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我國實際看，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風險形成的條件和機制也出現很大變化
作者｜張文武「中國工商銀行財務會計部總經理」
文章｜《中國金融》2020年第4期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金融業處於發展起步階段，存在政府幹預、法律基礎薄弱、公司治理不規範、金融市場發展滯後、監管不足等種種問題，導致銀行出現了大規模壞賬。亞洲金融危機極大提高了社會各界對金融安全穩健重要性的認識，加大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緊迫感。國家通過財政補充資本金、剝離不良資產、股份制改革等一系列舉措加快推進大型商業銀行改革，並於2003年形成"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框架，推動金融業整體抗風險能力顯著增強，為我國抵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提供了有力支撐。
當前我國面臨的金融風險和隱憂
在經過十年經濟金融的快速發展後，當前我國債務風險顯現、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風險向金融領域集中、社會信用環境薄弱等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應引起高度關注。
債務風險顯現，金融供給與實體經濟脫節
一是從總量看，債務規模增大且增速較快，債務風險已成為金融體系脆弱性的重要來源。我國宏觀槓桿率從2008年的141.3%上升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251.1%。雖然2019年以來宏觀槓桿率增速有所放緩，但目前仍處於較高水平。二是從結構看，企業部門債務水平過高，居民部門債務增長過快，國有企業、房地產行業、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尤為突出。2008年到2019年第三季度末，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從96.3%上升至155.6%，其中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達58.4%，較全部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高出1.5個百分點；私營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達57.9%，僅2019年就上升了1.5個百分點；居民部門槓桿率從17.9%上升至56.3%，年均增幅3.5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房價上漲快，住房貸款大幅增長；從長期來看，過高的居民槓桿率將對消費與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抑制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政府部門槓桿率從27.1%上升至39.2%，其中，中央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而地方政府由於考核機制、預算軟約束、"四萬億"刺激計劃等原因債務上升較快。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投向中長期基建項目，投資週期長、回報慢，但資金來源期限短，借新還舊壓力較大。地方政府舉債方式多樣，影子銀行、地方投融資平臺成為重要資金來源，隱性債務風險甄別難度較大。
結構性政策性因素交織，風險向金融領域集中
一是融資渠道窄導致風險過度集中。截至2018年末，我國實體經濟以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佔比80%，股票融資佔比3%、債券融資佔比14%，直接融資佔比合計僅為17%，遠低於美國直接融資比重（87%）。2018年，我國M2為182.67萬億元，M2/GDP為202.9%，居全球前列，商業銀行貸款規模從2003年的17萬億元增加至2018年的161萬億元，增長9倍。相對於經濟體量，我國槓桿率及貸款投放均已居相對高位。二是房地產行業風險向金融領域積聚。銀行對房地產的信貸敞口較為集中，2019年第三季度末房地產貸款餘額佔各項貸款餘額的28.9%；部分房企通過信託、資管計劃等非銀渠道融資，多層嵌套、模式複雜，潛在的交叉性風險較多；房地產市場波動容易通過影響貸款抵押物價值、上下游行業的經營效益等將風險傳導至金融體系。三是宏觀政策調整使金融資產質量承壓。2015年中央開始實施"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槓桿"加快了風險暴露節奏，"降成本"要求銀行向實體經濟讓利，"補短板"要求銀行提供債務融資支持，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銀行的經營壓力，銀行資產質量管控的難度增加。四是加快金融開放帶來新挑戰。近年來，我國加快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銀行、證券、保險業相繼推出新一輪開放舉措，大幅擴大外資銀行業務範圍，不斷放開徵信、評級、支付等領域准入限制，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的步伐加快。這不僅對我國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小機構的經營管理和風險防控提出了挑戰，也增加了金融監管和政策協調的複雜性。五是金融科技快速發展加大風險防控難度。市場主體之間的關聯度上升，加劇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的風險傳遞；部分互聯網金融業務遊離於金融監管之外或利用監管空白進行套利，非對稱無序發展；金融交易和信息存儲高度依賴集中化的IT基礎設施，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經濟增速放緩，金融風險暴露速度加快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更趨複雜。從國際看，全球經濟增長勢頭乏力，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大，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愈演愈烈，英國脫歐、地緣政治衝突等為全球經濟帶來更大的風險和挑戰。從國內看，"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三大需求"增速總體放緩，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2019年前三個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別為6.4%、6.2%、6.0%，降至1990年以來最低，複雜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使得實體經濟面臨的困難明顯增多，風險加速積聚，進一步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社會信用環境薄弱，風險防控長效機制不健全
