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疫情時刻，林小好被迫在家辦公，一大早他就西裝革履，準備了一杯熱乎乎的咖啡坐到電腦前，很有儀式感地讓自己進入工作模式中。
一打開電腦，手機立即蹦出女友的信息：“親愛的，幫我在網上挑一下要買的電腦唄！ 你是技術男，懂行。”
小好一不小心眼角憋到這條信息，內心想要忽視，但思緒忍不住亂飄，想著要是不回覆女友信息，一會又該鬧脾氣了，於是就打開網頁瀏覽購物網站。
不知不覺兩個小時就這麼過去了，小好也沒有想到光瀏覽一下網頁，時間都能過得這麼快，陷入無法察覺中。
好不容易解決這一麻煩事，調整狀態重新進入工作，小好開始準備老闆交代的數據表格，只是，小好的思緒遲遲無法集中，腦袋總忍不住想著微信上會不會有新信息，一會兒又想著剛才瀏覽的網頁資訊，心猿意馬中，小好拼湊著完成數據表。
一看手錶，一兩個鍾又不知不覺過去了，他忍不住掏出手機，刷會抖音輕鬆輕鬆，結果把持不住，刷完一個抖音又一條推送跳出來，好奇點開看，時間又這麼悄然溜走了......
這一整天下來，在家辦公的新型體驗裡，小好的四分之三時間都被手機和網絡媒體佔據，最後四分之一的工作成果，結束時還受到老闆的雷霆大怒算賬。
原來小好在做數據表時注意不集中，導致一個數字打錯，如果這份報表提交給客戶，將會鬧成巨大笑話。
思緒混亂，集中力差，難以工作，時間管理弱，以及難以工作.......這些現象，其實是成年人的ADHD特徵表現。
ADHD即“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它表現為與年齡不相稱的明顯注意集中困難和注意持續時間短暫。
5G時代生活裡，手機成為我們的必需品，佔據我們大部分的活動，除了真實世界，也多了虛擬世界的樂趣所在：
“聊天”
“瀏覽網頁”
“網絡電視視頻”
“朋友圈發佈生活照”
“網絡購物”
“分享別人的信息”
“手機遊戲”
“視頻聊天”
.......
這些高頻率的活動開始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大腦逐漸習慣碎片化的信息和時不時的通知“嗶嗶”聲，然而，大腦的系統運作功能，卻逐漸在這種智能化設備中減弱。
注意力缺陷
《美國醫學學會雜誌》的研究顯示曾發表過“經常使用電子設備的青少年容易出現注意力不足/多動症(ADHD)的症狀”。
在對2586名高中生進行了為期2年的跟蹤研究之後發現，那些使用電子設備頻率高的學生出現嚴重類ADHD症狀的可能性是同齡人的兩倍。
當然，這份研究最後表示，ADHA 症狀並不表示這些人確診有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而是具有注意缺陷的症狀。
<strong>那麼，注意力缺陷的影響和表現，會否發生在成人身上呢？
如果你看到微信朋友圈的紅點，就不可抑止地點進去；如果你每過幾分鐘就忍不住衝動，要刷一下朋友圈，看看正在發生什麼; 以及你每次刷抖音，總控制不住時間一條又一條.......
