頌千秋。"而碧蓮永嘉郡祠一幅頌揚劉基的楹聯則這樣寫道："學為帝師開國文臣第一，才稱王佐渡江策士無雙。""為帝者師，為王者令，亙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於今碧水無雙。"這是碧蓮上村劉氏乃至溫州劉氏家族幾百年來一直所津津樂道的"喜"事。而宗族每逢修譜（或稱續譜、圓譜）及其他重大節慶時，則將歷代曾榮任高官的先祖畫像或圖牒與牌位供在中堂後簷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為自豪，同時也意在激勵族人要繼續讀書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門楣。珍溪《朱氏合族副譜》在一篇題為《如在堂記》的文章中，把對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擁書萬卷，何減積粟千鍾，然而後之子若孫，苟不忘此意，必將奮志詩書，驤首雲達，上以繩其祖武，下以貽厥孫謀，無忝先世科甲之榮，丕振前朝理學之緒，則不惟有光於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這種耕讀理想，幾成楠溪江人的傳統。在地域偏僻、交通閉塞的村落裡，勤耕善讀，語言極昭彰，文風之盛，科甲成就之輝煌，就全國鄉村來講，也是極為罕見。"杭州要數三春老孃的麥餅噴香，溫州就數朱墨瞿的筆墨文章。"明朝孝宗時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譽的布衣狀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榮，也是整個永嘉乃至溫州地區的光榮，歷來為楠溪人所津津樂道。而花坦一帶自古以來學風甚盛，這從其宗譜中可略窺一二，"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立，故學不亦大乎。學者盡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敘。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亂者，由繩墨之素定。君子臨事而不駭，制度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學者君子之繩墨也。"這種對讀書重要性的認識、對文化的深刻理解與精闢見解，無疑給楠溪江深山幽谷間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層濃郁的書卷氣息。 在濃郁的耕讀文化思想影響下，楠溪江歷代簪纓迭起，名家輩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鶴陽村《重修謝氏宗譜序》中說："讀書繼美，比戶可封；遊庠之士，指不勝屈。"除"皇佑三先生"、"元豐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靈"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亙"，同朝為官，豫章村一門三代五進士，溪口村一門四代六進士，更是讓人矚目楠溪。此外，塘灣村有鄭伯熊兩兄弟都是南宋進士。鄭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經學。登紹興第，歷官國子司業，宗字少卿。乞外，以龍圖閣知寧國府。卒諡文肅。……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有《鄭景望集》。"鄭伯英是隆興癸未（1163年）進士，著有《歸愚集》，鄭伯海是紹興辛未年進士，設帳授徒，從學者常達數百人。 這裡有必要對溪口戴氏略作介紹。據史書載，溪口村戴氏祖由閩遷往台州仙居，北宋時，始祖戴述到永嘉教書，元符三年登進士，與其弟戴迅從二程學，以理學著名，世稱"二戴"。南宋嘉定年間，戴述之子戴栩，嘗從學葉適，登進士第，其著作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進士，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權工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諡文端。太子景獻親書《明經》匾其堂，有《岷隱集》。紹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龜年之子、於武夷從學於朱熹的戴蒙考中進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進士。戴氏家族為標榜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題有一幅楹聯："入程朱門迭奏壎 理學淵源雙接緒；歷南北宋並稱鄒魯春宮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據乾隆《永嘉縣誌》記載，著名理學大師朱熹在任兩浙東路常平鹽茶公事時，曾慕名探訪楠溪江各地的學者，他先到檔溪村拜"以理學鳴於世"的劉愈（劉進之），並且這樣講："過楠溪不識劉進之，如過洞庭不識橘。"不巧沒有遇到。然後，他又到謝岙訪問謝復經，再造訪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時靖。楠溪江地處荒僻，卻與當時的主流文化保持這樣密切的聯繫，楠溪江流域的學術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學大師的屈身尋訪，實屬難得。 