一是徵信基礎建設不到位。一方面，政府和商業機構積累了大量數據，為徵信系統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由於行業信息壁壘、商業銀行無權組合各類信息等，借款人較為完整的徵信記錄依然存在缺失。銀行為保證貸款質量，往往偏重於擔保或抵押，信用貸款推行較難。若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引導銀行增加信用貸款，會加大信用風險，難以持久。二是社會誠信環境待改善。部分欠債企業利用貸款政策中的個別瑕疵，惡意欠賬，地方政府出於維穩考慮進行調停，導致貸款無法全部償還，"借債還錢"的基本理念無法堅守。部分企業公司治理不健全，公私不分、企業破產逃廢債、"富了和尚窮了廟"的現象依然猖獗，一旦企業的失信行為得不到懲戒，帶來傳染效應，將嚴重破壞區域金融生態，影響信貸資源的持續供給。三是會計信息缺乏透明度。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制度缺乏透明度，上市公司對於關鍵信息如虧損原因、關聯交易等，經常刻意簡化，會計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披露滯後，編造虛假信息，欺騙投資者的情況也大量存在。會計信息不能準確反映實體經濟發展狀況，可能導致政府部門、監管者、投資者作出錯誤決策。
總體來看，當前我國宏觀槓桿率整體偏高，部分經濟主體償債能力較弱，受結構性、政策性、週期性因素綜合作用，經濟領域的風險正在向金融領域集中並呈現出加速暴露的趨勢，特別是一些中小銀行已經出現難以持續經營的跡象。
對我國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風險是當前最突出的重大風險之一。從歷史經驗看，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傳導和演變是錯綜複雜的，每一次金融危機歸根結底都是治理危機。從我國實際看，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風險形成的條件和機制也出現很大變化。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促進經濟金融良性循環是一項複雜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工商企業和中介組織等社會各方綜合施策，協同共治。
- 黨建統領，構建穩健的金融治理
一是堅持和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面對錯綜複雜的經濟金融形勢和嚴峻的內外部挑戰，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特別是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四個"沒有變"的重大判斷和深刻闡述作為做好金融工作的基本遵循，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方向正確，確保國家金融安全。二是全面增強金融治理能力。深入貫徹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決定精神，加強國家金融治理能力建設，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進一步發揮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政策統籌協調作用，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的權責劃分，補齊監管短板，加強系統性風險監測與評估，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切實發揮金融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促進作用。
- 保持定力，營造適宜的貨幣環境
貨幣是金融體系的血液，貨幣政策是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正確把握金融本質，為改革發展穩定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一是總量適度。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根據形勢變化適時適度調整，保證總體穩健，較好地平衡了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之間的關係。下一階段，應繼續保持貨幣政策定力，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堅守幣值穩定目標，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條件與潛在產出和物價穩定的要求相匹配，實施好逆週期調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鬆緊適度。二是工具豐富。繼續合理運用中期借貸便利、常備借貸便利等結構性政策工具，根據需要創設和完善政策工具。繼續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貨幣政策傳導，在有序引導銀行貸款利率下行的同時，加強對負債成本管控的引導，強化對非理性定價行為的監管，提升調控市場利率的有效性。三是框架健全。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把保持幣值穩定和維護金融穩定更好地結合起來。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集團的宏觀審慎管理，更好地把握風險來源，提高風險防控的前瞻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 平穩有度，保持適當的債務規模
