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是我國最古老的絃樂器之一，亦名瑤琴、玉琴、素琴、綠綺、焦尾等。《樂記》中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周時的制琴水平已很可觀。《詩經·定之方中》有：“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句，是說制琴所用材料。椅，屬梧桐一類，青色；桐，即梧桐；梓，屬楸類；漆，漆樹。其中，桐梓在以後數千年中，一直被當做制琴的理想木材。
琴的各個部位都有稱謂，如：龍池、鳳沼、承露、弦眼、琴軫、鳳眼、護軫、琴尾、雁足、琴徽等。琴面用桐木，屬陽，琴底用梓木，屬陰，取陰陽相配之義。面圓像天，底方像地。寬六寸，象徵六合。長三尺六寸，象徵三百六十日。徽十三，應律呂象徵十二月；餘一象徵每年的閏月。弦有三種節聲：自尾至中徽為濁聲；中徽至第四徽為中聲；上至第一徽為清聲，始於黃鐘而終於應鐘。文上叫池，池即水，取平之義。琴前寬後窄，象徵尊卑。
龍池八寸，象徵八風。鳳沼四寸，象徵四氣。腰腹四寸，象徵四季。龍池，指龍潛伏在此，出則興雲雨而澤萬物，有如君主之仁。鳳沼，南方的珍禽，沐浴後歸來，自潔其身，有如群主之德。琴軫，以其急於發令，很快以成禮。軫側有鳧掌二所，有護軫之功而合制。琴底有雁足，用棗木，表其赤心。
縱觀中國琴的發展史，可以說歷代制琴名家輩出。漢有蔡邕焦尾名世，隋有趙取利，唐有雷霄、雷盛、雷威、雷班、雷文、雷迅及沈鐐、張越、李勉等。大中進士金儒、僧人三慧也以制琴名世。宋代制琴設官，長短大小均有定製，故名官琴，不合規矩的稱為野琴。宋代的制琴名手有蔡睿、宋仁濟、道士衛中正、趙仁濟、馬希先、馬希仁、金公路、金淵、陳彎道、嚴樽、馬大夫、梅四官人、龔老。元明時期有嚴古清、施溪雲、施谷雲、施牧州等。明代有成化年間的豐城之萬隆、弘治年間的錢塘人惠祥、高騰、朱致遠、祝海鶴等。這期間尤以施、朱二氏所制琴最多，今日可得見之佳琴，皆二氏所造。
琴是我國一種古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彈絃樂器，也是我國樂器的主要代表，影響極大。因而在音樂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常常成為士大夫抒發感情的高雅樂具。
漢儒認為，琴是天人合一的體現，具有超越其他樂器的最高琴德。甚至有人說，在文化史上，琴德輻射影響是最廣的，深刻影響了文人的思想、美學、文學。圍繞琴形成了很多文字體裁，如琴賦、琴詩、琴贊、琴銘。漢晉時已有《琴賦》出現，唐宋時期有關聽琴、彈琴的詩車載斗量。琴不僅能溝通同代人的心靈，也是顯示與祖先對話的媒介和求索真理的知音。朱熹《紫陽琴銘》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視琴為修身養性的工具，還要與琴共探宇宙萬物奧秘和哲理。
傳說先秦時期琴師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彈琴，樵夫鍾子期竟能領會這是描述“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驚曰：“善者，子之心而與吾心同。”子期死後，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絕弦，修身不操。
曲阜孔廟自明代以來，一直沿用七絃十三徽形制的古琴。在樂懸中將古琴置於特製的琴桌上。孔廟雅樂中的古琴素居“堂上樂”的席位，是演奏旋律的主要樂器之一。從遺存琴譜中可知，自明代以來，其琴調、琴序、徽位、指法等均已固定。
在祭祀雅樂中，對於古琴的奏樂，有制於演奏俗樂的要求。因為祭孔音樂是承襲古代“中和之樂”。古代中和樂派歷來以取“天地之中氣”為祭祀作樂之本。所以，為了追求所謂的“中聲自出”而定有“中徽為君”之規。如《聖門樂志》曰：“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而琴以中徽為君，中徽者，第七徽也。其位黃鐘，中聲寄焉。若求其中，則寓於絲之緊慢，緊慢適中，其聲自出。是聲乃聲之元，天地之中氣，萬世作樂之根本也。”
在孔廟樂懸中配置古琴，是古代雅樂的傳統編制。在祭祀孔子的禮樂中有古琴和竹管樂器以及陶壎等相諧輝映，發揮了它的獨特性能，使莊重古樸的祭祀樂舞增添了肅穆和雅的音樂色彩。因此，孔廟樂懸鐘的古琴數量，歷來處於“領銜”地位，可謂古代雅頌樂舞表演中不可或缺的樂器。
古琴在古代祭祀儀式中的作用，不單是為了追求其音樂的古典風格和民族色彩，還有古代音樂美學觀念方面的因素。我國古代音樂美學觀點認為，禮樂之振興，既得教化之功效。而且，認為古琴之聲既通天靈，感格於神，又達人心，教化於民。唐人薛易簡在其《琴訣》中，對於古琴的音樂功能曾有“可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悅情思，可以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絕塵俗，可以格鬼神”、“八可”之說。明代琴師楊表正也曾宣傳過古琴樂曲神妙：“琴者，禁邪歸正，以和人心。是故聖人之制，將以詔身，育其情性，和矣！抑乎淫蕩，去乎奢侈，以抱聖人之樂。”這就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古琴會在雅樂中佔有重要席位了。
選自濟寧歷史文化叢書《祭孔禮樂》：孔德平 彭慶濤 孟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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