然後，楠溪江耕讀文化培養出來的鄉村知識分子雖多如牛毛，科場得意的畢竟只是鳳毛麟角，成為一代學者的更是寥無幾人。落舉的田頭秀才們大部分留在村子裡，與郡縣官吏們一道在鄉村推行封建倫理教化。"平川日麗嘉禾秀，仁裡風高俊彥多"。這些"俊彥"們有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過著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書立傳，自得其樂，有的則遍遊永嘉山水，廣交朋友，吟詩作賦，倒也逍遙自在；有的則研究堪輿風水，幫助鄰里看龍脈定陰陽擇風水，或者替人家撰寫楹聯字幅，或設私塾招徒授課與家教；有的則參與宗族譜牒修編，掌握著宗族的大權……具體不一而足。花坦珍溪《朱氏宗譜》中一篇題為《廊下即景詩序》裡說到，"是鄉秀士成群，多含英嘔華之彥，古懷如晤，有莊襟老帶之風，可謂文質彬彬，野處多秀者也"。鄉村讀書人成為楠溪江歷代農村敦品勵行的榜樣，對於鄉村事務也有著直接的影響。不過，楠溪江的鄉村知識分子身上兼有儒、道雙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們進則廟堂，退則山林，然而當他們身處山水之間的時候，生活極盡淡泊恬適，飽含著道家"復歸返自然"的思想境界。他們的這種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築上，使楠溪江古建築顯得特別親切自然而極富人情味兒。古村建築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雙重思想在蒼坡村顯得尤為明顯。蒼坡村以文房四寶思路建村，顯然是儒家思想的寫照，而從"陰陽五行、天人合一"來鑿東西兩硯池的"以水克火"思想都明顯受著道家思想與民間堪輿影響，這不能不說是楠溪江古村建築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特點。"儒、釋、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齊梁時"山中宰相"陶弘景的傑作，由宋代二程與朱熹的理學來加以闡釋與發展，而這種體現在楠溪江古村建築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還是古代楠溪江歷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與聰明的體現，它同時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強烈的環境意識與獨到的審美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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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樵耕讀的起源
漁是東漢的嚴子陵，他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劉秀很賞識他。劉秀當了皇帝后多次請他做官，都被他拒絕。嚴子陵一生不仕，隱於浙江桐廬，垂釣終老。樵則是漢武帝時的大臣朱買臣。朱買臣出身貧寒，靠賣柴為生，但酷愛讀書。妻子不堪其窮而改嫁他人，他仍自強不息，熟讀《春秋》、《楚辭》，後由同鄉推薦，當了漢武帝的中大夫、文學侍臣。耕所指的是舜在歷山下教民眾耕種的場景。讀則是講述蘇秦埋頭苦讀的情景。戰國時縱橫家蘇秦到秦國遊說失敗，為博取功名就發憤讀書，每天讀書到深夜，每當要打瞌睡時，他就用鐵錐子刺一下大腿來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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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讀耕”是什麼意思？
這是時刻提醒後人，要一邊讀書，一邊種田。第是門第，科舉考試的等次：科第、及第。讀書可以做官，種田可以養家。還有“詩書第”、“清平居”等匾額。 常見的對聯： 1.守本份耕讀第一，盡人倫孝友俱先。2.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3.好善樂施應賁旌揚重典，急公奉上允稱巾幗遺微。4.讀書務得大要禮義廉恥無虧可稱士品， 立身有何奇行孝弟忠信為事方是人家。 耕讀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耕讀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這麼講，離開耕讀文化來談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現實的，也是難以想象的。 楠溪江現存古村落的建築都非常簡樸天然，幾乎全是由素木蠻石、粉壁青磚構築，然而它們富於野趣，著眼於自然美，取於自然，卻高於自然；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將人工美、藝術美與自然美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楠溪江增添了動人的魅力。 這種建築風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帶的鄉民們歷來對文化的追求與對自然的熱愛，同時也反映了他們濃厚的生態環境意識與人道思想。 耕讀生活早期作為文人的一種理想，起源於隱逸，是儒家"退則獨善其身"和道家"復歸返自然"的人格結構，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有著很高的道德價值，意味著高尚、超脫，是古代士人們這個知識階層陶情冶性的寄託。