2015年以來，通過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在加大對經濟轉型升級支持力度的同時，初步遏制了宏觀槓桿率高速增長勢頭，有效控制了重點領域信用風險。在下一階段，應繼續有序推進槓桿結構調整，合理控制債務規模，支持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促進經濟金融良性循環。一是重點推動國有企業去槓桿。進一步健全降槓桿的體制機制，落實主體責任，強化資產負債約束機制，明確激勵懲戒措施，倒逼企業通過多種方式降槓桿。拓寬社會資金轉變為股權投資的渠道，支持各類股權投資機構參與市場化債轉股。二是防止居民槓桿率過快上升。嚴格遵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策定位，完善"因城施策"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抑制投機性購房。加大對住房租賃市場的金融支持和規範，促進形成"租售並舉"的住房制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消費行為真實性的審查、提高對消費信貸產品的風險管理能力。三是防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堅決遏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增量，有序化解存量。進一步理順中央地方財稅事權體系，提高地方政府收支匹配度。動員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強化審計和問責，硬化地方政府預算約束、弱化GDP考核導向，樹立正確政績觀。四是降低民營企業債務風險。部分民營企業過度依賴債券融資，風險積累較多，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違約風險上升。下一步應引導金融機構高度重視並積極推廣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鼓勵和支持符合政策條件的民營企業實施市場化債轉股，降低民營企業債務風險，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 守正出新，提供多元的金融供給
加快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金融體系，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一是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平衡好社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佔比，適當降低對銀行傳統信貸融資的依賴，充分發揮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金融服務體系的作用，提供長期穩定的直接資金來源。二是構建有序互補的銀行體系。引導不同銀行迴歸本源，提升金融服務可得性的同時避免風險過度集中。政策性銀行迴歸開發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商業銀行兼顧商業性業務與社會責任，其中，城市商業銀行迴歸服務地方經濟、服務小微企業、服務城鄉居民，農村商業銀行迴歸縣域法人機構本源、專注支農小信貸主業。三是豐富金融產品供給。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進一步增加股票、債券、基金、理財、保險等金融產品供給，滿足客戶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豐富居民和企業的投資渠道，推動金融資產配置結構逐步完善。
- 鼓勵創新，培育有力的增長動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國家競爭形態之變，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帶來的國際權力和國際秩序之變。創新是大變局中贏得主動的關鍵。我們要抓住歷史機遇，以科技創新助力經濟轉型，推進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一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構建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改革科技創新項目立項和組織實施方式，減少行政介入，讓市場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決定性力量。二是完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從創新鏈、轉化鏈全面發力，解決好成果轉化中價值確定較難、轉化手續複雜、利益分配不清的問題，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加快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的擴散。三是切實發揮科創板改革試驗田功能。以培育更多科技創新企業，助力經濟轉型升級為目標，探索完善資本市場發行、交易、退市機制，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
- 分類施策，激發企業的發展活力
分類施策改善企業公司治理，激發微觀市場主體活力，促進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增強經濟中長期發展韌性。一是推動國有企業規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通過增資擴股、引入戰略投資者等充實資本，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將市場化債轉股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工作有機結合。加快出臺轉股股東權利保護的政策措施，推動實施機構積極參與轉股企業公司治理。深化國有企業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健全職業經理人制度和內部人事管理制度。二是引導中小企業健全法人治理結構。進一步規範會計核算制度，嚴格區分個人與企業經營的界限，嚴防資產轉移。加強企業自身財務約束，科學安排融資結構，規範關聯交易管理，合理控制負債率和槓桿水平，減少盲目投資和過度擔保行為，保持企業流動性處於合理水平，增強可持續發展和融資能力，促進企業發展提質增效。
- 協同發力，健全配套的保障機制
一是構建安全可靠的信用評價體系。建議由國家層面牽頭建設徵信體系，將涉及政府、企業、監管，涵蓋銀行、工商、稅務、法院和交易等信息整合納入國家徵信平臺，保證信息的可靠性、穿透性和安全性。推動將徵信體系基礎數據作為公共產品向金融機構提供，從源頭解決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二是涵養誠實守信的社會生態。強化政府在誠信環境建設中的作用，特別要發揮地方政府協調司法、公安等國家權力機關的功能。健全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嚴厲打擊金融欺詐、非法集資、惡意逃廢債等非法金融活動，依法曝光和查處企業弄虛作假、騙貸騙補等違法違規行為，加強宣傳教育和輿論監督，強化判決執行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三是營造平等競爭的商業環境。"經國序民，正其制度"。應全面實施並不斷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健全產權保護制度，完善企業債務重組和依法破產政策。通過制度建設破除歧視性限制和隱性障礙，為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穩定企業家信心、激發市場活力提供堅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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