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河渠書》與《平準書》在整個《八書》裡最特別，所以我們再仔細探討一下太史公是這兩篇書寫了什麼內容。
《河渠書》講的是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又是農業的基礎，所以治水一直是國家的重大政治措施。在這篇文章開始，太史公就引用《夏書》的記載，陳述了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劃定九州、功惠三代。當然，大禹治水的記錄，現在一般認為還是戰國時代的反映，所以緊接著太史公就跳過了三代春秋，直接敘述到了戰國的鴻溝、離碓（都江堰）、西門豹渠、鄭國渠等，尤其是鄭國渠使得“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
這件事在《史記·六國年表》秦始皇元年提到“擊取晉陽，作鄭國渠”，《史記·李斯列傳》也提到“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但關於此事的過程和影響我們並不清楚，而只有《河渠書》才真正講清楚了鄭國渠對秦統一的意義。
鄭國渠之後即轉入漢朝，開始講漢文帝時黃河酸棗段決口，當時發動大量士卒堵塞了決口，似乎沒有受到太多損害。之後就是漢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決口，滔滔河水灌入淮水、泗水，造成了十六個郡的禍害。當時武帝派汲黯、鄭當時去堵塞，但沒有成功。丞相田蚡因為封邑在黃河以北，黃河決口對他不但沒有影響，反而還能趁機發財。於是他就勸諫漢武帝說，江河決口都是老天爺決定的，不能強行堵塞。
漢武帝聽從了田蚡和一些方士的意見，真的就在很長時間內不去堵塞。太史公把這段記錄下來，不但直面揭露當朝權貴的險惡用心，而且還留給後人以歷史借鑑：治水工程不能被“天意”所決定！
水利工程真的沒用嗎？太史公接下來就說了，當時大司農鄭當時提出，開鑿渠道自長安引渭水東流，這樣既便於關東的糧食運輸到關中，又利於沿渠人民來灌溉農田，結果就是一舉兩得。當然，也有失敗的案例。當時河東太守番系提出，關東的糧食運輸到關中，經過黃河砥柱山時，因為地勢險要導致很多糧船沉沒，不如挖掘渠道引汾水、黃河灌溉河東五千頃荒地，這樣就不需要依賴砥柱山以東的糧船。但沒想到幾年後黃河變遷，河東的渠田也就荒廢了。
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才又派汲仁、郭昌發兵數萬填塞瓠子口，武帝本人從泰山返回也親臨工地，並命令群臣自將軍以下都負薪填河。武帝還有感而發，現場作了一首詩，“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齒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之後，這場危害長達23年的黃河大決口終於被堵住。
值得一提的是，太史公本人也參與了這場治水運動，這些記錄都來自他本人的所見所聞，在與黃河的搏鬥中更加深化他對治水重要性的認識，所以也就誕生了《河渠書》這篇名作。
《平準書》從經濟角度來考察社會變化，這樣的切入點前所未有的。在這篇奇文一開始，太史公就點明瞭漢初因為承接秦末的弊病，男子都去打仗，老弱都去運糧，而不法分子又投機倒把，所以國家非常窮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漢高祖對商人收取重稅，並且對其各種權利限制，使得重點回歸到農業。文帝時期為了適應復甦的經濟活動，開始下令鑄造四銖錢，同時允許百姓自由鑄錢，吳王劉濞在封國內有銅山，從而富可匹敵天子。
“七國之亂”為什麼會爆發？在《本紀》《世家》《列傳》裡，我們看到的都是一些政治因素；但是在《平準書》裡，我們可以發現隱藏在後面的經濟因素：正是因為漢文帝時期的貨幣政策，導致吳王劉濞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才有了漢景帝時期發動叛亂的資本。
之後進入的就是漢武帝時期。因為“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國家已經擁有了大量的財富，人民也基本上能吃飽。但是這樣一來也產生兩個問題：第一是公侯豪強之間互相攀比，甚至開始兼併土地；第二是漢武帝擁有了開疆拓土的野心，於是無數人、財、物被徵發，又重複了秦朝的模式。積累的經濟很快消耗殆盡，於是國家就開始任用一些“興利之臣”來向百姓搜刮，用錢可以買官進爵、可以減少罪刑，於是整個國家的吏治和風氣都敗壞了。
大將軍衛青、霍去病對匈奴戰爭連戰連捷，但背後要付出多少代價？這些內容在《本紀》《世家》《列傳》只有一些蛛絲馬跡，但《平準書》卻交待得清清楚楚：除了損失的兵馬以外，朝廷要對立功的戰士大加賞賜，而對投降的敵人也盛情優待，結果就導致國庫入不敷出，甚至都要拿出內庫的錢財供應。在這樣國庫空虛、財政匱乏的時候，大商人就趁機低買高賣、囤積居奇，使得百姓生活非常貧苦。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繼續想辦法斂財。第一種辦法是鑄幣。鑄幣權統歸國有，禁止諸侯私鑄。但國家鑄幣太多也會引發通貨膨脹，那該怎麼辦呢？於是就規定諸侯王、諸侯進貢的貨幣必須是白鹿皮幣、龍紋黃金幣、馬紋白金幣、龜紋赤金幣，其中最貴的是白鹿皮幣，價值可達到40萬。當然，這些皮幣和金幣本身沒有這麼高的價值，完全是政府的一種強制斂財手段；然後漢武帝又往往以金色不純為藉口，將不少諸侯的封國直接廢除。
另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對鹽鐵官營。其中任用桑弘羊為侍中，後為治粟都尉，掌管大農；任用東郭咸陽、孔僅擔任大農丞，分管鹽、鐵經營。這三個人本身就出自商人家庭，於是他們制定了一套朝廷買賣的系統，從政府派遣幾十個大農部丞到各地成立貿易中心。具體工作是“平”（即看準時機，低買高賣）和“準”（即運輸資源，互通有無），很明顯，這是在把政府變成一個大生意人。
與桑弘羊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卜式，卜式也是商人出身，但他卻主動將財產捐出賑濟百姓。政府對他的行為非常表彰，升任御史大夫，當然希望富豪都能向他學習。當然，這樣的提倡起不到多大效果，政府只能利用酷吏來壓榨富商。卜式認為政府應該收取租稅、提供服務，而不應該與民爭利。但漢武帝明顯更喜歡桑弘羊，故將卜式貶職為太子少傅。《平準書》最後是卜式提出烹殺桑弘羊，這當然也代表了太史公的態度。（完）
參考文獻：
陳其泰：《〈史記〉“八書”歷史編纂首創性價值析論》
韓兆琦：《〈史記〉十表總論》
楊照：《〈史記〉的讀法》
張大可：《論〈史記〉十表之結構與功用》
張大可、趙生群等著：《〈史記〉文獻與編纂學研究》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悟空問答簽約作者，澎湃歷史專欄作者，網易歷史專欄作者，百度ta說合作作者，全歷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全畫集》實體書三種，作品散見於《國家人文歷史》《同舟共進》《北京晚報》《瘋狂閱讀》《醒獅國學》《百家講壇》《威海晚報》等報刊雜誌及自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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