特別是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虛靜、逃避現實和嚮往一種原始自然狀態的生活方面，似帶有更濃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莊之道影響，楠溪江歷代人們都很重視禮樂教化，同時，晉、宋兩次人口北南大遷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遷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戶，擇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後代兒孫能夠繼續"讀書人仕，光宗耀祖"。"讀可榮身，耕可致富"成為他們宗族的傳統，世代相襲。 耕讀生活最早起源於何時，現在很難確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與我國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農輕商"思想不無關係。由於一些士子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敗，官場的黑暗，大有屈原"眾人皆濁吾獨清，眾人綿醉吾獨醒"的憤世疾俗之慨嘆，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不願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不願過"紙醉金迷、奢侈無聊"的生活。那時，在士大夫圈子內，多不以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為榮，不少文人雅士避風塵，脫民俗，遨遊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於山林過著隱居生活。同時，他們也不想輕生，以死謝世，便產生退隱山林的念頭，而工商業者由於地位低下，心高氣傲的士子們無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畝阡陌之間，過著逍遙自在、與世無爭的生活。種幾畝薄田，養花植草，暢遊山水，吟詩題賦、抒發性情。其實，"耕"似乎只是象徵性的，士子們親自躬耕是極少的，他們只不過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間吟詩題賦、修身養性罷了。這樣的耕讀生活說穿了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耕讀生活。然而不管怎樣，他們在村落規劃與建築中極力塑出一種文人們所特有的恬靜淡雅的趣味，浪漫飄逸的風度和樸質無華的氣質與情操。 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創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質彬彬、富有田無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讀文化卻由於科舉制度的演進而得到改造與加強。科舉制度起源於隋，發展於唐，它本是朝廷為遴選官吏、開科取士而設，但是它的推行卻間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學習文化的積極性，進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擴大了科舉錄取名額，同時改善了考試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幾條科舉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耕讀文化的發展：一是規定士子必須在本鄉讀書應試，使各地普設各類學校；二是在各科進士榜名的人數，給南方各省規定了優惠的最低配額；三是規定工商業者和他們的子弟都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只准許士、農子弟參加，從而大大地激發了普通人家對科舉入仕的興趣，連農家子弟也看到了讀書入仕、光耀門楣的希望。"朝為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譚式的惡夢，而是實實在在的希望，於是牛角掛書、柳枝為筆、沙地練字、田頭秀才代不乏人，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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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由來
