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儉學是第五代。

從1915年開始，中國知識界的李石曾(188l—1973，1902年留法)、蔡元培(1868—1940，1907年留德)、吳稚暉(1865一1953，1901年留日)、汪精衛(1883—1944，1903年留)等人激奮于振興中國的科學技術，鼓勵青年向西方學習，提倡“勤於做工，儉以求學”，發起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在里昂、北京等地設立分會，招尋自願赴法求學的青年。在河北高陽縣辦“留法工藝學校”，為貧寒子弟留法做準備。李石曾還組建“法華教育會”，與法社會各界建立聯繫，為留法創造半工半讀條件。到1916年已接待100多人，至1920年赴法求學人數已達1 600人，逐步形成全國性潮流，延續了20多年，為以後中國的政治、科技、文化、藝術各項事業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培養了大批棟樑人才。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維漢、蔡暢、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前後赴法勤工儉學的。嚴濟慈、童第周、徐悲鴻、錢三強、肖三、冼星海

第六代是20世紀20年代留蘇學生。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兩年後，於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共產)國際，1920年5月決定建立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招生對象是蘇聯遠東各少數民族和亞洲各國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王一飛、柯慶施、彭述之等首批去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東方大學中國部改名為孫逸仙大學，又叫中山大學。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選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學…。張聞天、葉劍英、王稼祥、秦邦憲、羅亦農、許光達、楊尚昆、伍修權、烏蘭夫、廖承志、劉伯堅、譚平山、蔣經國、屈武、谷正綱等都在東方大學或中山大學學習過。1923年以後，朱德、鄧小平、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聶榮臻、李富春等從西歐轉到莫斯科東方大學。1926年中山大學在校生340人，1927年達到800人。截至中山大學1930年關閉，留學生總數當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聯共(布)遠東局在滿洲里開設政治學校．畢業後分送蘇各大學續讀，共接收中國學生310人(其中廣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雲南、黃埔軍校各10人)o。

從1927年到1937年期間的留學生可稱為第七代。

歷史學家們稱之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赴歐洲、蘇聯的留學生絕大部分成為優秀的革命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走向勝利的支柱力量。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繼續向美、英和西歐各國派遣官費留學生，每年有100人左右，最多時每年達千人。自費留學的人數也日益增長。除清華大學繼續選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機構的支持也有利於中國留學潮保持不衰。由於二戰時交通不便，很多人畢業後留在國外長期工作，戰後回國時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熟習現代產業技術的工程師，為中國科學研究體系和工業基礎的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八代是指1938～1948年期間赴歐、美的留學生。

抗戰期間，留學人數銳減，從1938年至1941年僅有300人左右出國留學。抗戰勝利後，全國上下渴望進行和平建設和加速國家工業化進程。戰爭時期中國武器裝備的落後，激勵了新的留學熱潮。當時政府制定了《自費留學生派遣辦法》，為大批學生和學者到西方學習和工作創造了較有利的條件。

據教育部統計，到1950年滯留在各國的留學生和學者有5 000多人(其中滯留美國3500、日本l200、英國443、法國197、德國50、丹麥和加拿大各20人)，大多數是抗戰前後出國留學或工作的。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中央和老一代科學家們召喚學子們回國工作。1949～1954年經過坎坷挫折和堅毅不撓的鬥爭而回到祖國的1424人。多數是從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國(85人)回來的。到50年代末回國人數增至2 500名。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趙忠堯、郭永懷、李恆德、師昌緒、陳能寬、侯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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