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壇巨星蘇軾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他善文章、工詩詞，且能書擅畫。因此自北宋後期，他就一直以文采風流為學者文人所欽慕。而最為歷代知識分子所稱道不已的則是一生執中持平，守正不阿，雖屢遭貶滴卻仍處之泰然的豪放和曠達的思想境界。這種思想反映在他的詩、文、詞中，則無論是寫人生理想追求的，還是寫山川田園風光的，都顯得那麼超脫、曠達，具有一種共同的豪邁氣象。
然而，透過曠達和豪邁，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宗教情緒。說得準確一點，就是伴隨著蘇軾曠達、豪放的，實質上是一種隨緣自足的佛教禪宗思想。
蘇軾出生於一個封建知識分子家庭，從小接受了豐富的封建文化的教養和薰陶。傳統的儒家教育，使他曾立志做一個風節凜然，敢作敢為的儒者。按他的才能，他本可以成為一個出將人相的治世能臣而彪炳史冊。然而，冷酷無情的現實使他很快發現，自己正處於北宋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而他的執著和守正不阿又註定了他要成為這一場政治鬥爭中的不幸犧牲品。
果然，在烏臺詩案中，他受盡折磨，幾至大辟，其後又一貶再貶，險乎被貶到海外。面對著實際生活中各種矛盾和鬥爭，個人生活道路上的種種憂患和無常，“兼濟”固然談不上，“獨善”又談何容易？為了求得對世事的超脫和個人的平衡，他開始在儒家學說之外另闢蹊徑。
面對人生的坎坷遭遇和無常命運，他也曾用道家的一譭譽、齊死生、輕富貴的“齊物”論思想，企圖使自己超然物外。然而，道家憤世嫉俗，批判現實的態度為世所不容，而用道術和服藥的“煉形”方法，也並不能超凡人聖，做不死的神仙。既然不能成仙得道，自然還得經受人生的憂患和磨難。
怎樣才能真正地解脫精神上的痛苦，恢復失去平衡的心理？他向“佛”求救了。他不僅“讀釋書”,還與禪僧們過從甚密，交往很深。他自己就曾說過：“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與他交往的和尚中，有案可稽的不下百人。烏臺詩案之後，佛家禪宗思想便成了蘇軾處世哲學的主導思想，也成了他在險惡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
他的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都打上了這種思想的烙印，特別是《前赤壁賦》更淋漓盡致地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前赤壁賦》就作於1082年滴居黃州之時。在黃州的四年，是蘇軾政治上失意，行動上不自由，生活窮困，心情極苦悶的時期。
其時，蘇軾正當壯年有為之時，突遭此變，從肉體到精神都是十分痛苦的。正是為了排解這巨大的精神痛苦，他隨緣自適，來到了大自然，寄情于山水。一個月白風清的夜晚，他與二三知已泛舟於長江之上。眼前江面平靜如鏡，清涼的秋風輕柔地吹拂著，一輪明月，緩緩升起，赤壁左近，全部溶人了一派清輝之中，一切都顯得那麼空濛、寧靜、幽雅，那麼富有詩情畫意。就在這水天茫茫之中，一葉小舟在茫然萬頃的長江上漂浮。浩渺湍急的江水正催動著單薄輕盈的小舟快速前去……
面對著這一派美如仙境的景色，作者暫時忘記了塵世一切煩惱和痛苦，感到了一種從未經歷過的適意，竟然產生了“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覺。是得，他多想脫離這惱人的塵世，擺脫這人世的羈絆，長了雙翼與神仙為伍啊！
然而，他很快就清醒地認識到現實是不會允許他飄飄欲仙的生活的，他頭上不是還頂著“戴罪自新”的帽子嗎？是的，人生就是這樣奇怪，自己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他思考著人生，探索著人生的價值。他痛苦地感受到了世道難測，人生無常。
眼前就有兩位古人值得人們很好地思索一番了。當年雄才大略的曹操，為了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帶領了號稱八十三萬的大軍，在攻破荊州，降了劉表之後，浩浩蕩蕩一路東進。他憧憬著戰爭勝利而“配酒臨江，橫架賦詩”不可一世。又誰知風雲突變，世事無常，英雄也有捉襟之時，雄姿英發的周瑜以其超人的的智謀大破曹軍，一場大火燒得曹公丟盔棄甲，大火燒紅了江邊石壁，留下了“赤壁”勝蹟。
以東坡之才，自堪與曹公、周郎相比，然而今天卻落到“漁樵於江諸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的地步，一邊是“舳艫千里，族旗蔽空”的一世之雄；一邊是“駕一葉之扁舟”“漁樵於江渚之上”的等閒之輩，多麼強烈的對比！
想到這裡，剛才的飄然而樂早已化為烏有，湧起的是一陣悵惘和痛苦。他又進一步想到，一世之雄也好，等閒之輩也好，結果都難免一死。曹、周兩人不是已經消失在歷史的風塵中了嗎？自己早晚也難逃一死。
面對著無常而短暫的人生和悠悠無盡的長江，他發出了“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慨嘆。人們對盡善盡美的理想追求越誠篤，那麼當他不能實現時，所感受的悲哀和寂寞也就越大，越深。蘇軾要求建功立業的理想既不能實現，想與仙人同遊，與明月永存的長生願望更非現實，這就使他內心的波瀾更大。
這裡，佛家禪宗的“我心即佛”“四大皆空”便成了他解脫痛苦，求得心理平衡的靈丹妙藥，正是因為他採取了清淨本心的方法來求得心靈的永恆，使文章表現了一種豪邁和曠達的情懷，而不是憤怒和報復的情緒。佛家講“涅磐”,主張的就是精神解脫，而禪宗更是提倡“本心即佛”,就是認為外界的一切都是虛幻的無意義的，只有人的內心才是一切。蘇軾正是在與禪僧們的交往中，逐漸接受了這種簡便直接的心理平衡方法的。
這種思想使蘇軾不再為人生的無常而煩惱，更無須“羨”長江之無窮了。正是以這種“精微玄妙而又殘酷的人生哲學——以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適意人生哲學”為基礎，蘇軾終於悟出了“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禪宗的這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幫助蘇軾解除了精神危機，調節了不平衡心理，使他可以忘憂，因而從悲哀中解脫出來，尋到了生活的情趣。
不過，這種處世哲學對蘇軾的性格的形成與作品的豪放曠達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表現為理性多於感情，剋制戰勝衝動，他面對殘酷的現實時，沒有發出絕望的呼叫，而是承受打擊與磨難。由於這種禪宗思想對他的影響十分深遠，故在其感情激烈變化時，起到了調節機制的作用。佛禪思想就象減壓閥一樣，為心理不平衡起了緩衝與減壓作用，使蘇軾能始終保持曠達開朗的性格，作為文學家，他的成功奧秘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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