客家，是一個具有顯著特徵的漢族民系，也是漢族在世界上分佈範圍最廣闊、影響最深遠的民系之一。 有關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種說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說和客家土著說。客家中原說認為客家主體構成為來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說則認為“客家共同體，是南遷漢人與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後產生的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數流落於這一地區的中原人”。從兩宋開始，中原漢民大舉南遷，經贛南、閩西到達梅州，最終形成相對成熟的、具有很強穩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後，客家人又以梅州為基地，大量外遷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客家三州”為 嘉應州、贛州、汀州。 客家淵源 客家是中國漢族的一個龐大的民系共同體，形成歷史悠久，人數眾多，根據資料顯示，客家人現有總人數5500萬，其中中國約4500萬,在海外客家人當中，大多數居住在亞洲的一些國家，其中馬來西亞約125萬、印度尼西亞約40萬、泰國約37萬、越南約30萬、新加坡20萬、緬甸10萬...,其他分佈在美洲、歐洲、澳洲等地。 客家先民，系來自中原。是歷代因戰亂從中原大規模直接遷徙而至，或輾轉遷入，或官宦、貶謫、經商等原因而落居。其先民遷徙有以下幾個時期： （一）秦漢統一中國，中原移民開始南下。 1、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軍六十萬滅楚“南征 百越之君”，集結餘幹之水的秦軍，於公元前221年置閩中郡後，即分兵南下，從閩粵贛邊入抵揭嶺，即揭陽山，今揭陽縣北一百五十里，直抵興寧、海豐二縣界。 2、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十萬人守五嶺，即趙佗“將卒以戍越”。由是觀之，閩粵贛邊有兩支秦軍屯戍，一戊南野之界，一戍揭嶺。 3、秦始皇三十四年，趙佗又在隔河二里築城以控武水，築萬人城於中宿湞山。趙佗又在龍川築城居之。這批築城者人數不詳，但同期徙往北方邊郡築城可考者，少者三萬戶，多者五萬戶。 4、秦始皇三十六年，估計秦駐閩粵贛邊之戍徙民約佔當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5、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 嶺南，分駐於郡縣及軍事要衝。 6、漢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閩中及揭陽（潮、梅古為閩越地）的閩越人都搬走了，是地只留下秦中縣徙民的後裔。這說明自此起，閩粵贛邊居民是以中原移民為主體。 （二）漢末建安至東晉永嘉之際，中原人民避難，有一部分人遷入閩粵贛邊區。 東漢末年，中原人民避難入交州，曾掀起一次高潮，南遷主要由海道而來。 南北朝時，南北對峙，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規模南遷，遷移人口約96萬，大部分穩定在長江中游兩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贛南，部分又經寧都、石城進入閩粵邊州縣。 永嘉之際，中原士族流入福建者眾。 （三）唐代安史之亂，戰禍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中原人民大量南逃。 （四）唐末黃巢起義，中原人民避難者又大批逃入閩粵贛區。如宗室李孟，由長安遷汴梁，繼遷福建寧化古壁鄉。固始人王緒、王潮響應黃巢起義，率光、壽二州農民起義軍五千下江西。唐末至宋、閩贛邊人口激增。 （五）宋南渡與宋末再有大批中原人民逃難至粵中與閩粵贛邊地區。 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杭、秀、蘇、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帶。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隨隆 皇太沿走洪、吉、虔州，皇太回臨安。這些士民沒有隨太后的條件，又勢不能北返，因而一部分南渡大庚嶺，入南雄、始興、韶州。一部分由虔州入汀州。一部分滯留贛南各縣。 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南下，江浙及江西大量宋民，一路從蒲田逃亡廣東沿海潮汕至海南島。 （六）除以上所述因戰亂大規模南遷外，中原人民因旱災水患逃荒而南來，亦有歷代官宦、貶謫、經商、遊學而定居閩粵贛邊地區者。 從以上史料看，客家先民主要來自中原漢族。而客家民系形成的過程中，又不斷融化吸收畲、瑤、蛋、木客等南方少數族群壯大了客家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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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是怎麼起源的
