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創作的原動力。觀其一生所刻，皆是為自己及親朋好友所作，絕無泛泛的應酬作品~
趙之謙為一代藝宗，書畫篆刻詩文都是多面手，技法全面，在當時無有匹敵者，又為海派繪畫前驅和金石大家，與清末吳昌碩並駕齊驅。尤其在清代篆隸崛起的特殊年代，他的“說文篆”生動活潑，足可與吳昌碩的《石鼓文》雙峰對峙。他的繪畫則山水花鳥人物兼擅，形式感獨步天下，遠超同輩之上。
吳讓之是趙之謙的前輩，也是書畫篆刻兼善，在篆書史中，上接鄧石如，成為一個關鍵的不可或缺的中堅人物。故清中期以來論篆隸中興史，向來是以鄧石如(安徽)吳讓之(揚州)、趙之謙(紹興)為正宗一脈的承傳，並無異說。
然而，在54歲為潘祖蔭刻《賜蘭堂》刻款中稱：“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這是趙之謙赴江西之後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後一方章。一代篆刻大家從此盛年息刀，不再刻印，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稼孫 鉅鹿魏氏 仁和魏錫曾稼孫之印 魏錫曾印
吳讓之與趙之謙之關係
吳讓之與趙之謙的關係亦師亦友，吳長於趙30年，並無師承關係，只是同時專攻篆刻而已。但以前讀趙之謙《吳讓之印譜·序》中，又看到一些費猜索的評語，令人迷茫。至少在收藏、市場交易這方面，引出這個話題是有意思的。
故事發生在同治二年(1863年)。趙之謙好友魏稼孫持趙之謙《二金蝶堂印譜》呈示吳讓之並乞題，吳讓之以當時皖派中堅的身份為作跋：“撝叔趙君自浙中避賊閩海，介其友稼孫魏君轉海來江蘇，訪僕於泰州。
一冊中有自刻名印，且題其側曰：今日能此者惟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見重若此，愧無以酬之。謹刻二方呈削正，蓋目力昏眊，久不事此，不足觀也”。並刻贈“趙之謙”、“二金蝶堂”二印。
吳讓之以65高齡又是印壇班首，獎掖未謀面又有才華的後進，這樣做也是不容易了。當然，他是長者，所以他在誇獎“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鄧石如)室，何須更贊一詞耶？”的同時，也委婉提出“竊意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針對趙氏追求豐富的藝術表現提出自己的穩健藝術觀。贈印作跋為善意，提出意見為切磋，應對有方了。
同年八月，魏稼孫又集《吳讓之印稿》，想到吳趙二人既有前緣，又都是他認定的偶像級人物，遂攜譜自閩赴京請趙之謙撰序，題為《書揚州吳讓之印稿》。
趙之謙既表示了對吳讓之成就的讚揚，但卻又提出了尖銳的評論：“摹印家兩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閒後流為習尚，雖極醜惡，猶得眾好。
微宗無新奇可喜狀，學似易而實難。巴予籍、胡城東既殤，薪火不滅，賴有揚州吳讓之。讓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見一二，為大嘆服。今年秋，魏稼孫自泰州來，始為讓之訂稿。讓之復刻兩印，令稼孫寄餘，乃得遍觀前後所作。讓之於印，宗鄧氏而歸於漢人。
年力久，手指皆實，僅守師法，不敢踰越，於印為能品。稼孫與餘最善，不刻印而別秦以來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說微妙。且有讓之與餘能為之不能言者，附書質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會稽趙之謙書時同客京師”。
十年前見一二而大嘆服，十年後見全觀卻留下“手指皆實，僅守師法，不敢踰越”的評語。還有一個神品妙品能品的第三級能品的定位，尖銳鋒利，令人愕然。我估計是吳讓之為趙作跋時的“讓頭舒足為多事”的提醒令趙之謙老大不服氣：“手指皆實僅守師法”云云和“能品”之贈，正是衝著吳的“老實為正”而去。
魏稼孫真是個優秀的收藏家，曾組織吳讓之、胡澍、趙之謙三位小篆名家寫出一組有序的冊頁作品，但引出藝術觀之爭，卻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
今日談收藏，一是應當學魏稼孫，製造了一組這樣有趣的題材。一個收藏家，應該進一步“創造”收藏品而不只是買進賣出。
不以印傳 盛年息刀
儘管趙之謙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顛峰。其中諸多的歷史經典，影響著後來的吳昌碩、黃牧甫、齊白石、趙叔儒、易大廠，直至現在這一百多年的整個篆刻史。
篆刻（現代意義上的篆刻藝術）始於明，盛於清中期，以丁敬、鄧石如為代表，開派立宗，形成兩大體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趙之謙初學篆刻之時，趙次閒、錢松還在世，皖派則有吳讓之。
趙之謙家在紹興，離杭州不遠，在當時的交通以及社會環境下，受地域影響，從浙派入手，便成 趙之謙篆刻為必然。事實上趙之謙是從學陳曼生開始的。他36歲時說：“餘少學曼生，久而知其非，則盡棄之。”（《杭四家印譜〈附二陳〉序》）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棄曼生，卻沒棄浙派。