這除了個人的自律和自制性問題，也是我們“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體現。
知名網友@和菜頭在博客中發表了這麼一篇文章《碎片化生存》。文章開頭，和菜頭就說到：“我得實話告訴你：我已經沒有辦法讀書了。”
和菜頭在文章中表示，由於微博長期訓練的影響，要求一個人迅速在各種信息之間跳轉，不過多停留時間，儘可能快地消費消息，咬著而後又吐掉，長期影響下，導致他沒有辦法再讀書。而這種“沒有辦法”，並不是讀不懂的不能或者厭倦而產生的抗拒，而是類似生理上的疾病，注意力無法長久停留在一頁紙上，頭腦會突然空白以下，對於字句和含義的理解會突然消失。
可見，社交軟件的長期使用，不僅對青少年的注意力分散存在影響，對於成年人也同樣。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雪莉·特克爾博士（Sherry Turkle）表示，人們不專注的行為正讓我們遠離“真正的親密感”，只讓我們感受“片段的親密感”。
她談到這對家庭教育的負面影響：“對於那些只顧玩手機，人在卻‘心不在’的心不在焉的父母，年輕人們一定會和他們產生矛盾。”
而在生活中，這種現象隨處可見。朋友學校裡有位父親，每天盡職按時來接送孩子，但每次接完孩子，他就在學校的遊樂設備上，讓孩子盡情玩耍。讓人訝異的是，整個過程中，父親全程都在玩手機，壓根兒也沒有抬過頭看過玩耍的孩子，連他跑到高處險些掉下來的危險也沒有察覺到。
在父親來接送孩子的整個學期裡，他幾乎每天都在低頭玩手機，散失了對於孩子的注意力。 這不是個例，也不是偶爾的機率事件。
除此以外，連親密關係的配偶之間，每日四目相對的生活中，也是大部分輾轉在iPad、手機、電腦、電視內容之間，用第二屏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皮尤互聯網與美國人生活2014年調查項目發現，在已婚或同性婚姻者的手機用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覺得“他們的配偶或另一半和自己在一起時只顧玩手機”。
認知力缺陷
手機對我們造成如此顯而易見的影響和注意力缺陷後，那麼，我們是否控制手機的使用頻率或者將手機放置其他地方，就可以避免電子設備對我們的影響？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的研究人員曾對近800名智能手機用戶做了一系列實驗。
在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讓被調查者在電腦前完成一套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才能取得高分的試題，來評估他們的有效認知能力，也就是大腦在指定時間內獲取和加工數據的能力。
結果顯示，把手機放在另一個房間的人表現明顯優於把手機放在桌上的人，也略好於把手機放在包裡的人。
而在這個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並不是手機的推送或通知分散了人的注意力，而是人們下意識地不去“惦記”手機，但意識發佈這個指令過程本身就會耗費有限的認知資源，造成腦力流失。
即使我們不用手機，把它放在包裡或者調成靜音或者關機，我們的注意力，記憶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會不知不覺收到干擾，因為我們會控制不住地想“是否有新的信息？”“手機震動了？”等，這些都耗費了我們的認知資源。
另外，智能手機的發明，不再僅是一個媒介設備，多功能設備中，手機可以充當計算機，時間提醒器，信息記錄者，社交媒介體，以及遊戲釋壓等，我們使用手機功能的頻率越高，我們動用自己大腦思考的頻率和記憶的能力也就越低，這無形中也影響我們的認知缺陷。
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每年全球有超過125萬人死於交通事故，而其中，司機使用手機造成交通事故的風險是不使用時的4倍。
這是因為，司機在駕駛過程中使用手機，使司機反應速度變慢，容易偏離車道，無法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有些人用藍牙接打電話，這種方法解放了雙手，卻並沒有解放大腦，同樣讓司機分心。
而這些，都是因為手機使用導致我們的認知缺陷，只要手機在身邊就會降低人們的認知能力。
大腦系統的調換
諾貝爾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他的著作《思考快與慢》中指出，我們的大腦中存在著兩個思維繫統，他將他們命名為系統1和系統2。
系統1 像大腦的自動反應模式，根據生活經驗總結無數下意識反應，使生活簡化，比如每天起床刷牙，你不用想要怎麼刷，一切都在直覺系統裡；而當你面對“2+7=？”你也能快速反應出“9”，無需過多思考；系統1還能察覺一些簡單的關係，如 “這兩件衣服的大小是一樣的”，“爸爸比弟弟高一點”等......