客家的源流始於秦徵嶺南融百越時期，歷魏、晉、南北朝、唐、宋等發展，最遲在南宋已形成相對穩定的族群——客家人。 全球約有八千萬客家人。其中約五千萬人分佈在中國南方19個省的 180多個市縣，廣東省本地客家人數達到2500萬左右，佔到廣東本地族群的三分之一。 約600萬人分佈在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約1500萬人分佈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越南、美國、秘魯、毛里求斯等80餘個國家和地區 ，客家語也是當地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客家文化起源階段 嶺南地區是客家人起源和形成的地方，國內和國外各地的客家人，其祖輩都與嶺南地區有著淵源關係。客家人的先民是從中原地區來的，所以，研究客家文化和民系的產生，應與嶺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交往聯繫起來。 上古時代，嶺南地區就有人類居住，但在秦朝之前，與黃河、長江流域相比，嶺南地區的文明程度屬於相當落後的蠻夷之地，秦始皇派兵平定嶺南之後，中原地區的文化進入了嶺南地區，嶺南地區的文明才得到了開發。 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時期，當時所留下的將士戌卒及官吏和他們的家屬，是嶺南地區最早的客家人。 形成階段 在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據史料記載，其中一次是三國至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五胡亂華”之時，不少中原人為避戰亂而南遷；另一次是隋唐時期，因北方匈奴及其他外部入侵，加上唐末發生黃巢起義，致使大量北人離鄉背井，避亂南方。 再一次是宋朝期間，先是宋室南遷，由北宋轉為南宋，再後來忽必烈派兵馳驅南下，南宋朝庭又從長江邊退到廣東，許多中原人民和大批的皇室貴宦及商賈文人隨朝庭來到了南方，還有一次是元末明初，因政權更換，中原地區的許多民眾再一次為避戰亂南遷。 這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可以說，隋唐以前的南遷北人都是以平民為主的，人數居多，卻缺乏文化底蘊，宋元之後的北人南遷則不同，他們除了一般平民外，還有不少官宦人家、文人騷客和仁人志士，特別是宋朝。 當時中原文化非常繁榮，北人南遷是隨官府朝庭不斷南移而進行的，他們不僅人來到南方，還帶來了濃厚的中原文化。所以，隋唐之前的中原人來到南方，為客家人的數量起了壯大的作用，但因缺乏文化因素，難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民系文化。 宋元之後，隨著一些望門貴族和文人騷客來到南方，既使客家壯大了規模，又使客家提升了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促使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終形成。 擴展資料： 客家民居建築的風格和形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和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變化，有圓寨、圍龍屋、走馬樓、四角樓等，而客家圍屋是漢代塢堡的活化石。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圍龍屋、土樓。其中圍龍屋是一種富有中原-華夏民族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築。 客家圍龍屋與華北中原地區的“四合院”、陝西的“窯洞”、廣西的“杆欄式”和雲南的“一顆印”，合稱為我國最具鄉土風情的五大傳統住宅建築形式，被中外建築學界稱為中國民居建築的五大特色之一。 一個民系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共同的語言。客家民系的共同語言即客家語。從分佈上看，客家語主要分佈於中國的廣東、江西、福建、廣西、四川、臺灣、湖南等，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也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口。 依據語言內部差異，客家語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以長汀話為代表的閩西客家語，以梅州市區（梅江區、梅縣區）梅城口音的梅州話為代表的粵東客家語，以贛縣蟠龍話為代表的贛南客家語。
跑步超哥
關於耕讀關係的認識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把學稼學圃當作小人的事，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與孔子同時的依杖荷條的“丈人”則諷刺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孟子主張勞心勞力分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被孟子批判的農家學派許行則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後世形成兩種傳統，一種標榜“書香門第”，“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不起農業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一種提倡“耕讀傳家”，以耕讀為榮，敢於衝破儒家的傳統。南北朝以後出現的家教一類書多數都有耕讀結合的勸導。《顏氏家訓》提出“要當穡而食，桑麻而衣”。張履祥在《訓子語》裡說“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儀遂亡”。中國的耕讀文化孕育了眾多的農學家，產生了大量的古農書。中國的古農書，其數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國家少有的。古代的農書大都出自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之手。