在34歲與魏稼孫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這期間的作品，大約有近百方傳世。現在能見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歲的兩方：《躬恥》、《理得心安》。此時印風明顯是浙派，但很快就發現有鄧石如的皖派風格的出現。26歲前後刻的《陶山避客》，款稱：“學完白山人作。
此種在近日已如絕響。俗目既託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於時習，不知幾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鄧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則稱“略有秋景陁意”。
約同年刻的《以豫白箋》和27歲刻的《郭承勳印》又明顯是漢印風。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作品是介於浙派、皖派、漢印之間，搖擺不定的。然而，他不滿足於浙派、皖派和漢印，而是在尋求浙、皖兩派合處的同時，上溯秦漢，進而將觸角伸向漢碑漢鏡等等。其取法之廣，是前無古人的。
辛酉冬，避亂溫州的趙之謙應在福建為官的老友付節子的邀請，航海到了福州。次年3月，魏稼孫來訪，二人一見如故，結為金石交。二人的結交，對於趙之謙篆刻藝術來說，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
魏稼孫為趙集《二金蝶堂印譜》是壬戌夏開始的。趙之謙大量創作也是從這時開始的。約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後隨刻隨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譜。
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歲）3年中，趙為魏稼孫刻二十多方，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應讀為韻初）刻30餘方。加上自用印及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餘方，佔趙之謙一生刻印的一半多。
吳讓之（1799～1870年）長趙之謙30歲，是當時惟一的前輩篆刻巨匠。魏稼孫在決定編《二金蝶堂印譜》之初，便擬請吳作序。癸亥夏秋之際，魏專程到泰州訪吳讓之，出示《二金蝶堂印譜》初稿，吳應請為作序，中雲：“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
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贊一辭耶。”趙之謙得印譜序後，以為吳對自己的評價並不如想象那麼高，僅稱自己“已入完翁室”。這對趙之謙來說恐怕是個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開創新局，超越皖派。
這期間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風格了，而且形式多樣，變化豐富，某些印章反差極大。印風雖然未能統一，卻能反映出趙之謙一心想要開闢道路的追求。
雖然也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38歲刻的《為五斗米折腰》，約四十一歲刻的《安定佛再世墜落娑婆世界凡夫》，43歲刻的《漢學居》，44歲刻的《金石錄十卷人家》等等，這是他印風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可惜，八年間所刻也不到70方。
在10年趕考，4次禮部試均告失敗之後44歲的趙之謙心灰意冷，轉求實務，呈請分發，以國史館謄錄議敘知縣分發江西。為官是他的理想，他決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愛戴的好官。為此，他放棄了自己經營多年的愛好—篆刻。
在壬申春（44歲）為潘祖蔭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又為胡澍刻下《人書俱老》之後，南下赴任，從此就“誓不操刀”（趙的江西任上同事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54歲為潘祖蔭刻《賜蘭堂》刻款中稱：“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這是趙之謙赴江西之後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後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創作的原動力。觀其一生所刻，皆是為自己及親朋好友所作，絕無泛泛的應酬作品。
他曾在杭州（42歲）以字畫為生，晚年也有過應酬，但卻從未以篆刻鬻食，這表明了他不願以篆刻為生的態度。也可知其對篆刻藝術愛好的純粹。
我們不能不為他惋惜，畢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這是趙之謙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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