而系統2， 則是在系統1 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便會移交處理，就像上述說的系統1 可以快速反應“2+7=9”，但是當它遇到“27*56=？”時，它無法立即反應，就需要系統2集中精神處理。
系統2 十分謹慎，具有推理能力，它也可以處理多重任務。值得注意的是，系統2的所有運作都需要注意力，一旦注意力分散，運作也會隨之中斷。
我們可以將系統1的操作，理解為我們的“直覺反應”， 而系統2，則更多地趨向為我們的“思維運作”。系統1和系統2的運作，通常是系統1全天候24小時在線，且無法關閉，而系統2是不會主動干預系統1的工作，除非系統1發出求助 。
正因此，手機和網絡電子設備的頻繁使用，促使我們的注意力分散和認知缺陷，以致於我們的大腦系統使用，大部分趨向於系統1 （直覺反應）的運作，而鮮少調動系統2（思維運作）的活動。
大腦系統運作的利與弊
利：手機時代下新型的商業機遇
大腦系統在高效協作的配合模式下，能花最少力氣解決問題的絕不多費一分腦力，這也很好的解釋了在疫情時代，宅在家裡頻繁使用手機的人們，使得公眾號文章爆款的原因。 人們依靠直覺系統，閱讀完文章，在底層情緒驅動下，更易於轉載和傳播，而非理性思考。
人們在大量使用手機，網絡購物，觀看商業廣告或視頻，更多依賴的是系統1的直覺反應進行運作。而在這個時候，<strong>微商和抖音帶貨王可以利用消費者的“直覺反應”，更多在意消費者的觀感和交流，從而達成交易。
弊：思維運作的缺失導致思考下降，情緒失調
當然，這種更多的運用系統1的直覺反應，而導致系統2的鮮少運作，也就意味著刷公眾號文章或者抖音視頻時，我們的大腦是缺乏思維運作的，從而導致思考的下降和情緒的失調。
疫情時代，粥左羅曾寫過一篇1300+的公眾號文章《疫情災難下的呼籲：請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烏合之眾的狂歡》，文章論述了在疫情影響下，人們失去理性大量轉發謠言以及跟著輿論左右搖擺的行為。
這是因為，疫情時刻，大量地刷屏手機信息中，大腦系統2的缺乏運作，思維無法思考，情緒便容易跟著輿論調動，造成憤怒和悲傷等負面情緒，無法自我控制。
如何智慧地使用手機
由此可見，在大量的使用手機之後，它對我們大腦的影響造成注意力分散和認知缺陷，那麼，此時此刻我們僅僅是呼籲“少用手機”“不用手機”，就可以解決問題嚒？ 顯然不是！
無論手機對我們大腦造成的影響有多大，即使人們產生的行為上癮亦或社交障礙，我們都無法否認，人們早已無法將“手機”抽離，就如“吸菸有害健康”的眾所周知，但每年仍然會有不少數的吸菸者，我們也無法因為手機帶來的影響而脫離它。
那麼，竟然手機是從大腦層面影響我們，我們也應該從大腦層面去改變思維行動，學會“智慧”地使用手機。
寫下執行意圖
很多人使用手機，多在無意識狀態之下，習慣性地掏出手機。大部分的使用時間和注意精力都是無效的，翻看的信息也是“快餐式”的。這源於手機的便利，使得大部分人的使用缺乏“目的性”。
是的，每個人打開手機前，不會問自己“為什麼要用手機？”，“為什麼要刷朋友圈？”，“為什麼要瀏覽信息？”，漫無目的的遊行，讓我們成為大腦思維裡的“浪子”，不知方向，無所謂目的。
知道執行意圖，是讓我們明白使用手機的“動機”和“目的”，它應該使我們的真實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自我逃避。當我們打開社交軟件時，是為了和遠方的朋友進行連接，而不是為了逃避眼前的伴侶；當我們瀏覽資訊信息時，是為了知道社會狀態瞭解事情，而不是人云亦云，跌入到輿論風雲中。
而寫下執行意圖，能讓我們的“目的”更加顯而易見，無法逃避。這裡曾有一個實驗，探究“寫下執行意圖”對人們習慣養成的影響：
2001年，英國研究員把248人分為三組，打算用兩週時間培養他們更好的健身習慣。
第一組是對照組，他們只需要跟蹤觀察自己的健身活動頻率。
第二組不僅需要跟蹤觀察自己的健身頻率，還要閱讀關於鍛鍊有益處的材料。
第三組除了要閱讀材料外，他們還需要定製下一週的健身計劃。
結果顯示，35%~38%的第一和第二組人，每週都至少鍛鍊了一次，而第三組中高達91%的人每週至少鍛鍊一次。
由此可見，當我們寫下執行意圖時，任務的完成率會顯性提高。
確立明確的執行意圖，可以明確我們想要什麼並且具體化實現路徑，當另外情況出現時，我們將執行某種反應。
就如我的朋友，之前考研備考時，刷屏手機消耗他大量的時間，每次打開網絡，初衷都是為了尋找資料，但在過程中，思緒卻被各種乾貨信息，打折商品所帶偏。
後來，他開始寫下自己的執行意圖 -- “查閱考研資料”；“考研英語詞彙應用”.......