他們熟悉古代典籍，有寫作能力，又參加農業生產，有農業生產知識，具備寫作農書的條件。崔寔出自清門望族，少年熟讀經吏，青年時經營自己的田莊。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寫成了《四民月令》這一部月令體農書。陳旉隱居揚州，過耕讀生活，他自己說“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農業的《農書》。張履祥在家既教書又務農，他說“予學稼數年，諮訪得失，頗知其端”，“因以身所經歷之處與老農所嘗論列者，筆其概”，48歲時寫成了《補農書》。中國歷史上動亂時期，反而出現較多的農書。因為在動亂時不少知識分子失去做官的機會，或不願在動亂時做官，於是在鄉間務農。其中有些人將自己的心得寫出來，就成了農書。明清時代，地方性專業性農書開始大量出現，因為這時讀書人比較多了，一部分沒有做官的知識分子成了經營地主，他們根據自己所處地域和經營內容，寫出了地方性專業性農書。中國的農耕文化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天地人相統一的宇宙觀和知行統一的知識論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古代的學者常常從農耕實踐中提煉哲學思想，《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時，下盡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賈思勰“順天時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有理論修養，有農業生產經驗，有條件完成從農業到農學思想到哲學思想的提升。張岱年先生在《中國農業文化》序言中說：“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價值觀念、科學思維及藝術傳統，大都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哲學有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天人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關係，事實上這是農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揚‘參天地、贊化育’，‘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可以說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原則，事實上根源於農業生產的實踐，也只是在農業生產的活動中有所表現”。耕讀文化也影響了文學藝術。知識分子通過耕讀，接近生產實際，接近農民，寫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村生活、反映農民喜怒哀樂的作品。中國古代的田園詩就是耕讀文化的產物。晉代的陶淵明是典型的田園詩人。他“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①。從41歲辭官，過了20多年的耕讀生活。他根據自己的體驗，寫了《歸去來辭》、《歸田園居》等詩篇。宋代的辛棄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內居住在江西農村。他把上饒帶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軒”，自號稼軒居士，“意他日釋位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田邊立亭日植杖。若將真秉耒之為者”②。辛棄疾很重視農業，他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他有耕讀的體驗，寫出了不少反映農村生活的詩詞。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號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沒參加多少農業勞動，但生活在農村，生活在農民中，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富有鄉土氣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苦樂。中國的耕讀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它影響了中國農學、中國科學、中國哲學，使知識分子思想接近人民，養成務實的作風
幸福天水
耕讀文化的形成，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也就是地理情況、民族傳統、以及生存需要。
我們可以看一下地圖，我們中國地處歐亞大陸的南端，面海，背靠高原與草原，地勢開闊平坦，平原、丘陵、山地、湖澤、江河交錯縱橫。這樣的地理環境和特點，為我們提供的安全環境、地質資源、以及物種資源。同時，從地理緯度上看，我們國家所處環境的溫度、溼度、雨水等氣候特徵，也都適宜於發展農業。
我們中國，是以文化建國！聖賢文化和思想的傳承，是我們民族的本色和關鍵核心。我們歷代以來重視文化建設，整個社會形成了，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良好傳統和遵循！