明確自己的目的後，他在使用手機的過程中，更有目標性,之後的執行中目標越來越明確，知道自己要蒐集的信息，效率就越來越高，消耗的時間也就越來越少。
寫下執行意圖，並非要建立多麼宏偉的目標，披上“高大上”的光環。
即使為了消遣減壓而刷抖音，它也是一個“執行意圖”，提前寫下執行意圖，在於調動大腦系統2，下意識思考：“為什麼我要使用手機”，
“為什麼我要翻看這個視頻”，而非僅僅靠直覺反應，連轉發公眾號文章時，也下意識自問“轉發的目的”？從而逼迫我們的大腦，即使在使用手機的過程，也在思維運作進行思考。轉換產品象限
電子媒介的便利，培養了用戶的依賴和推廣了美好生活的正向力量，但同時，產品開發用戶在創造產品時，並不是時時站在用戶的角度，為用戶謀取利益的，就如遊戲的開發，如果處於用戶健康的利益考慮，那麼開發者勢必會失去一大批用戶成癮所帶來的效益。
電子產品的發明，就在於誘發用戶的依賴性和上癮性。 《上癮》一書中，作者對於產品製造商的目的也進行了拷問：“該產品會幫助用戶大大提高其生活質量嗎？”
根據用戶的維度，他將產品製造商分為四個類型：健康習慣推廣者、兜售商、娛樂用戶者、經銷商。
健康習慣推廣者在於理解用戶需求，開發極大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產品；
兜售商相信自己的產品可以極大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然而自己卻不使用該產品，併為自己不瞭解的人提供解決方案；
娛樂用戶者不相信自己的產品可以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但是娛樂用戶自個兒也會使用自己的產品；
而經銷商既不使用產品也不相信產品可以提高生活質量。
透過這四個象限，我們發現，大量的刷屏時代和網絡產品背後，都帶有不同的“目標性”：朋友圈的發明在於想要改變人們的社交圈，《王者榮耀》《憤怒的小鳥》不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卻給予我們娛樂，
然而類似抖音大量的帶貨視頻，網絡大量的觀點文章，在於“兜售商”們未必也相信的產品魅力和可靠信息，而僅僅為了流量。
有位朋友的兒子長期沉迷於遊戲之中，為此荒廢時間和學業，對此朋友對“遊戲”真是恨之入骨，單單聽到這個名字都不想聽。然而，卻是這四個象限幫助他改變觀念。
他思考到並不是所有的遊戲產品都出於“成癮”利益而開發的，有些益智遊戲能夠適當地減輕壓力，刺激人們的動力和創造力。
這四個象限，並沒有讓朋友從對遊戲的恨惡轉化為喜悅，但是他卻轉換了思維，從產品製造商角度思考。
由於他不能直面控制孩子的思想和行為，造成反彈效果。於是，他思考能否為孩子找到一些能夠真正有用的遊戲？ 類似於思維訓練，益智培訓等的遊戲？
他從一個遊戲抗擊者變成接受者，而兒子由於父親的轉變，反叛心理逐漸沒有那麼強，反而在益智的遊戲中，慢慢擺脫了“成癮”的習慣，漸漸控制自己玩遊戲的時間。
轉換產品象限，透過本象看本質，有助於我們理解成癮背後的誘因，觸發大腦慢思考，從而尋找對自己真正有用，能夠提高生活質量的產品。電子產品的發明應該用來自我增強，而不是自我逃避。
學會知識遷移
有一個詞，叫做“谷歌效應”！
2011年，哈佛大學的丹尼爾·韋格納發起了一個實驗，給每個志願者看了四十個小短句，然後讓他們把句子輸入電腦中。
一半的志願者被要求記住這些內容，而另一半則沒有被要求；
一半的人瞭解自己的輸入將被儲存於電腦，而另一半人則被告知任務完成後輸入的內容會立刻被刪除。
實驗結果是，那些被要求記住這些句子的人，記得沒有比另一半人多多少；
但那些知道自己的工作很快就會被清空的人，得分比另一半人高得多。
由此可見，記住事實與有沒有被要求無關，而是能在網上找到的信息，大腦會自動遺忘，這就是“谷歌效應”。
“谷歌效應”，也就是將網絡數據當做自己記憶的一部分：存儲豐富的數據庫。“谷歌效應”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比如，參加畫展看到創作奇作，忍不住拿出手機記錄在案；參加會議，不斷用手機記錄PPT和會議內容.....但是這些可以“記錄儲存”的信息，卻未必會被我們的大腦記憶，就如我們的手機儲存著多少未必會再翻看的PPT。
科技的進步讓我們對電子設備的依賴與日俱增，“有問題？找度娘”的便捷也充斥我們的日常，GPS 定位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沒有去過的方向，卻未必能幫助我們記住去時的路。
當我們覺得可以在網絡再找回這些信息時，我們就很難回憶信息本身。而“谷歌效應”告訴我們，當我們所記的東西沒得找了，不能夠很容易找到它，或被刪除時，大腦才會使勁去記住它。
這也就是為什麼網絡時代科技電子設備越發展，我們腦子裡裝的東西卻越來越少的原因，就連寫字這項基礎技能，由於智能拼音的發明，導致我們很多漢字都不會寫了。
學會知識遷移，要求我們所知道的“知識”，不僅僅停留在網絡和雲端技術中，21世紀的生活里人們擁有使用各類應用程序的方法，看起來過得也不錯。所謂的專業知識，網絡雲端也已經存儲了，而且更新速度比人腦還快，檢索知識的速度也比我們快，如此，我們是不是就“融匯貫通”，“樣樣皆知”了呢？
然而，在對學校進行調查中，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得出結論，儘管美國年輕一代有著比以前歷代人都要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在依靠維基百科來做作業的他們，解決問題的技能都較弱，對常識性的知識掌握也是一片空白。
單純依靠“刷屏”時代，我們並不能成為“知識”收割者，相反，我們要學會知識遷移，將百度百科知識，常識性內容，遷移入自己的大腦，讓大腦成為真正的雲端科技，而不是電子設備。
就如我的朋友，在學生時代學習動畫製作時候，每次課堂上總會將老師的知識點用手機拍攝記錄，但是回到宿舍從來沒有翻開復習過。而作為文科藝術的她，對於“動畫”這種技術性操作，單純拍攝知識點，也沒有實操學習。
很快，一整個學期下來，即使她從來沒有逃過課，每次課上也很認真的“記錄”知識點，但學期末複習的時候，她壓根兒也不理解如何操作，連所謂“圖層”“移動”的操作也不懂。毫無疑問，她的期末考試不及格了！
當你覺得所有東西都可以“找度娘”時，有一樣東西你永遠都搜不到，那就是“你自己應該搜索什麼”，如果沒有知識遷移進入自己的大腦，自己沒有觀點，沒有思想，總不能百度一下吧？
結語
5G網絡時代，我們是無法脫離電子設備給予我們生活帶來的改變，但是它真正幫助我們變得更好嚒？
“寫下執行意圖”“轉換產品象限”以及“知識遷移”不會改變我們使用電子設備的行為，但它從大腦思考層面改變我們和“網絡”共存的方式 ，通過大腦系統的思維運作，多多思考，學會成長，從而理性控制。
最後，這是一個“人機共存”的社會，在未來人工智能即將代替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中，我們應運用“刷屏時代”通過網絡更多進行自我培訓和成長，在“共享經濟”時代中，我們要明白，“電子科技可以做分析性思考，而人類，則用溫暖和關愛，傳達機器的分析！”，唯有不斷的思考，培養人性裡的溫暖和關愛，才在這奧妙的網絡時代，讓我們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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