我們為什麼選擇耕讀？耕，代表了勞動、自食其力、樸素和節儉；讀，代表了文化、學習、鑽研、傳承和弘揚。耕讀文化，是一種自然和諧的宇宙人生觀的體現。自然耕種，代表了和諧、可持續，讀書學習，是不斷提升自己、修養自己、進行家國建設的根本保證！
我們選擇耕讀文化，耕讀文化也成就了中國人！
聿劍
引言
“耕讀關係”的出現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它指的是古代人民一邊耕種一邊讀書的半耕半讀的生活方式。由此漸漸的形成了耕讀結合、耕讀傳家的耕讀文化。那麼中國古代的耕讀文化是怎樣形成的呢？
耕種生存，讀書發展
中國古代的經濟是以農耕經濟為基本模式的，在社會的各行各業中，農業是最重要的、從業人數最多的行業。一個人能夠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自己穿衣吃飯的問題。種糧、養蠶、植桑等農作方式恰好能滿足這一點。
不僅如此，在古代“士農工商”的地位等級中，農民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農本思想也是歷代統治者治國的基本方略。所以為了解決生存問題，人們最直接的就是從事以耕種為主的農業。
雖然農業能夠保證自己的生存，但要想通過農業來發展自己，那是很困難的。怎麼辦呢？讀書成了當時人們追求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方式。“學而優則仕”，歷朝歷代都是通過才能和品德來為國家選拔人才的。讀書入仕後，人們能夠獲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所以古代人民普遍以“耕種謀生存”，以“讀書謀發展”，慢慢的形成了耕讀文化。
礙於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
古代中國農業生產水平低下，耕作方式十分原始，產量不高。為了提高糧食產量，採取的精耕細作的耕種模式，這就導致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農業生產。基本上是以家庭為單位，全家出動。耕田、除草、捉蟲、施肥、鬆土等這些農活都等著人來做。
所以當時的人們雖然想讀書，但是白天卻沒有時間去讀，只能在夜晚就著油燈，熬油點亮的來攻讀。有的人家貧困，買不起燈油，就只有通過別的方法，如：鑿壁偷光、囊螢映雪等。
正是礙於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低下，使得家庭裡的任何人不得不參與農事。很少有人能夠獨立於農事之外，專心讀書。隨著發展，就形成了所謂的“耕讀文化”。
讀書學理，實踐於耕
耕種和讀書兩者並不是矛盾的存在。古人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讀書學的是理論上的知識，而耕種則是將書中的知識應用於實踐之中。
隱士進行耕讀生活，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激發靈感；官員進行耕讀生活，不僅將先賢的教誨融入農業生產，教導農事，而且可以用農事來檢驗自己的施政方式是否妥當；農主進行耕讀生活，不僅可以通過讀書入仕，而且可以通過讀書改良品種，發明機械，提高效率。
若木語
耕讀方式是一種十分合理的既勞作又學習的生活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體能得到了增強、知識得到了充實、心靈得到了錘鍊。由耕讀方式形成的耕讀文化通過傳承，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古人。
若木小記
耕織傳家久，經書濟世長。所謂耕讀，是農耕與讀書的合稱，在中國傳統社會里，最為普遍的一種生活狀態和價值追求—耕讀並舉，半耕半讀。不過這裡的“耕”不單單是指農耕，泛指各種農業活動，“讀”也不僅僅指讀書，而是泛指圍繞讀書展開的各種文化活動。就這樣，“耕”作為“讀”的物質保障，後者又反過來促進前者，兩者形成良好狀態，時間一久，“耕讀”的文化就形成了
何如舊煙
改變命運的一種途徑和方法。是一種迫切的需求。
古人學而優則仕，故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世間何物是良圖，唯有科名救急符。
試看人情翻手變，窗下可不用功夫？
孟子曰：祿在食者，餒在耕者。
以上是古人幾千年的共識，無論什麼人不管他有沒有文化，都認為讀書能改變命運。通過讀書讓自己命運變好，甚至改變家族的命運，就成為了最具有現實性可操作性的一種途徑和選擇。古代讀書人是很受尊重有地位。考取秀才就走了希望，中了舉人就吃皇糧。
范仲淹作官前曾斷齏畫粥，貧苦力學。做了高官，卻拿朝廷俸祿買下義田，推仁廣義。
呂蒙正（宋太宗977年丁丑科狀元）有這樣一幅聯語：
舊歲饑荒，柴米無依靠。走出十字街頭，賒不得，借不得，許多內親外戚，袖手旁觀，無人雪中送炭；
今科僥倖，吃穿有指望。奪取五經魁首，姓亦揚，名亦揚，不論王五馬六，踵門慶賀，盡來錦上添花。
歷朝歷代的有聲望和美名的官員賢者，都有著深厚的學問做根基，十年寒窗換來紫袍金帶。光宗耀祖，改其門而換其戶，長其財而肥其家。他們富行其德，貴而不淫。流芳百世，蔭庇子孫。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也是讀書人的情懷。
天人之學
耕是生計，要吃飯，滿足最基本的生存。窮文富武，讀書屬靜，也不花什麼錢？大到考取功名鹹魚翻身，光宗耀祖。小可以明事理，會說話，幫人寫個字、算個賬。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實用靠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